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在这里维护的那种特权，对实现我的写作计划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要求您少安毋躁，听我进一步阐述我的理由。
任何人第一次披阅乔叟或其他古代诗人的作品，都会被那些旧式的拼音方法，重复的子音和古老的语言现象弄得寸步难行，甚至不得不失望地放下书本，仿佛它已裹在一层古色古香的厚厚锈斑中，使他无法判断它的价值或体味它的美妙了。但是如果有个博学多才的朋友向他指出，使他感到棘手的那些困难只是现象而不是实质，只要向他大声朗读一遍，或者用现代的缀字法重写那些普通的词汇，就能使那位初次涉猎者恍然大悟，原书所用的词汇只有十分之一是真正吉奥的，初学者只需稍稍有一点耐心，便肯定可以领略到老杰弗里在克雷西和普瓦捷战役时代读者心头引起的兴趣和同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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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雷西战役和普瓦捷战役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早期的两次重大战役，乔叟即生活在这个时期，杰弗里是他的名字。
关于这点不妨再说几句。如果我们的初学者钟情于新诞生的考古癖好，打算模仿他所崇拜的那些著作，选用它们所包含的古老词语，唯独不使用现代语言中仍保留的那些词汇和用法，那么只能说他走上了一条极不明智的道路。这是不幸的查特顿①所犯的错误。为了赋予他的语言以古老的色彩，他抛弃了现代的一切词汇，创造了一种在英伦三岛从未有人讲过的特殊语言。如果有人想成功地模仿古代的语言，便必须研究它的语法特点、措词特征和组合方式，而不是把力气化在收集冷僻和吉奥的用语上，正如我已经申述的，在古代作品中，这类用语与仅仅在意义和拼法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的、仍在使用的词汇相比，不过是一与十之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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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托马斯．查特顿（互752—1770），英国诗人，极有才能，但嗜古成癖，所作诗大多假托为古代作品。去世时年仅十八岁。
我就语言所讲的话，应用在思想和举止上就更正确了。它们的一切曲折变化都来源于人的感情，而感情对一切身份和地位，一切国家和时代的人，大体是相同的；这样，理所当然，人们的看法、思想习惯和行动，尽管受到特殊的社会状况的影响，总的说来，必然仍是彼此十分相似的。我们的祖先与我们的区别，无疑不会比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区别大些；他们也有“眼睛，手，器官，身体，感觉，爱好，情欲”；他们也“吃同样的食物，会给同样的武器伤害，生同样的病，同样在冬天感到寒冷，在夏天感到炎热”。①因此，他们的爱好和感觉的基本情况，必然与我们的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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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都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剧中的话，本书第五章的题词也引用了这话。
这样，应该说，一个作者如果要像我试图做的那样，写一部小说或虚构的作品，他会发现，他要运用的材料，不论在语言或举止习惯方面，极大部分对我们今天和他所假定的活动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因而这赋予他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比当初看来大得多，他的工作也变得容易得多。不妨用一种姊妹艺术来作说明：考古上的细节可以说像铅笔勾勒的轮廓，表现了一幅风景的独特面貌。封建塔楼必须具有相应的雄伟气概，出现的人物必须具有他们的时代的服饰和性格；画面必须表现这个特定的题材所选择的背景的特色。
礁石得有相应的高度，瀑布得有一泻而下的气势。整个色调也必须与大自然一致。天空得按照气候条件或阴或晴，颜色的浓淡深浅也得符合自然景物的状况。在这些方面画家必须遵循他的艺术的规律，准确地模仿大自然的面貌；但是他不需要更进一步，照抄大自然的一切细节，或者绝对准确地描绘点缀在这个地点的全部树木花草。这些，以及光和影的其他更细小的方面，只要符合一般风景的特点，适合各个场合的自然状态，艺术家便有权按照他的爱好和兴趣，予以自由支配。
确实，这种特权在画家和作家说来，都不能超出合理的界限。画家对画面的修饰不能不符合他的风景的气候条件或地域条件；他不能把柏树栽种到苏格兰的湖中小岛上，或者让苏格兰的冷杉出现在珀斯波利斯①的废墟上；作家也受有类似的束缚。不论他可以怎样大胆超越他所仿效的古代作品，更详尽细致地描绘那些作品中找不到的感情和心理，他不能在他的作品中引入不符合那个时代风貌的任何东西。
他的骑士、扈从、仆役和护卫，可以超越古代彩饰手写本上用粗糙生硬的笔触描绘的形象，但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和服饰却不容歪曲：他们必须仍是那些人物，只是用较圆熟的笔调加以描绘，或者讲得谦逊一些，是在一个对艺术规律有了更深理解的时代中加以刻划而已。他的语言不必完全古奥难懂，但是如果可能，他应该不让一个直接来自现代生活的词语或措词方式出现。运用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所共同具有的语言和情绪是一回事，赋予人物以他们的子孙所单独具有的情绪和语言色彩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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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都城，废墟在今伊朗设拉子附近。
亲爱的朋友，我发现这是我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坦白说，我几乎不敢指望它能满足您较少偏袒的评价和对这类问题更广博的知识，因为连我自己也对它不太满意。
我明白，就准确表现我的角色活跃的那个时期的生活状态而言，那些企图严格审查我的故事的人还会发现，我在保持语调的统一和服饰方面，还存在着更多缺点。也许我把一些完全应该划人现代范畴的东西，写进了书中；另一方面，我也完全可能混淆了两个或三个世纪之间的变化，把只适合于更早得多的时期，或者更迟得多的时期的事物，写进了理查一世的时代。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这类错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是不易发觉的，我仍可能取得那些不称职的建筑师享有的赞誉，这些人在他们现代的哥特式建筑中，违背规则和方法，引入了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艺术时期所特有的装饰物。
那些通过渊博的研究，取得了对我的失误进行更严厉的评论权利的人，由于也相应地理解我的工作的艰难，或许会对我采取宽大的态度。我的正直而被遗忘的朋友英格尔弗斯，曾经给我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线索；但是克罗依顿的修道士和杰弗里·德·文索夫所给予的启示，却被那么多索然无味的、不可理喻的事物掩蔽了①，以致我们只得求助于勤奋的傅华萨②，靠他那些明朗的记载来指点迷津，尽管他所描绘的社会离我的故事的时期已相当遥远了。因此，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宽大为怀，肯原谅我自以为是的做法，允许我一部分靠纯粹古代的珠宝，一部分靠我尽力仿效的布里斯托尔③人造宝石和玻璃，拼凑成一顶诗人的桂冠，那么我相信您会体会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因而对它不够完美的成果表示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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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三个人名都是虚构的，影射十一、二世纪的几个编年史家。
②让·傅华萨（1333？一1400），法国诗人和宫廷史官，他的《闻见录》详尽记载了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③即指前面提到的托马斯·查特顿，他是布里斯托尔人，他的一些诗曾假托是十五世纪布里斯托尔的一个教士所写，它们开了伪拟古作品的先河。
关于我运用的材料，我没有多少话要说。它们主要都可以在亚瑟·沃杜尔爵士①珍藏的盎格鲁诺曼文献中找到，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保存在他的栋木柜子的第三只抽屉中，几乎不让任何人接触它，而他本人又无法读懂它的一个字。在我访问苏格兰时，要不是我许诺提到它时，用显目的字体印出它的名称《沃杜尔文稿》，他本来也决不会让我对这些美妙的记载钻研这么多小时；这名称使它具有了像《班纳坦文稿》、②《奥琴勒克文稿》，以及用哥特式字体精心抄写的任何其他文献那样的重要性。我把这珍贵的文件编制了一份内容提要呈上，供您私人审阅，如您同意，我将把它附在我的故事的第三卷后面，只要整个故事付排之后，印刷所的学徒继续乐于进行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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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各特的《考古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②乔治·班纳坦（154—1608），苏格兰人，以大量搜集和编印苏格兰诗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