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忆起自己在莱昂圣马科斯神学院学习时的情景。那时他确实是怀着一片虔诚参加耶稣会的。在那段时间里，他感到自己的心在甜蜜地跳动；他怀着满腔热情进行祈祷，怀着热烈的爱进行静思，他准备为耶稣做出一切牺牲……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已变成了另一个人。昨天下午他感受到的是不是这样一种激情呢？当年在贝尔纳斯河边颤动的和现在颤动的是不是同一根心弦呢？讲经师的嘴边露出一丝苦笑。“尽管这一切只是一种幻想，是一场梦，但不妨就做一做这个梦吧。也许眼下这种正在将我吞噬的野心，就是另一种更崇高的感情的表现呢？这熊熊火焰难道就不能为更崇高的、与自己的精神世界更相符的目标而燃烧吗？我自己难道不能投身到比这野心之火更纯洁的烈火中去吗？眼下自己的野心算得了什么？这是非常渺小可怜的玩意儿。如果能将那位夫人征服，那不是比谋取主教、红衣主教甚至教皇的宝座更有意思吗？”
讲经师见自己在稿纸的一边画着教皇的法冠，不免吃了一惊。
他叹了一口气，将那枝笔扔在桌子上，仿佛刚才这一阵胡思乱想全是这枝笔引起的。他摇了摇头，又开始写起来。
最后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一八七〇年七月十八日是个光荣的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天主教世界发生了一件人们盼望已久的大事，教皇一贯正确的教规终于被确认，值此天主创造的日子①……”
①这一句话原文为拉丁文。
讲经师接着又写道：
“最后，教会庄严地批准了第四届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的主张，首先确保维护正当信念的法规；确认了第二届莱昂宗教会议通过的希腊人信奉的教义，神圣宗教会议宣布并确定：罗马教皇作为神灵的代言人，完全拥有救世主赐予教会的一贯正确性①。”
①这一段文字中，有不少拉丁文词语，不一一列出。
堂费尔明放下笔，将脑袋埋在两只手的中间。
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总写不下去。是思路没有理顺吗？可是那天上午他不是一直在准备这段庄严的文字吗？教皇一贯正确，这是一条了不起的教规，是非常勇敢的举动。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受到不信任和嘲笑，这是一种信仰上的大胆挑战。它也好像在马戏团里一样，受到了兽类的包围，驯兽人不得不吆喝它们，将它们赶走，这样才好，应该如此。从这场斗争一开始，讲经师就热烈地赞同这个原则。他认为，宣布教皇一贯正确，是“勇气和意志力的表现，也是对皇权的肯定，这是同亚历山大大帝在战场上，哥伦布在海上的那种冒险行为相类似的神学方面的冒险”。
他在罗马的讲道台上，自发地以无比的热忱勇敢地捍卫了这一信条，仿佛一贯正确的就是他本人。在那儿他称社潘洛普为胆小鬼。他和心地善良的斐都斯塔主教一起从罗马回来后，在马德里卡拉特拉瓦各村镇布道时，也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布道的题目也是教皇一贯正确。各家报纸都将他和天主教里最出色的演说家莫内西约和曼特罗拉教士，以及非宗教人士诺塞达尔、维纳德和埃斯特拉达相提并论。
然而，他干了这么多，却又得到了什么呢？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德·帕斯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托着脑袋在想。这时，他已将一贯正确的教皇抛在脑后。教会宣扬谦恭，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也确实很谦逊，以抑制低层教士急不可耐的野心。我在罗马就大出风头，在马德里受到了信徒们的赞赏，到了斐都斯塔，又使这里的人十分叹服，到了六十岁，我一定能当主教。到那个时候我也会演一出谦恭的闹剧，不接受这一封赏。诡计多端的人晋升得快；权贵的朋友、吹牛拍马的人和那些狗腿子不用布道说教也能封官晋级；而我们这些功勋卓著、理当升迁的人，却硬要我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这是闹剧，完全是闹剧！嘿，如果我拿出大把大把的钱，往空中一撒，那情况就不同了。可这钱都是我母亲的，再说，我也不愿用金钱来购买不属于我的东西，这些东西要凭我的头脑而不是凭我的钱包取得。大伙儿不是都说我是个干大事的人吗？不是都说我是天主教堂的顶梁柱吗？既然是根顶梁柱，为什么不让我承担应该承担的重量呢？红衣主教先生，我究竟是顶梁柱，还是牙签？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
讲经师肯定这儿只有他一个人时，气得在桌子上猛击一拳。
“我这就来，少爷。”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一个少女甜蜜的声音。
讲经师连听也没有听见。随即进来一个二十岁光景的女子。她脸色苍白，身材修长，但又不乏女性的丰满。她那白皙的脸皮和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双活泼的充满幻想的大眼睛，由于没日没夜地看着那些机械的真真假假的顶礼膜拜，显得十分紧张，老是左右转动着。她的五官几乎完全符合希腊人的标准，和整个脸庞那既甜蜜又庄严的神情配合得十分协调。她的身躯虽很细长，但又不失妩媚动人；她全身透着灵气，显得庄重、稳健，只有那双眼睛又活泼，又甜蜜。
她是唐娜·保拉的侍女，叫特莱西纳。她就睡在“少爷”的书房和卧室的附近，这是唐娜·保拉的一贯要求。老太太自己住在三楼，自由自在，她不愿听到神父和修士进进出出的吵闹声。但她又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她可怜的费尔明（对她来说，他永远是个让她操心的孩子）孤单单地远离人们睡觉。因此，侍女的床就在“少爷”的附近，万一他有事，侍女就可以叫老太太立即下楼。
在家里，讲经师被称做“少爷”。当着仆人们的面，老太太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仆人们当然也得这样称呼。
唐娜·保拉早年并非阔太太，她总觉得称“少爷”比称“大人”更顺耳。家中的女用人都是她本村人，是她夏天回乡时挑选来的。她要侍女睡在少爷的附近，以备使唤，这是朴实的想法。对这点无论是讲经师还是侍女们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唐娜·保拉那双又蓝又亮、睁得大大的毫无表情的眼睛排除了任何嫌疑的可能性。从她那双眼睛里可以看出，她绝不允许人们对她儿子纯正的生活习惯有任何怀疑。就连教区法官本人怕人议论，想表示一点不同意见，她也绝对不允许。大伙儿有什么可以议论的呢？她本人是个寡妇，清清白白；她儿子是个神父，毫无疑问，也是清白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谁也不会说闲话。在她看来，堂费尔明仍然是个永远不会染上恶习的孩子。这是这个家庭的信条。唐娜·保拉要求人们相信，她自己确信儿子非常纯洁。可是，人们对此并没有做出反应。
特莱西纳一边扣着黑色长袍最上面的领扣，一边走进房内，随后她又将围在胸前的黑丝巾系在腰上。
“少爷，您有什么吩咐？身体不舒服吗？要不要将咖啡端来？”
“怎么啦，姑娘？我……我没有叫你嘛。”
特莱西纳笑了笑，用细皮嫩肉的小手揉了揉眼睛，微微张开口，说道：
“我可以打赌……我听到……”
“没有，我没有叫你。几点了？”
特莱西纳看了一下挂在讲经师头上的那只钟，告诉他时间，并再次问他要不要给他端来咖啡。她说这些话时均脸带微笑，像是在卖弄风情，只是有碍家规，才不敢过于放肆。
“我母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