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一动不动
二十三岁的时候，我在罗利市中心的一家饭店打工。那个地方并不是只提供素食，但有这种倾向。人们称之为，“自然”。我赚得不多——每小时三块五——但饭店提供午饭，而且偶尔还能带剩菜回家：只剩一半的不新鲜的皮塔饼，杯装的米黄色芝麻酱调味汁。还有生菜。厨师一周要烤两次火鸡，她把肉都切下来做三明治之后，我可以把骨架拿走。拿回公寓后，我会炖一大锅汤，搭配涂着蛋黄酱的饼干或者裹上米饭的炸蛋卷来吃。
我在饭店的工作一般十一点开始，三个小时后结束，扣除税款后每周可以挣到四十美元。而我的房租是每月一百五十美元，所以还得去干其他兼职：运气好的话可以接到粉刷公寓的活儿，或者是到建筑工地帮忙——这是靠口碑赢得的机会，但次数很少。我应该辞掉饭店的工作，找一份更加稳定的差事，但我告诉自己自由时间才是最要紧的，因为我真正的工作离不开它，那就是雕塑。这也不能算是异想天开。我参加过几次雕塑比赛，其中一次还是在州立美术馆举行的。我每天都会花几个小时在这上面。绑木棍，整理纸板箱里的东西。还在索引卡片上打些晦涩难懂的话，然后吊在天花板上。
我能轻易找到一份全职工作，等晚上回了家再摆弄木棍，但我需要那种贫穷的感觉，作为真正拥有创意的证据。当然了，这是个俗套的想法，但时不时总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印证。人们不说“艺术家”，而说“挨饿的艺术家”，所以即便你干的事不会有结果，只要挨饿了，也算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不对？
身无分文还可以作为保持现状的借口。二十岁时什么也拦不住我。那时我无所畏惧——敢跟人打赌搭顺风车去墨西哥。我在旧金山住了一阵子，后来又到了俄勒冈州。最后还是回到我父母的地下室，一无所有。自从回到罗利后，我取得的最大成绩便是搬进了自己的公寓，多亏了我爸爸的坚持和刀子的威胁。我妈妈倒是时常带些杂物来看望我。“我只是觉得这些肉你可能用得上。”她边说边递给我一袋泡在血水里的碎牛肉和猪排，有时还塞着二十美元。
1981年冬天，我的情况有了好转，那一年我妹妹格蕾琴搬到我楼上的房间。因为我年长几岁，她还是相当仰视我的；虽然没有仰到脖子疼的程度，但足以让我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物了。在父母眼中，我就是一条在泥浆和粪便里蠕动的虫子，拼尽全力只是想到达前面那株迷幻蘑菇；但在她那里，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我没有破产，只是在休养生息，为接下来大干一场做好准备。
格蕾琴在北卡罗来纳州大山里的大学上了两年半，那里也是我曾经待过一段时间的地方。现在她想转学到罗德岛设计学院，还保证说如果成功了，她绝对不会把学校简称为“罗设院”。
“到时候再说吧。”我嘴上这么说，但心里明白对于真正忙碌的人来说，首先舍弃的就是多余的字眼。
格蕾琴提交了相关材料，在等待学院回复时，她报名参加了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的昆虫学课程，同时在大学附近的比萨餐厅做服务员。每次下班时她都拿几块客人剩下的比萨，虽然有时上面的蘑菇或者意大利辣香肠已经被吃掉了，但还是会用锡纸包起来带给我。在我自得其乐的时候，她会把自己养的昆虫拿出来溜溜，其中一两只在广口瓶里就已经奄奄一息了。那个瓶子她总是随身带着，结果成了一间移动的毒气室，只要被她盯上的草蜻蛉、石蛾或者沙螽，就别想有好下场。
到了第二年春天，死在她手上的昆虫数量又上升了，而我也在大学里找到了其他工作——在人体写生课上当模特。并不需要裸体，甚至连上衣都不脱——我这人太害羞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方才很少叫我去。因为我不脱衣服，所以那个叫萨拉的女教师鼓励我多带些衣服来，上面的图案越花哨越好。“别忘了还有帽子！”她总是提醒我。
一动不动地待在整个教室的学生面前时，我发现自己的思绪总是会跑到钱上，特别是一次煮熟的鸭子飞了的愚蠢经历。当时新年刚过，我和朋友一起去华盛顿特区的赫希洪博物馆。参观展品之前，我们把东西留在了衣帽间的女管理员那里。临走时，我把存根给了那个管理员，她在架子上找了一会儿，然后递给我一件长及脚踝的貂皮大衣，整件衣服都是红褐色的，还有绿宝石色的缎子衬里。这玩意儿比我想得还要重，就像扶着一头倒在我怀里的熊。我本以为是管理员的恶作剧，但后来发现她并没有察觉。于是我转身就走，轻轻松松地出了大门。室外的冷风都快吹到脸上了，结果我还是胆怯了，转身回到了衣帽间。“不好意思，”我说，“你们好像搞错了。”
女管理员看了看放在柜台上的貂皮大衣。“你刚刚才发现？”她问。
“这臭娘们，”我对朋友抱怨道，边说边穿着从旧货店淘来的外套向停车场走去，“她本应该好好感谢我的。要是能给我点奖励就更好了。”
“你怎么会那么傻？”后来头戴涡旋纹头巾、站在教室中央的我如此问道，“那件貂皮大衣可能会令我的人生完全不同。”那不能算偷，严格来讲真的不是，我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大衣的真正主人反正也会得到赔偿的，这样一来，又有谁真正吃亏了呢？
格蕾琴和我住的地方——一栋破旧的大房子分隔成了很多房间——坐落在市中心和大学之间。我们两个都不会开车，所以上班或者去学校只好步行、骑车，或者死皮赖脸地搭顺风车，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半英里远的地方，在草坪修剪整齐的漂亮街区的另一边，有一家叫做卡梅伦村庄的购物中心，其中有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超市。一天格蕾琴从那里步行回家，一只手拿着买来的东西，另一只手拿着她的移动毒气室，结果被一名男子从后面冲上来袭击了，差点被拖进灌木丛。
他的攻击出其不意，但格蕾琴个子很高，至少按照塞达里斯家的标准来说不矮，而且力气很大。一旦稳住了阵脚，她就挣脱束缚，跑向最近的房屋求救。那所房子连灯都没开，于是她在马路中间一口气跑过了三个街区，终于来到了我们房子前面的草坪。我听到一阵砸门的声音，过去刚把门打开，我妹妹就冲进了厨房，浑身发抖，一声不吭——看样子是吓坏了，头发里甚至还有树叶。我打电话报了警，接下来给父母打了电话，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抢走了别人的劲爆消息，也意识到我的语气有多么夸张。“格蕾琴被人袭击了！”
赶来的警察一开口就说他曾经到过我的房间。“是一件毒品案子，很多年前了。”他告诉我，边说边用眼睛从厨房扫到了起居室，那里有从天花板吊下来的很多索引卡片。他记录了我妹妹的口供，然后开车去检查事发地点，这时我父母也到了，我妈妈连手提袋还没放下就说这都是格蕾琴的错。“晚上十一点还走路去商场，你就是自找的！”
我爸爸为了自己方便总是故意说错时间，他把责任都推给了我。“都凌晨一点了，你竟然让你妹妹一个人上街？”
“当时根本不是一点，”我说，“现在都还没到一点呢。”
“哦，放屁。”
这时警察回来了，拿着格蕾琴的购物袋，还有一个蛋黄酱瓶子，里面是一只就剩半口气的飞蛾和一个用指甲油泡过的棉球。“这个……是你的吗？”
我爸爸看了格蕾琴一眼，一副“我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的表情。“嘿，太棒了，”他说，“凌晨两点独自一人溜达着回家，顺路还能捉一只漂亮的小蝴蝶，是吧？”
第二天他带格蕾琴去了警察局，她和警察约好了进行照片辨认。袭击她的．家伙是个黑人。她注意到他穿一件白色T恤衫，但后来她的眼镜被打掉，什么也看不清了。
“好吧，”警察说道，“再说说裤子。好好想一下——是长裤还是短裤？”
格蕾琴刚回答完“长裤”，我爸爸就朝桌上猛拍了一巴掌。“太好了，”他说，“这下咱们可有线索了！”
那天从供应天然食物的饭店下班回家后，我发现爸爸和妹妹正在等我。“逮住那家伙的事不能指望警察，”我爸爸说，“咱们得开车去找，看能不能亲手捉住那小子。”
“咱们要开车去找一个黑人？”我问道。
“穿着长裤和白色T恤衫，”格蕾琴补充说，“衣服没法换，因为是永久黏在身上的。”
“别耍嘴皮子，”我们的爸爸说，“别忘了，那家伙想强奸你。你觉得那只是偶然，就像‘哦，这次没成功，看来我要换种活法了，要不去卖冰激凌’？”
生气的不止他一个。那天早上在饭店，我想象自己及时赶到，撞见了那个袭击我妹妹的人。在幻想中，我刚好在散步，周三晚上十一点在街上想些心事，这时突然听到女人的尖叫声，还看到灌木丛里有人在动。接下来，我一把揪住那个人的衣领，嘴里说着既有礼有节又咄咄逼人的话，比如：“不好意思，朋友……”然后我像电影里的男主角那样揍了他，我的拳头碰到他时发出咔咔的响声，他的下巴都被打掉了，活像个熟透了的甜瓜。后来我把他打倒在地，可是拳头没有要停的意思，直到格蕾琴冲了过来，嚷着：“戴维，住手！再打会把他打死的。”
那是一场迷人的白日梦，如果那个男人是白人，或者没有那么黑，比如西班牙交换生，或者来这边出差的夏威夷人，就更好了。有这么多种可能，他为什么非得是个黑人不可呢？而且还是在北卡罗来纳州，这里但凡出一点小事都可能变成大乱子。我想格蕾琴的想法和我一样——并非是她想就这么算了，而是她自己也被卷进了这俗套的剧情。更何况我爸爸现在还想组织个民防团。
当我注意到汽车后座上的棒球棒时，整件事变得更加诡异了。那玩意儿绝不是从家里拿来的——我们家拥有球棒的几率和拥有一支三叉戟的几率差不多。而且，那玩意儿还是崭新的，连价签都没撕掉。
“你买了根球棒？”
“冷静点，”我爸爸告诉我，“就算没能逮住那家伙，你弟弟也可能用得着那根球棒。”
“用来干吗？”我反问道，“保罗从什么时候起喜欢棒球了？况且你根本不认识咱们要找的人。”
我爸爸本希望格蕾琴可以通过肢体语言辨认出袭击她的人——他走路的样子，或是手臂摆动的方式。要是能记得那人的声音就更好了。那当然有可能，如果嫌疑犯的范围被缩小了的话——比如只从镜面玻璃后面排队站好的五个嫌疑犯中间选。然而现实是，罗利的十八岁至六十五岁间的黑人男子全部成了怀疑对象，尤其是穿长裤和白色T恤衫的。
“这太可笑了。”格蕾琴呻吟道。我们的爸爸已经开车经过了薄煎饼店，转上希尔斯堡街后没多久便停了下来，指着一个黑人男子。“那个人看起来眼熟吗？”他问道。
那个人看上去二十岁出头，拿着一听可乐往嘴里送，看到我们把车停到他身边，我爸爸把头探出车窗，他手里的可乐又放了下来。“听着，”他说，“告诉我去议会大厦怎么走？”
年轻人指了指我们过来的方向，表示离这里不远。
我爸爸转向了格蕾琴。“想起点什么了吗？”
“爸爸，求你了。”
感觉到有点不对劲，那个年轻人向外挪了几步，继续赶路去了。“喂，”我爸爸还在喊他，“喂，你！”
我们拦下的第二个黑人，胳膊上有一段破旧的石膏；第三个则是一口非洲口音，脸上的伤疤像猫的胡须一样。这时格蕾琴要求回去，她当天晚上还要去饭店打工，而我爸爸坚持要送她去上班。他告诉我，接她回家就是我的任务了。“我还是不敢相信，你竟然让她一个人在凌晨三点上街？”
似乎所有成年人都认同的一点是，格蕾琴步行去杂货店太疏忽大意了。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大意到这种程度，就不能责备袭击她的人，因为那人起歹念也是迫不得已，一个年轻女孩在那个钟点独自外出——居然还穿着短裤？
“但那只广口瓶不能说明些什么吗？”我争辩道，“分辨妓女和女大学生有那么难吗？婊子是不戴眼镜的。再说了，我怎么没事？我从来都是步行去商店的。”
当然了，规则对女士来说有所不同。在我的姐妹年轻时，每个人都被陌生人搭讪过，通常都是假装迷路来问路的司机。女孩们走到摇下的车窗前，发现司机的裤子拉链敞开着，那话儿都硬了，手还在忙着摆弄。每次遇到的男人都不一样——也许是戴墨镜的秃头，也可能留着长长的鬓角，眼神迷离——但塞达里斯家的女孩全都遇到过这样的人，无一例外。她们亲眼看到和自己的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自慰，回到家后却不会歇斯底里，而是有些茫然，仿佛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猫。
我感到被冷落了，于是问爸爸这种事为什么落不到我头上。
“噢，想一想吧，”他说，“向女孩暴露身体是一码事，但冲着男孩这样做嘛——那家伙必须得是个变态才行。”
还有那些往我家打电话的陌生人。“你想吃我的什么？”有一次我听到妈妈对着听筒喊道，“老兄，你要是想干这个，那可是找错人了。”然后她笑了起来，非但不残忍，甚至还有些诚恳。如果她回答说“稍等，我叫我女儿来听电话”，反正我是不会吃惊的。
对于露阴癖和打骚扰电话的人，最为滑稽的一点是，这些人通常会引起对方的同情。然而，动手动脚就是另外一码事了。还有种族的问题。并不是批评我爸爸执行了双重标准——如果是个白人强奸未遂，他一样会出去找人的。我只是觉得他不会像现在这样失望和不得其所。
照片辨认之后的那天，格蕾琴去上课了。我则在饭店上班，回到家时发现爸爸坐在我家门廊。看起来不管我妹妹在不在，他都要找到那个袭击者才肯罢休了。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就不是“可笑”那么简单了，但我想他也清楚这一点。深爱的人被陌生人袭击了，你可以坐在家里什么也不做，也可以拿上一瓶兑了水的冰镇伏特加开车出去，观察路边的每一个人，绝不是简简单单地看，而是仔细研究，就像人体写生课上的学生研究我一样。“噢，那可有点新鲜。”有一次我爸爸说道，示意我看一个头上戴着浴帽的家伙。
爸爸和我独处的机会很少，立场一致的次数就更少了，而这次竟然还带着一根球棒。我们两个人都想保护格蕾琴，但最终都没能做到。得到罗德岛设计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她搬到了普罗维登斯①，甚至学会了开车。一天晚上她开车归来，刚把车停在公寓前面，一个男人就拉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坐到了她身边。“他是个白人，”她回忆说，“穿着牛仔裤和红色格子外套。”幸运的是，她通过按喇叭把那人吓跑了。几个月后，在其打工的饭店忙活了一整天后，她一回家就睡着了，醒来发现三个男人站在床边。这次她不需要琢磨自卫的事情了，因为那三个都是消防员。她上床时把一锅爆米花落在了炉子上，后来厨房里的浓烟、邻居打来的电话和众人的敲门声都没能把她叫醒。① 美国罗得岛州首府。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那天爸爸和我在罗利市内巡逻之后，当时我们正忙着找那个强奸犯。在车上我们谈到了格蕾琴，想象最坏的情况，以此激发心中的怒火。然后我们又谈到了我的姐妹，以及她们是多么需要我们，呃，至少是他。后来我爸爸的酒喝完了，便开车把我送回了公寓，这令我十分失望。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地方有多么恐惧，还有那种失败的感觉。似乎我在通向成年的道路上错过了好几个关键点。我爸爸念完高中去了海军，后来上了大学，最后到了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从一点跳到另外一点，就像踩着石头过河。当然了，我不会选择这样的人生轨迹，但他的专一不得不让人赞叹。当我回想自己的人生轨迹时，只记得一周前吃了几片安眠酮，害得我踩空了楼梯，从我的房间摔进了格蕾琴的房间。我的余生也将这样度过吗？我想对爸爸说“帮帮我”，但实际说出的却是：“你能借我二十美元吗？”
“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他回答道。
“那么十美元呢？”
没过多久格蕾琴就拿到了她的录取通知。这个好消息取代了上次被人袭击的经历，虽然她还要等三个月才搬走，但感觉像已经走了一样。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那个事件现在成了一个句号，她也许会将这一段命名为“我真正的生活开始前的日子”。
她离开后，我十分怀念那些比萨，但我更怀念她，怀念有这样一个天真到可以相信我的人。她回来时就会变得像其他搬走了的朋友一样，只在圣诞节坐飞机回家来，让你感觉自己像个输家。而且他们不是有意这样做的。他们肯定会提到看见名人的经历，以及令人兴奋的新城市里的那些艺术展览和机遇，但话题总会回到罗利上来，并感叹有多么怀念这里。“就因为这里的人，上帝啊。”他们会说，“而且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方——这间公寓，戴维，你一个月要付多少钱？一百五十块？”
一个人想要搬家的话，积蓄是必需的，但更加重要的是气概。那天在华盛顿归还的那件貂皮大衣还不足以让我离开北卡罗来纳州。如果把它卖了，我的生活状况一定不会有改变，一周又一周地凑合活着，不断为自己找借口。其实我已经注意到了，在为人体写生课做模特时，我的身体一动不动，而我的生活也是一动不动的。这种情况后来又持续了三年，如果你哪里也不去的话，这算得上很长一段时间了；如果你哪里也不着急去的话，那么这几乎称得上永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