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史，文明史，理由如次：
1．作者把人类文化比作一棵热带大榕树。这棵大树扎根在史前文化悠远的土壤之中，它的不定根和气生根落地之后，长成了许多附生的树干；它枝杈横生相互绞结；它最终长成一片盘根错节、枝杈交叠的丛林。换言之，人类的文化源头在人类祖先的亚人动物的进化之中；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源头并行发展的；各种文明是相互影响交相辉映的；人类文化的演进不象一般进化论者所描绘的那种进化树，不是只有一条主根、一条主根的进化树，而是附生根众多、枝干绞结的大榕树。
2．本书以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制度演进为重点和核心，对一般的历史事件和帝王将相却不予重视。在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成吉斯汗、帖木儿之辈仅仅是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作物栽培、动物驯化、纸的发明、织布机的问世，反倒是影响深远的重大里程碑。
3．作者在横向的空间平面上，将人类文化分为若干大文化区。各文化区在文明兴起的时间和发达程度上千差万别，各文化区自有其显著的特色，亦有其共同的模式。这些文化区，有一般人比较熟悉的西南亚／两河流域文化区、埃及文化区、希腊罗马文化区，又有不大为人所知的南亚／印度文化区和东南亚文化区。这些文化区不是封闭的板块，而是相互影响的、在时间和空间上渗透和流动的文化复合体。就其共性而言，各文化区在生存手段、技术模式、城市组织上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就其特色来说，两河流域的以城市生活为中心的模式，发达的形式法典和咄咄逼人的一神教引入注目；印度文明以宗教哲学、漠视历史、宽容精神最为显著；埃及文明以神秘主义最为突出；中国文明以庞大统一、绵延不绝、周期振荡、仕宦政治、文白分离、祖先崇拜、宗教宽容为绝无仅有的特色。
作者以雄辩的事实，强烈批判了欧洲中心论。他言他人所不能言，历数了许多既令人震慑又令人信服的观点：希腊人并不是科学方法的始祖、罗马文明打上了蛮族（日尔曼人和凯尔特人）的深深烙印……
一般人所不熟悉的东南亚文化圈，包括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在遍及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岛上的移民。作者述及太平洋岛民的超自然力崇拜和禁忌，东南亚新石器文化对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影响时都不乏精彩之笔。
4．本书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蛮族文化对古老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影响。亚利安人侵入印度，摧毁印度河的古老文明，凌驾于印度土著之上，使《吠陀》经典和吠陀教义成为印度思想和文化的主宰。亚利安人尚武骁勇、蔑视学术的传统影响欧洲贵族达千年以上，直至近代为止。高卢人和日尔曼人对罗马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希腊文化对罗马文化的影响。突厥人、鞑靼人、蒙古人把中国文化带到了西亚、南亚和欧洲。上述现象说明，文明程度迥异的文化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低文化也可以向高文化逆向流动。
5．本书对世界各民族的形形色色的宗教作了精当的分析和比较。宗教是解析和阐释文化要义的一把重要的钥匙。本书描述和透视的原始宗教，有中国人的巫祝，波利尼西亚人的自然崇拜和禁忌、日本人的神道。它着力比较的一神教，是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紧紧抓住原始吠陀教—婆罗门教—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这条主线，来剖析印度文化不重历史、亚文化严重分歧、长期割据、无法抵御外来入侵的历史现象；这是独具慧眼，出手不凡的学界泰斗方能驾驭的思想。
本书作者林顿（Ralph Linton，1893－1953）确乎是一位学界泰斗。他是二战前后美国人类学界的四大台柱之一（费孝通语），也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类学家。和美国其他人类学家一样，他在人类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志、民族学上有极高的造诣。有别于其它著名人类学家的是，他还对世界文化史有深刻的研究。
本书是林氏的遗著，是林氏毕生学术研究的心得和结晶。原书卷帙浩繁，译本是她的夫人阿德林?林顿整理浓缩的节本。这个节本保留了原书的精华，删去了人类进化、史前文化和美洲文化的章节。对专家学者而言，这固然应该引以为憾。可是对一般读者而言，这倒是一种赐福。我们可以在一本小书之内线条清晰、脉络分明地把握世界文化史的轮廓和骨架，而不至淹没在浩瀚的汪洋大海之中。
该书从世界文明多源头的平行发展和横向交流这两根轴上，对人类文化演进、文明兴起、各文化区相互影响、各文明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立体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描绘、分析和阐释，展示了人类文明和地区文明绚丽无比的图景；既有浓墨重彩、工笔描绘，又有速写勾勒、大笔写意，所以它能使读者兴趣盎然地漫游于上下数万年、纵横数万里的文化史画廊之中。作品的权威性、可靠性、可读性，是毋庸置疑的。
林顿博士在书中提出了文化突变的思想，把人类文化发展的爆发期比作生物的遗传变异。用这个思想来考察世界文化史，它提出了三个文化突变期。第一个突变期的标志是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和语言的起源，第二次突变表现在农牧业的兴起，第三期突变起始于工业革命。此外，林顿博士抓住刚露端倪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林氏去逝于1953年），预言了第四次文化突变的来临。
198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文明分为三期（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1953年，林顿将人类文明史分为四期。这一思想是多么言简意赅、发人深省。谁知道托夫勒从中受到了多大的启发！
何道宽
198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