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面貌有了确定了的特点,由于这特点,他的面貌永远铭刻于人类记忆中:宽广的额上划着双重的皱痕,浓厚的雪白的眉一毛一,美丽的长须,令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苍老的脸容变得一温一和了;它留着疾病,忧苦,与无边的慈一爱一的痕迹.从他二十岁时的粗一暴犷野,塞瓦斯托波尔从军时的呆板严肃起,他有了多少的变化!但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锐利一逼一人的光芒,表示无限的坦白,自己什么也不掩藏,什么也不能对他有何隐蔽.
在他逝世前九年,在致神圣宗教会议的答复(一九○一年四月十七日)中,托尔斯泰说过:
"我的信心使我生活在和平与欢乐之中,使我能在和平与欢乐之中走向生命的终局."
述到他这两句时,我不禁想起古代的谚语:"我们在一个人未死之前决不能称他为幸福的人."
那时候,他所引以自豪的和平与欢乐,对他是否能永远忠实?
一九○五年"大革命"的希望消散了.在已经拨一开云雾的黑暗中,期待着的光明没有来到.革命的兴奋过去之后,接着是一精一力的耗竭.从前种种苛政暴行丝毫没有改变,只有人民陷于更悲惨的水深火热中.一九○六年时,托尔斯泰对于俄国斯拉夫民族所负的历史的使命已经起了怀疑;他的坚强的信心远远地在搜寻别的足以负起这使命的民族.他想起"伟大的睿智的中国人".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无可挽救地丧失的自一由,将由东方民族去重行觅得".他相信,中国领导着亚洲,将从"道"的修养上完成一人类的转变大业.一九○六年十月致一个中国人书.
但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老子与孔子的中国如日本一样,否定了它过去的智慧,为的要模仿欧洲.在他一九○六年的信中,托尔斯泰已经表示这种恐惧.被凌虐的杜霍博尔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里,他们立刻占有了土地,使托尔斯泰大为不满."既然要容忍私有产业制度,那么,以前的拒绝军役与警役是无谓的举动了,因为私有产业制全赖军警制予以维持的,尽了军役警役而沾着私有产业制之惠的人,比较拒绝军役警役而享受私有产业制的人还 较胜一筹."(一八九九年致旅居加拿大的杜霍博尔人书)格鲁吉亚人,刚才脱离了国家的羁绊,便开始袭击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而俄国的军队,被召唤着去把一切都镇压平了.即是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国家即是圣经,是人的理想中最美的国家,"......亦不能不沾染着这虚伪的国家主义,"为现代欧罗巴主义的皮一毛一之皮一毛一,为它的畸形的产物".
托尔斯泰很悲哀,可不失望.他信奉上帝,他相信未来: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不差的,上帝对于他的恩惠完全报答了.在他逝世前数月,在非洲的极端,甘地的救世的声音传到了.(参看本书《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霎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一九○五年,《告政治家书》.
但要长成一个森林必须要许多树;而托尔斯泰只有一个人.光荣的,但是孤独的.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写信给他:回教国,中国,日本,人们翻译他的《复一活》,到处流传着他关于"授田于民"的主义.在《大罪恶》的篇末,我们可以找到《告被统治者书》.美国的记者来访问他;法国人来征询他对于艺术或对于政教分离的意见.一九○六年十一月七日致保尔.萨巴捷尔书.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他自己亦知道.且他也不筹思去获得信徒.他拒绝朋友们组织"托尔斯泰派"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