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往事的记忆，真是奇了，它们萦绕在你的心头，总是挥之不去！
我要说的这件往事是那么久远，那么久远，我不明白它怎么还会如此生动、如此执着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从那以后我阅历过许多凶险、动人或者可怕的事，但令我奇怪的是，没有一天，真的没有一天，克洛榭特大妈的形象不浮现在我的眼前，就像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时所见到的那样。
这是个年老的女裁缝，她每周一次，也就是每星期二，到我父母家来缝补衣裳。我父母住在名为城堡、其实只是一所古老的尖顶房屋的乡间住宅里，周围聚集着四五个附属于它的庄园。
村子，一个规模颇大的村子，也可以说是一个镇子，坐落在几百米以外，紧紧围绕着教堂；那原是一座红砖筑成的教堂，因为年深日久红砖已经变成了黑砖。
总之，每逢星期二，克洛榭特大妈在早上六点半到七点之间来到我家，立刻就上楼到藏衣室干起活儿来。
这是个又高又瘦的女人，长着胡须，更确切地说是浓毛，因为她满脸都是胡须。那是一种令人惊异、意想不到的胡须，长成一个个奇特的束状，又像是某个疯子在这个穿裙子的宪兵的大脸上播种的一揪揪卷毛。鼻子上面，鼻子下面，鼻子周围，下巴上，面颊上，都有。她的眉毛浓得出奇，长得出奇，一抹灰色，非常茂密，而且高高竖起，好像两撇长错了位置的八字胡。
她腿瘸，不过不像一般残疾人那样一拐一瘸，而是像一艘抛锚停泊的船。当她把瘦削、歪斜的高大身躯落在那条好腿上，就像那船鼓起劲头，攀上巨浪的巅峰；接着，她又像猛然潜入深渊似的向下冲去，陷进地面。她走起路来让人联想到暴风骤雨，因为她的身子也同时剧烈地摇晃。她总戴着一顶硕大的白色便帽，一条缎带在她背后飘扬；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她的脑袋就像在从北向南、从南向北地反复穿越着地平线。
我非常喜欢这位克洛榭特大妈。我起床后就连忙上楼到藏衣室去，发现她已经安顿好，正在做针线活，脚下踩着一个烫壶。我一到，她就逼我把烫壶拿过去，坐在上面，怕我感冒；因为那房间很大，位于房顶下面，里面很冷。
“这样能把血从嗓子引下来。”她说。
她一边用形似钩子但却十分灵巧的长手指补着衣裳，一边给我讲故事。她年纪太大，视力衰退了，戴一副装着放大镜片的眼镜；透过眼镜，我觉得她那双眼睛特别大，特别深，而且是双重的。
从我能回忆起的她给我讲过并打动了我孩子的心的那些故事，可以看出她像许多可怜的妇女一样，有一颗高尚的灵魂。她看事情概括而又简单。她把镇子上发生的趣事讲给我听，其中有一条牛的故事，这条牛从牛棚里逃走，一天早上在普罗斯佩·马莱的磨坊前面找到了，它正在看风车的木翼转动呢；有一只鸡蛋的故事，这只鸡蛋是在教堂的钟楼里发现的，但是没有人懂得哪只鸡会到那里下的；有让-让·皮拉斯的那条狗的故事，它从离村子十法里的地方找回了主人的裤子，那裤子是他跑路淋了雨晾在门外被过路人偷走的。这些朴素的偶发事件，经她对我那么一讲，就获得了同那些令人难忘的悲剧和伟大而神秘的史诗一样的宏伟气势；就连母亲晚上给我讲的诗人们创作的那些绘声绘影的故事，也没有这农妇讲的故事那么有滋有味，那么寓意深远，那么打动人心。
有一个星期二，我整个上午都用来听克洛榭特大妈讲故事，下午和佣人到诺瓦普雷农庄后面的阿莱树林采榛子，然后又上楼去找她。就像昨天的事一样，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
我推开藏衣室的门，看见年老的女裁缝躺在她的椅子边的地上，脸朝下，两条胳膊伸开，一只手拿着针，另一只手里是我的一件衬衫；她的一条穿着蓝色长袜的腿，想必是那条好腿，伸到椅子底下；眼镜滚得离她很远，在墙脚闪亮着。
我尖声叫喊着逃出来。有人跑来；几分钟以后，我听说克洛榭特大妈死了。
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那颗孩子的心所感受到的深切、尖锐、强烈的悲情。我迈着艰难的步子下楼来到客厅，跪在一张巨大的安乐椅上哭泣。我在那里想必待了很长时间，因为天已经黑了。
突然有人端着灯走进来，但是没有人看见我。我听见父母在和医生说话；我听出了医生的声音。
医生是很快就被请来的，他解释了事故发生的原因。不过我一点也听不懂。接着他坐下来，接受了一杯甜烧酒和一块饼干。
他一直说着话；他当时所说的话依然铭刻并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我相信我甚至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述出他的原话来。他说：
可怜的女人啊！她是我在这儿看的第一个病人。她在我到达的那一天摔断了腿，我刚下驿车，还没有工夫去洗洗手，就有人急匆匆地跑来找我，因为情况严重，很严重。
她那时十七岁，是个很美的姑娘，很美，很美！今天有谁会相信呢？至于她的故事，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除了我和一个已经不在此地的人，从来没有人知道。现在她死了，我也不必那么守口如瓶了。
那时候有个年轻的小学助理教师刚在我们镇上落脚，他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和一副士官的优美身材。姑娘们都竞相追求他，可是他却装出目中无人的样子；再说他非常害怕校长，他的上司格拉比老爹。这位老爹可不是每天都情绪很好的。
格拉比老爹当时已经雇美丽的奥斯坦丝做他的裁缝。奥斯坦丝就是刚刚在府上死去的这个女人，人们是后来在她出了那次事故以后才叫她克洛榭特[2]的。小学助理教师看中了这个美丽的女孩；而她呢，能被这个攻无不克的征服者选中，想必也感到得意。总之她爱上了他，而且他得到她的同意，在她来做针线活的那一天，下工以后，天黑时，到学校的顶楼来第一次幽会。
于是，到了那一天，她从格拉比家出来的时候，装作回家但却并没有下楼梯，而是上了顶楼，藏在干草堆里，等候她的情人。他很快就来和她相会；可就在他开始要对她甜言蜜语的时候，顶楼的门又打开了，校长出现了，并且问：
“您在这上面做什么，希吉斯贝尔？”
这年轻的小学教师感到自己要被捉住了，惊慌失措，笨拙地回答：
“我上来在草捆上休息一会儿，格拉比先生。”
这顶楼很大，很宽敞，非常黑暗；希吉斯贝尔把吓坏了的年轻姑娘往里推，一面连声催促：“快到里面去，藏起来，我要丢掉我的工作了，快逃，快去藏起来！”
校长听到低语声，又问：“这么说您不是一个人在这里？”
“是一个人，格拉比先生。”
“不是，因为您在说话。”
“我向您发誓是一个人，格拉比先生。”
“这我马上就可以知道了，”老人说完就把门关好，仔细锁上，下楼去取蜡烛。
年轻人，是个经常可以遇到的懦夫，看来他昏了头，突然火冒三丈，连声说着：“快去藏起来呀，千万别让人找到你。你要害得我一辈子没饭吃了。你会毁了我的前程……快去藏起来呀！”
这时他们听见钥匙又在锁眼里转动。
奥斯坦丝向临街的老虎窗跑去，猛地打开窗户，然后用果断的语调低声说：
“等他走了，你就下楼来搀我。”
说完她就跳了下去。
格拉比老爹没有找到人，大感意外，便下楼了。
一刻钟以后，希吉斯贝尔先生走进我家，对我讲述了她的遭遇。年轻姑娘从三楼跌下去，待在墙脚，爬不起来了。我和他一道去找她。天下着瓢泼大雨，我把可怜的姑娘送到我家，她的右腿有三处骨折，骨头都从肉里戳出来了。她没有怨天尤人，只是以令人钦佩的隐忍的口吻说：“我受到了惩罚，该当的惩罚！”
我找人来帮忙，然后又找来女工的父母，向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有一辆马车狂驰而过在我的门前撞倒了她，把她撞成伤残。
他们相信了我的话；宪兵队寻找肇事者，找了一个月也徒劳无功。
就这些！我说的这个女人真是个英雄，不愧为完成最伟大的历史业绩的女英雄豪杰中的一员。
这是她唯一的一次爱情。她至死仍然是个处女。她是一个殉道者，一个灵魂高尚的人，一个崇高的奉献者！如果我不是绝对钦佩她，我就不会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了；她活着的时候我从来不愿对人说起这件事，你们现在明白是为什么了。
医生说完了。妈妈哭泣着。爸爸说了几句话，不过我没有听清楚；然后他们就走了出去。
我依然留在那里，跪在安乐椅上，啜泣着；就在这时，我听见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和磕碰声交杂的奇怪声响。
人们正在抬走克洛榭特的尸体。
* * *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一八八七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奥尔拉》。
[2] 克洛榭特（Clochette）本意为铃铛，也戏指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