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与这两位中国的优秀之士的通信中,尤其在他致辜鸿铭的长信中,托尔斯泰表示他对于中国民族所感到的一爱一恋与钦佩.近年来中国人以高贵的一温一厚态度去忍受欧洲各国对他们所施的暴行这事实尤其加强了托尔斯泰的情一操一.他鼓励中国坚持它的这种清明的忍耐,预言它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割让给俄国的旅顺这一个例子,(这件事情使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付了极大的代价,)肯定了德国之于胶州湾,英国之于威海卫,必将归于同样的结局.那些盗贼终于要在他们中间互盗.......但当托尔斯泰知道不久以来,暴力与战争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亦觉醒起来时,不禁表示惶虑,他坚求他们要抗拒这种思想.如果他们亦为这种传染病征服了,那么必将临着空前的大劫,不独是在"西方最犷野最愚昧的代表者德皇"所恐怖的黄祸这意义上,而尤在人类至高的福利这观点上.因为,古老的中国一旦消灭之后,它的真正的,大众的,和平的,勤勉的,实用的智慧,本应当从中国渐渐地展布到全人类的智慧,必将随之俱灭.托尔斯泰相信必有一日,人类生活将完全改变;而他深信在这递嬗中,中国将在东方各民族之首,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亚洲的任务在于向世界上其余的人类指示一条导向真正的自一由的大路,这条路,托尔斯泰说,即是"道".他尤其希望中国不要依了西方的方案与榜样而改革,......即不要把立宪制度代替它的君主政治,不要建设国家军队与大工业!它得把欧洲作为前车之鉴,那种地狱一般残酷的现状,那些可怜的无产者,那种阶级斗争,无穷尽的军备竞争,他们的殖民地侵夺政策,......整个文明的破产,欧洲是一个先例,......是的!......是不应当做的事情的先例.固然中国不能长此保持它的现状,受各种暴行的侵犯,它只有一条路应当走:便是对于它的政一府与一切政一府的绝对的无抵抗.它只要无动于衷地继续耕它的田,只服从神的律令!亚洲将在这四万万人的英雄的清明的无抵抗前面降服.在田野中平和地工作,依了中国的三教行一事:儒家,教人排脱暴力;道教,教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佛教,则是牺牲与一爱一:人生的智慧与幸福的秘密尽于此矣.
在托尔斯泰的忠告之后,我们试观今日中国所做的事;第一他的博学的通讯者,辜鸿铭,似乎并未如何领悟:因为他的传统主义是很狭隘的,他所提出的补救现代世界狂一热的万能药,只是对于由过去造成的法统,加以绝对忠诚的拥护.在致辜鸿铭书中,托尔斯泰猛烈地批评中国的传统教训,服从君主这信念:他认为这和强力是神明的权利一语同样无根据.......但我们不应当以表面的波涛来判断无边的大海.虽然那些旋起旋灭的一党一争与革命,不能令人想到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中国圣贤的数千年的传统如何一致,然而谁能说中国民族竟不是与托尔斯泰的思想十分接近呢?
日本人,由于他的热狂的生命力,由于他对于世界上一切新事物的饥一渴的好奇心,和中国人正相反,他是在全亚洲和托尔斯泰发生关系最早的民族(约于一八九○年左右).托尔斯泰对之却取着猜疑的态度,他提防他们的国家主义与好战天一性一的执着,尤其猜疑他们那么柔顺地容纳欧洲文明,而且立刻学全了这种文明的害处.我们不能说他的猜疑是全无根据:因为他和他们的相当密切的通讯使他遭了好几次暗算.如年轻的Jokai,Didaitschoo......lu日报主笔,自称为他的信徒,同时又自命为把他的主义与一爱一国情一操一联合一致的折衷派,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竟公然指摘托尔斯泰.更令人失望的是那个青年田村,最初读了托尔斯泰的一篇关于日俄战争的文字,这篇论文载于一九○○年六月《泰晤士报》;田村于十二月中在东京读到它.而感动得下泪,全身颤一抖着,大声疾呼地喊说"托尔斯泰是今世惟一的先知者",几星期之后,当日本海军在对马岛击破了俄国舰队时,一下子卷入一爱一国狂的漩涡,终于写了一部攻击托尔斯泰的无聊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