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与我的母亲一起去旅行。那年她八十岁，腰杆挺直，充满活力，精力充沛，而我当时四十五岁，有腰痛病，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对生活总是牢骚满腹。我母亲生活在南方的一座小镇上，住的是一套很像样的房子；我生活在北方一座大城市，住的是一套很不像样的房子。她上了年纪之后，我去看她的次数多了一些——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是我想她也许会需要我，在她这个年纪，她会逐渐变得虚弱、健忘，所以我每隔几个月就要去一趟，帮她办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开车到阿尔第超市去多买些东西，蹬着梯子把壁橱收拾擦洗一番，春天在阳台上种些花木，秋天再给它们剪枝，把花盆都搬进地下室去——作为独生女儿，我做这些是为了尽义务，而不是出于爱。而且我总觉得，变得更虚弱、更健忘的人明明是我。我站在梯子上收拾壁橱，她在一边瞧着，指手画脚，责备我道：“瞧你那爪子，又都搞脏了！”再不然就是说我把杜鹃花剪坏了。她从来不会对我说一个谢字，从来都不会说：“妮娜，你干得真不错。”这是她永远都办不到的事。在我们家里听不到赞扬。“嗯，还行！”这就是能从我母亲嘴里蹦出来的最高级的表示认可的话了。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了，每逢得了好分数，拿回家去时总听到这句话：“嗯，还行。”
我去看她时向来住旅馆，那个前台经理，毕尔格先生，每次见我进来都会吻我的手，说：“罗森鲍姆女士，您对您的母亲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这太令人感动了，现在像您这样的女儿可是不多见呀，何况您还那么忙。”
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工作，于是他每次都让人把刚出的报纸送进我房间，如果上面有我的文章，他还要标上感叹号，好像怕我自己看不见似的。我走到楼上去，想把自己的思绪沉进报纸里，不要再想我的母亲。此时的她一个人坐在家里，正度过一个孤独的夜晚，而我在旅馆房间里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不能跟她伴着一瓶红酒心平气和地坐一坐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说说笑笑，聊聊类似“你知道吗……”这样的话，然后讲上一段趣闻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你知道吗”，如果说过，那一定是在怀疑什么。因为我们无论何事都没有达成过统一的意见，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有十五年的时间，我人生中的前十五年。在那以后，我们的见面就仅限于互相的看望，我去看她，她来看我，我们的生活最好是平行的，不要混在一起。我们喜欢的不是同样的人，也不是同样的事。
头一件事就是酒。我喜欢高质量的干红。而她明知道我这个爱好，我去的时候仍然买那种带螺旋塞的便宜货，她的理由是，她没有力气拔出塞子来。我至少给过她五个很好用的开瓶器，而且样式一个比一个好，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可是它们全都躺在厨房的抽屉里，酒还和以前一样是带螺旋塞的货色，而且从来不冰。不过，我宁可喝这种酒，加点冰镇矿泉水（“我这儿可只有不带气儿的矿泉水！”），也不要跟她去争论那些问题——关于我，我穿衣服的品位，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我的身体，我是多么不当心自己的健康，我对钱的大大咧咧的态度。这些都是她偏爱的话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说起来没完，一个晚上就会这样过去。如果她说“你越来越像你爸爸”，我就明白，我们已经快到危险的边缘，这个时候最好溜之大吉。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将近三十年了，但是母亲对他的怨气却从来没有减弱过，并且把这股怒火转嫁到了我身上。按她的说法，我“完全继承了他的性子”，这意思大概是说，她的生活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而这都是我们两个的错。
“你要是这么继续干下去，你就会像他一样，活不到老。”她总是这样说。继续干什么呢？就是继续抽烟，喝白葡萄酒而不是甘草茶，不做运动——母亲在八十岁的年纪还坚持几乎每天游泳——并且不断地出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毁掉我的婚姻。她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我的表姐玛格丽特，我跟她已经二十年没说过话了，讨厌的是她跟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偶尔会给我母亲打电话，说：“奈丽姨妈，你听说了吗，最近妮娜又闹出事来啦！”
“你从来不肯安分，”母亲叹息着，“和你爸爸一样0”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工地。”我尽量轻松地说，母亲摇着头，说：“每个人在一生中只能有一次真正的爱。至少我是这样的。”
这一次真正的爱是给了我的父亲吗？我无法相信。他们的关系太恶劣了，在他死后，母亲的青春才真正到来，她再也没有让哪个男人接近她。那么一定是在结婚之前发生过什么故事，可是，跟谁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她结婚的时候是二十岁。当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已经结婚十五年了，战争中父亲的假期里有了我。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偶然的产物，是在战争的后期出生的。“我原本不想要孩子的，”母亲这话不知说了多少遍，“那时候谁都不想要孩子，战争还躺在我们的床上呢。”不过，在这之前呢，在这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呢？母亲从来没有谈论过这段短暂而隐秘的爱情，她几乎从来不讲以前的事。而且我对自己的家世、她以及父亲的亲戚几乎一无所知，因为这些人不是跟我们吵翻了，就是早死了，死了，消失了，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如果我追问这些事，她就会摆出一副拒绝甚至厌恶的表情。“我家全是伤心事，他家全是荒唐事，”她说，于是这个话题就算结束了。最多再加上一句：“你就像他。”
听到这话，我已经很清楚了，谈话该结束了。于是我走进浴室。我照了半天镜子，寻找着我和她相似的地方。我的手几乎和她的一模一样，我的额头上也有着和她一样疑虑重重的皱纹——除此之外就没有了，我想。我打开浴室柜，不出我所料，我送给她的那些名贵护肤品——面霜、乳液、香皂——全都原封不动地躺在抽屉里。她一如既往地只用妮维雅的香皂和护肤霜。“我用不着更多的呀，”她说，“这就够啦，有油脂，有水分，别的全都是废品。”我送给她的那些东西统统作为“废品”消失在柜子抽屉里了——鞋，厚毛衣，能折叠的购物袋——不管我送什么，反正都不对。“谢谢，可是我用不着。”当我在电话里跟她说，圣诞节快到了，我要给她寄包裹，问她喜欢不喜欢，她就会这样说。又说：“我什么都有。只要你能幸福，或者至少平和一点，我就很高兴了。”不过老实说，母亲送给我的东西我也不喜欢，紧得要命的白色羊绒内衣啦，上面还贴着价签的酒心巧克力啦。我们互相之间无法给予，也无法接受——至少无法替对方着想，无法和平共处。
当我平静下来以后，我又走进客厅去陪她，但很快就告辞了。在我走之前，她像大多数老人一样，说她一个人生活得太久了，说像她这一代人经历的事谁也受不了。她会一连气地说下去，连个磕巴都不打。
“最近天气好的时候我总是碰上那个长头发的男人，鬼才知道他为什么不剪头发呢。他说，您看那绿油油的草地，我们这里多美啊，那些傻瓜为什么总要往外跑呢？我真搞不明白。我是不是应该给您讲点儿什么，讲我朋友，讲二千五百！一开始我根本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他的朋友们到山里去了，那座山有二千五百米高，而且上面没有积雪！这家伙真是一个奇怪的苦行僧。他老婆死了很久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生活的，他每天做饭吗？他看上去可不怎么健康。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我碰见谁了？那个戴毛线帽子、看起来傻了吧叽的女人。我问她，那位总是坐着轮椅的布莱纳先生哪儿去了？我很久没见过他了。她说，您怎么还不知道？他已经死啦。我说，这回他老婆可该高兴了。她早就盼着他死了。现在他终于死了。有一次她抓到他和他侄女在床上，从此以后他们的婚姻一塌糊涂。我真不知道这些男人心里到底有个什么魔鬼，不过我看你心里也有。以前那个家伙还总是骑马呢，可是后来他中风了，是啊，很正常啊。戴毛线帽子的女人说，经常变天，所以她老是掉头发。你可能是讨厌我戴毛线帽子的模样，一般人都讨厌。你的脸色很坏，你睡得太少了，这我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说到这时候，她歇了口气，我趁机插进去：“好的，那我现在就去睡觉。”我终于能逃掉了。
我们从来不谈论跟我们相关的事情。
告别的时候，我们亲吻了对方脸颊左右的空气。我们不接触彼此。我不记得母亲什么时候抱过我，抚摸过我，安慰过我，触摸过我。小时候她经常扇我耳光。这是我记忆里我们唯一的身体接触方式。
我回到旅馆，毕尔格先生说：“罗森鲍姆女士，前不久我在阿尔第碰到令堂大人了，真让我吃惊，她还是那么硬朗！还是那样仪容端正，腰杆笔直。您知道吗，您跟她越来越像了。”这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需要的是洗一个热水澡，以及迷你吧里的饮料。
在她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她请了一次客。来的客人都是老太太。在这个圈子里，在某些时候，我算得上一个“模范女儿”，我本人在报社工作，丈夫是个高收入的牙医。于是我就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话：“我女儿过得非常好。”要么就是：“妮娜最近写了一篇关于绿色和平的文章。”这一次她说的是：“明天妮娜要到意大利去，报社派她出差。”这当然会给那帮老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错，我要去米兰，但并不是出公差，我是去见弗洛拉。几个星期之前，我在纽约认识了弗洛拉，而且一见钟情。这一次我们想验证一下当时的激情还能保留多少。在那第一个晚上，当她来到那个聚会上的时候，伴随着第一句话，第一个目光，仿佛一道闪电落在我俩之间。路德维希也在场。我们，我和弗洛拉，面对面站着，看着对方，聊啊聊啊。幸福和惊喜让我们都有些忘乎所以了。她四十岁，单身，曾是很多个已婚男人的情人。不过她有过一段跟女人的爱情，时间很短——而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过。我也从来没有过这个念头，但是我会怀着一点嫉妒看着那些相拥的女人们，那与纯粹的朋友之间的拥抱是很不相同的。多年以来，我一直感觉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渴望，渴望着得到一个女人的爱。我看到弗洛拉，看到她椭圆的脸，黑黑的眼睛，我被她吸引了，我是那样爱她，以前我只对男人有过这样的感觉。而她的回应也是热烈的。路德维希回德国去了，我留了下来，而且跟她一起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缠绵、最激动、最美丽的一个星期。我完全没有想到，原来与一个女人拥抱、爱抚是这样奇妙。我注视着我的母亲想道：“你总是将我推开。现在，也许我应该得到补偿了。”她问我：“你怎么这样看着我？”
“没什么，”我说道并且想，“如果你知道这些会怎么样啊！不过你是不会知道的，谁都不会知道的。只有路德维希有一点点察觉，但是他对我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不会追问我的。”
路德维希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们每星期一起吃几次饭，有时在他那儿，有时在我那儿。我们的关系像朋友一样，很简单。前几年，我们的激情不知怎么就消失了，爱情也没有了。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搬出去住，我也不想念他们。他们都是帅气而张扬的小伙子，穿名牌，理短短的但打理得很好的发型，女孩子排着队被他们伤心。他们用不着父母，我们也用不着他们。我们时不时打打电话，偶尔往一起凑凑，不过如此。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在过去的这二十四年里我的所作所为，还有我在生活中的位置。当我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时，我感到很舒服。有时觉得很寂寞，有点失落，但我从不孤独。我知道，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在我身上还会发生些什么事。不管怎么说，我可以接受，我可以付出。在纽约，当弗洛拉跨进那个房间的时候，频率对上了——在我和她之间，有一根线穿过这个房间绷紧了，而且颤动了。
现在我要到米兰去。两天后弗洛拉就会结束纽约的研讨会回去。她在米兰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是个鸟类学家。在这个国家，那些粗野的男人用网子捕鸟，拧断它们的脖子，再把它们吃掉，而她偏偏在这个国家研究鸟类。我想问问她怎么能靠干这个生活呢，因为在纽约的时候我忘记了问她很多事情。我们只顾着相爱，只顾着为我们之间发生的事而惊喜。
等那些老太太走了以后，我帮着母亲收拾房间。她还在兴致勃勃地说人家的闲话——什么费舍太太比她小八岁，可是看上去至少比她老十岁；什么赫尔佐格太太的身体可差多了；什么金德曼太太的耳朵几乎完全听不到别人说话了，因而总是很紧张。无论她说什么我都随口附和着，反对也打断不了她说话，何况我的母亲和其他老太太相比，的确就像英国女王似的，总是那样别具一格，那样明快，如同鹤立鸡群。我把装点心的碟子和喝香槟的杯子都拿进了厨房。
“我自己来刷嘛，”母亲说。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不喜欢她油腻腻的洗碗布。何况我怎么做都不合她的心意——洗涤剂用得太多，太浪费水，诸如此类的毛病。
她把剩下的黏糊糊的甜柠檬卷给我包了起来。“拿走吧，还可以吃呐。”她说。我抗议道：“我不爱吃，太腻了，我会发胖的。”
“是啊，我本来不想说的，”母亲说，“但是你壮实多啦。你现在体重多少，七十？”
“六十八。”我说，她叹了口气，“在你这个岁数，不可能更瘦了。荷尔蒙的原因。”然后她又加上了一句：“嗯，六十八，还可以。”
她向来如此——“还可以”——这就是最高的评价。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如果德语或拉丁语拿了个二分，而不是一分，她就会说：“还可以。”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如果我按自己的心意打扮好了准备参加聚会或舞会，问她一句：“好看吗？”她就会用挑剔的眼光看看我，说：“嗯，还行吧。”赞美，认同，她身上没有这个细胞，永远不会从她的嘴里吐出来，好像一句赞美就会让她降低身份，让她变得渺小。当她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瞪着惊恐的眼珠子一个劲儿喘气的时候，我坐在她床边，说：“妈妈，你的气色好极了，你连皱纹都没有。”在那一刻我恍然发觉，我以前也从来没有赞美过她，或是对她说过什么亲切的话。直到她再也不能回答我的时候，我才把这样的话说出口，我恨不能代替她一动不动毫无生机地躺在那里，让她对我说些充满关爱的话，赞美我，亲近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啊。
她把包好的柠檬卷塞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笑盈盈地说：“你小时候可喜欢吃了。”一句话已经到了我的唇边：我又不是个孩子了。可说这话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忧郁、冷漠、半大不大的孩子，也许连剩下的柠檬卷都不喜欢我呢。
告别的时候，她塞进我手里的除了装柠檬卷的塑料袋，还有我送她的生日礼物——一条蓝色羊绒围巾。“拿走吧，孩子，”她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不会再穿戴蓝色的衣物了，何况我有满满一抽屉的围巾呢，让我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一切都跟历次一样，可又不太一样。因为，当我再次向她挥手的时候，她忽然石破天惊地说：“米兰！我还从来没去过米兰呢！”
那又怎么样——她这一辈子本来就很少出门旅行。她参加过一次乘汽车环游法国的旅行，却因为一件事而心烦意乱，那就是连小孩子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哎呀，妈妈，”我说，“他们是法国人哪，他们是说着法语长大的，那是他们的母语啊。”
“那又怎么样呢，”她固执地说，“那么小，法语却说得那么流利，老天爷呀。”
当我把妈妈的这些趣事讲给朋友们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好笑。我却笑不出来。自儿时起，我们之间就有一堵墙，很高，却不牢固。每次见面，每次谈话，如果我们在墙边靠得太紧，它就会摇摇欲坠，好像随时会塌下来将我们其中之一压死。今天我知道了，本来我和母亲在一起时可以有很多的欢笑——然而，在那时候，只要我去看她，在她把门打开的那个瞬间，我们就看出来了：嘿，旧账还没有算完。每个伤口都还在淌血。那样怎么可能有笑声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母亲一起去旅行，更不要说去米兰，更不要说是现在，在我想要与弗洛拉见面的时候。可是她就站在我面前，矮小而矍铄，眼睛放着光，说：“你怎么就不能带我去呢？意大利！那才算是你送我的珍贵礼物呢。也许这就是我最后一个生日了。”
这种话她说了将近二十年了——这就是我最后一个圣诞节了，我活不到下一次过生日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在消失……或者，只要她稍微有点感冒伤风，她就爱说：“我只有一天可活了。”这些都是她敲诈我的手段。只要她的身体好了一些，或是圣诞节、复活节、生日什么的过去了，她马上就会变得硬绷绷的，知道她该怎么做，比如说买皮大衣时要买黑色的而不是棕色的，好让她在参加我的葬礼时有个更好的形象，而且，上帝，如果她真的死在我前头了，那黑大衣就可以让我在她的葬礼上穿。
“那太累了，你受不了的，”我找了个借口，一边想象着开车和母亲一起上路会是什么样。
“只要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她说，“米兰！一定很美啊。”
“米兰可算不上美。”我说，而她敏捷地顶了回来：“那你又去干什么呢？又看上哪个小伙子了？”我执拗地沉默着。她说：“我再也不问了，再也不问了，谁自找倒霉谁自己知道。”这种话我是不能忍受的：“谁自寻快乐自己也知道。”她说：“那好哇。”
“我是去跟一位与我有工作关系的女士会面。”我终于说了实话。“你跟一个意大利女人有什么工作关系？”她怀疑地问。我不耐烦起来，“妈妈，”我说，“我去干什么都无所谓，主要是路上的时间太长了，天气又这么热，很累的，我要在那里呆两三个星期呢，你要回来时怎么办？”
“上帝，我可以坐飞机嘛，”她说，“我可以呆两天然后坐飞机回来，让克劳斯去接我。”
母亲只坐过一次飞机，是飞到柏林去参加她的妹妹露茜的葬礼。可是她说起话来就像一天到晚飞来飞去而且有里程积分卡似的。克劳斯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孙，就住在附近，有时来照顾照顾她。
“那好，”我说，“晚安啦，我现在很累，我要回旅馆去，明天早饭后来。我出发之前总归是要再过来一下的。好了吧？”
“好，”她说，“别忘了拿上柠檬卷，还有这条蓝围巾，它很软和，只不过我不戴这种东西了。”
我接过围巾走了。回到旅馆，大堂经理问道：“令堂收到礼物很高兴吧？”
“高兴极了。”我说，将围巾使劲塞进塑料袋里，弄得它沾上了柠檬卷。围巾是我前一天买的，当他问我给母亲大人买了什么礼物时我还给他看过。她的八十岁生日是在报纸上登了公告的，镇长还给她写信道贺。“那个家伙呀，”她说，“是基民盟里的一个白痴，”她把贺信撕掉扔进了马桶，就像当年处理我写的第一首诗，在父亲去世后处理她的结婚戒指。
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总是梦见和母亲一起旅行，梦见弗洛拉。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到她那里去。她给我开了门，穿着一身我从未见过的亮闪闪的蓝衣服（“我再也不穿蓝色了！”），容光焕发，戴着一个金镯子，那是我的表姐玛格丽特夫妇送给她的七十寿礼。走廊里放着一个小小的旅行箱，“好啦，”她说，“真让我兴奋。”
我只能咽了口唾沫，先坐下来。
“妈妈，”我说，“我们得在汽车里坐上好久，然后……”
“我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我喜欢坐汽车。你爸爸唯一的一项本事就是开车。我们在星期天经常到龙岩去，品尝那里的鸡汤。在米兰能吃到不放大蒜的菜吗？我可是一点蒜都不沾的。”
我只剩下发呆了。她总是对我发起突然袭击将我打败，而她这样情绪高涨也是我很久没有见过的，使得我无法再拒绝她。我想先在旅馆里住两天，在米兰的街市上随意逛逛，让自己静静心，染上一点意大利风情，之后再搬到弗洛拉那里去住几天，也许一个星期，或是两个星期。母亲总归是要坐飞机回家的——这事好安排。而在前去的途中，我想，也许我们能够谈一些在心灵深处放了很久的事情。汽车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生了气也没办法一走了之或是砸门，说话时也用不着看着对方，而我在开车时必须集中注意力，也就发不出火来。
“好吧，”我说，“那就走着瞧吧。出发。”
我提起她的旅行箱。她稀里哗啦地把百叶窗放了下来。“你带上护照了吗？”我问。她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真是个蠢老婆子吗？我当然带上护照了。”忽然她又轻快地哼唱起来：“你可知道那柠檬花盛开的国度？啊，我的情人，那里是你和我的去处。”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母亲经常和我一起唱歌，她还会背许多诗，一有机会就吟诵起来。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即使我从不曾坐在她的怀里，蜷在她的床上，让她拉着手走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母亲仿佛不允许自己流露出任何形式的柔情。我的父亲有两个情人，一个很年轻，是个冒冒失失的金发女郎，另一个是个和气的售货员，跟他一般大。他定期去找她们，也经常在她们那里过夜。“我在瓦尔特家，”他会这样说，或者：“不用等我了，我在奥托家里过夜。”
“好吧好吧，”母亲就会说，“告诉瓦尔特，少用点香水吧，你从她那儿回来以后身上的味道难闻极了。”要不然就是：“别忘了把奥托的真丝内衣送回去，我在你的柜子里看见的。”儿时的我听不懂话里的意思，只会笑，因为我的父亲有五个兄弟，都是非常好玩的人，所以我就幻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
上车之后，我问她：“爸爸的兄弟们还有在世的吗？”
“耶稣先生，”她说，“耶稣先生还活着，是卡拉姑妈告诉我的，她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父亲还有两个姐姐，卡拉姑妈和宝拉姑妈。我最后一次见到卡拉姑妈是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她号啕大哭，不住地拥抱我母亲，让我吃惊的是，母亲也那样真诚地回应她的拥抱。那时候姑妈是个高个子的漂亮女人，现在肯定有八十多岁了。她丈夫在战争中阵亡了，战后她和嫁给一个警察的宝拉姑妈一起开了一家手工艺品店，经营了好多年。
“说起来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亲戚了，”我说。“你的姐妹们都去世了，玛格丽特表姐又是个讨厌鬼，可是我们本来是个大家庭——爸爸有七个兄弟姐妹，你有五个。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呢？”
“随风而逝。”母亲说，戴上了一副古怪的太阳镜。“瓦尔特得癌症死了，奥托得的是心肌梗塞，弗里茨被电车轧死了，海尔曼死于盲肠炎，宝拉酗酒而死。只有卡拉和我还活着。”
“你们有联系吗？”我问。她说：“很少。”
母亲这边的亲族的情况，我知道得多一些，跟他们共同经历的事情也多一些——除了她的弟弟维利剩下的都死了。而她跟这个弟弟是不讲话的，因为他是纳粹分子，就好像他们当初都不是纳粹分子似的。当然，他造的孽远不止这些，他还曾经诬告自己的父亲犯有叛国罪。这下子我的外祖父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那里一病不起，被送回家不久就一命呜呼了。维利舅舅从波兰回来之后，除了他的妻子玛丽娅没有人跟他讲话。
“我家里有四个人都是一条腿的，”母亲忽然很高兴地说，弄得我险些错过了往巴塞尔方向拐弯的路口。“一条腿？是因为遗传吗？那我可是够走运的。”
“亨里希舅舅，”她说，“有糖尿病，很早就切掉了一条腿。莫里茨舅舅得了骨癌，也切掉了一条腿。莫里茨舅舅有钱得多，经常把自己穿旧的好衣服送给亨里希舅舅。他失去的是左腿，总得把左裤腿扎起来。可是亨里希舅舅失去的却是右腿，他又不想穿皱巴巴的裤子，所以他们总是吵架。”
“另外两个是谁？”我问。“我的祖父，”她说，“他是威斯特瓦尔德的鞋匠，又务农又做鞋，有一次他用上好的皮子给自己做了一双鞋，可是当他第一次穿上新鞋想出门的时候，却发现鞋做得太小了，气得他拿把斧子把脚趾头砍了下来。这下只好把脚截掉了。”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后，母亲和我之间总是有那么多的怒气和暴躁情绪，是从哪里来的。有一次她用火通条打得我皮开肉绽，完事之后像没事人儿似的不闻不问。我让不久之前给我行坚信礼的牧师看身上的伤痕，后来很快就离开她进了寄宿学校。我们有五年的时间没有见面，彼此从对方的生活中消失了。只是卡拉姑妈偶尔给我寄个包裹，寄点小饼干、糖和一点钱。
“第四个，”她说，“就是尤普舅舅。他的一条腿在俄国被打断了。他是死在俘虏营里的。”
我们沉默下来。我忽然想，我现在问问她吧。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至少可以挑起这个话头，也许她会说一句“我很遗憾”，于是我问母亲：“那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打我？”答案马上就来了：“我没有打过你。”
我沉默了，加速行驶，高速公路是笔直的，空荡荡的，阳光照耀着，远处出现了一座桥。“妈妈，”我说，“如果你连一次，就这么一次都不肯承认，承认你那么狠地打过我，我就冲着那个桥墩撞过去。见鬼。”她不说话，我继续开，桥越来越近了。我并线到左道上，朝着中间的桥墩开去，突然之间心静如水。
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也许我跟弗洛拉的交往又是一个错误，有什么了不起，一切还不是都会过去。我的心情异常平静，几乎是如释重负，好像我用不着再作什么决定，有人代替我作出决定了。我直直地盯着桥墩，只等待着碰撞，一边想，我的生命——还能怎么形容呢——是充实的，恰恰是和我母亲一起死去，一起下葬，并排躺着，没有爱，进入永恒，阿门。“丢掉你与生俱来的恐惧吧，我不害怕，我不是一具骷髅……”我想到这里，几乎是快乐的。桥墩越来越近了。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叫道：“是的是的，可是让我有什么办法，我可不想跟你一起送命。你那么小就跟男孩子胡闹。”
我放慢了速度，回到右道上，我们两个都长出了一口气。“你那时候很难缠，”她说，“而我的生活又不幸福。”
“就因为这个你就那么狠地打一个小女孩，打得她流血？”我问，直视着前方。“上帝啊，流血，”她说，“还什么小女孩呢，你已经会躲到角落里跟男孩子亲吻了。我看见过。你跟你爸爸一样。”
我想起来了，那种纯洁的、孩子气的吻，对方是我在舞蹈课上认识的朋友。我那时候多么渴望爱，因为家里没有爱。就为了这她打我。
母亲沉默了许久，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我当时就后悔了。”我伸过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用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握着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举动，而她又什么时候允许过这样的举动。汽车在我们的沉默中向前行驶。忽然她又开口了，很有兴致的样子：“这里就是瑞士了吗？”
“是的，”我说，“要不要我走乡间小路，不走高速路？沿着四林州湖开？时间长一点，但是景色美极了。”
“嗨，太好了！”她说，“我一直盼着去看看威廉·退尔生活过的地方是什么样。”
我笑了起来，“你以为还真的有过这么个人物？”我问。她生气了，说：“你到底在想什么，总督啊，你去跟老天爷算账吧，你准得送命，你的天数已尽。我从前宁静度日，与世无争——这弓箭只用来射那林中的野兽，是你逼使我行险侥幸，见怪不惊，把我洁净的沉思的甘泉变成蛟龙的毒涎。多棒啊，是不是？他不得不将箭对准他的孩子，最后他说，我在那一刹那极度痛楚里立下的誓愿，是我神圣的义务——我要履行。差不多就这样。是啊，我们都有我们必须承担的负担。”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诗句，几乎是半部剧本了，”我问，“我什么都记不住，而你……”
“熟能生巧嘛，”她说，“那些躲避空袭的夜晚，我们都是靠读书和背诵来打发的，就着烛光。”
“我们？”我问。她说：“是我和卡拉。那时我们的丈夫都去打仗了。”
“可是你至今还记得那么清楚。”我说。“在我看来没什么了不起。”我母亲回答道，“我独处得太久了，总是和自己交谈，不断地重复那些句子。”
我驾车穿过几个小村庄，沿着湖畔行驶，她陶醉地喃喃念着路牌上的地名。有一次，当一座乡村教堂出现的时候，她吟诵起来：“小塔的尖顶、本笃会教堂的屋脊，还有山墙，耸立在杉树的树梢之上。”我思索着，母亲身上潜藏着多少生机与力量，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轻松愉快地相处。我总有一种感觉，她不喜欢我，这使我在她面前一副犟脾气，态度又冷漠又生硬。而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不知怎么变得酷似我的父亲，而自从他解甲归来她就不想要他了——在他们那一代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在战争年月中变得独立而刚强。而那些男人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创伤从俄罗斯回来了，重新占据了他们本来已经失去的地位，还想重新了解家中的一切——保险箱在哪儿，怎么教育孩子，让女人们回到灶台边去。那时候很多家庭都破裂了。我们作子女的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去跟这些陌生瘦弱的男人，跟我们从战俘营归来的父亲建立感情。我记得父母之间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吵，吵完后，母亲冷冷地看着父亲：“别再作戏了，你跟那些人有什么区别，都是刽子手。”
这句话仿佛打破了他为了卫护自己而垒起的坚墙，于是他开始喝酒，交上了那两个女朋友，我们的家庭就这样慢慢完结了。
我把一盘舒伯特的录音带塞进录音机里，母亲似乎和我一样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她马上说道：“音乐，你这上天的礼物，充满崇高的力量和甜美的柔情，当痛苦使我们心碎，你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你的存在。”然后她看着我，笑着说：“和你一起旅行真好。”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样亲切的话。
我们在库斯纳赫特休息，吃配新鲜面包的嫩牛肉，还要了葡萄酒。她和我一起坐在桌旁，矮小而健壮，穿着蓝色的衣服，两颊微微泛红，时时用她那挑剔的眼神看我。
“你幸福吗？”她忽然问。我想也没想就说道：“不。”
她点点头。“和你爸爸一样，”她说，“没有那个本事。他们全家人都那样，没有一个过得幸福。只除了卡拉姑妈。”
“为什么除了卡拉姑妈？”我问。母亲说：“她很坚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是没有卡拉姑妈，我根本熬不过战争岁月。”她啜了一口酒，瞥了我一眼：“你也不行。”接着，她又轻声补充一句：“要是没有卡拉姑妈，就根本没有你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感觉到此时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在她心里，在我们之间，有一扇门开启了。她也明白，她不能不作任何解释就把这句话撂在这里。她揉着一个面包球，看也不看我：“我原本不想要孩子。在那个战争年月，谁想要孩子呢！那时卡拉也把孩子打掉了，没有任何问题。一直到怀你五个月的时候我什么法子都试过了，用肥皂水灌肠，卡拉拿毛衣针往里面刺，我怀里抱着砖头从桌子上往下跳——可是没有用。你不肯走，你要活。”
我屏住了呼吸，我的心在狂野地跳动。脑海里出现了几千个画面和无数的问题，心里是一片泪海。全身混合着恐惧与幸福。恐惧，为了生。幸福，为了生。
她说：“我们都认为，你经过这些折磨，肯定是个残疾孩子。可是你非常健康。是卡拉把你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当时是在厨房里，炸弹到处乱飞。别人都躲到防空洞去了。我们两个在厨房里，只有烛光相伴，窗玻璃都被炸飞了。忽然，你降临人世了。我的上帝啊，你确确实实是个健全的孩子。我和卡拉高兴得号啕大哭。”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在那个时代要孩子是一种怎样的牺牲，何况是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男人的孩子，他在婚后十五年都没能给她一个孩子，可是偏偏在战争中休假时给了她一个孩子。
我是那样强烈地感觉到母亲因为我是个健康的孩子而产生的喜悦，几乎想把她搂在怀里，就像一种爱的宣言。但是我犹豫了一秒钟，就在这时服务生到我们桌旁来算账了。
在我们继续上路之后，我差点把弗洛拉的事情告诉她。我多么想直截了当地跟她说，我爱上了一个女人，在我有过长久的婚姻生活之后，有了两个儿子，还有过那么多绯闻之后，这样的爱情能否成功。但是，我当然什么都没有说。这样的话题怎能跟我的母亲开口呢，我想。
我驾车穿过瑞士境内，身边的母亲变得安静了。她偶尔打个小盹儿，一会儿却又清醒了，坐得笔直向窗外看。“我能看到这一切，这多么好啊。”当我们在基亚索驶上通往米兰的高速路时，她忽然问：“昨天的柠檬卷你吃了吗？”
“没有，”我老老实实地说。她点点头：“我想到了。”说完这话，她当真睡着了，直到我在米兰市内拐来拐去找旅馆时她才醒来。我订了两个单间，住两个晚上。她问我：“以后你住哪儿？”
“住在同事家，”我说，帮她在房间里安顿好。晚上我们出去了，我一再地跟服务生说，她的菜里千万不要放大蒜。没过多久她就成了餐馆里的女王。“老妈妈”以她的特殊要求把所有人支使得团团转。她以一种坚决的态度用德语说：“不要那种什么‘浓缩咖啡’，我要真正的咖啡，不要太浓，要加奶，但不要罐装牛奶！”在我给她翻译的时候，她觉得很奇怪，她说得那么清楚，怎么别人会听不懂呢？咖啡，牛奶，不要太浓，我的上帝，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懂得这几个词呀，难道不是吗？她觉得这些意大利人很和善，可就是理解力有点问题。
这个晚上过得不寻常的平和。当我们两个不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的时候，我们之间就是另一种气氛。我看出来她已经很疲倦了，就把她送回旅馆，自己又出去了一会儿，为的是在一个酒吧里喝上几杯，想一些事情——想她，想我，想弗洛拉，想我们所有人对生活的期待和生活对我们的打击。我们真的可以实实在在地把握什么吗？还是只能听天由命？我忽然发现自己也像她一样，脑海里浮现出了诗句：“这样一个生命之神会无缘由地编织地毯吗？痛苦是一种闪念犹如五彩的图案而所有苦难的表情都不过是装饰？”我想，看啊，我们两个比人们认识的要相似得多。有某种意义存在吗，有某个神秘的图案存在吗，或者这一切都只是偶然的装饰，她的强硬，我的不安分，她坚决地与爱和温情诀别，而我却如饥似渴地期盼着它们？
我有点喝醉了，第二天早晨她来敲我的房门时才醒来。
“我去吃早饭，”她喊道，“起来吧，天气很好呢。我在下面等你。”
当我去吃早饭的时候，她在跟服务生哇啦哇啦地说话，尽管她不会说意大利语，他不会说德语，但是她生气地举着面包：太白！太软！服务生给她拿来了颜色较深的面包，这才得到了她的称赞。她掌控着一切，就好像她这一生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遨游。她身上潜藏着一种力量，在她那苦难卑微的暮年生活中却没有一个阀门来开启这种力量。
这是舒适晴暖的一天，我们在米兰街头散步，她穿着浅灰色半高跟翻毛皮靴，我穿着有利于健康的平跟鞋。今天我知道了，只为了她穿的鞋子，我就会那样爱她，欣赏她，可是直到她去世之后，我才明白过来。
我们四处游荡，大教堂旁边的画廊，购物中心，时装街蒙提拿破仑大道，那里满街都是时装设计大师的商店——华伦天奴，古奇，温加罗，芬迪，硕大的橱窗里陈放着标价三千马克的草莓红鞋子或标价八千马克、只此一件的五彩女式小衬衣，换算成里拉，价码都是好几百万。母亲说不出有多么惊讶，对着价码和商品指指点点，当一个高傲而美丽的女店员从里面望向我们的时候，她拍着自己的额头，向那个女店员——她马上就转过身去了——做出一副鄙夷的样子，“花几百万买一件小衬衣！你们都是疯子！”她喊道。
在一家很雅致的小内衣店里，我给母亲买了一件漂亮的丝质睡衣。为此费了半天口舌才说服她，不过她还是很高兴，套在裙子外面试了又试，在商店里走来走去。“这么贵！”她说，“我还从来没有穿着睡衣让人看到过呢。谁知道，也许死的时候会让人看到。”后来，她真的奄奄一息的时候，穿的是那种后面开气的病号服。安葬她的时候我们给她穿的是这件在米兰买的真丝睡衣，这件衣服买了以后她就再也没穿过。或者说，这件衣服跟她一起火化了。
晚上，我们坐在一家安静的小酒馆里吃煎玉米饼，配着切得细细的煎牛肉，调味酱也好极了。“今天我请客。”母亲说，又给我要了一杯葡萄酒，自己要了一小杯白酒。她跟着服务生走到柜台前，让人把每一种酒都指给她看。她骂了他几句，因为这里没有黑莓酒，最后她要了卡尔瓦多酒。
“干了，一定要干了。”酒杯放在面前时，她这样说。她高高地举起酒杯，几乎一口就干掉了，活像她家乡鲁尔工业区的矿工。我忍不住笑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她也微微有些醺醺然。当我试探地请求她：“讲讲以前的事吧，”她真地打开了话匣子，第一句话就是那么荒唐得出人意料，让我俩大笑了将近十分钟。她说：“战争结束之后，露茜姨妈到东边去了，给安全部干事，干得还挺快活，成天精神十足。”
我觉得这话真可笑，笑得半天平静不下来。可是我记起了露茜姨妈寄给我们的包裹，里面装的是腻死人的代用巧克力，而她想让我们回赠给她一些咖啡。“她为什么到东边去了呢？”我问。“因为她信仰社会主义，”母亲说，“我家里人当年都是左派，工人啦，社会主义者啦。不过你爸爸和他那帮兄弟都是纳粹分子，一群傻蛋，跟屁虫，满脑子幻想的家伙，一心想着穿上漂亮官衣好耀武扬威。”
她从来没有说得这样明白过。“我们家里以前从来不谈论政治。”我说。“没办法的事，”她回答。“否则得打成一锅粥。你爸爸那边除了两个姐姐，全家人都是纳粹分子。宝拉姑妈是因为太蠢才没当上纳粹，卡拉姑妈则是因为太聪明。而我家里只有维利例外，他也是因为蠢。”
维利舅舅还活着。他好像从不离家，只要他出去，就得戴上帽子和眼镜，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他总是担心街上会有人把他认出来——也许他怕的就是那个犹太人，据家里人说，他在波兰把人家的一个手指头剁了下来，就为了得到一个钻戒。那个戒指今天还戴在玛丽娅舅妈的手上。
“你是因为这些才跟爸爸不和的吗？”我问。她说：“我在他身边就觉得喘不过气来。他只要碰碰我我就觉得难受。”她喝光了剩余的卡尔瓦多酒，又补充说：“在战争中我很快乐。我们都很快乐。过着没有男人的日子。”
服务生过来了，除账单之外还提供了建议：还要咖啡吗，来一杯阿马雷托如何？在付账时妈妈输给了我，因为人家自然不会要德国钱，尽管她把一张百元大钞直伸到人家鼻子底下，嚷嚷着：“这难道是假钞吗！这是真正德国钱哪！难道这里不是欧洲吗！”我付了账，服务生想安抚一下母亲，帮她拿着装真丝睡衣的口袋一直送到门口。意大利人似乎对各种各样的“老妈妈”都很喜爱。回到饭店，我发现弗洛拉给我留了条子。我们已经通过几次电话，她自然已经知道，母亲跟我一起来到了米兰。不过我向她保证，母亲会乘周四晚六点左右的班机离开。弗洛拉原本说的是周五过来，但是留言中却说：“请在周四下午三点到我这里来。我想见见你的妈妈。弗。”
这个消息叫我很不舒服。我根本不希望她们见面。我想跟弗洛拉单独在一起。我不愿母亲过多地涉足我的生活。当然，我们不会把我们相爱的事情告诉她，可是尽管如此，让她们碰面也太亲密，太过分，太涉及隐私，太危险。我想起自己还在家住的时候，上完舞蹈课妈妈去接我时，总是对我的朋友很不客气。“干吗跟我的妮娜好？”她问那个我深深爱着的鲁迪格，“难道就没有更可爱的女孩子吗？”
我整夜都难以入睡，第二天又受了刺激，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芥蒂又跑出来横亘在我们之间。时间过得很慢，十二点钟才过妈妈就开始催促：“我们是不是该去机场了？”跟所有上年纪的人一样，她总要提前好几个小时。我跟她说，我们得去接我那个从美国来的同事，跟她一起喝杯咖啡，然后弗洛拉和我会送她上飞机。她放了心，问：“她会说德语吗？”
“会，”我说，“她的家乡在南蒂罗尔的布鲁奈克，那儿的人都会两种语言。”
我一眼就看见了弗洛拉。她在人群中如鹤立鸡群，灿烂夺目。母亲坐在我身旁，矮小而雀跃，说道：“就是她吧。”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你根本不认识她。”
“我看得出来，”母亲说，“她放射着光芒。她为你放射着光芒。”
我太激动也太紧张了，没顾得上细想她这句评语。很久之后我才又想起这句话，这才明白，母亲一眼就看出了我和弗洛拉之间是怎么回事。她理解了我们，并且为此而欣慰。
我和弗洛拉默默地用力拥抱了一下，用一个眼神让对方放心，我们之间一如既往。弗洛拉亲吻我那矮小而硬朗的母亲，亲吻她的双颊。
“以前我妈妈也是这么矮的，”她说。“以前？”母亲问。“是的，”弗洛拉说，“她已经去世了。”母亲说：“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弗洛拉笑了起来，“您可一点也不像，”她说，挽起母亲和我的胳膊，走进了机场餐厅。
我们一起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弗洛拉讲了讲纽约的情况，母亲滔滔不绝地讲着我们在米兰的见闻。我默默地看着弗洛拉，想：她多么漂亮啊！她真的爱我吗？是的，她是爱我的。我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当她在桌子下面飞快地按一下我的手或我的腿，我就能感觉出来。从我们分别第一晚我就明白。
可是现在我如坐针毡，弗洛拉很放松，母亲则异常地兴奋。当我们终于把她送到登机口时，她轻轻地拍拍我们两个，活泼地说：“乖乖的呀，你们两个！”弗洛拉后来跟我说：“她一点也不笨。她一下子就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我笑了起来，说：“怎么可能呢，她们这一代人多古板，做梦也想不到有这种事。”
母亲穿过安检口消失了，我们两个迅速亲吻了一下，我不能肯定母亲是否看见了这一幕，因为她忽然回过头来，喊道：“妮娜！谢谢！”
两年以后她去世了，死于中风。有时我们会谈起弗洛拉，她一再地问起她，不过我总是避而不谈，暗暗祈祷着不要让玛格丽特表姐发现弗洛拉经常住在我那里。我跟弗洛拉在一起很幸福，可我绝对没有勇气把这份爱情告诉妈妈。其实，在米兰之行之后，我们的关系缓和了许多——尽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老问题仍然存在，我们总归亲近多了。这并不是说我们会相互拥抱或是彼此更亲密，但是当我们坐在一起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冷漠得可怕了。
母亲住院期间已经瘫痪了，意识也几乎没有了，一次我带着弗洛拉去看她。弗洛拉做了我做不到的事：给她剪了手和脚的指甲，梳了头，弯下腰来亲吻她。而我只是坐在那里，为了每一个逝去的机会哭泣，握着母亲的手，将那只绵软无力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弗洛拉在我身边坐下，一只手搂住了我。母亲忽然睁开了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她知道我终于得到了幸福，终于安定下来了，她抓过弗洛拉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这是偶然？还是有意之举？几天之后她去世了，我们给她穿上了在米兰买的漂亮睡衣。
过了几个月，我清理了她的住所，把家具送了人，自己留下了几样小东西做纪念，都收进了一个盒子里，那是她用来放旧照片的。弗洛拉从我后面看。照片中有我父亲，穿着佩戴“卍”字标志的军装，有我那几位一条腿的舅舅，宝拉姑妈怀抱中的我，还有就是我的母亲，四十年代初期的她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盒子最下面是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给妮娜。信封用透明胶带和胶水封得严严的，我们只好用剪刀剪开。对那信封里的东西我感到一阵恐惧，我能感觉到，她的唯一的、最大的、真正的秘密正在展开。
信封里是四张小小的带花边黑白照片。四张照片上全是卡拉姑妈和我的母亲——母亲穿着一条花裙子。我收拾她的物品时发现它裹在一张薄棉纸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穿它，虽然有些破旧和褪色，可是它那么漂亮，使得我不忍把它跟她的貂皮大衣之类的东西一起拿去寄卖，而是留了下来。在这张照片上我突然与它相遇了。有两张照片上母亲在抽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抽烟。在她身畔，一手搂着她，也在抽着烟的，是穿着男式西装的卡拉姑妈，衬衣，敞开的领子和领结。她们肩并肩地站着，搂抱着，看上去幸福得无法形容，向着镜头笑着，那是在战争中，照片肯定是宝拉姑妈拍的。背景处放着一辆儿童车，也许我正躺在里面睡觉吧。照片肯定是在她们战争期间的住所拍的，那时卡拉姑妈和母亲住在一起，我认出了墙上那张画着花的画，后来它挂在我们家里，还有放在收音机上黑橡木雕的大象，而且那象牙是真的。现在，这木雕站在我的书桌上。
第三张照片上，母亲坐在一张沙发椅里，小女孩一样娇小。卡拉姑妈坐在扶手上，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两人四目相对。第四张照片上，我的母亲和我的卡拉姑妈忘情地亲吻着，闭着眼睛。
我翻过照片，在四张照片背后看到了同一句话，深棕色的墨水已经褪色，是母亲秀气的字迹：
1940-1945，和卡拉在一起。我最美丽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