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这个亲信回来向他汇报说，米兰的大主教——红衣主教费德里戈·博罗梅奥昨天到了……打算在他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住上几日。他到来的消息昨晚已在附近的各个村子里传开了，还激发了人们来看望这位大人物的愿望。钟声不断地响着，一来是为了表达人们对他的到来的开心和欢迎，二来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他到来的消息。当这位无名氏先生再次独自一个人待着时，他便继续朝着山谷望去，显得更加心事重重。就因为一个男士！每个人都渴望着，欢呼着，就为了看一看这个男士！不过，毫无疑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折磨着自己。但是，没有谁，没有谁心中的魔鬼会像我的这般！没有谁会像我一样，度过一个那样难熬的夜晚！这位男士究竟有何能力，能让那么多人如此高兴？或许，他可以随便给这些人分发几枚银币……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得到那点儿施舍金才去看他的。那是为什么呢？是看他的手比画比画，再说几句客套话？噢，要是他能说几句话让我平静下来，要是……那我何不也去呢？何不去呢？……嗯，我要去！不然我还能做什么？我要去。我要同他谈谈，同他面对面地谈谈。可是，我要同他谈些什么呢？哦，好吧，就谈那件事……我要先听听他对这事有何看法。
就这样草率地决定之后，他迅速地穿好了衣服，套了件像军装的外衣，拿起了床上的手枪，将其插在腰带的一侧，又从墙上取下另一支手枪，插在了另一侧，还将一把匕首也插进了腰带，随后又从墙上取下了一杆和他一样令人生畏的卡宾枪，将其挂在了肩上，接着便戴上帽子，离开了房间，朝着露琪娅所在的房间走去。他将自己的卡宾枪放在了门边的一个角落里，然后一边敲门，一边喊着。老婆子赶紧从床上跳了下来，披了件衣服，跑着去开门。这位先生走进了房间，瞟了一眼整个房间，看见露琪娅躺在那个小角落里，非常安静。
“她睡着了？”他低声问老婆子，“就睡在那儿？我就是这样命令你的？你这个老巫婆。”
“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劝她了，”老婆子回答说，“不过，她既不吃，也不愿睡。”
“就让她安静地睡吧！当心点儿，别吵醒她，当她醒来时……玛撒会在隔壁房间等候她的差遣，她要吃什么，你就让玛撒立刻去取来。当她醒来时，告诉她我……我出去一会儿，很快便会回来，而且……会满足她的一切要求。”
听了此话，老婆子呆呆地站在那儿，非常地惊讶，心想：“这个女孩儿肯定是某位公主。”
随后，这位先生便离开了露琪娅的房间，拿起了卡宾枪，吩咐玛撒守在隔壁房间，又让他遇见的第一个手下去守护那个屋子。还说，除了玛撒，谁都不可接近露琪娅。之后，他便离开了城堡，大步朝山下走去。
作者的手稿并未提到从城堡到红衣主教所住之地究竟有多远。不过，根据下面我们所讲述的事实，肯定不会超过一个中等的散步那么远。当然，单从山谷的居民以及从远处而来的人们这一事实，我们是无法推断出距离的远近的，因为我们发现，据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有的是从二十英里或者更远的地方来的，只为了来亲眼看一看红衣主教费德里戈。
当无名氏下山时，碰见了很多上山的手下，这些手下看见他，便都停了下来，等待他下达命令或者等候他的吩咐，看他是否需要他们中谁陪着他一起去做某事。不过，他的神情以及他回答他们向其致意的眼神，使他们竟不知道他究竟是何意。
然而，当他到了山下，走到大路上时，那又是更加非同寻常的事了。行人见他独自一人，没带任何随从，都流露出一种惊讶的神情，并且努力闪到一边，为他让出足够他和他的随从走的空间来。在整个路途中，行人一见他，就惊讶地朝其周围看了看，向他微微鞠躬，减缓步伐，以便走在他的后面。一到那个村庄，他便发现有很大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他的名字很快便被人们传开了，他一露面，人们就赶紧往后退，为他让路。接着，他便朝着其中一人走去，向他询问红衣主教在哪儿。“在牧师家里。”被问的人一边回答，一边为他指出是哪一座府邸。随后，无名氏先生便朝那里走去。他进入一个小庭院，那儿聚集着很多牧师，牧师们一见到他，都流露出一种惊讶而又怀疑的神情。他又看到他的前面有一扇大门，此门通向另一个小客厅，那里也聚集着很多牧师。随后，他从肩上取下自己的卡宾枪，将其置于这个小庭院的一个角落，接着便走进了客厅。那里的牧师们惊讶地打量着他，不停地嘀咕着，重复着他的姓名，随后便全都安静了下来。他转向其中一位牧师，向其打听红衣主教在哪儿，还说自己想同他谈谈。
“我也是初到这儿。”那位牧师回答说。不过，他快速地朝四周瞟了一眼，呼唤着一位举着十字架的牧师。这位牧师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正低声地对他的同伴说道：“这个人？这个臭名昭著的人，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快让开！”然而，在这一片寂静之中，他听到了同伴在呼唤自己，于是不得不朝那儿走去。他微微地向无名氏行了行礼，倾听着他的询问，一双不安而又好奇的眼睛注视着他的脸颊。然后，他突然盯着地上，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会儿，随后吞吞吐吐地说道：“我不知道尊敬的大主教是否……此时……会在……可能……或许……但是我还是去看看吧。”他极不情愿地走进旁边的屋内，向红衣主教汇报这一消息。
故事讲述到这儿，我们不得不稍稍停顿一会儿，就像一个游客，在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旅行，穿过荒凉的地区之后，肯定精疲力竭了，只好放慢速度，在一棵大树的绿荫之下停下片刻，斜靠在一片挨着小溪的草地旁休息一样。此刻我们遇见的这人，无论何时回忆起他的姓名都会给人尊敬之感，和愉悦的同情之感。在目睹了这么多痛苦的场面和如此令人害怕和可恶的场景之后，这一感觉就更加强烈了。所以，一定得花费一些笔墨来叙述此人的情况。谁要是不愿倾听这些，而想急于知道这个故事是如何进展的，不妨跳过此段，直接进入下一章。
费德里戈·博罗梅奥出生于1564年，属于那种极其稀罕的人物。他将自己非凡的才华、富裕的资源、优越的地位、坚持不懈的毅力献给了高标准的事物和准则的研究及实践。他的生活就像一条小溪，从岩石中流出，清澈见底，永不停歇，永不浑浊，不停地流经无数的陆地、田野，最后流进了海洋。尽管身处安逸而奢华的环境，但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就谨记克己和谦虚的原则，谨记骄奢淫逸是空虚，骄傲自满是罪过的准则，谨记什么是真正的高贵和富裕的教导。所有这些，不管人们的内心是否承认，都已经在宗教的基本教育中，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了。我是说，他注重这些准则和言辞，并且真心诚意地接受它们、领会它们，发现它们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他认定其他与之相反的准则和言辞都是不真实的，尽管它们也是世代相传，有时还出自于同一些人的口中。就这样，他下定决心，要将那些千真万确的事作为其行动和思想的准则。通过这些，他明白了，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非生来就是一种负担；生活也并非只对那些少数人来说才是快乐。生活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是奉献，每个人都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已开始考虑要怎样做一个有用而又神圣的人。
1580年，费德里戈·博罗梅奥宣布他决心献身宗教事业，并从堂兄卡洛手中接过教袍。在当时，卡洛早已享有很高的声誉，还被人们称为圣人。过了不久，他便进入了一所由他的堂兄在帕维亚建立的神学院，这神学院是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在那儿，他勤奋地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还自愿承担了另外两项义务：向那些愚昧无知之人和那些流浪汉灌输基督教教义，去拜访、安慰、帮助病人。他利用自己在周围树立起的威望影响自己的同伴，让其同自己一起行善。在做每一件正当、有益的事情时，他的优秀品格都驱使他义无反顾地走在最前列，即使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后来，当他的地位能够为他带来种种好处的时候，他不只无意去追求，而且想尽种种法子去回避这些好处。他的饮食与其说是简单的，毋宁说是寒酸的；他的衣着与其说是朴实的，毋宁说是陈旧的。不过，他的整个生活趋向和行为都是与这些准则相符合的。他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改变这一切，尽管有些亲戚极力反对他的这种行为，还抱怨说他这样做有损他们整个家族的颜面。此外，他还得同自己的导师们进行另一斗争：他们常常悄悄地、出其不意地，努力想在他的身前、身后以及四周安放一些更加高贵的装饰物，一些可以将他与其他人分辨开来的装饰物，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们或许认为，通过这样做，长期以来便能讨好他。或者由于受到过分屈从的奴性的驱使，他们对他人的荣耀感到很自豪，并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许，他们属于那种谨小慎微的人，无论是对至善的美德还是至恶的恶行，都惊恐地避而远之，他们始终宣称完美在于中庸，并将中庸视为他们达到的目标，觉得在中庸的状态下感觉很自在。费德里戈不仅拒绝了这些好意，还谴责了一些过分殷勤的人，而这就是他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的境况。
红衣主教卡洛在世期间，可以说是一位既庄重而又有权威的人士，他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比费德里戈大二十六岁。因此，面对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无论是孩提时代的费德里戈还是青年时代的费德里戈，都竭力使其作为自己行动和言语的楷模，这当然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不过，确实，在他死后，没有人能够看出那时年仅二十岁的费德里戈，缺乏一位导师和监督者。他的天赋、才能、虔诚不断增加了他的威望；而他同不止一位有权势的红衣主教的关系和联系，以及他的家族的名声，还有他本人的名字——卡洛，几乎已在人们的思想中将其与神圣、高贵结合在一起，所有会而且能将其引上基督教的高位的东西，都集于他一身，预示着他会拥有这些成就。然而，他心中却确信，没有哪个信奉基督教的人能够在口头上否认这一点，即一个人只有始终为他人服务，才有资格担任高位，而他恰恰就害怕高位，所以就尽量设法避免。当然，这并非是说他不想为人们服务才选择逃避——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用生命来为人们服务——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也很难胜任这一崇高而又危险的职位。就因为这些原因，1595年，当他在被教皇克莱门斯八世授予米兰的大主教时，他显得很焦虑，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过，后来，由于无法违背教皇的命令，他只好接受了。
那样谦虚的表示，谁会不知道呢？它做起来并不困难，也不罕见。不过，对于虚伪之人来说，这样做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而对于滑稽之人来说，在每一个场合下嘲笑这样的谦虚也是很低俗的。不过，难道人们因此就要停止流露出这样英明而又圣洁的情感吗？生活是言语的试金石。这种情感的言语，尽管有时候会出于一些骗子和嘲弄者之口，但是只要它们引导和伴随着一种正直的、自我牺牲的生活，那就是美好的。
费德里戈就任大主教后，总是特别注意不为自己谋取财富、花费时间，也不对自己有任何的照顾，除非出于特殊的需要。他说，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基督教的收入是贫穷之人的财产，而他在现实生活中所展现出的格言，显然就是源于这一事实。他做了估算，计算出他和仆人们每年要开销的总价是六百斯库多（斯库多是当时的金币名，它的重量和价值从未改变，后来又被称作泽基诺），于是便下令说，这笔钱每年都从他的个人收入中拨给教会，由教会开支。他在自己的开支中是那么的节约，那么的精打细算，以至于从来不会扔掉一件还未完全穿烂的衣服。不过，正如当时的作家所记录的那样，他生来喜爱简朴，并酷爱整洁。而事实上，在他那个年代，两个不同寻常的特征便是摆阔和肮脏。出于同样的缘故，为了使他节俭的餐桌上的残羹剩饭一点儿也不浪费，他吩咐将每顿饭剩余的食物送给贫穷院。他命令，贫穷院每天派一人前来餐厅，收集所有未吃完的食物。要不是费德里戈以他过人的胆量和宏伟的气魄，花费巨大的投资，建成安布罗焦图书馆，那他的那些节俭的意图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误解，让人们以为这些只是目光短浅、微不足道、狭隘的善行，只是小事一桩，没有宏图大志。为了使这个图书馆饱含图书和手稿，他不仅收集了大量的劳力和费用，他还派出他能够找到的八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学者奔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弗兰德、希腊、黎巴嫩和耶路撒冷收集书卷。通过这个方法，他一共收集到大约三万册印刷图书和一万四千份手稿。他还为这个图书馆聘请了很多博士，刚开始时有九位成员，并且由他支付所有费用；后来由于收入入不敷出，于是减少到两名成员。他们在办公室里边从事各种不同的研究，比如神学、历史学、典雅的文学以及东方语言，每个人都必须在他们所从事的科目上发表一些作品。为此他还增设了一个学院，被称为“三语学院”，专门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他还办有另外一个学院，这个学院专门教学生们这几种学科和语言，以便他们以后能够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还为东方语言和希伯来语设立了一个印刷办公室，其中包括古巴比伦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亚美尼亚语；他还设立了一个画廊，一个雕塑馆和一所培养绘画、雕塑和建筑人才的艺术学校。就画廊和艺术学校来说，他已经找到一些现成的教授，而对于其他学校，我们已经明白他花了多大精力去收集那些图书和手稿，如今，他也花了这样大的努力去物色别的教授。毋庸置疑的是，要找到印刷这些语言使用的铅字更困难，因为这些语言当时在欧洲的学习远不及现在广泛，而比铅字更难找的是那些懂得这些语言的人。只稍举这样一个事实：书院的九位教授当中，有八个是从神学院里那些年轻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这就足以说明，他对那时的学术水平和学者名不符实的声誉，是颇为不满的。他的这个观点和后代子孙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后人已完全遗忘了这两者。在他所制定的有关图书馆的用途和管理的规章制度中，有一条很明确地表示他对图书馆长久用途的规定。这种规定不仅本身令人钦佩，而且在其他许多细节方面也非常明智、优雅，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普通思想和习惯。他要求图书管理员和欧洲一些学识渊博的人保持联系，这样他可以及时收集有关科学现状的信息和一些即将出版的著作的消息，以便能够及时购买。他授权给图书管理员，要他向学生们推荐能够在设计上对他们有所裨益的书籍，还下令图书馆对所有人开放，不论是本市市民还是外地人，都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里的藏书。如今看来，这种规章制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图书馆的建立不就是为此目的吗？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却不以为然。费德里戈逝世后，一个名叫彼尔保罗·波斯卡的人担任了图书管理员，并写了一本有关安布罗焦图书馆历史的著作（该作品用当时流行的优美的文体写成）。该著作明确指出，这座完全由一个人出资建造的图书馆里面的藏书对所有人都开放，所有有需要的读者都可以借阅馆内书籍，还可以自由地在图书馆里面学习。为了方便读者做笔记，图书管理员还为他们提供了笔、墨水及纸张。然而，在意大利其他一些有名的公共图书馆里，人们几乎看不到任何藏书，这些书都被藏在书柜里，从来不被开启。只有在图书馆主席偶尔大发慈悲的时候，它们才得以见见天日，出来展示一下。这些人从未想过为时常来图书馆借阅的人提供方便之类的问题。因此，用图书来装潢这样的图书馆，就意味着不让公众阅读和利用这些藏书。这就相当于以前常有的、至今仍然存在的诸多使土地更加贫瘠的耕作方法中的一种。
去查究费德里戈在公共教育上的投资有什么好结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按照通常的办法，一两句话就能说明清楚，那就是要么取得不可思议的成就，要么一事无成。但是如果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去研究清楚，去解释清楚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那这必然也是一件困难重重、毫无利益并且花费时间的事。与其去做这样的探究和思考，还不如让我们想想谋划这一事业的该是多么慷慨、多么有见地、多么乐善好施、多么执着地致力于人类发展的一个人啊。他的计划规模如此之庞大，并且当时社会的愚昧无知、懒惰性情以及对所有好学之人的蔑视行为使这项工作更难开展下去。然而，他不顾“这事有那么重要吗”“除了这事还有别的事可以做啊”“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这事也确实有不足之处”之类的诘问，依然实践了自己的计划。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议论之多，肯定超过了他为这项事业所花费的金钱数目——十万零五千斯库多，绝大部分是他个人财产。
把这样的人称为仁慈、慷慨的好人，也许他根本就无须为了援助贫困者花费如此大量的金钱。而且，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所描述的这位大慈善家在公共教育上所花费的金钱是对社会最好的、最有利的救济。但是费德里戈认为，这样的救济实际上是他自己主要的职责，他对此事的做法与他做其他事一样，都言行一致。他用毕生的精力从事慈善事业。关于我们已经有所提及的那次饥荒，不久后我们也许还会描述一些详细特征，从中可以知道他对于从事这些事是多么的慷慨大方。他的传记作者记录了很多有关他的美德的显著事例，在此我们将引用其中的一个。当他听说某个贵族采用各种诡计强迫自己那想要下嫁别人的女儿去当修女的时候，他便叫人请来那位父亲。交谈过后得知父亲这样强迫女儿的真正动机是因为缺少能够让女儿风光出嫁的四千斯库多，费德里戈立刻拿出四千斯库多赠给他，让他作为女儿出嫁的嫁妆。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慷慨的行为太过分了，是对一个愚蠢、的性格反复无常的贵族的一种俯就，说这四千斯库多还可以更好地用在别的事情上。对此我们无法作答，只是虔诚地希望能够常常看到更多的这种不受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每个年代都有自身的统治思想）所禁锢的优良美德。同时，这种美德也区别于当时的潮流趋势。而在这一事件当中，这种美德驱使一个人捐赠出四千斯库多，却使一个年轻的姑娘免遭去当修女的痛苦。
费德里戈无限的慈爱不仅体现在他对贫困人民的救济中，而且还表现在他的整体行为中。他很容易和所有人交往，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民，他总是以热情关爱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他们几乎不敢想象自己能受此待遇。因此，他也不得不同主张“不要过分”态度的绅士们进行斗争。这些绅士们想让费德里戈先生在所有事上都要有个限度，不能超出他们所规定的范围。有一次，费德里戈先生到一个荒凉多山的乡村，教导一些穷苦的孩子们。在教导与询问的过程中，他对他们都爱护有加。但是这时便有人提醒他对待这些孩子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因为他们都很肮脏并且令人厌恶，仿佛这个人还在幻想费德里戈根本没有足够的识别能力来发现这些，或者不够聪明去找到巧妙地拐弯的主意。这就是在一定的时间、环境的条件下，那些身居高位者的不幸。很少有人指出他们的不足，但又不乏竭力赞美他们优点的人。但是，善良的主教愤怒地说：“他们就是我的孩子，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难道我都不能拥抱他们一下吗？”
然而，他很少将愤怒表现出来，他温和镇定的绅士风范受到大家的敬佩，这都归因于他内心愉悦的性情。然而，实际上，这都是他努力克制自己轻狂易怒的性格的结果。如果他表情严肃或是动作粗暴，那都是因为下属贪婪或做事粗心大意，或者是犯了违背他们崇高精神的行为。对于那些能够影响自己的利益或世俗荣耀的东西，他都没有流露出丝毫的高兴或遗憾、渴望或焦虑的情绪。如果他心中不存在这些情感，那是令人敬佩的；倘若心中存在这些情感，但他却能表现得无动于衷，那是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他多次帮助红衣主教教会，但他从未想过去争取那令人向往的高尚的职位。有一次，当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同行代表他本人以及自己的门派（很难听的词，但当时人们是这样称呼的）为他投票时，费德里戈以自己的方式拒绝了这一建议，使他立刻放弃了这一想法并把票投给了别人。这样的谦恭及对权势的厌恶同样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谨慎谦虚、孜孜不倦地管理和调整着每一件事，并认为这样做是自己的职责；他总是避免介入他人之事，甚至当别人提出请求时，他也想方设法予以礼貌回绝。大家都知道，和费德里戈先生一样的热情好善之人，其做事之谨慎和自我节制的力度远不及费德里戈先生。
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去收集他性格上比较显著的特点，那一定会发现他的性格是由相互对立的各种优点复杂交错地结合而成的，但是这些对立方面却又很难结合在一起。然而，我们却不能忽略他卓越人生中的另外一个优秀特点：他整日忙碌于领导、宗教仪式、教育、演说、巡视教区、旅行、处理纠纷等各种各样的活动，但他依然能够找到时间钻研学问，并且像一个文学教授一样将自己奉献给这个领域。事实上，在他同时代的人当中，他享有很高的荣誉，也附有很多的称号，其中之一便是饱学之士。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恒久不变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如今看来，每个人都会觉得这些观点与其说是缺少依据，毋宁说是奇特的，这也是我要对那些非常希望认定这些观点是否正确的人讲的。有人打算在这方面为他辩护，援引一般公认的解释，说那些更多的是时代的谬误，而不是个人的失误。说实话，如果这些解释是探究事实而取得的结果，那么它可能具有重大意义，但如果就像平常那样赤裸裸地进行辩护，那就毫无意义可言。而且，我们并不想以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问题，就暂且停笔于此，简单地提一下就够了。对于这样一个从总体上来说如此令人钦佩之人，我们也不愿意说他的每个特征都是如此，以免让人误以为我们是在为他写悼词。
这样做并不是对读者不尊敬，假设有些读者提出疑问：这位博学多识的人是否留下什么永恒的著作？那么我会回答他确实留下了一些著作。他总共留下了大约一百部作品，包括拉丁语、意大利语的书卷和手稿，有关伦理、历史、古代宗教和世俗史、文学、艺术和其他方面的论文。
“这是怎么回事呢？”读者问道，“如此多的著作都被遗忘，或鲜为人知，或很少被人研究，他如此才华横溢、如此勤勉治学、如此阅历丰富、如此深思熟虑、对善与美如此满腔热情、如此心地纯洁，他还具备其他种种造就伟大作家必需的优秀品质，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他这一百部著作中哪怕有一部能流芳百世，并且让那些不完全赞同他的人也承认它是杰作，让那些并不阅读这些作品的人哪怕知道其中一部的书名，这又是为什么？这一切为何不足以使他在我们这些后辈心目中赢得文学声誉？”
毫无疑问，这些质问都是合乎情理的，而且也十分有趣。因为只要对一些普遍的事实进行探究，就可以找到这一现象的根源，只要找到这种根源，也就解释了其他许多类似的现象。但是这些解释又要花费很长篇幅，万一它们同样不能使您感到满意呢？如果让读者觉得恶心厌烦又该怎么办呢？因此我们最好不再谈论这位令人钦佩的人的性格特征了，重新回到我们的故事，让我们在作者的笔下再去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