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通过精心的工作，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统治系统，这个系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日，这个功劳是很伟大的。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个上帝，也可以信仰十几个上帝，甚至崇拜任何装满上帝的庙宇，这没有关系。但是，不管人们信仰什么，在这个世界范围的大帝国里，混居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必须永远记住，“罗马和平”的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这样一条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别人或自己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认为自己信仰的上帝被亵渎了，也不必找官府寻求什么解脱，因为，正如台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说的那样：“如果那位上帝认为必须补偿他所蒙受的损失，他一定会自己关照的。”
靠了这样一句不足道的话，法庭就可以拒绝处理所有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
如果说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在哥罗西人的地盘居住的时候有权利继续信仰自己的上帝，并在哥罗西镇子里建筑起自己的庙宇，那么，哥罗西人为了类似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盘落户时，也必须得到同样的权力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时常争辩说，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野蛮部落的人都持有同等的轻蔑态度。这可能是正确的。我对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在整整五百年中，宗教上的彻底宽容一直盛行于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统治艺术：最大限度地减少磨擦，从而获取巨大的实际成果，这一切也毕竟是事实。
但永存的东西是没有的，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长久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白骨，被扔在数以千计的战场上。
在差不多五个世纪中，社会的精华都把智慧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这个巨大的工作中。
最后，恶果出现了。
以一城为邦统治全世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人力和脑力上把罗马拖垮了。
随后，又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人们逐渐厌恶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已经占有了所有的城乡住房，拥有了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游艇和马车。
他们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尝遍了全世界的美酒，踏遣了绿水青山，玩遍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世间所有的文字书籍在他们的藏书室里都能找到，他们家的墙上挂满了最美丽的图画。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世界上最卓越的音乐家为他们演奏。他们在童年时曾由最出色的教授和教育家为他们上课，使他们学到了所有应该学到的知识。结果，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图书都变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成为一种负担，很多人宁可获取一个体面的机会使自己丧生。
剩下的只有一种安慰！对未知和无形世界的遐想。
然而，旧的上帝已经死去多年了，有头脑的罗马人是不会轻信那些在幼儿园里教唱的歌曲里对丘比特和米纳瓦的赞颂的。
享乐主义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已经出现，这些哲学体系宣扬仁爱、克己和无私的美德，宣扬一生要有益干他人。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过于空洞。塞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在街头书店里比比皆是，书里面讲的倒是娓娓动听。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纯理性的教义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他们开始追求一种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由此说来，纯哲学色彩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益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确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只能取悦于一小部分人，这些人几乎都属于上流社会，早已经饱享能干的希腊老师对他们个别授课的特殊待遇。
普通老百姓却视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如草芥。他们的想法也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认为大部分古代神话都是粗俗愚昧的祖先幼稚的产物。但是他们还赶不上那些所谓的知识高人，还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
于是，他们采取了所有知识浅薄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会采取的行动：表面上还一本正经地推崇共和国官方认可的上帝，背地里却为了寻求真正的幸福而拜倒在某个宗教行会的脚下，在过去两世纪中，这种宗教行会在台伯河畔的古城里开始受到了真心诚意的欢迎。
我前面用的“行会”一词源于希腊，原意是一群“受到启示的”人——这群男女为了不把本行会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必须做到“守口如瓶”。只有他们才能知道这些秘密，这种行会就象大学兄弟会的咒符一样使人们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行会只不过是一种崇拜形式，一种说法，一种教派，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这里请原谅时间上的略微混淆）已经离开长老教会加入基督科学教会，便会告诉别人他去参加“另一个行会”去了。“教堂”、“英国北部教会”和“贵族院”相对来说是新发明的同汇，在当时可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