5 来自贫民窟的朋友
那年我在伦敦，透过厨房窗户斜着眼睛看远处的一架直升机，这时有一通越洋的销售电话打了进来。“赛德瑞兹先生吗？”他问道，“请问电话那边是您吗？”那个男人说话有口音，虽然说不上具体是哪里的口音，但他一定不是个富翁。他的声音中有一种狡诈的感觉。除此之外，还有痢疾和芒果。
“今天早上打电话来，是想为您介绍一款手机，”他进入正题了，“但绝对不是一款普普通通的手机！使用这款手机，您可以将拍下来的照片发送给朋友。”
“抱歉，”我告诉他，“我没有朋友。”
他笑了。“不会吧，赛德瑞兹先生，但实话实说，这款全新的拍照手机比您手头的那款好太多了。”
然后我告诉他自己没有手机，他接着说：“那就更好了！”
“不，”我说，“我不想要手机。我用不着。”
“您怎么可能用不着手机呢？”
“因为从来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噢，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仍不肯放弃。
我告诉他，家里的座机就已经完全够用了。
“但如果您有了手机，其他人都会仰望您的。”他说，“这一点我确信无疑。而且这款产品还有免费试用期，您可以把它当作一份暂时的礼物。”
休只要听到那人念错了自己的名字，就会直接挂断电话，但我没有这种天赋，无论电话的内容有多么无聊。我的大脑和舌头之间仿佛存在短路，于是“别他妈烦我了”最终成了“嗯，也好。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然而，今天这款手机毫无机会。“听好了，”我忍不住说，“你想把手机卖给我，就好比我想把……浣熊卖给你。”
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我意识到他可能不认识“浣熊”这个词，于是拼命想替换成一种生活在贫困国家的体型差不多的动物。“或者是猫鼬，”我说，“又或者是……蜜獾。”
“我还是要把手机寄给您，赛德瑞兹先生，如果您不满意，可以在三周之后退货，不必支付任何费用。”
“但问题就在这里，”我解释说，“我肯定不会满意的。甚至连包装都不会拆开，签收这么一个注定要被退回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那个男人思考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赛德瑞兹先生，您是个坦率的人，我很欣赏。我明白您不想要手机，但依然非常享受与您的这次谈话。你觉得以后我可以再打给您吗？咱们不谈推销的事，随便聊聊您感兴趣的话题。”
“当然，”我回答道，“那再好不过了。”
第二天早上，我的电话响了，发现不是他打来的，这令我十分失望。其实我也很享受与他的那次谈话。推销那部分内容确实有些烦人，但在那之后，我希望我们能继续聊聊别的事情，听他说话就像读我最喜欢的那类书——讲述那些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的人。具体来说，是那些生活不如我的人。住在黄金屋里的就算了，但如果是住在臭水沟旁的旧冰箱里的，请务必给我打电话！由我付费也可以。
“你的生命中需要有这样的人，能让你自我感觉良好起来。”我妈妈以前这样告诉我。她第一次说这句话时，我才十四岁，刚上九年级。那时我们的学校刚刚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于是我想邀请一名新同学来我祖母的公寓参加派对。我心中的人选名叫德莉莎，与我截然不同——我白她黑，我瘦她胖——虽然我家仅仅是中产水平，但比起她家来已经算是富裕了。
坐校车上学的孩子们都来自南边。那里是我们去海滩的必经之路，但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把车门锁好，还要把车窗摇上来，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不知道哪栋破房子是德莉莎家的，但估计是最破的那一栋。即使打扮好，那女孩看上去依然像个穷人，不是粗鲁、目中无人的那种，而是已经放弃挣扎、接受贫穷命运的那种。她身上的衣服看上去都是别人扔掉的二手货，更适合某个邋遢的妇女，而不是一位少女。她的鞋跟已经被踩平了，变得像卧室里的拖鞋一样。此外，由于体重过大，喘粗气和大汗淋漓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那一年，住在北边的人了解到了一点，黑人间也会互相歧视，就像白人一样，甚至连原因都差不多。德莉莎肤色很深，因此给她带来的不幸，似乎比体重带来的更加深重。她的面容有种过时的感觉——饱满的脸颊，圆圆的、受到惊吓的眼睛，大片眼白与脸上其他部分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我们学校有两个超重的黑人学生，人们经常把她们搞混，这令我十分吃惊。另外一个女孩黛布拉有一头波浪式的头发，其中高高耸立的那根斧柄一样的东西是一只大号宽齿梳的把手。她课桌上的书从不翻开，当老师让她翻到第三十六页时，她嘟囔着表示，她才不会把什么鬼东西翻到第三十六页或是第二百页呢。
“你说什么，黛布拉？”
“没说什么，夫人。”她是这样回答的，接下来则是闭着嘴说出的一段几乎听不清的话，“没错，我说了。把你的丑脑袋从屁股里拿出来就能听到了。”
“不好意思，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接下来是，“有啊，贱人，你就是我的问题。”
相对来说，德莉莎更加胆小、甜美，留着不长的圆蓬式发型，说话的声音轻柔，像个小孩子一样。我本以为她这么害羞，会是个好学生，结果发现这两者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没错，她很有礼貌，貌似读书也非常用功，但和那些北边的学生比还不够，我们两个上同一节英语课，虽然我心中认为我们是朋友，但她的沉默寡言导致我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像所有新来的孩子一样，她在表达“住”的意思时用“待”这个字，比如“我待在南桑德斯街”或者“我待在查韦斯高地”。德莉莎同姑妈住在一起，结果到她嘴里成了“故妈”。
对于她的私生活我只知道这些。其他信息都是我假设的。首先，我认为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内心渴望改变，而我们的关系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她。一个人似乎不会这样想自己的朋友，更别说是暗恋的对象了。开学几周后，我就帮她完成了这些设定。十四岁时，我觉得差不多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每个人都在问我是否要和她确立恋爱关系，至少那些恶心的家伙们都在问，特别是信奉希腊正教的男孩，这些人婴儿时代起就被称作“少女杀手”，难以想象他们伤过多少少女的心。好像光是在三周大的时候和姑娘约会还不够，还要脚踏两条船。
对于我所在的主日学校班级的其他男生来说，问题是：那个幸运的姑娘是谁？而对于我来说，问题就变成了：还没找到对象吗？虽然当年我绝对不会承认，不过德莉莎的身体确实吸引了我，就像其他女性那样。她的身体对我来说与拉拉队队长的毫无区别，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找一个来自城市另一边的二百五十磅的女生做女朋友呢？
我头脑中出现这个想法时，恰逢我的希腊祖母从我们家搬进新建的养老公寓——“资本大厦”。她完全无法适应那个地方，她是那里唯一未在美国出生的老人，而且也拒绝使用那种特别美国化的方式令自己快乐、年轻起来。在祖母的家乡，高龄不是一件需要掩饰或逃避的事情。相反地，你可以欣然接受这一事实，因为衰老在希腊并非毫无益处，谢天谢地。在那里，你和自己的子子孙孙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比你年轻的都成了你的走卒。而在美国，上了年纪只会为你带来一间涂成紫色的卧室，以及门上的贴纸。某一天，儿媳妇确信她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你就只好搬到公寓里去了。更准确地说，是一居室公寓，相当于卧室加上厨房。
资本大厦正在策划一系列活动。十月初的一个周日下午要举行一场联谊会，而我决定那将是我和德莉莎第一次约会的地点。
“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我妈妈说。
“没有，”我告诉她，“让她跟祖母见面一定很有趣。”
“有趣？”我妈妈用声调就说明了她的态度，除非是要拍摄一部关于忧郁的纪录片，否则我祖母和“有趣’二字沾不上边。至少当时对我们而言是这样的。如果我能回到1972年，如果我能够听懂希腊语，她可能会告诉我各种各样好玩的事情：忍受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什么感觉，被自己的家庭卖掉并被迫远赴异国他乡又是什么感觉。从埃利斯岛①，她来到了纽约州的柯兰市，本州西部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她和她冷酷无情的丈夫开了一间书报亭，和他们的现金箱一般大小。青春被剥夺的感受如何？对于两种语言都目不识丁的感受又如何？在四十岁时嘴里的牙就掉光了呢？我真正明白的只有一点，祖母爱我们。她的爱并不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呈现——在说出我们的好品质方面，她甚至还不如那只猫——但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偶尔我会允许她轻轻抚摸我的手。我们这些孩子偶尔都会这样做，我们都把这当成了一份工作。噢，有人爱的感觉多么美好啊。①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南的一个小岛，1892年至1943年间曾用作移民进入美国的检查站。
我祖母正是我成年后乐于交往的那类人，她们有无穷无尽的倒霉事可供述说，但又没有把它们写成一本书的愿望。但当时她不过是一项义务。如果必须去联谊会，我想顺便干点别的——比如带上德莉莎。我们只需要手拉手走进去，那些老人家就会兴奋起来的，我祖母肯定是最兴奋的那个。“那小黑是谁？”她大概会这样问，因为那是她一直在用的词，无论我们对她喊过多少次“应该说黑人”。
“我可不想掺和这件事。”我妈妈说。
“这么说你不肯开车送我们了？”
她拒绝后，我埋怨她心存偏见。“你就是见不得你儿子和有色人种的女孩子约会。”
她解释说并不关心我和谁约会，但我就是不能把那个叫德莉莎的带到资本大厦去。
“那好吧，我带她到教堂去。”
“去教堂也不行，”我妈妈告诉我，“这对她不公平。”
“你就是不喜欢跟你不一样的人！”我喊了起来，“你就是害怕自己的外孙会有一半黑人血统。”
我从带某个可怜的女孩去敬老公寓聊到了跟她约会的事，又聊到了抚养我们的孩子的事，这次谈话已经超出我的控制范围了，而我妈妈，作为三个青年儿女以及未来另外三个孩子的母亲，没有半点慌张。
“没错，”她说道，“我希望你娶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也拿着大个的米黄色手提袋，腿上也有很多条血管。话说回来，要不然我和你爸爸离婚得了，然后咱们两个私奔？”
“你真恶心，”我受不了她了，“我绝不会娶你的。绝不！”我带着夸张的愤怒表情走出了房间，但心中却在想：我刚刚是拒绝了我妈妈的求婚吗？而转念一想，心中不由得暗喜：我终于自由了！我计划的一部分就是给老人家找别扭，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多么偏执——而且是在礼拜日！——我仍然十分憧憬这一部分。但真正执行起来却有些麻烦。到时候是没有公共汽车的，所以必须有人开车带我到南边，接上德莉莎，然后再穿越城区回到这里。当我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之后，还得想办法把她送回家去。我猜她姑妈肯定没有汽车。既然我妈妈不肯开车送我们，那就只剩我爸爸了，可就算我约会的是个白人姑娘，而且答应承担油费，我爸爸也不会离开电视机前半步的，他还要看橄榄球比赛呢。当然了，办法总会有的，但接受现实并取消约会似乎是更简单的出路。
当被外界误解、责备时，爱情显得尤为甜美。就德莉莎而言，其实我们几乎不认识对方。她对我有好感这件事完全是推测，推测的根据并非她的言行，而是我残忍的假设——其他人是不会对她感兴趣的。我们最亲密的一次对话发生在一天下午，我解开上衣的纽扣，让她看里面藏着的东西：一件T恤衫，上面画着半空中一只公鹅骑在一只母鹅身上，公鹅的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满脸都是心满意足后的疲惫。“你看，”我指着衣服胸口上写的字说，“这里写着‘联合航空’。”
德莉莎眨了眨眼。
“那是一家航空公司的名字。”我对她说。
“你真是疯了。”她回应道。
“是的，没错，我就是疯了！”
周一的联谊会后，我向德莉莎坦白了，说我本想带她去一个特殊的地方，但我的父母不同意。“我讨厌他们，”我告诉她，“你都不敢相信他们有多大的偏见。”
我不知道期待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回应，但失望的表情会是个不错的开始。如果这段关系能够发展下去，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点，但看来是没有可能了。她只说了一句“没关系”。
“不对，怎么会没关系呢，”我对她说，“这简直太糟糕了。”我把手放到课桌上，在她的手上面，然后低头看着，心想这是多么美的一幅画面啊。这大概就是“亲密”的感觉吧。我本期待我们之间会产生火花，但心中感受到的只有不自然和失望，再说往我们这里看的人也太少了。
至于德莉莎，第一次被别人主动亲近的感觉如何呢？尴尬？愤怒？也有可能这并不是第一次。也许这类情况发生过太多次了，她也只是顺从。
“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当我把手拿开并坐回自己的座位时，心中这样想着。我觉得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但感恩节时我就和一帮中产阶级的流浪者打成一片了，几乎把她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见面时还会打招呼，但从没有一起吃过午饭、给对方打过电话，或者任何真正的朋友做的事。在后来的几个年级中，我似乎没有再见过她，也不清楚她后来是和我上了同一所高中，还是留在城市南边上了恩罗伊高中。后来再见到她已经过了足足七年。那时我已经从第二所大学退学，在离罗利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找了份家具抛光的工作。每天骑车回家时我都会路过一间折扣店，一天下午正好碰到德莉莎从店里走出来。她穿着工作服，身上还别着胸牌。我停下来和她打招呼，而她似乎真的还记得我。
“这么说，你是这个店的经理喽？”我问道。
而她回答说：“你真是疯了。”
我觉得德莉莎经营一间折扣店和一件印有“联合航空”的T恤衫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事，所以听到她的回答我有些伤心。我心中的她既务实又有责任心，但实际生活中的她善良、腼腆，而且看上去依然贫穷。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我明白友谊是强求不来的。你不可能一边翻看通讯录一边想：韩国人都在哪儿来着？或是，我得见更多的瘫痪人士。并不是说交这样的朋友有多么古怪，而是想交到这样的朋友必须精心计划。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交的朋友都来自中产家庭，而且在我们看来，都很有文艺气息。我们都拒绝特权，但欣然接受自己有权享受特权这一事实。没人想打电话向家里要钱，但我们都清楚，父母会在危急关头拉我们一把。正是这一点令我和德莉莎越走越远，而不是因为种族的缘故，而对于那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而言，怎么不对这样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愤怒呢？
第二天路过折扣店时，我想起了家里原来的女佣莉娜，我弟弟出生时她开始来家里帮忙，直到祖母从家里搬走。她经常和我妈妈聊天，虽然我妈妈同街上的其他妈妈一样，将她们家中的女管家当成朋友，但我知道她心中的真正想法——“我花钱雇来的人，得跟她好好相处。”又有多少位妈妈会和其他人家的女佣出去闲逛呢？奥康纳一家如果看到我妈妈脖子上挂着水壶出现在他家门口会怎么想呢？“玛桑德拉下班了吗？我觉得我们两个这周末可以去试试宿营。”
也许在远离汽车、彩色电视和空调的帐篷里，一段友谊真的可以生根发芽。可事实上，需要克服的不公平之处太多了。如果你想交一个与你经济状况截然相反的朋友，那么最好是找一个笔友，就是小学生经常找的那种。笔友会从远方写信告诉你，他的单峰骆驼逃跑了。你则在回信中说自己的自行车轮胎瘪了，之后他又在回信中说他们国家在八月份有举行宴会的传统。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通过邮件交流的，所以他永远也无法见到你在市郊的新房子，而你也无法见到他家用来烧水的轮毂罩。而且，你只是个孩子，第一反应肯定不是“呃，竟然是只单峰骆驼”，而是“哇噻，单峰骆驼”。也可能是一只浣熊，一只猫鼬，或者一只蜜獾。
几周的时间过去了，手机销售员没有再打过来，我开始为他的工作担心了。不过，也许只是我的文化精英情怀作怪，才觉得他的生活状况在不断恶化。他难道不可能是得到了提升吗？或者比那更好，从电话销售中心来到了一个大牧场？“够了，”我对自己说，“一旦他适应新工作，搬进那栋看好了的房子，女佣走后再弄明白哪个是电视遥控器，哪个又是DVD机的遥控器，他就会想找人聊一聊了。他便会找出我的号码，接着拿出手机，然后，上帝啊，直接拨通我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