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瞒着基蒂的这些悲痛与自一杀的憧憬,亦即是托尔斯泰同时瞒着他的妻子的.但他还 未达到他赋予书中主人翁的那般平静.实在说来,平静是无从传递给他人的.我们感到他只愿望平静却并未实现,故列文不久又将堕入怀疑.托尔斯泰很明白这一层.他几乎没有完成本书的一精一力与勇气.《安娜.卡列尼娜》在没有完成之前,已使他厌倦了."现在我重复被那部可厌而庸俗的《安娜.卡列尼娜》所羁绊住了,我惟一的希望便是能早早摆脱它,愈快愈好......"(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致费特书)"我应得要完成使我厌倦的小说......"(一八七六年致费特书)他不复能工作了.他停留在那里,不能动弹,没有意志,厌弃自己,对着自己害怕.于是,在他生命的空隙中,发出一阵深渊中的狂风,即是死的眩惑.托尔斯泰逃出了这深渊以后,曾述及这些可怕的岁月.见《忏悔录》(一八七九年).全集卷十九.
"那时我还 没有五十岁,"他说,在此我把《忏悔录》中一部分作概括的引述,只保留着托尔斯泰的语气."我一爱一,我亦被一爱一,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一精一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前面,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一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一杀.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于生命的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槍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这样的一段:"列文,被一爱一着,很幸福,做了一家之主,他亲手把一切武器藏起来,仿佛他恐怕要受着自一杀的诱一惑一般."这种一精一神状态并非是托尔斯泰及其书中人物所特有的.托尔斯泰看到欧罗巴,尤其是俄罗斯的小康阶级的自一杀之多不胜讶异.他在这时代的作品中时常提及此事.我们可说在一八八○年左右,欧洲盛行着一精一神萎一靡一症,感染的人不下数千.那时代正是青年的人,如我一般,都能记忆此种情况;故托尔斯泰对此人类的危机的表白实有历史的价值.他写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一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 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
他的归宿毕竟在于民众身上.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老是具有"一种奇特的,纯粹是生理的感情",《忏悔录》.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后几年中,他和列文一样对于民众接近得多了.这时代的他的肖像证明他的通俗一性一.克拉姆斯科伊的一幅画像(一八七三年)表现托尔斯泰穿着工衣,俯着头,如德国的基督像.在另外一幅一八八一年的肖像中,他的神气宛如一个星期日穿扮齐整的工头:头发剪短了,一胡一须与鬓一毛一十分凌一乱;面庞在下部显得比上面宽阔;眉一毛一蹙紧,目光无神,鼻孔如犬,耳朵极大.他开始想着,他那些自一杀.自己麻醉的学者.富翁,和他差不多过着同样绝望的生活的有闲阶级的狭小集一团一之外,还 有成千成万的生灵.他自问为何这些千万的生灵能避免这绝望,为何他们不自一杀.他发觉他们的生活,不是靠了理智,而是......毫不顾虑理智......靠了信仰.这不知有理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