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作家，作家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应该被书挡牢牢夹在中间的话，我想就应该是作家的巡回演讲了。过去我参加的那些都是从某家独立或者连锁商店开始，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在另一家商店里结束的。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最显著的标志便是我2008年的巡回演讲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好市多①。① 美国著名连锁大卖场。
我参加的第一场活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那个周末我和姐姐莉萨在一起，为接下来为期六周的旅行做准备，这时她的丈夫鲍勃提出要去买个灯泡。“有人想去趟好市多吗？”他问道，还没等他找到钥匙我已经像狗一样在前门旁边大口喘气了。
住在城市里，想躲开超级大卖场并不是难事。那无情的灯光、橡胶和廉价模制塑料的臭味和我通常喜欢的购物方式相去甚远。但在好市多，我发现了镇痛药专区：阿纳辛、拜耳、泰诺——共有八家大品牌的产品。药片被两两放入信封，成排钉在颜色鲜艳的薄纸板上。像你在加油站柜台后面经常见到的那样。那里一小包可能就要卖两美元，但这里整个面纸板上的药——大概能吃一百五十次——只要十二美元。
在家时我会买一瓶百服宁或者布洛芬，就那样放着，但巡回演讲的时候我需要这种小包装——不是给我准备的，而是当成礼物送给那些来听我演讲的人。比如说那天是某人的生日或者纪念日：我经常送从旅馆拿的香波和护发素。但旅馆的供应量十分有限，赶上人多的情况，你还没有察觉就两手空空了。
成年人会在特殊场合得到礼物，但我的大多数礼物都送给了年轻人，他们仅凭自己的存在就配得上这份礼物。对他们来说，真正的乐趣触手可及，他们却没有选择在偷来的车里抽大麻，或是在邻居的工具室里创造下一代，而是来书店里听一个中年男人大声读书。冲这一点我就应该略表心意。镇痛剂的妙处在于重量极小，而且便于携带。除此之外，它们有时真的能派上用场。“拿好了，”我会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说，“把这个放在你的钱包或者手套口袋里，下次宿醉时你准会念我的好。”
在2008年，我的礼物分文不值。在希腊我曾经买过八打安全别针，虽然是在外国买的，但是和在美国可以买到的没什么区别。德国的邦迪创可贴也是一样。所以当鲍勃提到好市多的时候，我感觉我的所有难题都迎刃而解了。
温斯顿-塞勒姆的每个超级大卖场都一样，开车过去要花十五分钟，穿过停车场还要花十五分钟。如果建筑物从外面看上去很大，那么从里面看上去还要加倍，地方大到可以形成独立的天气系统。手推车的尺寸也偏大，让我看上去比实际更矮小了。推着这样一辆车穿过五金器具区域时，我姐夫和我活像一对十二岁的少年，而且患有那种会加速衰老的疾病，导致我们满脸皱纹、生活悲惨。
这家大卖场没有鲍勃想要的灯泡，于是我们又跋涉来到了药品区，结果同样令人失望。镇痛药不是装在小纸袋里的，而是装在十加仑的大罐子里，所以我只好去寻找其他青年人可能会喜欢的礼物。我想找些轻便而且独立包装的东西，最终选了一大堆避孕套，一整盒也不过一块空心煤渣砖的大小。保护多多，重量轻轻，我喜欢。“好了，”我对鲍勃说，“我想这些足够了。”
把它们放进手推车时我没有多想，但没过多久，和我五十九岁的姐夫并排走着的我便开始产生显著、强烈的同性恋感觉。也许都是我想象出来的，但大家似乎都在盯着我们——大多都是一家人，走在前面的是勤俭持家、对这个话题持否定态度的家长，他们看过我们买的东西后，便把眼睛眯起来品头论足。“你们这些同性恋，”他们的面孔似乎在说，“你们就不能想点别的吗？”
我姐夫和我差不多高，一头浓密的灰色头发，留着与之匹配的小胡子，再配上一副近似方形的金丝边眼镜。我从来不觉得他是同性恋，更别提是我的男朋友了，但现在没法不想了。“咱们得往车里放点别的。”我告诉他。
鲍勃钻进了农产品区，一分钟后回来了，拿着一盒四磅装的草莓。这让我们看上去更像同性恋了。“肛交之后，我们喜欢再来点水果！”此刻漂浮在我们头上的卡通对话框如是说。
“别的东西，”我说，“咱们得找点别的。”
鲍勃仍未察觉我们的尴尬处境，他盯着房顶思考了一会儿。“我觉得可以去拿点橄榄油。”
“算了，”我咆哮着对他说，“咱们付款离开这里吧。求你了，就这么决定了，好吗？”
后来，我开始琢磨美国安全运输管理局的检查员会怎么想。我的巡回演讲在抵达某座新城市几天后便会开始，我每次都会从手提箱里发现一张小纸条，就是他们检查完全部物品后放进去的。五件礼服衬衫、三条裤子、内衣、一个装满创可贴和安全别针的洗漱包、两条领带，以及数百个避孕套——根据这种物品组合，人的头脑中会浮现出一个什么形象？
时间一周一周过去，我的手提箱变得愈发正常了。“我给你准备了礼物，”我对一个年轻人说，“不值多少钱，聊表我的心意。”
上好学校的孩子这时大多会翻起白眼。“那些东西可以从保健室拿到。”他们告诉我。
听完，我这个成长环境与他们完全不同、有可能是被放骆驼的牧民养大的人惊讶地说：“真的吗？免费的？”
与很多我认识的作者不同，我喜欢巡回演讲——事实上我热爱这个活动。而且，因为我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消除那些与我不和的部分——比如，拍照。如今大家的手机都有摄像头，所以我想他们大概都要拍点什么，每晚可能会让我站好了摆姿势至少三十次。那与其说是麻烦，不如称作难堪。“这方面你比我强。”我一般这样告诉他们。当他坚持说自己不比我强时，我的感觉就会更加糟糕。于是，现在举办读书会时，我的签名桌上会摆一块告示牌。“不好意思，”上面写道，“这里不准拍照。”这听上去像是商店的主意，或者说店内的规定，就像在美术区不允许吃软糖一样。
“如果这是他们的规定，我想我只好照办了。”我这样告诉别人，边说边叹气，装出一副非常遗憾的样子，
解决了照相这件事，我便可以好好享受了，一般情况下我都能享受到——是十分享受。每天晚上在朗诵和短暂的问答环节后，我会坐在那里同几百名陌生人交谈。比如这个我在多伦多遇到的家伙。我喜欢他的眼镜，在打听完他是在哪里配的之后，我们聊起了近视矫正手术的话题。“我听说手术时你要保持清醒，”他告诉我，“当激光命中目标时，你真的可以闻到自己眼球的煳味。”
后来一连几天我都在想这件事，就像我想起在匹兹堡遇到的那位特殊教育老师一样。“你知道吗，”我说，“我听到这个字眼就会联想到残疾或者学习障碍。但难道你的很多学生不仅仅是混蛋而已吗？”
“你说对了。”她说。然后她给我讲了一个孩子的故事——某学期的最后一天——他在黑板上写道：“J_女士是个笨逼①。”① 此处的原文为cock master。
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因为这个词我从来没听说过。她也觉得他太了不起了，因为这个男孩把每个词都写对了。
每晚我都要和别人交谈好几个小时，询问我能想到的任何问题。当然了，关键是问题和被提问的人要搭配。比如说几年前我在波士顿遇到的这个年轻女人。当时我已经连续签名快六个小时了，当她走到桌子前面时，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你……你上次摸猴子是什么时候？”我问道。
本以为她会回答“从没摸过”或者“有好多年了”，但听完问题她后退了一步，惊讶地说道：“噢，你能闻到吗？”
这个年轻女人名叫詹妮弗，在好帮手机构工作，这个机构专门训练猴子帮瘫痪者做一些杂务。在她的邀请下，我参观了她们在波士顿城外的工作场所，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只是口袋被那里的几个聪明的学员掏了个干净。
在那次巡回演讲中，我的问题都十分标准：“你上次参加读书会是什么时候？”“这个避孕套你准备用在谁身上？”“如果你洗完澡发现有一个矮精灵站在马桶底座旁边，你是会尖叫呢，还是心里明白他其实没有恶意？”
深夜，我回到旅馆房间后，会收起夜床服务时新换的香波和护发素，然后记录下我所了解到的一切，不光是人们给我讲的那些故事，还有所有转瞬即逝的东西：比如从车窗里看到的本地饭店和发廊的名称。星期二在一家旅馆喝了杯马提尼，星期五又在另一家吃了墨西哥肉卷。在巴吞鲁日，一个女人让我给她养的驴起名字。“斯蒂芬妮。”我回答道，那天晚上我累得半死，却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一直在琢磨是不是回答得太草率了。
2004年，我提出先为吸烟者签名，这样做的原因是，反正他们也活不长，所以时间比别人更加宝贵。四年之后，我的特殊优待又转移给了身高不足一米七的人。“没关系的，小朋友们，”我宣布说，“你们不用排队。”这一优待只针对男性似乎太不公平了，于是我又把带牙套的女士涵盖在内。
“那我们呢？”孕妇和跛足者问道。由于这是我的活动，所以我告诉她们都他妈老老实实等着。
活动在美国持续了一个月，之后我飞到了加拿大，准备给活动收尾。在多伦多的第一晚，我在一家名为“靛蓝”的连锁商店中朗诵。活动午夜时分才结束，第二天下午，完成了六家电台和报刊的采访后，我被拉到了好市多，这次不是来买镇痛药或者避孕套，而是来见我的读者。其实也可以说是避开他们。我要来的消息事先已经通过传单进行了宣传，这次读书会的时间预计不足一个小时。购物者们推着他们的巨型手推车走来走去，里面大多坐着孩子，他们正透过手推车的栏杆盯着这个奇怪的小人物，独自一人坐在折叠桌后面。使整个局面更加可悲的是放在我旁边的那块大牌子，上面写道：“不准拍照，谢谢合作。”
“不让我给你拍照片就是对我最大的恩赐，”我猜人们大概会这样想，“说真的，你他妈以为自己是谁啊？”
这个问题与大卖场内巨大的空间十分搭配。在那里你的双眼可以朝上方望去，穿过写有冷冻食品和汽车用品的标志牌，穿过指向收银台的箭头，直到无边无垠的停车场，而从那里最终可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