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知道还有人在这间屋子里。虽然没有一丁点声音，只是觉得背后有一丝微弱的空气在移动。她独自在那里有一段时候了，坐在画廊中间的一条长椅上，周围都是画，十五幅组画，她坐着，感觉置身于殡仪馆的停尸房，看守着亲朋的尸体。
她相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注视。
她正注视着乌尔里克，头和上身，环着烤焦绳索的脖颈，尽管她不能确定那时是用哪一种工具自缢的。
她听到有人向长椅走来，是男人沉重而散漫的步伐，她站起身，在乌尔里克这幅画前站住，这是三副系列肖像中的一幅，乌尔里克在每幅画中都已死去，侧着头躺在狱房地板上。画布大小不一。这个女人被描绘得相当逼真，她的头部、脖子、绳索勒的伤痕、头发和面部特征都一一描绘，一幅一幅地看，就会发现细微的差别了，这儿的细节比那儿更清晰，一幅画中那被弄脏的嘴巴看上去比其他几幅更自然一些，所有一切都毫无规律。
“为什么你认为他会这样画？”
她没有转身看他。
“太晦暗了0缺乏色彩。”
她说：“我不知道。”接着移向下一组名为《被击倒的男人》的肖像画，他是安德里亚·巴德。她想起了他的全名或者姓。她想起了梅恩霍夫，她只是把梅恩霍夫看作第一个名字，她想起了乌尔里克，还有古德龙。
“我正在思考他们碰到了什么事。”
“他们自杀了。或者说国家杀死了他们。”
他说：“国家。”然后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低沉，是一种受到威胁的语调，说他是尝试一种表演或许更合适。
她应该是受到了骚扰，但感觉却变换成了一种茫然的懊恼。“国家”一词并不像她所使用的，这个词是用在最高公共权力那坚不可摧的语境中的。这不是她的语汇。
这两幅巴德死在狱房的画大小相同，但主题有所不同，这正是她此刻所关注的东西——手臂、衬衫、画面边缘的未知物体、不同的或者不确定的地方。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她说，“我只能告诉你人们相信的事情。它发生在25年前。我不明白那时候德国的爆炸和绑架是否类似于此。”
“你不认为他们签订了一个协议？”
“有人相信他们是在狱房里被谋杀的。”
“协议。他们难道不是恐怖分子吗？他们不是杀人，就是自杀。”他道。
她注视着安德里亚·巴德，从第一幅到下一幅，反复琢磨。
“我不知道。或许从某种程度而言更糟糕。太悲伤了。这些画太令人伤感了。”
“有一个人在微笑，”他提示。
是古德龙，在《面对面2》中。
“我不清楚那是否微笑。可能是吧。”
“这是这个屋子里或许也是整个博物馆里最明朗的画像。她正微笑着。”他接口说。
她转身穿过画廊去看古德龙，于是看到那个长椅上的男人，半侧着身子朝着她的方向，他头顶早凋，西装里领带松着。她瞥了他一眼。他正注视着她，她越过他的视线，凝神于画面中央着狱服的古德龙形象，古德龙背墙而立，面带微笑，是的，很像微笑。三幅古德龙的画，或许正在微笑着，微笑着，也或许不是微笑。
“看这些画需要训练有素。我不能告诉人们支离破碎的东西。”
“不，你能。只需看。必须看。”
她听到自己心里发出轻微的申斥。她退到另一堵墙，以便细观画中描绘的一间狱房，狱房内高高的书架以及若幽灵般的阴影几乎布满了一半画幅，仿佛就是衣架上的一件外套。
“你刚毕业，要么是教艺术的，”他说，“坦率地说，我在这里是为了消磨时间。在求职面试之间，我就是这样打发时间的。”
她不想告诉他她在这里已经有三整天了。她移步到邻近的墙，离他所坐的长椅靠得近一点。然后，她跟他说话。
“主要为了钱，”他说道，“除非你是个议员。”
“我不是议员。”
“那么，你是教艺术的。”
“不教艺术。”
“你希望我不说话。闭嘴，鲍勃。只是，我不叫鲍勃。”
画面中的棺材处簇拥着一大群人，她起初并不知道这是棺材。她花了点时间注视着这群人。这是一群灰色污旧的外形模糊的人群，背对着观赏者，站在画面前景中间靠右的位置，但近画布上方处中断了，出现了一长条暗淡的土地或是道路，接着是另一群人抑或树林，得花些时间才能弄明白靠近画面中央的三个白乎乎的东西正是棺材，它们由人群簇拥着或者只是用架子支撑着。
棺材里面是安德里亚·巴德、古德龙·恩斯林，和一个她想不起来名字的人的尸体。这个人被射死在狱房里。巴德也被枪击。古德龙是吊死的。
她知道那发生在乌尔里克死后大约一年半的时候。她晓得乌尔里克死于1976年5月。
两个男人进了画廊，手持藤杖的女子紧随其后。三个人都站在画前阅读解说材料。
棺材的画面中还有一些东西是不易被发现的。直到翌日，也就是昨天，她才发现了一个惊人之处，现在是逃不掉了，就在画的顶部有一个物体，正好位于中间偏左，也许是一棵树，隐隐约约透出十字架的造型。
她向那幅画靠近一点，听着那个带藤杖的女人走向对面的墙。
她知道这些画都是根据照片而作，但是她从未看到过，也不知道在那些照片之中是否有一棵孤零的、枯落的树在墓地的外边，只剩孤零零一根残枝的树干，或者有两根残枝在树干的顶部形成横条。
此时，她方才交谈过的这个男人几乎贴着她站着。
“跟我说实话，你看到了什么，我想知道。”
由导游带领的一队团队进来了，她转身顿了一会儿，用专注的目光看着这组画中的第一幅画，远望乌尔里克的肖像，她真的是一个年轻女子，一个少女，她的手和脸一半浮现在围绕着的昏暗晦昧中。
“现在我真的意识到第一天我只是在看而已。我想我是在看，但毕竟在这些画中得到了一些暗示。由此我刚开始观看。”
在棺材、树和人群前，他们一起站着观看。那个导游则开始向游客讲解。
“看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他问。
“不知道。很复杂。”
“因为我感觉不到什么。”
“我想我感到了无助。这些画使我感到一个人可能会多么地无助。”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连看三天？体会无助？”他接口道。
“来这里是因为我热爱这些绘画，越来越爱。起初我是困惑的，现在还有一点。但是，我知道现在我爱上了这些画。”
是十字架。她知道那是一个十字架，无论如何这使她感觉在画面中有一种仁慈的元素，这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恐怖分子，以及在他们以前的恐怖分子——乌尔里克，离仁慈并不遥远。
但是她并没有向站在旁边的男人指出这个十字架。她并不想要讨论这个主题。她认为她不是将画中的一些随意涂抹想象出这个十字架，只是她不想听到由此产生的怀疑。
他们去了一家快餐店，坐在狭窄餐台边的凳子上，餐台是依前窗的长度而设的。望着第七大道上的人群，好像半个世界的人都在这里匆匆走过，她几乎不辨食味。
“我错过了上市日的大涨，”他说，“白天这股票神话般地飞涨，几小时里上蹿四倍。我是后市才买进一些，之后股票却一跌再跌。”
凳子都坐满了，客人们站着吃东西。她想回家，查看她有什么电话留言。
“现在我会去面试。我刮脸，我微笑。我的生活是活地狱。”他温和地说，一边说一边嚼着嘴里的东西。
他在人群中很显眼，高大魁梧，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近乎随心所欲而且不修边幅。有人越过她，从侍者那里取餐巾纸。在这里干什么？与这个男人谈什么？她感到茫然一片。
他在说：“没有色彩。没有意义。”
“他们做的事有意义。虽然有错误，但是他们不盲目不空虚。我想画家要探索的就是这个。结局会怎样呢？我想他正在问这个问题。人人都死了。”
“还会有怎样的结局？说实话，”他接着说，“除非你给弱智儿童讲艺术。”
她不能确定这样的说法是有趣还是残酷，只是从窗子的反光中看到自己浮着一丝勉强的笑意。
“我不教艺术。”
“这是快餐，但我想慢慢吃。到三点半我还没有约会。慢慢吃，完了告诉我你是教什么的。”
“我不是教师。”
她不跟他说她已经失业了。她对描述她的工作已经渐生倦意：在一个教育出版商那里做点管理工作，所以她想为什么要努力呢？如今这个工作包括公司都已不复存在了。
“问题是，吃得慢是违背我的天性的。我必须提醒自己。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调整自己。”
不过那不是理由。她没有告诉他她已失业，因为这会给他们找到一个共同的处境。她不希望如此，生成一种同病相怜之感。还是气氛疏离一些的好。
她喝着苹果汁，巡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片刻间许多面孔似曾相识，很快又永远地忘却于时间深处。
耳边还是他的声音：“我们应该去一家真正的餐馆。这里谈话太困难了。你不大舒服吧。”
“不，这里很好。只是我有点急躁。”
他看来认同了，顺从地放弃了这个话题。她想去盥洗室，又想不去了。她在想安德里亚·巴德，那个死去男人的衬衣，在一幅一幅画中，衬衣越来越脏，沾满血污。
“你三点钟有一个约会。”她说。
“三点半。还早着哪。那是另一个世界，我必须衣冠楚楚地前去告诉他们我是谁。”他顿了一下，直眼看着她说：“你该问了：‘你是谁？’”
她不觉笑了笑，但嘴上什么也没说。她在想，或许乌尔里克身上被绳索勒出的伤痕不是火烧的，而是绳索本身造成的，她在想这应该是绳索而不是电线或带子或其他什么东西，等等。
他说：“该你问了：‘你是谁？’我巧妙地在暗示你，你却不接词。”
他们吃完了，但纸杯里尚有余留。他们谈论着城市某些区域的房屋租赁和租金。她不愿意告诉他自己住在哪里。她的住处距此刚好三个街区，是一幢外墙褪了色的大楼，如同她人生的肌理质地，令她逐渐明白了人生的局限和障碍，于是从日常抱怨中解脱了出来。
于是，她告诉了他。他们谈起适宜跑步和骑自行车的地方，他也对她说了自己的住址和他惯常的慢跑路线，她说她的自行车在大楼地下室被人偷了，当他问她住在何处，她告诉了他，多少不那么漠然了，他喝了一口他习惯的苏打水，目光转向窗外，或者说是窗里，那里映射出他俩双双模糊的影子。
她走出浴室，他正站在厨房的窗户前，好像在等待某种风景的出现。窗外空无一物，除了邻近街区的工业化楼房的背面那布满灰尘的砖石和玻璃。
这是一个小公寓单元，墙的一隅是厨房，另一角摆着一张窄小的、没有床柱和床头板的床，罩着一件颜色鲜亮的北非柏柏式的床罩，这是房间里仅有的显示出有点特别的东西。
她晓得应该给他喝点什么。对于不速之客，如当下，她感到有些笨拙，不知如何是好。坐在哪里，说些什么，这都需要考虑。她没有提起冰箱里还有杜松子酒。
“你就住在这里？”
“不到四个月。我是一个流浪者，”她回答。“租来租去的房子，和朋友同住，永远是短期行为。尤其是婚姻失败之后。”
“婚姻。”
他说这句话时，是修饰过的、处理独到的低沉男中音，如他先前说“国家”时一样。
“相信吗？我从未结过婚。”他说。“大多数和我同龄的朋友，他们全都是结婚，生子，再离婚，再生子。有一天你会想要孩子吗？”
“这一天是何时？我想大概会要的吧。”
“我也想要孩子。如此小心谨慎地拥有一个家庭令我感到有点自私。我不介意是否有一个工作。很快我就会有一个工作，一个好工作。这不是问题。主要问题是我害怕举起这么微小而柔软的小生命。”
他们在那张她平常用餐的矮木桌边对角而坐，喝着杯口楔着柠檬片的德国赛尔兹矿泉水。与他聊天令她有一点点惊讶。他并不难相处，即使在冷场时。谈话冷场并不让人尴尬，言谈中他看起来蛮正直的。
他的手机响了。他取出后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握着手机坐着，看上去若有所思。
“我应该记得关机的。但是我想，如果关机我会错过什么吗？有些事情就是这样难以置信。”
“电话改变着一切。”
“来一通不可思议的电话，一通改变人生的电话，难怪我这么看重我的手机。”
她想看看时钟。
“现在不是你面试的时间，是吗？取消了？”
他说不是，她悄悄瞥了一眼墙上的钟。她想知道她是否希望他错过面试。这不可能是她所期望的。
“可能，你和我一样，”他说，“在你开始应对之前，你必须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这时你就会感到事情严重了。”
“我们是在谈责任吗？”
“事实上，我取消了面试。你还在那里面时，”他说着，朝浴室点了点头。
她感到一种奇怪的恐慌。他喝完了赛尔兹矿泉水，头往后仰，让冰块滑入嘴中。他们坐了一会儿，让冰块在嘴里融化。然后，他凝视着她，手指抚弄着晃动的领带末梢。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她坐在那里。
“我感觉到你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不会太急切地做什么的。但是，你知道这里就我们俩。”
她并不看他。
“我不是那种喜欢掌控的男人。不需要控制任何人。你说，你想要什么。”
“不要什么。”
“交流，说话，都行。或者，感情，”他接着说：“这不是世界上重要的时刻。它来去无踪。我们恰好有缘于此。所以……”
“我请你还是走吧。”
他耸耸肩，“随你。”他还是坐在那里。
“你说：‘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你离开。”
他依然坐着不动。他说：“取消一件事需要理由。我想我们之间特别的交谈不是理由吧。我注视着你。我对自己说，你知道她像什么？她像那种渐渐康复的人。”
“我愿意说这是我的错。”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里。这是怎样发生的？没有什么错。让我们做朋友吧。”他说。
“我想我们现在该停止了。”
“停止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吗？”
他尽量柔和地说着，延长瞬间的流逝。
“她像一个康复着的人。甚至在博物馆里我就想到了。好吧！但是现在，我们在这里。这一整天，无论我们说了或做了什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不希望继续下去。”
“友好一些嘛。”
“这不对劲。”
“不要这样，我们是朋友。”
他的声音裹挟着一种虚伪的亲昵感，似乎含着一点胁迫。她不晓得她何以还坐在这里。他倚向她，轻轻地将手搭在她的手臂上。
“我不会强迫什么人的。这样就不是我。”
她拉开他的手，站起来，但他仍拥着她。她把头缩进肩胛。他没有尽力或试图爱抚她的胸部或臀部，只是松而不紧地拥抱着她。过了一会儿，她似乎不存在了，缩着身子，一言不发，仿佛呼吸也停止了。然后，她挣脱出来。他由着她，平静地看着她，就像在观测结果一样，这让她简直不能认出是他。他用一种让她觉得无地自容的方式，检视着她。
“我们是朋友嘛，”他大言不惭。
她发现自己摇着头，极力怀疑这一瞬间，她想让误会产生逆转。他注视着她。她靠床站着，她和床——这两样东西——在他的眼光里正好包含了意味。他耸耸肩似乎在说这最好不过了。因为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上床，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他脱下了外套，动作从容不迫，仿佛要在房间里好好享受。穿着皱皱的白衬衣，他显得更壮硕了，汗水流淌，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样子。他把外套拎到一边，伸出手臂。
“看，这很容易。现在该你了。脱鞋吧，”他说。“先脱一只，再脱另一只。”
她朝浴室走去。她不知道去干什么。好像一个盲目行走着的人，她低头沿墙而行，进了浴室。关上门，但害怕锁上了，她觉得这会使他生气，激怒了他，干出什么破坏性的事来，那就糟了。她没有闩上门。她决定不这么做，除非听到他走近浴室的脚步。她琢磨着他没有移步，这一点她能肯定，几乎肯定的，他还站在那张咖啡桌旁。
她说话了，“请你离开。”
她的声音不大自然，尖细的声音，似长笛，加剧了她的恐惧。接着，她听到他走动的声音，脚步声听起来几乎是从容的。几乎如闲逛的步子，他走过暖气管，暖气片盖子发出轻微的碰撞声，然后向床走去。
“你必须走，”她高喊。
他坐在床上，解开腰带。这是她借着腰带滑过带扣的声音判断的，然后，又听到搭扣弹开了，又钩上了。她听到拉链“唰”的一声拉下。
她背靠浴室门站着。过了一会，她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带着鼻音的，有节奏的，浓聚着的声音。低着头，身体贴门，她站在那里等待着。她什么也不做，只是凝听和等待。
完成了这一切，出现了一个长长的停顿，接着是一些沙沙声和移动声。她想她是听到他穿上了外套。他朝她这边走过来。她意识到她应该趁他还在床上时早点锁门的。她站在那里，等。紧接着，她感到距门寸许之遥，他的身体重重地斜靠向浴室门，没有推门，而是垂地而下。她迅速闩上门栓。他被挤压在那里，喘息着，似沉陷于门里。
他说：“原谅我。”
他的声音轻得几乎难以听见，呻吟般。她还是站着不动，等待着。
他继续：“我感到非常抱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她等他离开。她听着他穿过房间，门在他身后关上，之后，她又等了几分钟，这才走出浴室，锁上大门。
她反复观察着一切。她住在她想住的地方，一个人，但没有什么是相同的了。讨厌透了。房间里的每样东西几乎都有双重作用——原来的、和传达到她脑海中的联想。她出去散步，回来时那种联想还在，在咖啡桌边，在床上，在浴室。讨厌透了。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了晚饭，她早早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当她重返博物馆时，看见他一个人在画廊里，背向入口，坐在屋子中央的那张长椅上，他正在观赏最后一幅画，也是这组画中最大的一幅，可能也是最惊心的一幅，这幅画着棺材和十字架的画，名字叫《出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