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确定无疑：每过一天，他都会变得愈加衰老，那段时光也会变得愈加遥不可及，那时人们管他叫鲍伯，在他一侧的鬓角、笑容和闪亮的眸子上披着一头金发。那时他总是悄悄步入房间，向人们小声问好，或是把手举到齐耳的高度轻轻挥手致意；然后走过去，在钢琴边的灯旁坐着看书，或者闷声不响地独自坐着，沉思默想，整小时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们，只有手指头偶尔会为了抽烟和掸去落在浅色西装翻领上的烟灰动上一动。
他再也不是从前那个鲍伯了——如今人们管他叫罗伯特，他喝什么陈酿都能喝醉，咳嗽的时候用脏兮兮的手捂着嘴——那时他只喝啤酒，晚上呆的时间再久，饮的量也不会超过两杯，他会把一堆十比索的硬币搁在俱乐部酒吧间的桌子上，好往点歌机里放。他几乎总是独自一人，听着爵士乐，脸色苍白，神情疲惫而快活。当我从旁走过，他向我打招呼时，他的脑袋几乎一动不动，只要我在，只要我能忍受他那双蓝眼睛不厌其烦的盯视，他就会一直紧盯着我，同时毫不费力地保持着一副极度轻蔑和温和的嘲弄兼而有之的神情。以前每到星期六，他总会有某个年轻的同伴作陪，同伴往往像他一样年轻得要命，鲍伯会对同伴兴致勃勃地说起，自己当上建筑师以后，要在河边兴建的那座巨大的城市。他一看到我打旁边经过，就会把话头打住，向我致以简短的问候。随后在他向同伴丢过去一个笑容、从嘴角吐露轻声细语时，他的视线就再也不肯从我脸上移开了，他的同伴往往也会开始盯着我看，默不作声地附和着他那股轻蔑和嘲讽。
有时我觉得自己底气够壮，就努力对视回去：我常常一手托腮，对酒而坐，抽着烟卷，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表情一刻也不松懈，用这样的方式维持着一副冷漠、略带忧郁的神情。这时，鲍伯看起来像极了伊内斯；即使隔着俱乐部的聚会室，我也能从他的脸上看出她的容貌，也许在有些晚上我看他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凝望伊内斯的神情。不过绝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宁愿忘记鲍伯的目光，背对他坐着，看着同桌客人讲话的口型，有时我显得沉静而忧伤，好让他明白，我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肤浅，我们的性情不乏相似之处。有时我会喝上几杯，给自己壮壮胆，心想：“去吧，把这件事告诉你妹妹吧，鲍伯，亲爱的孩子”，一边抚摸同桌姑娘的手。再不然，我会就某件事冷嘲热讽一番，逗得她们笑起来，好让鲍伯听到。
不过在那时，不管我做什么，鲍伯的态度和表情都始终如一。我记得清清楚楚，这恰好证明他把我在酒吧里的表演看在了眼里。一天晚上，我坐在他们家钢琴旁的沙发上等伊内斯，这时他走了进来。当时他穿着雨衣，纽扣扣到了脖梗，两手抄在兜里。他冲我点了一下头，就东张西望地进了屋，仿佛他只要冲我飞快地点一下头，就能把我彻彻底底地打发掉；我看着他在桌旁来回踱步，用黄胶鞋在地毯上踩来踩去。他伸出手指碰了碰一朵花，坐在桌边抽起了烟，眼望着花瓶。他那安详的侧影朝我这边转了过来，他的脑袋微微低垂，面容松弛，看起来心事重重。我傻乎乎地站起身，靠在钢琴上，用左手按下了一个低音琴键，然后我就像被迫的一般，每隔三秒钟按出一声琴音，一边望着他。
在我心里，只有对他的敌意和羞于表达的尊敬，我不停地揿下琴键，在宁静的大屋里以一种怯懦的狠劲敲击着琴键，直到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完全置身局外，观看着这一场面，仿佛自己正站在楼梯顶端或门口，望着鲍伯，感受着他的沉默和心不在焉，烟卷冒出丝丝青烟，从他身边袅袅升起。我感到身处黯淡灯光下，每隔三秒钟就用食指敲响低音琴键的自己高大、笨拙，十分可悲，十分荒唐。随即，我恍然大悟，我用钢琴制造出这一噪音，并不是在不可理喻地虚张声势，而是在向他发出呼唤；这时我终于发现，我的手指倔强地在每一声琴音乍歇之际接连奏响的那个低沉的音符，是我唯一能够诉诸他那躁动不宁的青春，向其祈求宽容和理解的恳求之词。他还是一动也不动，直到伊内斯猛地关上了楼上卧室的门，要下楼找我。这时他直起身子，懒洋洋地走到钢琴另一端，把一只胳膊肘支在钢琴上，瞅了我一会，然后带着迷人的笑容说：“今晚有什么安排？喝牛奶还是威士忌？你是急于得到救赎，还是想跃入未知的境地？”
我既无法回答，也不能打烂他那张脸。我不再按琴键，把手从钢琴上慢慢拿了回来。伊内斯正在下楼，已经走到了楼梯中间，这时他说：“好吧，也许到时候，您可以只凭兴致来决定。”说完他就走开了。
这场较量持续了三四个月0一到晚上，我就没法不去俱乐部——顺便说一下，我还记得当时正在举行一场网球锦标赛——因为只要我有一段时间不露面，那么等我重新回到俱乐部，鲍伯在跟我打招呼时，眼里的轻蔑和嘲讽就会变得更加浓重，打完招呼，他会舒舒服服地朝椅背一靠，一脸得色。
等到我一心想与伊内斯早日成婚的时候，鲍伯和他的策略又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知我成亲心切，如何得知我为了如愿以偿，调集起了仅存的全部力量。这股热切的需要已经把我过去和现在的其他情丝统统斩断了。当时我没把鲍伯放在心上。但没过多久，我有理由回想起那段时间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有那么一两次，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角落里，从牙缝里迸出咒骂他的话，我发现这时他的表情里已经没有了嘲弄的意味，他一脸凝重地望着我，挖空心思地算计着，那副表情就像人们遇上了危险或是棘手的活计，就像人们在衡量着困难的大小，估量着凭借一己之力是否能够解决。但我并没有把这当回事，甚至开始认为，他之所以面无表情，是因为他对我的性情有了更深的了解，对我从前品行良好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了解，这种了解是我用想要与伊内斯结婚的一片赤诚换来的，是他从这些年、这些事中体会出来的，这种了解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
事后我发现，他一直在等待着那一晚的到来。但直到那天晚上，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当晚鲍伯来了之后，径直在我独占的桌旁坐了下来，作了个手势打发走了侍者。我等了片刻，望着他。他挑动眉毛的时候可真像她；还有他的鼻尖，会在开口说话的时候变得稍微扁平一点，简直跟伊内斯一模一样；他简明扼要说：“你不会和伊内斯成亲。”我望着他，笑了笑，把视线转到了别处。“不会的，你是不会和伊内斯成亲的，因为像这样的事，假如有人下定决心，不想让它发生，它就不会发生。”我又笑了起来。“要是早几年，”我告诉他，“这番话倒会让我非伊内斯不娶。如今这番话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不过我倒不妨听你说说。要是你愿意跟我解释……”他抬起头，继续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也许他已经准备好了说辞，只消等我话音一落，就会说出口来。“要是你愿意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娶她，”我慢条斯理地说着，朝后倚到了墙上。我顿时发现，我既不知道他对我的恨有多深，也不知道他对我的恨有多么坚决。他脸色苍白，用嘴唇和牙齿硬挤出一丝笑容。
“说来话长，”他说，“一夜也说不完。不过要全说出来，三言两语也足够了。你不会跟她成亲，因为你已经衰老了，而她还年轻。我不知道你是三十岁还是四十岁——这无关紧要。你已经是个成熟的男人了，换句话说，你已经垮了，除了极个别例外，所有到了你这个岁数的男人都已经垮了。”他把熄灭的香烟从嘴里拿了出来，看了看街道，然后又看着我。我把脑袋靠在墙上，等他往下说。“显然，你有你的理由，相信你自己就是例外，相信你自己远远没有完蛋。可这并不是事实。”我开始抽烟，把脸别开了。他让我觉得不安，但我不相信他的话。他在我心里激起了一阵温吞吞的恨意，但我并不觉得在我意识到自己非娶伊内斯不可之后，还有什么能动摇我的想法。他说的不对，我们坐的是同一张桌子，而且我跟他一样仪表整洁，跟他一样年轻。“你不妨说说我有什么垮掉的地方，”我对他说，“也许你一样也说不准。”
“不，不，”他马上说。“我可不是什么幼稚的孩子。我才不玩那套把戏。你自私自利，粗鄙庸俗。你已经跟肮脏的东西搅和到一块儿去了，正是这些东西在拉扯着你继续前进。你哪儿也去不了，你哪儿也不想去。情况就是这样；你已经衰老了，而她还年轻。当着你的面，我甚至连想到她都不应该。而你以为……”这会儿我还是不能打烂他的脸，于是我决定把他的话当耳边风。我走到点唱机前，按下一个按钮，投入一枚硬币，慢慢踱回座位，聆听着。音乐声音不大：在大段的停顿之间，某个人在柔声歌唱。鲍伯在我身边说，即便是他，即便是某个跟他差不多的人，也不配望着伊内斯的眼睛。这可怜的孩子，我惊讶地想。他说，在他所说的衰老当中，最让人深恶痛绝的东西，腐朽的决定性因素，或者说是腐朽的标志，就是爱用先决的观念进行思考，把所有的女人都归结为“女人”这个字眼，把她们所有人都随随便便地纳入这个字眼，以便使她们与一种先决的观念相吻合，而这种观念的基础是建立在十分贫乏单薄的经验之上的。可是，他接着说，就连经验这个词也不是很恰当。在这种场合，往往并没有什么经验，充其量只有一些习惯和重复，用陈词滥调描述事物，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创造它们。基本上，这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我不禁感到有点好奇：他说他连用指尖碰伊内斯也不配，可怜的孩子，就连亲吻她的裙边、脚印之类的也不配，要是我把他的话在我头脑中唤起的画面讲给他听，他是会暴毙身亡，还是会当场设法置我于死地？停顿片刻后——音乐止息，点唱机的灯光随之熄灭，增添了几分寂静——鲍伯说了句“就是这样”，然后就离开了。他往外走的步伐像往常一样坚定，既不快也不慢。
如果那天晚上，我从鲍伯的容貌中看到了伊内斯的脸庞，如果在某个时刻，他那酷似伊内斯的容貌能够在面部表情上玩点花招，让我误以为自己看到的不是鲍伯，而是伊内斯，那么，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模样了。的确，在两天之后的晚上，我又像往常一样赴约，见到了她，还有一天中午，我绝望地硬逼着她跟我见了一面——这是一次徒劳无益的见面，我事先就知道，任我怎么说怎么做都无济于事，我最迫切的恳求也会叫人惊讶地平息下去，就像压根儿不曾存在过一般——这次见面在充斥于广场的忧郁气氛中结束了，在这最美好的时节中宁静的叶丛下结束了。
鲍伯那天晚上向我展现的、他的容貌中那些酷似伊内斯的、转瞬即逝的细微之处，尽管是用来反对我的，尽管对我抱有一致的敌意，但它们跟那姑娘本人的热情和纯真有某些相同之处。我在最后两次会面中，又怎么能透过那个突然变得冷漠无情的女人，把我的心意向伊内斯表白，爱抚她，说服她呢？当我望着这个身材修长的女人僵硬地坐在家里的扶手椅和广场的长凳上，在两处不同的场合和两个不同的地方，都保持着同样决绝的生硬态度，这个女人梗着脖子，直视前方，嘴巴紧闭，双手搁在大腿上一动不动，我又怎么能认出她，甚至唤醒她呢？我望着她，知道那个回答是“不”，就连她四周的空气都知道，回答是“不”。
我永远也不知道鲍伯为了得到这样的结果，给她讲了哪一桩轶事。但不管怎样，我确信他没有撒谎，在那时，没有什么能让他撒谎，就连伊内斯也做不到。我再也没有见过伊内斯，再也没有见过她那生硬、空洞的姿态。后来我得知她嫁人了，如今已经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了。当时，我处于憎恨和痛苦之中，像鲍伯预料的那样，喜欢想象鲍伯选的是哪件事，或者哪几件事，它们的威力足以抹煞我在伊内斯心中的形象，足以让我对她断了念头。
如今，一年多来，我几乎每天都能在同一间咖啡馆看到鲍伯，他周围还是那些人。当他们介绍我们认识时——如今他叫罗伯特——我意识到，过去的时光是无所谓时序的，昨天跟十年之前的日子分明紧挨在一起。他脸上仍然带有伊内斯容貌的陈旧痕迹，鲍伯的嘴的某个动作，足以让我再次看到那个姑娘修长的身体，她那平静而自然的步态，看到她用一根红色发带固定住的蓬松发式下面，那双丝毫未变的蓝眼睛凝望着我。她可以生活在某个难以企及的远方，再也无法找回，但她依然保留着她那本质的自我，它清晰可辨。但要透过罗伯特的表情和言谈举止找出从前那个鲍伯，对他萌生恨意，委实不易。我们初次见面的那天下午，我等了好几小时，想等到他独自一人或者走出店门的一刻，跟他搭话，把他打倒在地。我一动不动地静静坐着，偶尔偷瞄他一眼，或者在咖啡馆闪闪发光的窗户上召唤着伊内斯的形象，我巧妙地编排着辱骂他的措辞，甄选着我准备说给他听的耐心的语气。我选定了第一下揍他身上的哪个部位。但黄昏时，他跟三个朋友一起走了，我决定等下去，就像多年之前他做过的一样，我要等到一个更适合下手的、他孤身一人的夜晚。
当我再次见到他，当我们开始了这段我希望永远也不会结束的二度友情时，我放弃了所有攻击他的念头。我决定永远都不跟他提起伊内斯和往事，只让她们静静地活在我的心里。几乎每天下午，在咖啡馆，在罗伯特和那些熟人的面前，我都是这样做的。只要我能继续见到罗伯特，听到他的声音，我的恨意就会一直保持着新鲜和热度。没有人知道我的这场复仇，但我日复一日地施行着它，兴高采烈，兴奋不已。我跟他说话，微笑，抽烟，喝咖啡，心里一直想着鲍伯，他的纯洁，他的信念，他那些旧梦的大胆无畏，一直想着从前那个热爱音乐的鲍伯，那个打算为五百万人在河边兴建一座令人目眩的美丽城市，将人的生活变得高贵的鲍伯，那个永远都不会撒谎的鲍伯，那个赞扬除旧迎新的鲍伯，那个身为未来与世界万物之王的鲍伯。我在这个手指被尼古丁熏得发黄、名叫罗伯特、过着可笑的生活、在某个臭烘烘的办公室上班、娶了个他叫作“我的爱妻”的肥婆的男人，这个懒散地坐在咖啡馆的椅子上打发漫长星期天，浏览赛马报纸，打电话下注的男人面前，平静地怀想着从前的他的所有细节。
任何人对任何女人的爱意，都不及我对他的委琐卑微所抱的爱意来得强烈，通过这种注定无可更改的方式，他也沦落到男人生活的卑污之中。当那个已经垮掉、遥不可及的鲍伯不时向他发号施令，让他做出那些重新振作的短命尝试，作出没有保证的计划，结果只是让他确切地衡量出自己永久毁损的程度时，没有人像我这样满怀爱意，欣喜若狂。
我不知道，以前我欢迎伊内斯时，是否像现在每天欢迎鲍伯来到阴暗腐臭的成人世界这样，心里洋溢着这样多的幸福和爱意。他仍然只是个新人，还周期性地承受着怀旧之苦。我曾看到他满眼泪花，酩酊大醉，咒骂着自己，向自己许诺，自己很快就会变成从前那个鲍伯。我可以向你保证，每当这时，我总是满腔爱怜，像一位母亲一样愁绪满怀，温和亲切。在内心深处，我知道从前的鲍伯永远也回不来了，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但我让自己表现得体贴而耐心，努力让他听从我的意见。就像移民喜欢随身携带小块故土、街道和纪念碑的照片，或者将歌曲铭记在心，我也不断向他提出不同的计划、信念和未来，它们全都带有他不久前走出的青春国度的光辉和气息。他接受了。他总是稍加拒绝，于是我只好把我作出的保证再增加一倍，不过到最后，他总是说好的，最终他设法挤出笑容，相信有朝一日他注定会重返鲍伯的世界和良辰。因此他得以在三十多岁时继续保持平静，不带丝毫嫌恶与笨拙地带着旧日野心的巨大尸体和形状教人恶心的残梦继续前行，而它们已经不可避免地遭到成千上万人的践踏，被这种频繁无度、懵然无知的挤压所磨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