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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梅恩霍夫》全文_作者:唐·德里罗

发布时间:2023-07-24 13: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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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还有人在这间屋子里。虽然没有一丁点声音,只是觉得背后有一丝微弱的空气在移动。她独自在那里有一段时候了,坐在画廊中间的一条长椅上,周围都是画,十五幅组画,她坐着,感觉置身于殡仪馆的停尸房,看守着亲朋的尸体。

她相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注视。

她正注视着乌尔里克,头和上身,环着烤焦绳索的脖颈,尽管她不能确定那时是用哪一种工具自缢的。

她听到有人向长椅走来,是男人沉重而散漫的步伐,她站起身,在乌尔里克这幅画前站住,这是三副系列肖像中的一幅,乌尔里克在每幅画中都已死去,侧着头躺在狱房地板上。画布大小不一。这个女人被描绘得相当逼真,她的头部、脖子、绳索勒的伤痕、头发和面部特征都一一描绘,一幅一幅地看,就会发现细微的差别了,这儿的细节比那儿更清晰,一幅画中那被弄脏的嘴巴看上去比其他几幅更自然一些,所有一切都毫无规律。

“为什么你认为他会这样画?”

她没有转身看他。

“太晦暗了0缺乏色彩。”

她说:“我不知道。”接着移向下一组名为《被击倒的男人》的肖像画,他是安德里亚·巴德。她想起了他的全名或者姓。她想起了梅恩霍夫,她只是把梅恩霍夫看作第一个名字,她想起了乌尔里克,还有古德龙。

“我正在思考他们碰到了什么事。”

“他们自杀了。或者说国家杀死了他们。”

他说:“国家。”然后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低沉,是一种受到威胁的语调,说他是尝试一种表演或许更合适。

她应该是受到了骚扰,但感觉却变换成了一种茫然的懊恼。“国家”一词并不像她所使用的,这个词是用在最高公共权力那坚不可摧的语境中的。这不是她的语汇。

这两幅巴德死在狱房的画大小相同,但主题有所不同,这正是她此刻所关注的东西——手臂、衬衫、画面边缘的未知物体、不同的或者不确定的地方。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她说,“我只能告诉你人们相信的事情。它发生在25年前。我不明白那时候德国的爆炸和绑架是否类似于此。”

“你不认为他们签订了一个协议?”

“有人相信他们是在狱房里被谋杀的。”

“协议。他们难道不是恐怖分子吗?他们不是杀人,就是自杀。”他道。

她注视着安德里亚·巴德,从第一幅到下一幅,反复琢磨。

“我不知道。或许从某种程度而言更糟糕。太悲伤了。这些画太令人伤感了。”

“有一个人在微笑,”他提示。

是古德龙,在《面对面2》中。

“我不清楚那是否微笑。可能是吧。”

“这是这个屋子里或许也是整个博物馆里最明朗的画像。她正微笑着。”他接口说。

她转身穿过画廊去看古德龙,于是看到那个长椅上的男人,半侧着身子朝着她的方向,他头顶早凋,西装里领带松着。她瞥了他一眼。他正注视着她,她越过他的视线,凝神于画面中央着狱服的古德龙形象,古德龙背墙而立,面带微笑,是的,很像微笑。三幅古德龙的画,或许正在微笑着,微笑着,也或许不是微笑。

“看这些画需要训练有素。我不能告诉人们支离破碎的东西。”

“不,你能。只需看。必须看。”

她听到自己心里发出轻微的申斥。她退到另一堵墙,以便细观画中描绘的一间狱房,狱房内高高的书架以及若幽灵般的阴影几乎布满了一半画幅,仿佛就是衣架上的一件外套。

“你刚毕业,要么是教艺术的,”他说,“坦率地说,我在这里是为了消磨时间。在求职面试之间,我就是这样打发时间的。”

她不想告诉他她在这里已经有三整天了。她移步到邻近的墙,离他所坐的长椅靠得近一点。然后,她跟他说话。

“主要为了钱,”他说道,“除非你是个议员。”

“我不是议员。”

“那么,你是教艺术的。”

“不教艺术。”

“你希望我不说话。闭嘴,鲍勃。只是,我不叫鲍勃。”

画面中的棺材处簇拥着一大群人,她起初并不知道这是棺材。她花了点时间注视着这群人。这是一群灰色污旧的外形模糊的人群,背对着观赏者,站在画面前景中间靠右的位置,但近画布上方处中断了,出现了一长条暗淡的土地或是道路,接着是另一群人抑或树林,得花些时间才能弄明白靠近画面中央的三个白乎乎的东西正是棺材,它们由人群簇拥着或者只是用架子支撑着。

棺材里面是安德里亚·巴德、古德龙·恩斯林,和一个她想不起来名字的人的尸体。这个人被射死在狱房里。巴德也被枪击。古德龙是吊死的。

她知道那发生在乌尔里克死后大约一年半的时候。她晓得乌尔里克死于1976年5月。

两个男人进了画廊,手持藤杖的女子紧随其后。三个人都站在画前阅读解说材料。

棺材的画面中还有一些东西是不易被发现的。直到翌日,也就是昨天,她才发现了一个惊人之处,现在是逃不掉了,就在画的顶部有一个物体,正好位于中间偏左,也许是一棵树,隐隐约约透出十字架的造型。

她向那幅画靠近一点,听着那个带藤杖的女人走向对面的墙。

她知道这些画都是根据照片而作,但是她从未看到过,也不知道在那些照片之中是否有一棵孤零的、枯落的树在墓地的外边,只剩孤零零一根残枝的树干,或者有两根残枝在树干的顶部形成横条。

此时,她方才交谈过的这个男人几乎贴着她站着。

“跟我说实话,你看到了什么,我想知道。”

由导游带领的一队团队进来了,她转身顿了一会儿,用专注的目光看着这组画中的第一幅画,远望乌尔里克的肖像,她真的是一个年轻女子,一个少女,她的手和脸一半浮现在围绕着的昏暗晦昧中。

“现在我真的意识到第一天我只是在看而已。我想我是在看,但毕竟在这些画中得到了一些暗示。由此我刚开始观看。”

在棺材、树和人群前,他们一起站着观看。那个导游则开始向游客讲解。

“看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他问。

“不知道。很复杂。”

“因为我感觉不到什么。”

“我想我感到了无助。这些画使我感到一个人可能会多么地无助。”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连看三天?体会无助?”他接口道。

“来这里是因为我热爱这些绘画,越来越爱。起初我是困惑的,现在还有一点。但是,我知道现在我爱上了这些画。”

是十字架。她知道那是一个十字架,无论如何这使她感觉在画面中有一种仁慈的元素,这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恐怖分子,以及在他们以前的恐怖分子——乌尔里克,离仁慈并不遥远。

但是她并没有向站在旁边的男人指出这个十字架。她并不想要讨论这个主题。她认为她不是将画中的一些随意涂抹想象出这个十字架,只是她不想听到由此产生的怀疑。

他们去了一家快餐店,坐在狭窄餐台边的凳子上,餐台是依前窗的长度而设的。望着第七大道上的人群,好像半个世界的人都在这里匆匆走过,她几乎不辨食味。

“我错过了上市日的大涨,”他说,“白天这股票神话般地飞涨,几小时里上蹿四倍。我是后市才买进一些,之后股票却一跌再跌。”

凳子都坐满了,客人们站着吃东西。她想回家,查看她有什么电话留言。

“现在我会去面试。我刮脸,我微笑。我的生活是活地狱。”他温和地说,一边说一边嚼着嘴里的东西。

他在人群中很显眼,高大魁梧,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近乎随心所欲而且不修边幅。有人越过她,从侍者那里取餐巾纸。在这里干什么?与这个男人谈什么?她感到茫然一片。

他在说:“没有色彩。没有意义。”

“他们做的事有意义。虽然有错误,但是他们不盲目不空虚。我想画家要探索的就是这个。结局会怎样呢?我想他正在问这个问题。人人都死了。”

“还会有怎样的结局?说实话,”他接着说,“除非你给弱智儿童讲艺术。”

她不能确定这样的说法是有趣还是残酷,只是从窗子的反光中看到自己浮着一丝勉强的笑意。

“我不教艺术。”

“这是快餐,但我想慢慢吃。到三点半我还没有约会。慢慢吃,完了告诉我你是教什么的。”

“我不是教师。”

她不跟他说她已经失业了。她对描述她的工作已经渐生倦意:在一个教育出版商那里做点管理工作,所以她想为什么要努力呢?如今这个工作包括公司都已不复存在了。

“问题是,吃得慢是违背我的天性的。我必须提醒自己。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调整自己。”

不过那不是理由。她没有告诉他她已失业,因为这会给他们找到一个共同的处境。她不希望如此,生成一种同病相怜之感。还是气氛疏离一些的好。

她喝着苹果汁,巡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片刻间许多面孔似曾相识,很快又永远地忘却于时间深处。

耳边还是他的声音:“我们应该去一家真正的餐馆。这里谈话太困难了。你不大舒服吧。”

“不,这里很好。只是我有点急躁。”

他看来认同了,顺从地放弃了这个话题。她想去盥洗室,又想不去了。她在想安德里亚·巴德,那个死去男人的衬衣,在一幅一幅画中,衬衣越来越脏,沾满血污。

“你三点钟有一个约会。”她说。

“三点半。还早着哪。那是另一个世界,我必须衣冠楚楚地前去告诉他们我是谁。”他顿了一下,直眼看着她说:“你该问了:‘你是谁?’”

她不觉笑了笑,但嘴上什么也没说。她在想,或许乌尔里克身上被绳索勒出的伤痕不是火烧的,而是绳索本身造成的,她在想这应该是绳索而不是电线或带子或其他什么东西,等等。

他说:“该你问了:‘你是谁?’我巧妙地在暗示你,你却不接词。”

他们吃完了,但纸杯里尚有余留。他们谈论着城市某些区域的房屋租赁和租金。她不愿意告诉他自己住在哪里。她的住处距此刚好三个街区,是一幢外墙褪了色的大楼,如同她人生的肌理质地,令她逐渐明白了人生的局限和障碍,于是从日常抱怨中解脱了出来。

于是,她告诉了他。他们谈起适宜跑步和骑自行车的地方,他也对她说了自己的住址和他惯常的慢跑路线,她说她的自行车在大楼地下室被人偷了,当他问她住在何处,她告诉了他,多少不那么漠然了,他喝了一口他习惯的苏打水,目光转向窗外,或者说是窗里,那里映射出他俩双双模糊的影子。

她走出浴室,他正站在厨房的窗户前,好像在等待某种风景的出现。窗外空无一物,除了邻近街区的工业化楼房的背面那布满灰尘的砖石和玻璃。

这是一个小公寓单元,墙的一隅是厨房,另一角摆着一张窄小的、没有床柱和床头板的床,罩着一件颜色鲜亮的北非柏柏式的床罩,这是房间里仅有的显示出有点特别的东西。

她晓得应该给他喝点什么。对于不速之客,如当下,她感到有些笨拙,不知如何是好。坐在哪里,说些什么,这都需要考虑。她没有提起冰箱里还有杜松子酒。

“你就住在这里?”

“不到四个月。我是一个流浪者,”她回答。“租来租去的房子,和朋友同住,永远是短期行为。尤其是婚姻失败之后。”

“婚姻。”

他说这句话时,是修饰过的、处理独到的低沉男中音,如他先前说“国家”时一样。

“相信吗?我从未结过婚。”他说。“大多数和我同龄的朋友,他们全都是结婚,生子,再离婚,再生子。有一天你会想要孩子吗?”

“这一天是何时?我想大概会要的吧。”

“我也想要孩子。如此小心谨慎地拥有一个家庭令我感到有点自私。我不介意是否有一个工作。很快我就会有一个工作,一个好工作。这不是问题。主要问题是我害怕举起这么微小而柔软的小生命。”

他们在那张她平常用餐的矮木桌边对角而坐,喝着杯口楔着柠檬片的德国赛尔兹矿泉水。与他聊天令她有一点点惊讶。他并不难相处,即使在冷场时。谈话冷场并不让人尴尬,言谈中他看起来蛮正直的。

他的手机响了。他取出后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握着手机坐着,看上去若有所思。

“我应该记得关机的。但是我想,如果关机我会错过什么吗?有些事情就是这样难以置信。”

“电话改变着一切。”

“来一通不可思议的电话,一通改变人生的电话,难怪我这么看重我的手机。”

她想看看时钟。

“现在不是你面试的时间,是吗?取消了?”

他说不是,她悄悄瞥了一眼墙上的钟。她想知道她是否希望他错过面试。这不可能是她所期望的。

“可能,你和我一样,”他说,“在你开始应对之前,你必须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这时你就会感到事情严重了。”

“我们是在谈责任吗?”

“事实上,我取消了面试。你还在那里面时,”他说着,朝浴室点了点头。

她感到一种奇怪的恐慌。他喝完了赛尔兹矿泉水,头往后仰,让冰块滑入嘴中。他们坐了一会儿,让冰块在嘴里融化。然后,他凝视着她,手指抚弄着晃动的领带末梢。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她坐在那里。

“我感觉到你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不会太急切地做什么的。但是,你知道这里就我们俩。”

她并不看他。

“我不是那种喜欢掌控的男人。不需要控制任何人。你说,你想要什么。”

“不要什么。”

“交流,说话,都行。或者,感情,”他接着说:“这不是世界上重要的时刻。它来去无踪。我们恰好有缘于此。所以……”

“我请你还是走吧。”

他耸耸肩,“随你。”他还是坐在那里。

“你说:‘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你离开。”

他依然坐着不动。他说:“取消一件事需要理由。我想我们之间特别的交谈不是理由吧。我注视着你。我对自己说,你知道她像什么?她像那种渐渐康复的人。”

“我愿意说这是我的错。”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里。这是怎样发生的?没有什么错。让我们做朋友吧。”他说。

“我想我们现在该停止了。”

“停止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吗?”

他尽量柔和地说着,延长瞬间的流逝。

“她像一个康复着的人。甚至在博物馆里我就想到了。好吧!但是现在,我们在这里。这一整天,无论我们说了或做了什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不希望继续下去。”

“友好一些嘛。”

“这不对劲。”

“不要这样,我们是朋友。”

他的声音裹挟着一种虚伪的亲昵感,似乎含着一点胁迫。她不晓得她何以还坐在这里。他倚向她,轻轻地将手搭在她的手臂上。

“我不会强迫什么人的。这样就不是我。”

她拉开他的手,站起来,但他仍拥着她。她把头缩进肩胛。他没有尽力或试图爱抚她的胸部或臀部,只是松而不紧地拥抱着她。过了一会儿,她似乎不存在了,缩着身子,一言不发,仿佛呼吸也停止了。然后,她挣脱出来。他由着她,平静地看着她,就像在观测结果一样,这让她简直不能认出是他。他用一种让她觉得无地自容的方式,检视着她。

“我们是朋友嘛,”他大言不惭。

她发现自己摇着头,极力怀疑这一瞬间,她想让误会产生逆转。他注视着她。她靠床站着,她和床——这两样东西——在他的眼光里正好包含了意味。他耸耸肩似乎在说这最好不过了。因为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上床,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他脱下了外套,动作从容不迫,仿佛要在房间里好好享受。穿着皱皱的白衬衣,他显得更壮硕了,汗水流淌,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样子。他把外套拎到一边,伸出手臂。

“看,这很容易。现在该你了。脱鞋吧,”他说。“先脱一只,再脱另一只。”

她朝浴室走去。她不知道去干什么。好像一个盲目行走着的人,她低头沿墙而行,进了浴室。关上门,但害怕锁上了,她觉得这会使他生气,激怒了他,干出什么破坏性的事来,那就糟了。她没有闩上门。她决定不这么做,除非听到他走近浴室的脚步。她琢磨着他没有移步,这一点她能肯定,几乎肯定的,他还站在那张咖啡桌旁。

她说话了,“请你离开。”

她的声音不大自然,尖细的声音,似长笛,加剧了她的恐惧。接着,她听到他走动的声音,脚步声听起来几乎是从容的。几乎如闲逛的步子,他走过暖气管,暖气片盖子发出轻微的碰撞声,然后向床走去。

“你必须走,”她高喊。

他坐在床上,解开腰带。这是她借着腰带滑过带扣的声音判断的,然后,又听到搭扣弹开了,又钩上了。她听到拉链“唰”的一声拉下。

她背靠浴室门站着。过了一会,她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带着鼻音的,有节奏的,浓聚着的声音。低着头,身体贴门,她站在那里等待着。她什么也不做,只是凝听和等待。

完成了这一切,出现了一个长长的停顿,接着是一些沙沙声和移动声。她想她是听到他穿上了外套。他朝她这边走过来。她意识到她应该趁他还在床上时早点锁门的。她站在那里,等。紧接着,她感到距门寸许之遥,他的身体重重地斜靠向浴室门,没有推门,而是垂地而下。她迅速闩上门栓。他被挤压在那里,喘息着,似沉陷于门里。

他说:“原谅我。”

他的声音轻得几乎难以听见,呻吟般。她还是站着不动,等待着。

他继续:“我感到非常抱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她等他离开。她听着他穿过房间,门在他身后关上,之后,她又等了几分钟,这才走出浴室,锁上大门。

她反复观察着一切。她住在她想住的地方,一个人,但没有什么是相同的了。讨厌透了。房间里的每样东西几乎都有双重作用——原来的、和传达到她脑海中的联想。她出去散步,回来时那种联想还在,在咖啡桌边,在床上,在浴室。讨厌透了。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了晚饭,她早早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当她重返博物馆时,看见他一个人在画廊里,背向入口,坐在屋子中央的那张长椅上,他正在观赏最后一幅画,也是这组画中最大的一幅,可能也是最惊心的一幅,这幅画着棺材和十字架的画,名字叫《出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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