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已经到了彼岸,获得了一个为他烦恼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荫庇.
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新的活动的始端.
在莫斯科过了一冬,(他对于家庭的义务迫使他随着他的家族,)"迄今为止,我一向在都市之外过生活......"(《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参加调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嚎啕着说,"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见前书.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对于那些"为自己而不为别人的苦行者",托尔斯泰屡次表示反感.他把他们与骄傲而愚昧的革命家放在同一类型内,"他们自命要施善于人,可还 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托尔斯泰说:"我以同样的一爱一情一爱一这两种人,但我亦以同样的憎恨恨他们的主义.惟一的主义是激发一种有恒的活动,支配一种适应心魂企望的生活,而努力筹思实现他人的幸福.基督的主义便是这样的,它既无宗教的安息情调,亦无那般革命家般徒唱高调不知真正的幸福为何物的情境."因为他怀有博一爱一,因为他此刻再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的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一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八六)全集卷二十六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的表白,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为悲剧化,故它的后果亦更重大.在人类的苦海中,实在的,并非一般有闲的人在烦恼中造作出来的苦海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究竟算得什么呢?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么?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见了不能不感动的,说出托尔斯泰在这时代所感的痛苦.一八八五年时代的照相,见全集版《我们应当做什么?》中插图.他是正面坐着,一交一叉着手臂,穿着农夫的衣服;他的神气颇为颓丧.他的头发还 是黑的,他的一胡一髭已经花白.他的长须与鬓一毛一已经全白了.双重的皱痕在美丽宽广的额角上画成和谐的线条.这巨大的犬鼻,这副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少一温一和善良啊!它们看得你那么透彻.它们不啻在为你怨叹,为你可惜.眼眶下划着深刻的线条的面孔,留着痛苦的痕迹.他曾哭泣过.但他很强,准备战斗.
他有他英雄式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