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母亲又去监狱看了巴威尔。
当母亲在监狱办公室和巴威尔分别的时候，觉得手里有一个小纸一团一。
说也奇怪，她好像被纸一团一烧痛了手心似的颤一抖了一下，她急忙用请求和询问的目光朝儿子脸上望了望，可是却没得到答案。
只见他淡蓝的眼睛里依旧带着那种她所熟悉的、和平时一样的、沉静而坚定的微笑。
“再见！”母亲叹着气说。
儿子又和她握手，在他脸上掠过了一种很关切的表情。
“再见了，一妈一妈一！”
她握着他的手不放，似乎是在等待。
不要担忧，不要生气！”他安慰着可怜的母亲。
她终于从这句话里和他额上那固执的皱纹里得到了回答。
“唉，你怎么啦？”她低下头来，含含糊糊地说。“那有什么……”
母亲快步走出去，不敢再看他，因为眼睛里的泪水和颤一动的嘴唇，已经不能再掩住她的感情了。
一路上她总觉得，她那只紧攥着儿子的回答的手，骨头都疼了，整个手臂非常沉重，就如同肩上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似的。
回到家里，她迅速地把纸一团一塞在尼古拉的手里，站在他面前等待着，当他展开捏紧了的那个纸一团一的时候，她重新感到了希望的颤一动、喜悦的奔涌……
可是尼古拉说：
“这是当然的！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决不逃走！同志们，我们不能逃走。我们里面的人谁都不愿意。这会失去对自己的尊重。请你们注意那个最近被捕的农民。他应该受到你们的照顾，同时也值得为他花费气力。他在这里是非常困难的，每天都跟吏冲突，已在地一穴一里关了一天了。他们在折磨他。我们大家都请求你们照顾他。安慰我的一妈一妈一。请你们跟她说明，她一切都能理解的。’”
母亲抬起头来，轻声却发一抖地说：
“嗯，何必要跟我说明，我懂！”
尼古拉很快地扭过脸去，拿出了手帕，大声擤了一下鼻子，含糊不清地说：
“我伤风了……”
接下来，他两手遮着眼睛，整了整眼镜，在室内走着说：
“看，我们反正是赶不及……”
“不碍事！让他们受审吧！”母亲说着皱起了眉头，只觉得心中充满了沉重的、模糊的忧伤。
“我刚才接到了彼得堡一个同志的信……”
“就是到了西伯利亚，他仍然能逃出来的，……能逃吗？”
“当然能啊！这个同志说，案子马上就可确定了，判决已经知道了——全体流放。看见了吧？这些渺小的骗子把他们的审判变成了最庸俗的悲剧。您要懂得——判决是在彼得堡拟定的，在审判之前……”
“别再说这事儿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母亲插上了嘴。“不必安慰我，也不必和我说明。巴沙是不会错的。他不会让自己和别人白白地受罪。他一爱一我，那是绝对的！您看，他是在挂念着我。他是在挂念着我。他不是写着——请您安慰她，对她说明，不是吗？……”
她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大脑因为兴奋而眩晕起来。
“您的儿子真是个好人！”尼古拉用异乎寻常的高声夸赞着。“我十分尊敬他！”
“那么，我们想一想雷宾的事儿吧！”母亲提醒。
她想马上应做一些事情，或走到什么地方去，一直走到疲乏为止。
“对，好的！”尼古拉边踱边答。“应该通知东馨卡……”
“她会来的，我去看巴沙的日子，她总要来的……”
尼古拉满脸沉思地垂下了头，咬着嘴唇，捻着一胡一子，坐在母亲身旁。
“可惜姐姐不在这里……”
“趁巴沙没有出来之前干吧，——一定会使他很高兴！”
母亲建议。
两个人都沉默了……
突然母亲慢慢地低声问：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愿意呢？……”
尼古拉猛地站了起来，可这时门铃正好响了。
他俩立时警觉地互相对望了一下。
“是莎夏，唔！”尼古拉低声说。
“该怎么对她说尼？”母亲悄悄地问。
“是啊，要知道……”
“她太可怜了……”
门铃又响了一次，这次比上次声音好像低了，仿佛门外的人也在犹豫。
尼古拉和母亲不由自主地同时往外走，可是当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他却后退了一步，对母亲说：
“最好您去……”
“他不同意？”母亲替她开门的时候，姑一娘一断然而又直接地问。
“嗯。”
“我早知道了！”莎夏很随便地说，可说话的时候脸色变得苍白了许多。
她很快地解一开了外套的钮扣，然后又重新扣上两个，想把外套从肩上脱一下来，可是脱不下来。于是，她说：
“又是风，又是雨，——真讨厌！他身一体好吗？”
“好。”
“身一体很好，很快活。”莎夏望着自己手，低声发话。“她写了个字条，要我们设法让雷宾脱狱呢！”母亲说着，但目光并不注意她，仿佛在躲着什么。
“是吗？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个计划。”姑一娘一慢慢地说。
“我也这样想！”尼古拉出现在门口。“您好？莎夏！”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计划大家都赞成？……”
“可是谁去组织呢？大家都在忙……”
“让我去吧！”莎夏站起身，很干脆地说。“我有时间。”
“您去干吧！可是要问问其他同志……”
“好，我去问！我这就去！”
她用纤细的手指很有把握地重新扣上外套的钮扣。
“您最好休息一下！”母亲劝道。
莎夏轻轻地笑了一声，语气柔和地对母亲说：
“不要紧，我不累……”
她接着便默默地和他们握了手，又像平常那样冰冷而凛然地走了出去。
母亲和尼古拉走到窗子前，目送了姑一娘一走过院子，在大门外消失了。
尼古拉轻轻地吹起口哨，在桌子旁坐下，动笔写起来。
“她干着这样的工作，心里或许可以舒服些！”母亲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当然！”尼古拉扭过脸来望着母亲，善良的脸上带着微笑，关心地问：“尼洛夫娜，这种痛苦您大概没有体验过吧，——想念一爱一人的烦恼，您恐怕是不知道的吧？
“嗨！”母亲把手一摆，高声回答。“那里有这样的烦恼呢？
从前我们只是害怕，——最好不要嫁人！”
“真没有过您喜欢的人？”
她回想了一下，说：
“记不起来了。哪会没有喜欢的人呢？……一定有过的，可是，现在是一点也记不得了！老喽！”
母亲瞥了他一眼，简单地，带着几分惆怅地总结说：
“被丈夫打得太厉害了，所以在嫁他以前的一切人和事，好像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多少年的事了……”
他听着又转过脸去。
母亲出去了一会儿，等她再回来的时候，尼古拉亲一热地望着她，轻声说起来，仿佛用言语一爱一抚自己的回忆。
“我从前也像莎夏一样，有过一段故事。我一爱一了一个姑一娘一，她是一个少有的好人！我在二十岁的时候认识了她，从那时就一爱一她，老实说，现在还 是一爱一她！跟从前一样地一爱一她——用整个的心，充满了感谢，永远地一爱一……”
母亲站在他身边，望着他那双闪着一温一暖而明亮的光芒的眼睛。
他将双臂放在椅背上面，头搁在手上，眼睛眺望着远方。他的整个瘦长然而强壮的身一体，好像要冲到前面去，就像植物的一茎一伸向一陽一光一样。
“您就应该结婚呀！”母亲惋惜地劝告着他。
“啊！她在五年之前已经结婚了……”
“那么以前是为了什么？……”
他琢磨了一下，回答说：
“您想啊，我俩之间不知怎么搞得总是这样的：她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在外面，我从监狱里出来时，她则又在监狱里或是被流放了！这种情景和莎夏很像，一点也不错！后来，她被判流放去到西伯利亚十年，远得要命！我甚至想跟着她去。可是，她和我都觉得有点害羞。后来，她在那里遇上了另外一个人，是我的同志，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后来他们一起逃走，现在住在国外，这样就……”
尼古拉讲完之后，摘下眼镜擦了擦，又对着亮光照了照，接着重新擦。
“啊，我亲一爱一的！”母亲内心充满一爱一怜，她一边摇头，一边说。她觉得尼古拉很可怜。同时，他又要使她发出了一温一暖的慈母的微笑。可是他换了姿势，又把笔拿在手中，挥着手，好像打拍子般地开始说：
“家庭生活是要牵扯革命家的一精一力的，永远不会不牵挂！孩子，生活没有保障，为了面包必须多工作。可是呢，一方面革命家非要不断地、更深刻更广泛地发展他的力量不可，时代要求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我们应该永远走在人们的前面，因为，我们工人阶级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破坏旧世界，创造新生活！假使我们战胜不了小小的疲劳，或者是被手头的小小的胜利所迷惑，落后起来——这是很不应该很不好的，这就意味着对事业的叛变！凡是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没有一个会歪曲我们的信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忘记，我们的任务是要获得全面的胜利、彻底的胜利，而不是小小的一点成绩。”
他的声音变得镇定而坚强，脸色有点发白，眼睛里像是燃起了平时那种平静而又有节制的力量。
这时候，门铃又大声响起来了，打断了他的话。
这次来的是柳德密拉。
她穿了件不合时令的薄外套，两颊冻得通红。她一边脱一下破套鞋，一边似乎生气地对他们说：
“审判的日子已经定了，——在一个星期之后！”
“当真？”尼古拉在房间里喊着问。
母亲很快地走到她的身边，心里很激动，自己也不知道是怕叫还 是欢增。
柳德密拉和母亲并排走着，带着嘲讽的口吻低声说：
“是真的！法院里已经公开宣布了，判决也已经定了。可是，这算什么呢？难道政一府还 怕它的官吏会宽待它的敌人吗？这样长期而热心地放纵自己的仆人难道还 不能相信他们一定会变成卑鄙无一耻的东西吗？”
柳德密拉在沙发上坐下来，用手掌一搓一着瘦削的双颊，没有光亮的双眼里燃一烧着轻蔑，声音里渐渐充满了愤怒。
“柳德密拉，不要这样白白地消耗火药！”尼古拉安慰着她。“他们又听不见您的这些话……”
母亲紧张地听着她的话，可是一点也听不懂，在她头脑中，只是不由自主地反复想着一句话：
“审判，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审判！”她突然感到，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严厉得叫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渐渐地一逼一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