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们有时以这件事为佐证，来强调基督教思想来源于天国。我并不想加入这个辩论，只是想指出，大多数罗马人水深火热的生活与最早期传教士的成功有着很大关系，就象窘苦生活导致神学的成功一样。
至此我已向读者勾画出了罗马的一个方面——士兵、政客和企业富翁的世界，这些幸运儿住在拉特山山坡上、坎帕尼亚山峰峡谷里和那不勒斯海湾，享受着幸福文明的生活。
但他们只代表一个方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里，那种能使诗人欢呼太平盛世、能激发演说家把奥克塔维安比做丘比特的繁荣盛况，却是很少见的。
在一排排长无尽头、凄凉惨澹的租赁住宅里，人头攒簇，臭气熏天，劳苦众生的生活不过是无休无止的饥饿、流放和痛苦。在这些男女的眼里，只有一个朴实的木匠讲的故事才是真实可信的，他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庄里，用自己辛勤的双手换来了每日衣食；他热爱贫苦受辱之辈，因此被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敌人杀害了。的确，贫苦的罗马人全都久闻米思拉斯、爱西斯和艾斯塔蒂的大名，但是这些神都死了，千百年前就已经远离人世，人们知道他们也只是根据千百年前就死了的人留下的传闻。
可是，约书亚，基督，也就是希腊传教士称之的救世主的，不久前还活在世上。当时的很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在台比留皇帝当政时期，谁要是偶尔去过叙利亚南部，也许还听到过他的演说。
还有其它事例。街角的面包匠和邻街的水果贩在阿皮恩大道旁边的黑暗小花园里，曾经与一个叫彼得的人谈过话；到过戈尔格塔山附近的渔夫也许看到过先知被罗马政府的士兵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要理解人们突然热衷于新信仰的原因，就必须记住这些。
正是亲身的接触，也就是亲密直接的私人感情，使基督教获得了远远高于其它教义的优越性。基督教的爱表达了各国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人们的呼声，因而传遍了四面八方。基督的话是否与后人所用的词汇一致倒是无关紧要，奴隶们有耳有心，能够理解。他们在光辉前言的崇高诺言面前战栗，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他们终于盼到了使他们获得自由的话。
在世界的权势面前，他们再也不显得卑贱可恶了。
相反，他们成了受慈父宠爱的孩子。
他们要继承世界的一切。
他们也要分享一直被住在萨姆尼别墅的深宅高院里趾高气扬的人独霸的欢乐。
新信仰的力量由此而产生。某督教是使普通人得到均等机会的第一个实叉在在的宗教。
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灵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说明，在腐朽的奴隶制世界里，这种好消息必然会一传千里，燃起感情上的熊熊烈火。但是历史除了个别情况外，是不记述普通人的精神历险的，不管是自由人的还是奴隶的。如果这些谦卑的人被分为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开始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来缴税，被强制入伍为征服其它民族而战，只有在这些时候，他们才会受到编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视。因此，我们尽管对早期基督教会了解甚多，却对它的真正创始人知道得很少。这的确是憾事，因为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任何史籍里都不失为最有趣的史实。
基督教堂终于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它是两个对立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一个代表友爱慈善理想的高峰，是耶稣亲自教授的，另一个则代表狭隘地方主义，在它的束缚下，耶稣的同乡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它地方的人疏远了。
说得通俗一点，这种地方主义使罗马人的效率和朱迪亚人的专横溶为一体，结果建立了压抑思想的恐怖统治，虽然行之有效，却又情理难容。
为了理解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再次回到保罗的年代和耶稣遇难后的五十年，把握住这个事实：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内部的变革中产生的，是一场纯民族主义的运动，它从诞生之日起，所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
基督在世时当权的帕里希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自然十分害怕威胁着精神垄断的鼓动宣传，因为这种垄断只是建筑在野蛮武力的基础上。为了使自己不被赶走，他们被迫惊慌失措地采取行动，在罗马当权者还没来得及插手的时候，就把这些牺牲品送上了绞刑架。
谁也说不清假如当时基督不死，会采取什么对策。他遇害时还没能把信徒组成一个教派，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告诉后人应该怎样做。
然而这倒成了福音。
没有文字规定，没有明确的条例规则，反而使信仰者可以自由地遵循耶稣的精神而不是教规文字了。如果他们被一本书束缚了，势必会把全部精力用在理论讨论上，沉缅于对句号冒号的迷人的研究中。
当然，倘若如此，那么除了几个专业学者外，就没有人会对新信仰感兴起了，基督教就会重蹈其它众多教派的旧辙，以煞费苦心的文字纲领开始，最后以那些争吵不休的理论家被警察扔到大街上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