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四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和星期天，贞之助和三姐妹还有悦子五个人，照例去京都赏花。在回家的电车里悦子突然发高烧。原来一星期前悦子不知怎的就嚷嚷累得很，在京都时也没精神。那天晚上回到家里一量体温，将近四十度，急忙请栉田医生来诊察。医生说有猩红热的嫌疑，明天再来好好诊查，说完就回去了。到了第二天，除了嘴的四周而外，悦子满面通红，毫无疑问，患了猩红热。医生说猩红热的特征就是除了嘴唇一圈而外，面孔就像猩猩一样。他建议送隔离医院住院治疗。悦子最讨厌住医院，猩红热虽说是传染病，但是这个病绝对不传染成人，一个家庭里接二连三生猩红热的病例极少。所以家中只要有一间隔离病室，没有人走出走进，就在家里治疗也可以。幸好贞之助那间书房是和上房分隔的，尽管贞之助抱怨他的书房被没收很不方便，可是幸子强迫他同意把书房充当病室，暂时把书房搬到上房去。由于四五年前幸子患流感时曾用过那屋子，那是由六铺席和三铺席盖成的一栋侧屋，完全孤立于正屋之外，从正屋去那里可以穿木屐，但是有煤气和电热设备，更合适的是幸子生病时安装了水管，简简单单做顿饭也行。所以就把书桌、小型文卷箱和部分书架搬到二楼贞之助夫妇那间八铺席的卧室里，不需要的东西放进仓库和壁柜，出空屋子让悦子和护士搬了进去，首先和正屋隔开了。不过做得还是不够彻底，病人和护士的伙食得由上房送去，所以必须有个联络员。这事交给管碗盏、干粗活的女佣做是危险的，目前最适当的人选还数阿春，再说她不怕传染，比谁都勇敢，所以高高兴兴地承担了这个差使。可是干了两二天以后，她本人虽则不怕传染，在病室里出出进进也不消毒，和病人接触过的手什么都抓，这样一来，无异于到处散布病菌。第一个抱怨的就是雪子。结果换下了阿春，由雪子担当那个任务。因为雪子干惯了这类工作，而且特别细心谨慎，她不是一味怕传染，护理上确实无微不至。病房里碗筷之类的东西，她完全不假手于女佣们，从做饭烧菜、送吃的喝的、以至洗洗刷刷，都由她一人包办。连续发高烧的一星期中间，她几乎整夜不睡觉，和女护士轮流给病人每两小时换一次冰囊。
悦子的病情经过良好，一星期后，烧也慢慢的退了。不过这病症要到全身的红色小疙瘩收干，疮痂落掉，周身脱去一层皮才算痊愈，这一过程需要四五十天。雪子本来打算赏过樱花后就回东京，这样一来就走不掉了。她写信去东京说明缘由，要求把她的换季衣服寄来，自己专心致志护理病号。尽管担负了这种苦差使，对她来说，在芦屋生活还是比回东京愉快。她不让别人轻易来隔离病室，甚至对幸子也吹毛求疵地说什么二姐的体质容易感染疾病，不叫她到病房里来。幸子身边虽说有个生病的孩子，自己却一点都不用操心，每天过着清闲的日子。因此雪子就对她说：“小悦已经不碍事了，二姐去看一次歌舞伎座吧。”那是因为这个月菊五郎又来大阪演出道成寺，幸子爱看菊五郎扮演的旦角，特别是爱看道成寺，她本来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不放弃这个月的机会，偏偏遇上这件不凑巧的事，弄得她很悲观，雪子这句话正好道破了她的心事。不过，做母亲的人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去看戏，似乎太无忧无虑了。为了缅怀一下舞台上的菊五郎，她只能借助于放道成寺的唱片勉强过过瘾。她对妙子说：“我是去不成了，细姑娘去看吧。”所以妙子似乎偷偷地独自去看了一次道成寺。
病室里的悦子一天比一天见好，她也觉得无聊起来，每天放唱片听。有一天，迁居在以前舒尔茨住的那栋房子里的瑞士人提抗议说，能不能稍稍回避一下。那个瑞士人很难说话，一个月以前就因为狗叫得他睡不着觉而提意见要求设法解决。他提意见不是直接提，而是通过房东佐藤家代提。佐藤住在幸子家近旁，中间只隔一户人家。佐藤家的女佣送来一张瑞士人写的便条，上面写着两三行英文，狗叫那次的便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佐藤先生：
实在对不起，关于邻家那条狗得麻烦您一下。那条狗夜里吠叫，叫得我每晚睡不好觉。可否请您转告邻居，提醒他们注意一下。
这次的便条内容是：
亲爱的佐藤先生：
实在对不起，关于邻居开留声机的事得麻烦您一下。近来邻居每天上午和晚上放唱片，非常讨厌，骚扰得我很为难。可否请您转告邻居，劝他们想个办法。非常感谢。
佐藤家的女佣每次都是一脸过意不去的样子笑着说：“卜修先生提出这样的意见，好歹送上供参考。”她放下便条就走了。狗叫那桩事是约翰尼牛夜里叫了一两个晚上，过后就听其自然了。这次却不能放置不管。因为悦子那个病室原来是贞之助的书房，那栋侧屋的围墙不是铁丝网而是另立的板墙，外界全然看不见屋子里的情形，距离邻家却最近。过去舒尔茨一家住在这里的时候，贞之助往往被彼得和罗茜玛丽他们的喧闹声闹得很头痛。现在悦子开留声机，当然要使难讲话的瑞士人卜修动肝火了。这里顺便再交待一下卜修的情况，前面已经提到他在名古屋似乎有工作，从他一次一次的提抗议来看，显然他经常来芦屋逗留。不过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莳冈家谁都没有看到过。舒尔茨家在的时候，家主舒尔茨以及他的太太和孩子们总在阳台上露脸，或者出现在后花园里。卜修住进那栋房子后，他的太太还时常出现一下，卜修本人却从来没有露过脸。有时他似乎也搬张椅子悄悄地坐到阳台上来，可是现在阳台的铁栏杆里边围了一道四五尺高的木板，刚好挡住坐在椅子里的人的脑袋。总之，卜修这个人深恐被人家发现，显然是个大怪物。据佐藤家的女佣说，他病得很重，是个神经质，每夜睡不着觉。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有一次一个便衣侦探来到莳冈家，对家里的人说：“那个自称为瑞士人的外国人来历不明，行动可疑，请你们留意一下，万一见到可疑的举动，请立刻报告警察。”叮嘱一番就回去了。宅主既然国籍不明，终年旅行在外，配偶又像中国人的混血儿，自然要让便衣侦探投以猜疑的眼光了。那个便衣侦探还说，他家中那个看去像中国人混血儿的妇女不是卜修的正式妻房，像是同居的姘妇。她也国籍不明。日本人看她像中国人，可是她自己不承认是中国人，而说是南洋人，但又不说明是南洋的何处。她曾邀请幸子去过她家，幸子到她屋子里一看，一屋子都是中国式的红木家具，事实上毕竟是中国人，隐瞒着不讲罢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个女人是兼有东洋的魅力和西洋的匀称那样一种妖妇型的。不久以前美国的电影明星安娜·梅·温就是法国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她们两个很有点儿相像，是投合某种欧洲人脾胃的异国情趣的美人。她的丈夫经常外出旅行，她呆在家里没事可干，因此派阿妈来邀请幸子去她家玩儿。有时在路上遇见，她也当面邀请过。可是幸子由于听了便衣侦探的话，怕受牵连，所以尽可能避免接近她。
阿春对于邻居提抗议这件事很生气，她说：“我家小姐生病开留声机听，完全可以嘛。那个西洋人难道不懂得邻居该和衷共济吗？”贞之助制止她说：“卜修先生是个怪物，没办法。再说从早到晚地开留声机，今天这种时势下也是不应该的。”所以从此以后悦子每天就打扑克。可是雪子对于打扑克又提出了抗议，为的是进入康复期的猩红热患者，会掉落许多疮痂，那时最容易传染病菌，悦子现在正是康复期，所以必须高度警惕。打扑克容易把病菌传染给旁人。悦子平常打扑克的伙伴是女护士水户姐和阿春。水户姐这个名字是悦子叫出来的，因为她很像大船制片厂的女明星水户光子。这个护士一度曾患过猩红热，所以她有免疫力。阿春声称自己即使传染上猩红热，也一点都不怕，病人吃剩的鲷鱼生鱼片，别的女佣碰都不碰，唯独她趁机大吃特吃。起初雪子还严格叫她们不要接近悦子，可是一则由于悦子不耐寂寞，经常把她们叫去，再则由于水户姐说不用那样仔细提防，根本不会传染，到后来雪子的斥责干脆不抵用了，她们最近整天呆在病室里陪同悦子打扑克。不仅打扑克，有时阿春和水户姐两个人变本加厉，捉住悦子的手和脚，给她剥疮痂取乐。“小姐，您看！这样剥能剥下许多呢。”一面说—面揭起疮痂的边缘把它扯下，身上的疮痂都被她们剥干净了。阿春把疮痂都拾在手里，回到正屋的厨房间，拿给打杂的女佣们看。“你们看！小姐身上剥下这么多的疮痂哩。”弄得女佣们个个恶心。后来习以为常，大家也就不怕了。
五月上旬，正当悦子的病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妙子忽然心血来潮，提出要去东京。理由是她无论如何得亲自去和长房的姐夫直接谈判一次，以解决那笔钱的问题，否则她安不下心来。出国计划她已放弃，也不是为了马上结婚。她需要钱用，为的是有个小计划要实行，如果能给她钱，她想早日拿到手。要是姐夫一定不给，她就不得不另想办法。不过这件事当然不能给二姐和雪姐添麻烦，她打算独自去和平协商，两个姐姐只管放心。再就是这事本来不一定要在这个月里办，只因雪姐呆在芦屋，这段时间里涩谷大概可以容她住宿，所以她才想趁此机会去东京的。涩谷房子小，孩子们又多又闹，那样一个环境，她不想久住，事情一办完立刻就回来。想看的东西只不过是几出戏，前些日子刚看过道成寺，这个月看不看无所谓。幸子问她和谁协商，计划中想办的事是什么，妙子因为近来老碰两个姐姐的钉子，不肯爽爽快快地对幸子说真话，只说协商对手打算先找鹤子大姐，如果谈不出结果，不惜直接和姐夫打交道。至于她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她不愿意讲。不过从她那半吞半吐的言词中，幸子听出她似乎得到了玉置院长的支援，打算开办一个小型的女式西装店，为此需用一笔资金。尽管这样说，幸子觉得妙子的要求恐怕不会被接受。因为从姐夫这方面说，除非是经过他同意的正式结婚，否则他不会拿出钱来，现在这一借口他始终没有改变，何况妙子想做职业妇女更是他所极端反对的，所以像这样一个计划会遭到反对是可以肯定的。可是，这样说来难道一点儿指望都没有了吗？倒也不见得，其中也有一线可能性，就是妙子找个机会和姐夫直接打交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姐夫生来胆小，年轻时受到幸子她们几个小姨的欺侮，背地里他尽管嘴硬，要是当着面打交道，他的腰杆子就挺不起来了。只要对他略施压力，他就会屈服。妙子要是稍稍恐吓他一下，也许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说不定妙子就是看准了他这个弱点才抱着一线希望去东京的。姐夫将东躲西闪，不让妙子揪到。可是妙子也不是好惹的，说不定下决心等多久也要抓住他。
幸子猜测妙子突然提出在这个时候去东京，是她看穿当时幸子和雪子都不能陪她一起去，才特地选中这样一个时机的。这样一想，幸子又担心起来了。妙子嘴上尽管说和平协商，看情况说不定打算不惜与长房断绝关系，也要和姐夫直接谈判。因此幸子、雪子和她一块儿去的话，就麻烦了。说是这么说，幸子觉得事情还不至于闹得那样厉害，不过有时迫于情势，也可能越出常规。如果弄出那样的结果，姐夫说不定会误解是幸子为了让他吃点苦头而叫妙子单独去东京的。妙子为了这样一件事情去东京，幸子不陪同她去，固然显出幸子尽量想不牵涉进这桩事，不过也可以看作是幸子存心叫姐夫陷于困境而作壁上观的。即使姐夫这样误解可以忍受，要是连姐姐也认为幸子妹妹不仅不阻止细姑娘，反而让她来东京无理取闹，从而怀恨在心的话，幸子就简直无地自容了。既然这样，如果她现在把悦子交托给雪子，自己将计就计陪同妙子去东京的话，那么必然要卷进兄妹两个围绕着金钱问题的一场争吵，更为难的是到那时她究竟该站在哪一边好，连她自己都拿不定主意。让雪子讲起来，细姑娘开西装店的计划，背后肯定有板仓参预，往坏的方面猜测，那仅仅是向长房要钱的一种借口，只要钱拿到手，计划不知又将如何改变。别看细姑娘这人那样精明干练，另一面却意外地忠厚老实，说不定什么都听从板仓的，被他利用。她如果不和板仓断绝关系，钱还是不给她为妙。雪子的话固然不失为一种看法，可是在幸子看来，妙子那么兴高采烈策划的事情，如果从旁破坏，于心不忍。对于妙子不听从她们的忠告，一心想贯彻她和板仓的婚约，幸子自然不高兴，可是想到年纪轻轻的一个女孩子，不靠谁照顾，赤手空拳想打出一个天下来，这样一个有志气的妹妹，自己就不愿站在姐夫的一边欺侮弱者。不管那笔钱怎样花，总之可拿来充作独立谋生的资本，而且妙子也确实有能力运用它。如果姐夫那里有那样一笔钱，幸子真想叫姐夫拿出来给她。可是，如果幸子自己陪同妙子去东京的话，不管愿意不愿意，势必要夹在长房和妙子中间，左右为难。还很容易听信大姐的劝说，不得不违心地站到长房一边去。幸子不愿那样做，可是要叫她明确站在妙子一边为妙子伸张正义，对姐夫、姐姐施加压力，她更没有那种胆量，这是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