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战争一直未被当作博物学家观察的一个领域。我们有了已故的威·亨·哈得孙 ［1］ 对巴塔哥尼亚 ［2］ 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生动而翔实的叙述，吉尔伯特·怀特大师 ［3］ 引人入胜地写下了戴胜鸟对塞尔伯恩村 ［4］ 不定期而决非寻常的光顾，斯坦利主教 ［5］ 给我们写下了一部虽然通俗却很宝贵的《鸟类驯服史》。难道我们不能期望给读者提供一些有关死者的合情合理、生动有趣的事实吗？但愿能吧。
当年那个百折不挠的旅行家芒戈·派克 ［6］ 途中一度昏倒在广袤无垠的非洲沙漠里，精光赤条，单身一人，想想来日屈指可数，看来没什么事好做，只好躺下等死，一种有特异美的小青苔花映入他眼帘。他说，“虽然整棵花还没我一个手指那么大，我端详着花根、花叶和花荚就不得不惊叹其微妙之证明。难道上帝在这部分荒僻的世界里种植、灌溉、培育成熟一种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对根据他自己形象创造出来的生灵的处境和苦难竟会熟视无睹吗？当然不会。一想到这些，就不容自己灰心绝望了；我跳起身，不顾饥饿和疲劳，勇往直前，深信解脱在望；我没有失望。”
诚如斯坦利主教所说，有意同样以惊叹和崇敬的态度研究任何学科的博物学，必能增强那种信心、爱心和希望，这些信心、爱心和希望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穿越人生的荒野途中所需要的呢。因此，让我们看看我们从死者上面可以得到什么灵感吧。
在战争中死者往往是人类中的男性，虽然这说法就畜类而论并不正确，我就经常在马尸堆中看见母马。战争令人感兴趣的一面就是只有在战争中博物学家才有观察死骡子的机会。在二十年平民生涯的观察中，我从没看见过一头死骡子，不免开始对这些牲口是否真正会死抱着怀疑态度了，我偶尔也看见过自己当做死骡的牲口，可是凑近一看，结果总看到原来是活骡，因为完全睡着了才看上去像死的。可是在战争中，这些牲口几乎同更普通而不耐劳的马一样送命。
我看到的那些骡子多半死在山路一带，或者躺在陡峭的斜坡脚下，那是人们为了不让道堵塞，把它们从坡上推下来的。在死骡屡见不鲜的山里这种景象似乎倒也相称，比后来在士麦那 ［7］ 看到它们的遭遇更协调些，在士麦那，希腊人把全部辎重牲口的腿都打断，再把它们从码头上推下浅水去淹死。大批淹死在浅水里的断腿骡马需要一个戈雅 ［8］ 来描绘它们。虽然，真正说起来，也说不上需要一个戈雅，因为只有一个戈雅，早已死了，而且即使这些牲口能开口的话，它们会不会要求人家用绘画来表现它们的苦难还大大值得怀疑呢。不过，如果它们会说话，十之八九会要求人家减轻它们的痛苦吧。
关于死者的性别问题，事实上是你见惯了死者都是男人，所以见到死了一个女人就万分震惊。我第一次看见死者性别颠倒是坐落在意大利米兰近郊的一家军火厂爆炸之后。我们乘坐卡车沿着白杨树荫遮盖的公路，赶到出事现场，公路两边的壕沟里有不少细小的动物生态，可我无法观察清楚，因为卡车扬起漫天尘土。一赶到原来的军火厂，我们有几个人就奉命在那些不知什么原因并没爆炸的大堆军火四下巡逻，其他人就奉命去扑灭已经蔓延到邻近田野草地的大火；灭火任务完成后，我们就受命在附近和周围田野里搜寻尸体。我们找到了大批尸体，抬到临时停尸所，必须承认，老实说，看到这些死者男的少，女的多，我还真大为震惊呢。在当时，女人还没开始剪短发，如欧美近来几年时兴的那样，而最令人不安的事是看到死者留这种长发，也许因为这事最令人不习惯吧，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死者中难得有不留长发的。我记得我们彻彻底底搜寻全尸之后又搜集残骸。这些残骸有许多都是从军火厂四周重重围着的铁丝篱上取下来的，还有一些是从军火厂的残存部分上取下来的，我们捡到许多这种断肢残体，无非充分证明烈性炸药无比强大的威力。不少残骸还是在老远的田野里找到的呢，都是被自身体重抛得这么老远。
记得我们重返米兰的途中，我们有一两个人在讨论这场事故，一致同意事故性质不现实，而且事实上竟没有人受伤，的确大大减少了这场灾难的恐怖性，要不这种恐怖可能会大得多呢。再说事实上事故来得如此直接，因此死者搬运和处理起来还丝毫不感到不舒服，使之与平时战场上的经历大相径庭。车子开过风景优美的伦巴第 ［9］ 郊区，虽然一路尘土飞扬，倒也赏心悦目，这也是对我们执行这项煞风景的任务的一个补偿吧。在归途中，我们交换看法时，一致认为这场突然发生的大火正好在我们赶到前迅速得到控制，没有波及看上去堆积如山的未爆炸的军火，确实是一大幸事。我们还一致认为四处收集残骸是件奇特的差使，按说人体理该顺着解剖学的原理炸得一块一块，谁知在一颗烈性炸药炮弹的爆炸下，反而随着弹片任意四分五裂。
为了达到观察的精确性，一个博物学家不妨把观察局限于一段有限的阶段，我将首先把1918年6月，奥地利进攻意大利以后作为一个阶段。在此阶段，死亡人数极大，意方被迫撤退，后来又大举进攻以收复失地，这一来战后局面仍如战前，只是死者变了样而已。死者没埋葬前，每天都多少有些变样。白种人肤色的变化是从白变成黄，再变成黄绿，最后变成黑色。如果在暑热下搁置过久，尸体就会变得类似煤焦油色，尤其是皮开肉绽的部分，而且真有明显的煤焦油似的虹彩。尸体一天比一天胀大，有时胀得太大了，军服也包不住，胀鼓鼓的像是要绷裂开似的。个别人的腰围会胀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脸部胀得皮肤绷紧，圆滚滚的像气球。除了尸体逐渐胀胖之外，令人吃惊的是死者周围散布的纸片之多。埋葬前，尸体最终的姿势全看军服上口袋的位置而定。在奥地利军队里，那些口袋是开在马裤后面的，过了短短一阵子，死者都必然脸朝下躺着，臀部两个口袋都给兜底翻了出来，口袋里装的那些纸片就全都散布在草地上了。暑热，苍蝇，草地上尸体所呈姿势，四散的纸片之多，这些都是留下的深刻印象。大热天战场上的气味是回想不起来的。你能记得有过这么一股气味，可是从此你没碰到什么事能叫你再想起这股气味来。不像一个团队的气味，你在乘坐有轨电车时会突然闻到，你会看看对面，看见把这股气味带给你的那人。不过另外那股气味就像当初你在恋爱中的味儿一样完全消失了；你只记得发生的事情，可是回想不起那股兴奋感。
不知道那个百折不挠的芒戈·派克在大热天的战场上会看到什么恢复信心的景象。六月底，七月里，麦子里总有罂粟花，还有叶茂的桑葚树，太阳透过重重树叶屏障，照在枪杆子上，就看得见上面冒着热气；芥子毒气弹炸出的弹坑边缘变成晶黄色，一般破房子都比挨过炮轰的房子要好看些，可是旅行的人很少会舒畅地呼吸一下那个初夏的空气，有过芒戈·派克从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造人这方面产生的那种想法。
你在死者身上首先看到的是打得真够惨的，竟死得像畜生。有的受了点轻伤，这点伤连兔子受了都不会送命。他们受了点轻伤就像兔子有时中了三四粒似乎连皮肤都擦不破的霰弹微粒那样送了命。另外一些人像猫那样死去；脑袋开了花，脑子里有铁片，还活活躺了两天，像脑子里挨了颗枪子的猫一样，蜷缩在煤箱里，等到你割下它们的脑袋后才死。也许那时猫还死不了，据说猫有九条命呢，我也说不清，不过大多数人死得像畜生一般，不像人。我从来没看见过一件所谓自然死亡的事例，所以我就把这归罪于战争，正如那个百折不挠的旅行家芒戈·派克一样，知道一定还有其他什么事例，而且总是少了点其他什么，后来我总算看到了一件。
我见到过唯一一件自然死亡事例除了并不严重的失血之外，是死于大流感 ［10］ 的。得了这病就浑身黏液湿淋淋，憋住气，要知道这种病人是怎么死的： 临终纵有一身力气，还是变成个小孩子，人去了，被单却像小孩尿布那样湿透，一大片黄浊的黏液瀑布似的流着，淌着。所以如今我倒要看看哪位自诩的人道主义者 ［11］ 的死亡情况，因为一个像芒戈·派克那样百折不挠的旅行家，或我，就是靠眼看这种文学流派的成员真正死亡，观察他们体面下场而活着，而且还要活下去看看。我作为一个博物学家，在沉思中不由想到虽然讲究体统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如果人类继续繁衍下去的话，必然有些事是不成体统的，因为传宗接代的姿势就是不成体统的，大大不成体统的，我不由又想到这些人也许是，或曾经是： 不失体统同居生下的子女。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出世，我倒希望看到一小撮人的结局，思索一下寄生虫如何解决那个长期保留的不育问题；因为他们奇特的小册子已荡然无存，他们的一切肉欲都成为次要问题。
虽然，在一篇有关死者的博物学论著中涉及这些自封的公民也许是正当的，尽管在本著作发表的时候这种封号可能一文不值，然而，这对你在大热天下所看见的原来的嘴巴上有半品脱蛆虫在忙着的其他死者是不公正的，他们年纪轻轻就死去并非自愿，他们也不办杂志，其中许多人无疑连一篇评论文章也从来没看过。死者也并非老是碰到大热天，多半时间是碰到下雨，他们有时躺在雨水里，雨水就把他们冲洗干净了，雨水还在他们入土的时候把泥土化软，有时还接连不断下着，把泥土变成泥浆，把尸体冲洗出来，你只得把尸体再埋葬下去。冬天在山里，你就得把尸体放在雪地里，等到开春积雪化掉，再得由别人来掩埋。这些死者在山里的坟地是很美的，山地战争是所有战争中最美的，其中一回，在一个叫波科尔的地方，他们埋葬了一个头部给放冷枪的打穿的将军。那些撰写书名叫《将军死于病床上》的作家错了，因为这位将军就死在高居山上的雪地战壕里，戴着一顶登山帽，帽上插着一支鹰翎，正面的弹孔小得插不进小手指；后面的弹孔却大得塞得进拳头，如果拳头小，你想要塞的话准塞得进，雪地里有好多血。他是个极好的将军，在卡波雷托战役 ［12］ 中指挥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军团的冯贝尔将军就是这么一位好将军，他是乘坐在参谋的汽车里，身先士卒，开进乌迪内 ［13］ 市时，遭意大利后卫部队打死的，如果我们要对这类事情讲究什么精确性的话，那么所有这类书应改名为《将军通常死于病床上》。
有时在山里，设在靠山那边挨不到炮轰的包扎站外面的死者，身上也下到了雪。他们都给抬到在地面封冻前就在山坡上挖好的洞里。就是在这洞里，有个人的脑袋破得像摔得粉碎的花盆，虽然脑袋由薄膜裹在一起，外面还精心扎着现已浸湿发硬的绷带，但脑组织给里面一块碎钢片破坏了，他躺了一天一夜，又躺了一天。担架手请医生进去看看他。他们每回去都看见他，甚至没朝他看都听到他在呼吸。医生的眼睛通红，眼皮肿胀，给催泪瓦斯熏得几乎睁不开来。他看了那人两回，一回在大白天里，一回用手电筒照。我意思是说，用手电筒照一遍也会给戈雅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医生第二回看他才相信担架手说他还活着这话。
“你们要我拿这怎么办？”他问。
他们提不出什么办法。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要求把他抬出去跟重伤员安顿在一起。
“不。不。不！”正忙着的医生说。“怎么啦？你们怕他？”
“我们不愿意听到他跟死者留在洞里。”
“那就别听他好了。如果你们把他搬出来，又得马上把他抬回去了。”
“我们不在乎，上尉大夫。”
“不行，”医生说。“不行。难道你们没听到我说不行吗？”
“你为什么不给他打一针大剂量吗啡？”一个在等候包扎臂部伤处的炮兵军官问。
“你以为我的吗啡就只派这一个用处吗？你愿意我不用吗啡就做手术吗？你有手枪，出去亲手把他打死啊。”
“他已经中了枪，”那军官说。“如果你们有些大夫中了枪，你就另眼相待了。”
“多谢多谢，”医生对空挥舞一把镊子说。“千谢万谢。这双眼睛怎么样了？”他用镊子指指眼睛。“你觉得怎么样？”
“催泪瓦斯。如果是催泪瓦斯就算走运了。”
“因为你离开前线，”医生说。“因为你跑到这儿来说要清除你眼睛里的催泪瓦斯。你就把葱头揉进你眼睛里了。”
“你失常了。我对你的侮辱并不在意。你疯了。”
担架手进来了。
“上尉大夫，”其中一个说。
“滚出去！”医生说。
他们出去了。
“我要开枪打死这个可怜的家伙，”炮兵军官说。“我是个讲人道的人。我决不让他受折磨。”
“那就打死他吧，”医生说。“打死他啊。承担责任。我要写份报告。伤员被炮兵中尉在急救站打死。打死他啊。尽管去打啊。”
“你不是人。”
“我的职责是治疗伤员，不是打死他们。打死人是炮兵军官老爷干的勾当。”
“那你干吗不护理他？”
“我已经护理过了。凡是可以尽力做的我都尽力做到了。”
“你干吗不用缆车道把他送下山去？”
“你算老几，配来责问我？你是我上级军官吗？你是这个包扎站的指挥官吗？请你回答。”
炮兵中尉哑口无言。屋里其他人都是士兵，没有其他军官在场。
“回答我啊，”医生用镊子钳起一个针头说。“给我个答复啊。”
“操你，”炮兵军官说。
“好，”医生说，“好，这话你说了。很好，很好。咱们走着瞧吧。”
炮兵中尉站起身，向他迎面走去。
“操你，”他说，“操你。操你妈。操你妹子……”
医生把盛满碘酒的碟子朝他脸上扔去。中尉眼睛看不出了，向他迎面走来，掏着手枪。医生赶快溜到他背后，把他绊倒，他一倒在地板上，医生就对他踢了几脚，戴着橡皮手套的手拉起那把枪。中尉坐在地板上，那只没受伤的好手捂住眼睛。
“我要杀了你！”他说。“我眼睛一看得见就杀了你。”
“我是头儿，”医生说。“既然你知道我是头儿，我就原谅一切。你不能杀我，因为你的枪在我手里。中士！副官！副官！”
“副官在缆车道那儿，”中士说。
“用酒精和水清洗这位军官的眼睛。他眼睛里沾到碘酒了。拿个盆子让我洗手。我下一个就看这位军官。”
“不要你碰我。”
“紧紧抓住他。他有点精神错乱了。”
一个担架手进来了。
“上尉大夫。”
“你要什么？”
“太平间里那人——”
“滚出去。”
“死了，上尉大夫。我还以为你听到了会高兴呢。”
“瞧，可怜的中尉？咱们白白争了一场。在战争时期咱们白白争了一场。”
“操你，”炮兵中尉说。他眼睛仍然看不见。“你把我弄瞎了。”
“没事，”医生说。“你眼睛回头就没事了。没事。白白争论。”
“哎哟！哎哟！哎哟！”中尉突然尖声叫唤。“你把我眼睛弄瞎了！你把我眼睛弄瞎了！”
“紧紧抓住他！”医生说。“他痛得厉害了。紧紧抓住他。”
陈良廷 译
* * *
［1］ 威廉·亨利·哈得孙（1841—1922），英国博物学家、散文家及小说家。
［2］ 南美洲地区，在阿根廷和智利南部。
［3］ 吉尔伯特·怀特（1740—1793），英国博物学家、牧师，所著《塞尔伯恩博物志及古迹》为英国第一部有关博物学的著作。
［4］ 英国罕布什尔一个村子，是吉尔伯特·怀特的故乡，该地不时有颜色鲜艳、长喙尖锐、冠呈扇形的戴胜鸟栖息。
［5］ 阿瑟·斯坦利（1815—1881），英国教士、作家，1864年为西敏寺大教堂主教，著有多部博物学论著。
［6］ 芒戈·派克（1771—1806），苏格兰著名非洲探险家。下文一段话引自他的著作《非洲腹地旅行记》。
［7］ 参见《在士麦那码头上》一文。
［8］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作品大多控诉侵略者的凶残，对欧洲19世纪绘画有很大影响，以版画集《战争的灾难》闻名于世。
［9］ 意大利北部区名，近瑞士边境，首府米兰。
［10］ 指1917—1918年蔓延全世界的流行性感冒，是一种病毒性急性传染病，死者无数。
［11］ 本文提到一个绝迹的现象万祈读者谅解，这条附注如同一切时尚附注一样，注明故事时代背景，不过因为其略具历史重要性，删去则破坏韵律，故保留之。——原注
［12］ 卡波雷托原为意大利边境城市，在伊松佐河畔，乌迪内东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7年秋，冯贝尔将军率领新成立的德奥联军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军团，大举进攻，企图吞并意大利东北，意军被迫于11月7日撤至皮阿维河。
［13］ 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南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