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有一座被炮弹打坏了的公寓，从公寓高处可以望到那个所谓“村舍”[1]，我们当时就是以这座公寓作为工作基地的。战斗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进行。居高临下看得见战斗的场面一直伸展到小山上，鼻子闻得到硝烟的气味，舌头上沾着战场上飞来的尘沙，步枪声和自动步枪声更是如滚石下坡一般在耳边响成一大片，时起时伏，中间还夹着劈劈啪啪的各式枪声，以及我们背后排炮向外发射的接二连三的隆隆巨响，巨响过后总少不了轰然一声，炮弹落地开花，冲天黄尘滚滚而起。不过要拍好电影，这个距离总还嫌稍远了点。我们也往前挪过，可是他们老是对着摄影机打冷枪，弄得你根本没法拍下去。
我们最贵重的东西就数那大的一架电影摄影机了，如果摄影机打坏，我们也就玩儿完了。我们简直是在无处可拍的情况下把影片拍出来的，所以这些拍好的影片加上摄影机，便成了我们的宝贝。我们浪费不起胶卷，电影摄影机更得百般小心保护。
就在前一天，迎面打来的冷枪逼得我们退出了一个拍片的好地方，我只好把小摄影机捧在肚子上，拼命压低了脑袋，用胳膊肘支着地，一步一挪地爬回来，子弹呼呼地从我背上掠过，打进了砖墙，四散飞溅的泥粉砖屑两次撒满了我的全身。
也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们方面最猛烈的进攻总是在下午发动的，那时太阳正好位于那帮法西斯的背后，摄影机镜头上照到了阳光，便像日光反射信号器一样闪闪发亮，那帮摩尔人[2]就瞅准了闪光开火。他们在里夫人[3]那儿见到过日光反射信号器和军官的望远镜，满在行的，所以你如果愿意饱尝一下冷枪滋味的话，只要无遮无蔽地拿起望远镜来望望就行。而且他们的枪法可精着哩，所以弄得我整天紧张得唇干舌燥的。
一到下午我们就开进公寓。在这个地方拍影片还是不错的；我们在阳台上用破旧的花格帘子草草做了个遮阳，摄影机就可以安在下面。不过，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距离总还嫌远了些。
真要说太远那也不见得，有一些场面还是可以拍到的，比如那松树遍布的山坡，那湖，那中了高爆榴弹后石屑四迸、粉尘弥漫、看不清面目、依稀只见个轮廓的一幢幢石头农家房子。轰炸机打头上嗡嗡飞过，这就又可以拍到小山顶上轰然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和尘雾。不过，隔着这八百码到一千码的距离，坦克看去到底只像些泥土色的小甲虫，口吐细细的火光，在树林子里快快地爬，坦克后面的士兵都成了些小玩具人，一会儿卧倒，一会儿猫着腰往前跑，一会儿又趴了下去，有的还能起来往前跑，有的就没再挪动过一步，星星点点的人影就这样布满了山坡，而坦克还是一个劲儿往前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能拍出个战斗的轮廓来。我们已经拍到了许多近景，运气好些的话今后还能拍到一些，如果我们还能拍到一些可以体现战斗轮廓的场面，诸如突然的尘土冲天，榴霰弹的空中开花，滚滚的硝烟尘雾中手榴弹爆炸的黄光一闪、白花怒放等等，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基本上可以完成了。
这样，到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把大摄影机搬下楼去，拆下三脚架，把东西分作三堆，然后一次一个，带上东西飞快穿过玫瑰树林荫路的那个烧得光光的转角，对面是旧日蒙大拿兵营马厩的石墙，到石墙下就安全了。我们看到有了这么个拍影片的好地方，个个兴致很高。但是要说距离还不算太远，那就颇有点自己骗自己了。
到了通往佛罗里达旅馆的坡道上，我就说：“来，一块儿到奇科特酒吧去喝一杯。”
可是他们有一架摄影机得修，还得换胶片，已经拍好的胶片也得赶快密封，因此我就一个人去了。在西班牙是决不会找不到伴儿的，换换空气也好嘛。
在这四月的黄昏我顺着大马路朝奇科特酒吧举步走去时，心情是满意的，只觉得又快活，又兴奋。我们干得很卖力，我看干得成绩也不错。可是独自一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得意的心情却全消失了。孤零零一个人，头脑冷静了下来，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离前线毕竟太远了，而且再傻的傻瓜也看得出来：进攻是失败了。其实我也早就清楚得很，只是心里总还抱着希望，情绪一乐观，往往就给蒙住了眼。但是此刻想起了前线的那个光景，我明白了这简直就是索姆河之役[4]的重演，伤亡惨重啊。人民的军队终于发动进攻了，可是这样的进攻法只会招来一个后果：毁灭了自己。此刻我把今天一天看到的、听到的合在一起想想，觉得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奇科特酒吧的一片烟雾喧嚣之中，我意识到进攻是失败了；在人头挤挤的柜台跟前喝第一杯酒时，我这体会就更强烈了。如果形势大好，只是个人的情绪欠佳，那喝上一杯心情是会好起来的。可是如果形势实在糟糕，而个人倒一切正常，那喝上一杯反而会把糟糕的局面看得愈加清楚。店堂里这时早已挤得满满的，要端起酒杯来喝，还真得用胳膊肘往外挤挤才行哩。我刚足足实实喝了一大口，就给谁撞了一下，杯子里的威士忌苏打水都泼了出来。我火了，扭过头来一看，那撞我的人倒笑了。
“哈罗，鱼儿脸，”他说。
“哈罗，你这头老山羊。”
“我们去找张桌子坐吧，”他说。“刚才撞了你一下，看你的样子可是真火了。”
“你从哪儿来呀？”我问。他的皮上装又脏又油腻，两只眼睛眍了进去，一脸胡子也真该刮刮了。他腰里佩着一把大号的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枪据我所知以前有过三个枪主，跟枪相配的子弹我们还一直在到处找呢。他个子很高，脸上黑乎乎沾满了硝烟和油污。头上戴一顶皮防护帽，帽顶上由前往后加垫了一条厚厚的皮做成个护顶，帽边上也都镶了厚厚的皮。
“你从哪儿来呀？”
“从‘村舍’来呗，”他故意拉着个念经般的调子说，这是学的新奥尔良一家旅馆里的一个小听差，从前我们在一起听到过这小听差就拉着那样的调子在大厅里传唤，至今我们两个私下还常常学着这腔调逗笑。
我看见一张桌子上有两个士兵和两个姑娘站起来走了，我就说：“那边有桌子空了，我们上那边去坐吧。”
我们就在店堂中央的这张桌子旁坐了，他举起酒杯来，我倒看得呆了：他两手油污，两个大拇指的叉弯里黑得简直像石墨，那是让机枪后部倒喷的烟气给熏黑的。拿着酒杯的手在抖。
“你瞧我的两只手。”他把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那只手也在抖。“左右手彼此彼此，”他还是拉着那个滑稽的调子说。随即口气就严肃了起来：“你上去过啦？”
“我们去拍了影片。”
“拍得好吗？”
“不太好。”
“看见我们啦？”
“你们在哪儿？”
“在进攻农庄。今天下午三点二十五分。”
“啊，看见了。”
“满意吗？”
“哪儿能呢。”
“我也不满意，”他说。“告诉你，这事压根儿就是荒唐透顶。对那样的阵地，为什么要发动正面进攻呢？这到底是谁的主意？”
“一个叫拉尔戈·卡瓦列罗[5]的混蛋，”说这话的是一个矮个子，戴着玻璃片厚厚的眼镜，我们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张桌子旁坐着了。“人家给他副望远镜叫他看，他第一次看望远镜就俨然成了个将军。这就是他的杰作。”
我们都把眼睛盯住了这个说话的人。跟我一起的那个坦克手阿尔·瓦格纳对我瞧瞧，还皱了皱眉——不过他的眉毛已经烧掉了。那小个子对我们笑笑。
“同志，要是附近有人懂英语的话，你要给枪毙的，”阿尔对他说。
“哪儿的话呢，”那小矮子说。“拉尔戈·卡瓦列罗才要给枪毙呢。他应该枪毙。”
“喂，同志，”阿尔说。“你就小声点好不好？人家听见了你的话，还当我们是跟你一起的呢。”
“我的话可不是胡说的，”那个眼镜片子好厚的矮个子说。我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眼。他给人一种感觉：他的话的确不是胡说的。
“话虽如此，可不是胡说的话说出来也不一定就合适，”我说。“来一杯如何？”
“好啊，”他说。“不过跟你说说没关系。我了解你。你是靠得住的。”
“我也不见得就那么靠得住，”我说。“再说这酒吧间到底是个公共场所。”
“只有在酒吧间这样的公共场所才可以私下谈谈没关系。我们在这儿说话谁也听不见。你是哪个部队的，同志？”
“我手里管着几辆坦克，从这儿走着去约有八分钟的路程，”阿尔对他说。“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执行完毕，上半夜我可以休息。”
“你怎么也不去洗个澡？”我说。
“正想去洗呢，”阿尔说。“就到你的房间里去洗吧。一会儿出了酒吧就去。你有去油污的肥皂吗？”
“没有。”
“没有也不要紧，”他说。“我还省下了一点，在这口袋里带着。”
那眼镜片子厚厚的小个子目不转睛地瞅着阿尔。
“你是党员吗，同志？”他问道。
“是啊，”阿尔说。
“我知道这位亨利同志就不是，”小个子说。
“那我就不敢信任他了，”阿尔说。“我对他本来就不信任。”
“你这个混蛋，”我说。“打算走了吗？”
“还不打算，”阿尔说。“我很想再喝一杯呢。”
“我对亨利同志是非常了解的，”那小个子说。“我再说些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事情给你们听听。”
“一定得让我们听？”阿尔说。“别忘了我是人民军队的战士。你不觉得那会瓦解我的斗志吗？”
“你不知道，他的脑袋瓜子膨胀得可厉害啦，如今都快成为个狂人啦。他当了总理又兼陆军部长，谁也再别想跟他说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他本来倒是个正正直直的工会领袖，可说介于已故的萨姆·龚帕斯[6]和约翰·卢·刘易斯[7]之间，要不是阿拉基斯泰因这家伙找到了他，也就不会有那样的事了。”
“说得慢点儿，”阿尔说，“我听都听不清楚。”
“啊呀，是阿拉基斯泰因找到了他！就是眼下在巴黎当大使的那个阿拉基斯泰因！你知道就是这家伙把他捧起来的。他称他西班牙的列宁，这一来那可怜的人就硬是要做西班牙的列宁了，有人给他一副望远镜让他看看，他就自以为是克劳塞维茨[8]了。”
“这话你刚才说过了，”阿尔冷冷地说道。“你有什么根据呢？”
“嗬，三天前他还在内阁会议上大谈其军事呢。那次会议上讨论的就是我们今天采取的这个行动，赫苏·埃尔南德斯其实也只是跟他开个玩笑，他问他战术和战略有什么区别。你知道那老兄怎么说？”
“不知道，”阿尔说。我看得出这个新认识的同志惹得他有点心烦了。
“他说，‘所谓战术就是对敌人发动正面进攻。所谓战略就是对敌人实行侧面包抄。’你看这多有意思？”
“你还是快走吧，同志，”阿尔说。“你呀，真是泄气透了。”
“可我们一定得把拉尔戈·卡瓦列罗赶下台，”那矮个子同志说。“等他这场进攻一结束，我们得马上赶他下台。他干下了这件蠢到了家的事，也只有完蛋的份儿了。”
“好吧，同志，”阿尔对他说。“可我明儿早上还得去参加进攻战呢。”
“啊，你们还要去进攻？”
“你听我说，同志。你要胡扯些啥你只管跟我扯好了，因为听你胡扯蛮有意思，反正我也不是个小孩子了，是好是歹我分得清楚。可你别跟我打听什么，因为那样你会招来麻烦的。”
“我只是问你个人的事。又不是打听什么消息。”
“我们彼此都还不熟，还谈不上问什么个人的事，同志，”阿尔说。“你何不请到旁的桌子上去坐坐，让亨利同志跟我说会儿话呢？我有些事情要问他。”
“Salud，同志，”那小个子说着便站起身来。“那就改天见吧。”
“好，”阿尔说。“改天见。”
我们看着他走到另一张桌子前。他表示了一下歉意，就有几个士兵给他让出个位置，我们的眼光还没有收回来，看见他就已经把话匣子打开了。那些士兵好像都很感兴趣。
“你看这小个子怎么样？”阿尔问。
“我弄不懂。”
“我也弄不懂，”阿尔说。“对这次进攻他无疑是有看法的。”他喝了一口，伸出手来。“看见吗？现在不抖了。我也不是个酒鬼了。我在进攻之前向来是不喝酒的。”
“今天怎么啦？”
“你不是看见了吗？你说这情况怎么样？”
“太可怕了。”
“就是这话。说得再确切也没有了。太可怕了。我看他现在是战略、战术全用上了，因为我们的进攻是正面、两翼一起上的。其他各路战线上情况怎么样？”
“杜兰攻下了新赛马场。就是那个hipódromo[9]啦。眼下部队就收缩在通入大学城的那个走廊地带上。北边我们越过了科鲁尼阿路。从昨天早上起部队就被阻挡在阿吉拉尔山下。今天早上的形势就是这样。听说杜兰的旅损失了一半以上。你们那儿怎么样？”
“明天我们又要去攻打那些农家房子跟那个教堂了。目标是人称‘山中隐士’的山上那个教堂。山坡上挖了那么多的沟沟，无论攻到哪儿都至少要三面受到机枪据点的扫射。那儿的机枪据点全都是挖得深深的，而且还有很牢固的工事。我们的炮太少，组织不起像样的炮火掩护把这些机枪火力压下去，又没有重型野炮好把这些机枪阵地摧毁。那三座农家房子里都有反坦克炮，教堂旁边还有个反坦克炮兵群。打起来那才叫要命呢。”
“预定什么时候开始？”
“不要问我。那我不能告诉你。”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得拍电影，”我说。“拍了电影所得的款子全部捐献去买救护车。我们在阿尔加达桥的反击战中拍到了第十二旅。上星期在品格隆附近的进攻战中又把十二旅拍了进去。在那一仗里拍到的几个坦克镜头是蛮不错的。”
“那一仗坦克没打好，”阿尔说。
“我知道，”我说。“不过拍在电影里还是挺不错的。明天怎么样？”
“早早出来等着就是了，”他说。“可也不要太早噢。”
“你现在感觉如何？”
“觉得累透了，”他说。“头也痛得厉害。不过比刚才要好多了。我们再喝一杯，喝完了就上你那里去洗个澡。”
“恐怕还是应该先吃饭。”
“我身上这么脏，怎么好去吃饭呢。你先去占个座儿，我去洗个澡，回头再到大马路来找你。”
“我跟你一块儿去。”
“不，还是先去占个座儿，回头我再来找你。”他把头伏在桌子上。“老兄，我的头真痛呵。都是让那老爷坦克的响声给闹的。现在虽然声音是听不见了，可耳朵里还是一个劲儿的响。”
“你为什么不去睡觉呢？”
“我不去。我宁可不睡，跟你在一起待会儿，等回去再睡觉。我可不想平白多醒一次。”
“你该不会得了酒精中毒症吧？”
“不会，”他说。“我没病。我跟你说，汉克[10]，我这个人是不喜欢胡说一气的，可我看我明天要给打死了。”
我拿手指尖在桌子上敲了三下[11]。
“这种感觉是谁都会有的。我就有过好多次了。”
“不一样，”他说。“我这个感觉可是平常没有的。要知道，我们明天奉命去攻打那个目标，打得实在没有道理。我能不能叫他们上去，心里一点谱儿都没有。他们不肯去，又没办法逼他们走。固然事后你可以枪毙他们，但是在那个当口儿上他们不肯去就是不肯去。枪毙他们他们也不肯去。”
“大概不会有什么事的。”
“怎么不会呢。我们明天上去的步兵是精锐。他们是好歹都会上的。跟头一天派去的那帮子胆小鬼可不一样。”
“大概不会有什么事的。”
“怎么不会呢，”他说。“才不会有好事呢。反正我尽我的力量，能办到多好就要办到多好。叫他们出发这没问题，带他们上去也行，只是难免要一个一个半途停下。可也说不定他们到得了。我手下有三个靠得住的人。只要这几个可靠的人里有一个没有一开始就给撂倒，那就好。”
“你这几个可靠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一个是芝加哥来的希腊大汉，这人刀山敢上，来时的勇气丝毫不减。一个是马赛来的法国人，这人左肩还上着石膏，有两个伤口还没收口，就要求从皇家旅馆的伤兵医院里出来参加这次战斗了，身上都还绑着绷带呢，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干得了的。我是说，这仗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的。看着他，再硬的心肠也要心碎的。他原先是个开出租汽车的。”他顿了一下。“我的话太多了。如果我话说得太多，你就赶快叫我住嘴。”
“还有第三个是什么人？”我说。
“第三个？我说过有第三个？”
“对。”
“啊，对了，”他说。“那就是我了。”
“那其他的人呢？”
“他们都是技工，可不是当兵的料。他们判断不了战场上的形势。而且个个都很怕死。我也做过工作，想使他们克服这种担心，”他说。“可是每次只要一出战，他们的老毛病就又发了。他们戴上坦克帽，在坦克旁边一站，看着倒也很像个坦克手的样子。爬进坦克也还是很像个样子。可是只要顶盖一放下，坦克里边实际上就等于没人。他们根本不好算坦克兵。我们还没有时间训练新的坦克兵。”
“你还打算去洗澡吗？”
“我们再在这儿坐一会儿吧，”他说。“这儿挺好的。”
“想想也真滑稽，大街的尽头就是战场，要打仗就去，不打仗就到这儿来。”
“可来了还得去，”阿尔说。
“要不要找个姑娘？佛罗里达旅馆里有两个美国姑娘，都是新闻记者。或许有个把谈得来的也说不定哩。”
“我不想陪着她们说话了。我累透了。”
“角落里那张桌子上是两个休达[12]来的摩尔姑娘。”
他朝她们那头看看。两个都是黑皮肤、浓头发。一个个子大，一个个子小，看去却都很壮实、活泼，没什么说的。
“算了吧，”阿尔说。“我明天看到的摩尔人还会少吗，今儿晚上何苦还要找她们鬼混呢。”
“姑娘有的是啊，”我说。“马诺丽塔就在佛罗里达旅馆。跟她同居的保安部门那个家伙到巴伦西亚去了，她对他可‘忠实’哩，谁找她都行。”
“我说，汉克，你到底要哄我干什么呀？”
“想让你打起点精神来呗。”
“小孩子见识！”他说。“多一个人又顶得什么事？”
“多一个人总是多一个人。”
“死我倒一点也不怕，”他说。“死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只是这样去死死得犯不上。发动这次进攻是错误的，所以死得实在犯不上。我现在开坦克很懂行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可以培养些优秀的坦克手出来。如果我们的坦克速度能稍微快些，反坦克炮也拿它们没办法，哪里像现在，坦克的机动性差，就尽吃反坦克炮的亏。不过我跟你说，汉克，坦克可也并不像我们原先想象的那样厉害。你还记得吗，当初大家不是都有个想法，认为只要有了坦克就万事大吉了吗？”
“坦克在瓜达拉哈拉还是发挥了威力的。”
“话是不错。可那时的坦克手都是老资格。都是军人。对手又是意大利人。”
“可现在又怎么啦？”
“情况大不一样啦。那帮雇佣军签的合约期限是六个月。他们多半是法国人。前五个月他们干得倒还很像个军人样，可现在他们就只想保住性命，过了这最后一个月就回国去。他们现在屁事也不顶了。俄国人是这里政府买进那批坦克时作为示范人员派来的，那当然是没说的。可现在他们都在陆续调回去了，说是要改派到中国去。新补充进来的西班牙人是有好有坏的。要培养一个好的坦克手得花六个月工夫，那也只能教他稍微懂些门道而已。要能判断形势、灵活发挥，还得有才能才行。我们现在却只有六个星期的训练时间，而且有才能的人又不是很多。”
“他们当飞行员还是不错的。”
“他们当坦克手也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你一定得找干得了这一行的人。这很有点像当牧师一样。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才能。特别是如今，对方已经有大批反坦克炮了。”
奇科特酒吧的百叶窗已经拉下，此刻连门也锁上了。顾客已经不能进店了。不过打烊还早，还有半个小时可以勾留。
“我喜欢这个酒吧，”阿尔说。“这会儿店里就不是那么闹哄哄了。还记得吗，那一年我在船上工作，在新奥尔良碰到了你，我们一起走进蒙特利昂旅馆的酒吧去喝一杯，那个长相活脱儿像圣塞巴斯蒂安[13]的小伙子拉着念经一样的怪腔怪调在喊名字找客人，我给了他一个两毛五的银角子，让他代我找B.F．斯洛布先生[14]？”
“就是你说‘从“村舍”来呗’的那个调子。”
“是啊，”他说。“这事我一想起来就要笑。”他又把话头接着说下去：“你瞧，现在他们对坦克已经再也不怕了。谁都不怕了。我们也不怕。不过坦克到底还是有用的。还真有用呢。只是现在一碰上反坦克炮就压根儿经不起打。恐怕我还是应该换个行当了。不，也不见得。坦克还是有用的。只是照眼下的形势来看，当坦克手的一定要干得了这一行。眼下要当个出色的坦克手，没有相当的政治素养是不行的。”
“你就是个出色的坦克手。”
“我很想明天就换个行当，”他说。“我尽说些泄气透顶的话，可是泄气话也应该可以说吧，只要别影响了人家就行。你知道，我还是喜欢坦克的，问题是我们对坦克使用不当，因为步兵还不大懂这档子事。他们就巴不得前进的时候有坦克大爷在前边替他们掩护。那可不行。那样的话他们对坦克就会产生依赖性，没有了坦克就一步也不能动弹。有时候连队伍都不肯展开了。”
“我明白。”
“可是你瞧，如果你有真正懂行的坦克手，他们就会先冲在前面，发挥机枪的火力，然后退到步兵的背后，向敌人的炮兵阵地轰击，把敌人的大炮打哑，等到步兵发动进攻的时候，再给步兵以火力掩护。另外有一部分坦克还可以发挥骑兵的作用，把敌人的机枪据点迅速拔掉。坦克还可以跨越壕沟，向纵深和壕沟两翼三面射击。坦克只有在合适的时候才可以带领步兵冲锋，只有时机成熟了才可以掩护他们推进。”
“可眼下呢？”
“眼下呀，反正看明天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大炮少得实在可怜，所以我们完全是被当作半机动装甲炮队来使用的。一旦停止了运动，实际就成了轻型炮队，机动性没有了，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敌人的反坦克炮正好拿你当靶子打。要是不想待着挨打，也只能充当铁甲开道车那样的角色，在步兵的前头推进。到了最近，连这开道车还会不会往前开，这车里的人还想不想往前开，都没有一点把握了。就是开到了目的地，谁知道车子背后还有人没有呢。”
“现在你们一个旅有几辆坦克？”
“一个营是六辆。一个旅就是三十辆。大体上是这个数目。”
“你这就跟我一块儿去洗个澡，洗完澡再一块儿去吃饭，不好吗？”
“也好。可你千万不要为我操心，也别当我心里感到忧虑什么的，因为我没什么可忧虑的。我不过是累了，很想找个人说说。你也用不到拿话给我打气，因为我们那里有个政治委员，我很明白自己在为什么而战斗，我没什么可忧虑的。我就是希望凡事都要办得效率高一些，使用东西总要尽量多动动脑子。”
“你凭什么认为我要拿话给你打气了？”
“看你的面色就知道了。”
“其实我也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要找个姑娘，好让你别尽说那些打死呀什么的泄气话。”
“得了，我今儿晚上是不想找什么姑娘了，泄气话嘛，我也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只要别伤了人家就行。我的话伤了你没有？”
“走吧，洗澡去吧，”我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气泄光了也不干我事。”
“你看那小个子是个什么人，听他的口气好像挺了解情况似的？”
“不知道，”我说。“我去打听打听。”
“他的话说得我心都沉了，”阿尔说。“好，我们走吧。”
秃了顶的老侍者打开了奇科特酒吧的外大门，让我们出了店堂来到街上。
“反攻打得顺利吗，同志？”他在门口说。
“没问题，同志，”阿尔说。“打得很顺利。”
“我很高兴，”那侍者说。“我的孩子在一四五旅。你们见到他们吗？”
“我是坦克部队的，”阿尔说。“这位同志是拍电影的。你见到了一四五旅吗？”
“没有，”我说。
“他们在埃斯特雷马杜拉路那头，”老侍者说。“我的孩子是营里机枪连的政委。他是我的小儿子。今年二十岁。”
“同志，你是哪个党的？”阿尔问他。
“我是无党派的，”那侍者说。“不过我的孩子是个共产党员。”
“我也是，”阿尔说。“同志，反攻的成败还没有最后决定。当前的困难是很大的。法西斯分子据守的阵地非常牢固。你们在后方，也应该跟我们在前方一样坚定。我们即使在目前还一时攻不下这些阵地，可也已经证明我们如今有了一支能够发动进攻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将来会取得胜利的，你等着看吧。”
“那埃斯特雷马杜拉路那边呢？”老侍者还是没有关门，又继续问。“那边是不是非常危险？”
“没什么，”阿尔说。“那边很好。他在那儿，你只管放心好了。”
“愿上帝保佑你，”那侍者说。“愿上帝卫护你、照应你。”
来到了黑沉沉的街上，阿尔说道：“哎，他政治上有点糊涂，是不？”
“他可是个好人，”我说。“我认识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他看来是个好人，”阿尔说。“不过他的政治觉悟还有待提高。”
佛罗里达旅馆的房间里满是人。屋里放起了留声机，只见四下一片烟雾腾腾，地上还有人在那里掷骰子。来洗澡的同志接连不断，满屋子尽是一股烟气、肥皂气，还有脏军装的味儿和浴间里散出来的水汽味儿。
那个叫马诺丽塔的西班牙姑娘正坐在床上跟一个英国记者说着话儿。她打扮得十分齐整、端庄，却又有点仿法国流行式样的味道，神气显得非常快活，也非常稳重，两只冷静的眼睛靠得很近。屋里也不算太闹，就是留声机聒耳。
“这是你的房间吧？”那英国记者说。
“服务台那儿是用我的名字登记的，”我说。“我有时候也就在这儿睡觉。”
“可这威士忌是谁的呢？”他问。
“是我的，”马诺丽塔说。“那一瓶已经给大家喝完了，所以我又买了一瓶。”
“你真会办事，姑娘，”我说。“这么说我总共欠你三瓶了。”
“两瓶，”她说。“还有一瓶算我送的。”
桌子上，我的打字机旁边，一只打开一半的罐头里有好大一方熟火腿，边上红白纹理分明。时不时就会有个同志探起身来，拿小刀切上一片，然后又蹲下去掷他的骰子。我也切了一片吃。
“下一个就轮到你洗了，”我对阿尔说。他一直在满屋子打量。
“你这房间不赖，”他说。“这火腿是哪儿来的？”
“是我们向一支部队的intendencia[15]买的，”她说。“太棒了，是不是？”
“这我们是说谁？”
“他和我，”说着她转过头去望了望那个英国记者。“你看他不是挺有办法的吗？”
“马诺丽塔待人最厚道了，”那英国人说。“我们该没有打搅你吧？”
“没事儿，”我说。“这床我回头恐怕要用，不过要用也还得过好久呢。”
“那我们可以到我的房间里开晚会去，”马诺丽塔说。“你该不会生气吧，亨利？”
“没有的事，”我说。“那几个掷骰子的同志都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马诺丽塔说。“他们是来洗澡的，后来就留下掷起骰子来了。人倒都是挺不错的。我的坏消息你听说了没有？”
“没有呀。”
“消息坏透了。我的未婚夫你该认识吧——他是公安部门的，前些时到巴塞罗那去了？”
“认识，当然认识。”
阿尔到浴间里去了。
“唉，他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给打死了。我在公安部门里又没有个靠山，他答应给我弄的证件始终没有给我弄到，今天我听说我就要被逮捕了。”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证件，他们说，我老是跟你们这班人混在一起，还老是跟部队里的人混在一起，所以很可能是个间谍。要是我的未婚夫没有给打死的话，根本什么事也不会有。你肯不肯帮帮我的忙？”
“当然，”我说。“你要是没有问题的话，也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我想我还是待在你这儿稳当些。”
“可你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那不是要我好看吗？”
“我待在你这儿不行？”
“不行。你要是遇上什么麻烦，打电话给我好了。我从来没有听见你向谁打听过什么涉及军事的问题。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我可真是个好人呀，”她这时背对着那英国人，探过身来说。“你看我待在他那儿行吗？他不是个坏人吧？”
“我怎么知道？”我说。“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见过他。”
“你生气了，”她说。“这事就暂时先搁一搁吧，让我们大家都快快活活的，一起去吃饭吧。”
我走到那几个掷骰子的人跟前。
“你们打算去吃饭吗？”
“不去，同志，”那个手拿骰子的人头也没抬就说。“你要来一块儿玩玩吗？”
“我要去吃饭了。”
“那我们留在这儿等你回来，”另一个一起掷骰子的人说。“快掷下去呀。我已经照你的数押了呀。”
“你要是捞到了什么外快，可带了来玩玩呀。”
这房间里除了马诺丽塔以外，还有一个人我认识。他是十二旅的，正在那里放留声机。他是个匈牙利人，是个忧伤的匈牙利人，不是那种快快活活的匈牙利人。
“Salud camarade[16]，”他说。“谢谢你的友好款待。”
“你不掷骰子吗？”我问他。
“我可没有那份闲钱，”他说。“他们是签了合约的飞行员。是雇佣兵……他们要挣到一千块钱一个月。他们本来是在特鲁埃尔前线的，如今都到这儿来了。”
“他们怎么会上我这儿来的？”
“他们中间有个人认识你。可是他后来有事到机场上去了。是有辆汽车来接他去的，当时他们早已赌开了场了。”
“欢迎你到我这儿来，”我说。“以后请随时来好了，用不到客气。”
“我来听听这几张新唱片，”他说。“不会打搅你吧？”
“哪儿的话呢。没有关系。来喝一杯吧。”
“还是来点儿火腿吧，”他说。
一个掷骰子的却探起身来管自切了一片火腿。
“你有没有见到这个房间的主人叫亨利的？”他问我。
“那就是我。”
“啊，”他说。“对不起。想来一块儿玩玩吗？”
“回头再奉陪，”我说。
“好吧，”他说。随即又含着一嘴的火腿嚷嚷：“嗨，你这个焦油脚的混蛋[17]！你骰子掷出去一定要撞在墙上弹回来才好算数哇。”
“那也帮不了你什么忙啊，同志哎，”手拿骰子的那个人说道。
阿尔从浴间里出来了。看他周身都很干净了，只是眼圈四周还留着些污迹。
“拿块毛巾擦一擦，”我说。
“擦什么呀？”
“你再到镜子前面去照一照嘛。”
“镜子上尽是水汽，”他说。“管它呢，我觉得蛮干净了。”
“我们吃饭去吧，”我说。“来吧，马诺丽塔。你们两个认识吗？”
我看她拿眼睛把阿尔上下一打量。
“你好，”马诺丽塔说。
“我说这主意不坏，”那英国人说。“我们就吃饭去吧。可上哪儿去吃呢？”
“他们在掷骰子？”阿尔说。
“你进来的时候没看见？”
“没看见，”他说。“我只看见了火腿。”
“是在掷骰子。”
“你们去吃吧，”阿尔说。“我留在这儿。”
我们跨出房门的时候，蹲在地上一共是六个人，阿尔·瓦格纳正探起了身子在切一片火腿。
“你是干什么的，同志？”我听见一个飞行员在问阿尔。
“坦克部队的。”
“坦克八成儿已经不顶用了吧，”那飞行员说。
“不好的消息多啦，”阿尔说。“你们手里那是什么？是骰子吗？”
“要看看吗？”
“我不要看，”阿尔说。“我想来玩玩。”
马诺丽塔，我，还有那高个儿英国人——我们三个人顺着过道一路走去，发现人家都已上大马路的饭店去了。那匈牙利人还留在我的房间里听新唱片。我已经饿透了，不过大马路的饭店里饭菜是极蹩脚的。跟我一起拍电影的那两位早已吃好，回去修那架损坏的摄影机去了。
这家饭店开在地下室里，要进去得经过一个门警，穿过厨房，再走下一道楼梯。里面一派喧闹。
店里供应的是小米清汤、马肉炒黄米饭，餐后水果是橘子。本来还有一种鹰嘴豆炒香肠供应，大家都说那味道难吃透了，可是现在连这个菜也已经卖完。报纸记者都集中在一张桌子上，其他的桌子上都满满地坐着军官和奇科特酒吧来的姑娘，还有新闻检查人员，因为当时新闻检查机构就设在大街对面的电话公司大楼里，此外便尽是些形形色色的陌生市民了。
这家饭店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工团办的，店里卖的酒瓶子上都贴有皇家酒窖的标签，标有入窖的日期。这些酒多半已经年代极其久远，所以不是带有瓶塞味，就是已经完全走了气，没有一点酒味了。喝酒总不能喝酒瓶上的标签吧，我连退了三瓶一样不堪入口的坏酒，才算换到了一瓶勉强可喝的。为此还吵了一架。
这里的侍者根本不懂酒的名目，给你拿来什么就是什么，你只能自己碰运气。他们跟奇科特酒吧的侍者真有天壤之别。这里的侍者都不讲礼数，都拿惯了超额的小费，他们经常备有一些特色菜，如龙虾、子鸡之类，那是要另外卖高价的。可是今天就连这些也早已在我们踏进店门之前都给人买光了，所以我们只好要了清汤、米饭和橘子。我见了这家饭店就有气，因为这里的侍者简直是一伙不择手段的奸商，在这里吃饭，如果要上一客特色菜的话，所花的钱简直不下于在纽约上一趟“二十一点”或“可乐您”[18]。
这一瓶虽然马马虎虎还可以不算是坏酒，不过你喝得出来那酒也快走味了，只是再去吵一架未免太不值得。正坐在那儿喝着时，阿尔·瓦格纳来了。他朝店堂里四下一打量，看见了我们，就走了过来。
“怎么啦？”我说。
“他们搞得我光了屁股。”
“才没有多少工夫呀。”
“跟这班家伙赌钱要得了多少工夫呢，”他说。“他们下的注大啦。这儿有什么可吃的？”
我叫来了一个侍者。
“时间太晚了，”那侍者说。“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供应了。”
“这位同志是坦克部队的，”我说。“他打了一天的仗，明天还要去打，可还没有吃过饭。”
“这我不能负责，”那侍者说。“时间太晚了。已经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这位同志为什么不到部队里去吃呢？部队里吃的东西才多啦。”
“是我请他吃饭的。”
“那你也应该先关照一声呀。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没有东西供应了。”
“叫领班来。”
侍者领班说大师傅已经回家，厨房已经熄火。他说完就走。为了我们退换坏酒的事，他们心里可恼火了。
“算了吧，”阿尔说。“我们就上别处去吃吧。”
“都这个时候了，别处也没有地方可吃了。他们有东西的。我只要去给领班说上几句好话，多给他几个钱就成。”
我就去照此办理，那虎着脸儿的侍者端来了一盆冻肉片，接着又是半只蛋黄酱龙虾，还有一客生菜小扁豆色拉。那是侍者领班的私货，他留着或是带回家去，或是卖给迟来的顾客。
“花了不少钱吧？”阿尔问。
“没有，”我撒了个谎。
“一定花了不少钱，”他说。“等我领到了饷，就还给你。”
“你现在挣多少？”
“还不知道。本来是十个比塞塔一天，可我当了军官，就提了薪。不过我们都还没有领到，我也没有去问过。”
“同志，”我叫那侍者。他过来了，为了刚才领班越过他卖菜给阿尔，他还在那里生气。“请再来一瓶酒。”
“要哪一种？”
“随便哪一种，只要不是陈得变了颜色的就行。”
“反正都是一个样。”
我用西班牙语骂了一句相当于“活见鬼”一类的话，一会儿那侍者就拿来了一瓶1906年的穆通-罗特希尔德国酿。我们刚才那一瓶红葡萄酒极糟，这一瓶却绝妙。
“哎呀，好酒好酒，”阿尔说。“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来着，他就给你拿来了这样的好酒？”
“没说什么呀。他完全是碰巧，从酒库里抽出了这么一瓶好酒。”
“皇宫里出来的酒多半是不行的。”
“藏得太久了。这里的气候条件太糟，酒容易坏。”
“那个消息灵通的同志在那儿呢，”阿尔朝对面一张桌子上一摆头。
跟我们大谈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个眼镜片子厚厚的小个子，正在那里跟几个人说话，据我所知那几个人可都是地位极高的大人物。
“我看他准是个大人物，”我说。
“人的地位一高，说话就没有一点顾忌了。不过他那些话要是放到明天以后再说就好了。听他这么一说，我明天去作战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替他把酒满上。
“他的话听起来也相当有道理，”阿尔又接着说。“我一直在翻来覆去想他的话。但是执行命令是我的天职。”
“别多想了，还是去睡会儿吧。”
“你要是能借我一千比塞塔，我倒想再去跟他们赌一场，”阿尔说。“我应得的进款远不止这个数，我可以写个借条把饷金押给你。”
“我不要你写借条。你领到了饷还给我就行。”
“我看我自己是领不了的了，”阿尔说。“我这话说得真有些泄气，是不是？我也很明白赌博是醉生梦死的行为。可是我只有这样把心思放在了骰子上，才能不去想明天。”
“你喜欢那个叫马诺丽塔的姑娘吗？她可喜欢你呢。”
“她一双眼睛活像条蛇。”
“她倒不是个邪路的女人。人很和气，心眼儿也不错。”
“我什么女人也不要。我只想再去跟他们掷骰子。”
桌子的那一头，那个新认识的英国人用西班牙语说了些什么，马诺丽塔听得哈哈大笑。这餐桌上的人多半已经走了。
“我们把酒喝完了就走吧，”阿尔说。“你不想一块儿掷骰子玩玩？”
“你玩，我看看，”我说着就招呼侍者拿账单来。
“你们上哪儿去呀？”桌子那头的马诺丽塔喊道。
“回旅馆去。”
“我们一会儿过来，”她说。“这个人可有趣呢。”
“她拿我捉弄得真够我受的，”那英国人说。“她尽挑我西班牙话里的错儿。请问，leche这个词的意思不就是牛奶吗？”
“那只是这个词的一种解释。”
“难道还有什么下流的意思吗？”
“恐怕是有的，”我说。
“那西班牙话可真是太下流了，”他说。“好了，马诺丽塔，别再拿我开心了。听见啦，别再拿我开心了。”
“我可没拿你开心啊，”马诺丽塔笑个不停。“你的心我可连碰也没有碰啊。我是笑leche这个词有意思。”
“可这个词的意思是牛奶呀。你刚才不听见埃德温·亨利都这么说了吗？”
马诺丽塔一听又笑了起来，我们就站起来走了。
“这人真是个傻瓜蛋，”阿尔说。“看他这副傻劲儿，我真差点儿忍不住想把那姑娘带走算了。”
“英国人谁猜得透呵，”我说。这样刻薄的话都说出来了，我意识到我们的酒已经喝得太多了。外边街上，天冷起来了，月光下大片大片的白云在高楼林立的宽广的大马路上空推过。我们顺着人行道一路走去，水泥路面上有些白天新打出来的弹坑， 边痕清楚，石子碎片都还没有扫掉。一路上坡，向着卡里奥广场走去，佛罗里达旅馆就矗立在广场上，相形之下广场另一头的那一段缓坡就显得毫无气势了。宽阔的大马路顺着那一段缓坡一直向前伸去，尽头处便是前沿阵地。
旅馆门外的黑暗里有两个岗哨，我们过了岗哨，到了门口，听得大马路那头的枪声密集了起来，就站住听了听，交火声乒乒乓乓闹了好一阵，才渐渐平息。
“要是再这么闹下去的话，我恐怕得去看看了，”阿尔一边说一边还是用心听。
“没事儿，”我说。“反正是在老远的左方，估计在卡拉万切尔一带。”
“听起来好像就在‘村舍’里。”
“一到晚上总是这样，声音都直传到这儿。常常要上当的。”
“他们今儿晚上是不会向我们发动反击的，”阿尔说。“他们占着那样有利的阵地，我们却是在那么条‘河’里[19]，他们才不会离开自己的阵地，把我们从那么条‘河’里给赶出来呢。”
“什么河？”
“该叫什么河，你还会不知道？”
“哦。是那么条‘河’。”
“对了。‘在河里又没桨’。”
“进里边来吧。这样的交火声用不着去听。天天晚上都是这个样。”
我们就进了旅馆，穿过大厅，走过服务台前，服务台上那个值夜班的站起身来陪我们来到电梯间。他把个电钮按了一下，电梯就下来了。电梯里有个男人，身上反穿着一件白色的卷羊毛茄克衫，光秃秃的头皮微微发红，怒气冲冲的脸也一样涨红了。他腋下夹的夹，手里拿的拿，总共带了六瓶香槟。“混蛋，把电梯开到下面来干什么？”
“你在电梯里已经待了个把钟头了，”那值夜班的人说。
“我有什么办法，”穿羊毛茄克衫的那人说。然后冲着我问：“弗兰克在哪儿？”
“哪个弗兰克？”
“你还会不认识弗兰克吗，”他说。“来，帮我把这电梯开一开。”
“你喝醉了，”我对他说。“好了，别提了，让我们上楼去吧。”
“你也会喝醉的，”那个穿白色羊毛茄克衫的人说。“你也会喝醉的，同志哎，同志哥哎。告诉我，弗兰克在哪儿？”
“你看他在哪儿呢？”
“在亨利那小子的房间里，那儿在掷骰子耍钱。”
“跟我们一块儿走吧，”我说。“别胡弄那些按钮了。你就是因为胡弄，所以电梯才老是动不了。”
“我再大的飞机都开得来，”穿羊毛茄克衫的那人说。“这架小乖乖的电梯我还会开不来？要不要我来作个特技表演？”
“得了得了，”阿尔对他说。“你喝醉了。我们要跟他们掷骰子去。”
“你是什么人？看我拿原瓶的香槟酒来砸你。”
“你敢！”阿尔说。“我倒要叫你清醒清醒，你这个酒鬼也来冒充圣诞老人。”
“酒鬼冒充圣诞老人！”那个秃顶的人说。“说我是酒鬼冒充圣诞老人！看共和国就是这样来报答我的。”
电梯在我住的那一层楼上停下，我们顺着过道一路走去。“分两瓶拿拿，”那个秃顶的人说。接着话头一转:“你知道我是怎么会喝醉的吗？”
“不知道。”
“那好，我也不告诉你。不过告诉你你会吃一惊的。酒鬼冒充圣诞老人！好，好，蛮好！你是干什么的，同志？”
“开坦克的。”
“你呢，同志？”
“拍电影的。”
“可我却是个酒鬼冒充圣诞老人。好，好，蛮好！我再说一遍。好，好，蛮好！”
“你快去泡在酒里吧，”阿尔说。“你这个酒鬼也来冒充圣诞老人！”
到了我的房间门外了。那个穿白色羊毛茄克衫的人拿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阿尔的胳膊。
“你倒是有趣，同志，”他说。“你倒真是有趣。”
我开了门。屋里烟雾腾腾，赌局依旧，真跟我们走时一个样，只是桌上火腿已经一点不剩，瓶里的威士忌也已倒了个精光。
“是阿秃来了，”一个掷骰子的人说。
“你们好吗，同志们？”阿秃连鞠躬带说。“你好？你好？你好？”
赌局一哄而散，大家都连珠炮一般纷纷向他提问。
“我已经报告上去啦，同志们，”阿秃说。“这里有点香槟酒请大家喝。这件事呀，我现在觉得别的都无所谓，就是那个场面精彩，才真叫有意思。”
“那时你的僚机都溜到哪儿去啦？”
“那可不能怪他们，”阿秃说。“当时我眼前的景象可吓人了，我专心一意看得眼也不眨，压根儿就忘了我还有僚机哪，直到那群‘菲亚特’[20]一齐向我冲来，有从头顶上擦过去的，有从旁边掠过去的，有从肚子底下钻过去的，这时我才想起了他们，我才发现我那架忠实的宝贝飞机已经没了尾巴。”
“哎呀，你当时可别喝醉了才好啊，”一个飞行员说。
“我当时没醉，现在倒是醉了，”阿秃说。“希望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也陪着我喝个醉，因为我今儿晚上心里高兴，尽管我刚才被一个无知的坦克手骂了，他骂我是酒鬼冒充圣诞老人。”
“你当时没有糊涂就好，”另一个飞行员说。“你是怎么回到机场的呢？”
“不要插嘴，听我说嘛，”阿秃神气十足地说。“我是坐十二旅的指挥车[21]回到机场的。我靠了我那顶忠实的降落伞落到了地面，只怪我牙班西话[22]说不好，人家差点儿把我当成了法西斯坏蛋。不过麻烦事儿后来总算都解决了，因为经我好歹那么一说，他们终于相信了我的身份，我居然还受到了少有的优待。哎呀呀，那架‘容克’机起火的情景可惜你们没有看见呢。那群‘菲亚特’向我冲来的时候我就是在看这档子事。哎呀呀，可惜我没法给你们描绘出来。”
“今天他在哈拉马上空击落了一架三引擎的‘容克’机，他队里的飞行员却扔下他跑了，他飞机给打了下来，人跳伞逃了，”一个飞行员说。“你认识他的。他叫阿秃杰克逊。”
“你是掉了多少高度才把伞打开的，阿秃？”另一个飞行员问道。
“掉了足足六千英尺哪，我胸口下的横膈膜至今还像裂开了似的，因为那会儿绷得可紧啦。我当时真担心我的身子会断成两截呢。那群‘菲亚特’少说总有十五架，我都得一架架躲开。我只好尽量操纵降落伞，好歹得降落到河的右岸来。飘啊飘的，飘了好半天，着地的时候摔得还真不轻。幸而风向还顺。”
“弗兰克有事到阿尔卡拉去了，”另一个飞行员说。“我们都在这儿掷骰子玩儿。天亮以前我们都得赶回阿尔卡拉去。”
“我可不想玩骰子，”阿秃说。“我只想喝香槟酒——就用扔香烟屁股的那几只杯子喝。”
“我来洗吧，”阿尔说。
“为冒牌圣诞老人同志效劳啦，”阿秃说。“不，是为亲爱的圣诞老人同志效劳啦。”
“得了得了，”阿尔说。他拿起杯子就到浴间里去了。
“他是坦克部队的？”有个飞行员问。
“是啊。一开仗就在坦克部队里了。”
“听人家说我们的坦克已经不顶用了，”一个飞行员说。
“你已经跟他说过一回了，”我说。“干吗不少说两句呢？他打了一天仗啦。”
“我们谁不是打了一天呢。我其实只是想问问，难道我们的坦克真的已经不顶用了？”
“已经不太顶用了。不过他还是不错的。”
“我看他也错不了。看上去就是个好样儿的。他们那边挣多少钱？”
“十个比塞塔一天，”我说。“现在他领中尉的饷了。”
“给西班牙人去当中尉？”
“对。”
“我看他肯定疯了。要不就是有政治色彩？”
“他有政治色彩。”
“哦，是这么回事，”他说。“那就怪不得了。嗨，阿秃，你飞机没了尾巴，风压又是那么大，跳伞不容易，一定够你受的吧？”
“可不是，同志，”阿秃说。
“你当时是怎么个感觉呢？”
“我当时脑子动得一刻儿也没有停过，同志。”
“阿秃，那架‘容克’机里有几个人跳了伞？”
“四个，”阿秃说，“机组人员总共是六个。驾驶员肯定给我打死了。我当时就注意到他马上停止了射击。还有个副驾驶兼机枪手，我看十之八九也让我给撂倒了。证据是他也停止了射击。不过这也可能是机枪太烫的缘故。反正只有四个人跳了伞。要不要我把那个情景讲给你们听听？我讲起来包你还蛮好听呢。”
他这时已经在床上坐下了，手里端着一大杯香槟酒，红红的脑袋红红的脸，都是汗津津的。
“怎么谁也不来跟我干杯呀？”阿秃问道。“还望同志们都为我干一杯，干了杯我再把这绝顶吓人，也绝顶美妙的场面讲给你们听。”
我们都干了杯。
“我都说到哪儿啦？”阿秃问道。
“还说呢，我看你喝得都糊涂啦，”一个飞行员说。“还绝顶吓人、绝顶美妙呢——别开玩笑啦，阿秃。也真怪了，我们怎么都会来听你的。”
“我一定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阿秃说。“不过我先得再来一杯香槟。”我们为他干杯的时候他那一杯也早已一饮而尽。
“他这样喝下去要醉倒的，”另一个飞行员说。“给他倒个半杯吧。”
阿秃一口就喝干了。
“我一定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他说。“让我再喝点儿。”
“我说，阿秃，你别这样拼命喝好不好？有句话可得跟你说清楚。你这几天是没有飞机可飞了，可我们明天还得上天，这好玩是好玩，可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的报告已经上去啦，”阿秃说。“到了机场你们就能看到我的报告了。机场上一定有一份的。”
“好了，阿秃，快别噜苏了。”
“我总会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的，”阿秃说。他眼睛几次闭上了又睁开，然后又冲着阿尔叫了声：“嗨，圣诞老人同志。”这才又继续说：“我总会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的。同志们，你们只要听着就是了。”
于是他就讲了。
“这真是新鲜极了，精彩极了，”阿秃说着，把杯子里的香槟一口喝干。
“别再胡闹啦，阿秃，”一个飞行员说。
“我的感受真是深刻，”阿秃说。“真是绝顶深刻。深刻得不能再深刻了。”
“我们回阿尔卡拉去吧，”一个飞行员说。“这个红皮脑袋一时还清醒不过来呢。骰子还要不要掷下去？”
“他会清醒过来的，”另一个飞行员说。“他这不过是情绪过于激动罢了。”
“你们在数落我是吗？”阿秃问道。“共和国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
“我说，圣诞老人，”阿尔说。“那到底是怎么个情景？”
“你也要来问我？”阿秃对他瞪大了眼睛。“连你也要来问我？你难道从来没有上过火线吗，同志？”
“没有呢，”阿尔说。“我这眉毛可是刮脸的时候不小心给灯火儿烧掉的。”
“耐心点儿嘛，同志，”阿秃说。“这个新鲜、精彩的场面我会详详细细讲出来的。要知道，我不但是个飞行员，还是个作家呢。”
他说着还直点头，表示自己所说确实一点不假。
“他专给密西西比州默里迪安城的《百眼神报》写文章，”一个飞行员说。“一直没有停过。人家又不能叫他别写。”
“我有当作家的天才，”阿秃说。“我有新颖独到的描写才能。我有一份剪报，可惜已经丢了，那报上就说我有这种才能。现在我可要开始详详细细讲啦。”
“好吧。你说到底是怎样的情景？”
“同志们，”阿秃说。“那情景可真是没法形容。”说着又把酒杯伸了出来。
“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啦？”一个飞行员说。“他这糊涂病一个月里好不了。永远也好不了了。”
“你呀，”阿秃说，“你这个小晦气精！好吧，我讲。当时我的飞机侧身一转弯飞开了，我向下一望，可不，那家伙在直冒烟了，不过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航向，想往山的那边飞去。那家伙高度跌落很快，我就拉起来爬到高空，再次向它发动俯冲。那时我还有僚机掩护，只见那架敌机身子一歪，烟冒得加倍厉害了，随后座舱门就打开了，里面望去真像座鼓风炉的炉膛一样，跟着他们就开始跳伞了。我那时早已来了个半滚，从下面迅速拉起飞开了，我回头向下望去，见他们一个个从机舱里钻出来，穿过这鼓风炉的炉门，跳出去逃命，降落伞一打开来，看去就像一朵朵奇大奇美的大喇叭花开了花，那架敌机这时已成了一大团烈火，一个劲儿打转，真叫人大开了眼界，四顶降落伞在天空中缓缓划过，那个壮观也是天底下没有第二份的，后来一顶降落伞边上着了火，伞一着火那人就很快掉下去了，我正看着他时，只觉得边上掠过一连串子弹，紧跟着就来了‘菲亚特’，又是子弹又是‘菲亚特’，一阵接着一阵。”
“你真不愧是个作家，”一个飞行员说。“你应该去给《空战英雄》写文章。你可不可以爽爽快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啦？”
“行啊，”阿秃说。“我就告诉你。不过我不跟你说瞎话，那可真是个奇观哪。我以前还从来没有打下过这么大的三引擎‘容克’机呢，我心里真高兴。”
“谁都高兴的，阿秃。可你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啦。”
“好啊，”阿秃说。“我再稍微喝点儿酒，就告诉你们。”
“你发现他们的时候，你们自己是怎么个情况？”
“我们原来是V形左梯队编队。一发现他们，我们就改为梯状左梯队编队，开足了马力向他们冲去，一直冲到差点儿撞上了他们，这才来一个横滚飞开了。我们另外还打伤了他们三架。那帮‘菲亚特’却一直躲在阳光里。等到我独自个儿在那里溜野眼的时候，他们就扑过来了。”
“你的僚机都溜了吗？”
“不。那得怪我。我要紧看好看，他们都飞走了。看好看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队形呢。我想他们大概是重整了队形又往前飞了。我不知道。你别问我。再说我也累了。我当时可得意呢。可现在我累了。”
“你是说困了吧。你醉糊涂了，困了。”
“我就是累了，”阿秃说。“处在我这样的境地，累，总还是应该的吧。就算我是困了，也总不能说我不应该困吧。你说呢，圣诞老人？”他对着阿尔说。
“对，”阿尔说。“困有什么不应该的呢。我自己就很困了。骰子还掷下去吗？”
“我们得把他送到阿尔卡拉去，我们自己也得上那儿去报到了，”一个飞行员说。“怎么啦？你输钱了？”
“输了一点。”
“你还想来一次翻翻本看是吗？”那飞行员问他。
“我赌一千，”阿尔说。
“我来奉陪，”那飞行员说。“你们那里钱挣得不多吧？”
“不多，”阿尔说。“我们钱挣得不多。”
他把那张一千比塞塔的钞票往地上一放，拿起骰子合在两个手心之间，咔嚓咔嚓摇了又摇，然后啪的一声扔在地上。两个都是一点。
“要来的话可以再来，”那飞行员收起钞票，望着阿尔说。
“不来了，”阿尔说。他站了起来。
“缺钱花吗？”那飞行员问他。眼光里满含着好奇。
“用不着了，”阿尔说。
“我们得快些赶到阿尔卡拉去了，”那飞行员说。“改天晚上我们还要来玩它一场。我们要把弗兰克跟另外一些弟兄都一起拉来。我们可以好好玩它个痛快。要不要搭我们的便车回去？”
“对。要搭车吗？”
“不用了，”阿尔说。“我走回去。反正大街尽头就是。”
“好吧，那我们要到阿尔卡拉去了。有人知道今儿晚上的口令吗？”
“啊，汽车司机肯定知道。他天黑以前去过，肯定听说了。”
“来吧，阿秃。你这个醉得只想睡觉的酒鬼。”
“我才不是呢，”阿秃说。“我说不定还能当个人民军队的王牌飞行员呢。”
“要当王牌飞行员得打下十架飞机——就算意大利飞机也算。你才打下了一架呢，阿秃。”
“我打下的不是意大利飞机，”阿秃说。“是德国飞机。你没有看见呢，当时机舱里烧得那个厉害啊。真是熊熊的一片火海。”
“把他扶出去，”一个飞行员说。“他又在为密西西比州默里迪安城的那家报纸写文章了。好啦，再见啦。多谢你让我们用你的房间。”
他们一一握过手，就走了。我送他们到楼梯口。电梯已经停驶，我就看着他们走下楼去。阿秃让人一边一个扶着，脑袋慢悠悠一点一颠的，已经在打盹了。他此刻可真是只想睡觉了。
跟我一起拍电影的那两位还在他们的房间里修理那架坏了的摄影机。那可是个细活，挺费眼力的。我问了声：“你们看能修好吗？”那个高个子说：“行，准能修好。不修好也不行啊。我现在发现有个部件裂开了。”
“来了什么客人？”另一个问。“我们一直在修理这架要命的摄影机。”
“是些美国飞行员，”我说。“另外还有一个坦克手，以前跟我认识的。”
“有趣吗？我来不了，真遗憾。”
“不错，”我说。“相当有趣。”
“你该去睡了。我们明天都得起早。早上起来没有精神可不行啊。”
“这架摄影机还有多少要修？”
“瞧，又坏了。这种弹簧可真要命。”
“让他去修吧。我们好歹得修好了再睡。你明天几点钟来叫我们？”
“五点钟怎么样？”
“好吧。天一亮就来叫好了。”
“明天见。”
“Salud！好好睡一觉吧。”
“Salud，”我说。“我们明天还得再往前靠近点儿。”
“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得尽量靠近些。很好，都想到一块儿了。”
回到房间里，见阿尔脸对着灯光，已经在大椅子里睡着了。我拿条毯子替他盖上，他却醒了。
“我要去了。”
“就睡在这儿吧。我替你把闹钟拨好，到时候会叫醒你的。”
“万一闹钟出了毛病呢，”他说。“我还是去的好。我可不能迟到哇。”
“真遗憾，你输钱了。”
“他们反正迟早总会弄得我光了屁股的，”他说。“这班家伙掷骰子赌起钱来手段才叫毒呢。”
“那最后一盘骰子是你掷的嘛。”
“他们也有毒招呀，就是一直盯着你下注，叫你输光才完。这班家伙也真叫人弄不懂。我看他们钱也不会挣得太多。一个人要是为了钱而赌钱的话，我看他的钱就总是不够他赌的。”
“要我陪你走回去吗？”
“不了，”他说着就站起身来，把他那把系着绶带的大号科尔特枪扣好，那是他吃过了饭又来掷骰子的时候摘下的。“不必了，我现在觉得很好了。我又能看到前途了。人只要能看到前途就好。”
“我倒很想去走走。”
“别去了。好好睡一觉吧。我走了，战斗打响以前还可以让我足足睡上五个钟头。”
“这么早就干？”
“是啊。天还不亮，你们电影也拍不成。你还是多睡会儿吧。”他从皮上装里取出一只信封，放在桌子上。“请你把这些东西收好，给我在纽约的兄弟寄去。他的地址在信封的反面写着。”
“好。不过我看不会有寄去的必要。”
“是啊，”他说。“暂时大概没有这个必要。不过里边有些照片什么的，他们也许要留个纪念。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要不要看看她的照片？”
他从口袋里取了出来。照片夹在他的身份证本子里。
照片上是一个浅黑肤色的漂亮姑娘，站在湖边的一只划船旁。
“那是在卡茨基尔山区[23]照的，”阿尔说。“可不是，他的妻子长得挺漂亮的。她是个犹太姑娘，一点不假，”他说。“不说了吧，免得我再漏出些什么泄气话来。再见了，老弟。放心吧。我不跟你说瞎话，我现在觉得很好了。今天下午出来的时候我心里的确不大好过。”
“让我陪你去走走。”
“不用了。你回来还要经过西班牙广场，弄不好要碰上麻烦的。那里的岗哨有的一到晚上就疑神疑鬼的。再见了。明儿晚上我们再碰头。”
“这样说才像句话。”
头顶上的房间里，马诺丽塔跟那个英国人的声响很大。由此可见她并没有被逮捕。
“对。这样说才像句话，”阿尔说。“不过，有时候不过上三四个钟头还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他这时已经把那顶加垫皮护顶的皮防护帽戴上了，所以看去脸色黑沉沉的，我注意到他的眼下还有两个乌黑的眼圈。
“明儿晚上我们在奇科特酒吧碰头。”
“好的，”他说，却避开了我的眼光。“明儿晚上在奇科特酒吧碰头。”
“几点呢？”
“得，话说到这儿就可以了，”他说。“明儿晚上在奇科特酒吧碰头。几点就不一定要说定了。”说完便出去了。
你要是不很了解他的为人，也没有见过他明天要去进攻的那一带地方是怎么个地形，你一定会当他为什么事生了很大的气。我看他内心有个角落也确是在生气，生了很大的气。让人生气的事情多得很，自己要去白白牺牲便是其中的一条。不过话得说回来，既然要去进攻，恐怕还是心中憋着那么股气最好！
* * *
[1] 所谓“村舍”，在海明威的其他小说中有过一个说明，说原先是郊外的“皇家猎舍”。
[2] 摩尔人是八世纪初进入西班牙的柏柏尔人的后裔。佛朗哥曾招募了大批摩尔人充当叛军。
[3] 里夫人是柏柏尔人的一支。
[4]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大战役。索姆河在法国，1916年法国的福煦将军为减轻凡尔登方面所受的压力，发动索姆河之战，遭受惨重损失。
[5] 拉尔戈·卡瓦列罗(1869—1946)，西班牙劳工领袖，1936—1937年任总理。
[6] 即塞缪尔·龚帕斯(1850—1924)，美国工会运动的保守领导人。曾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
[7] 约翰·卢埃林·刘易斯(1880—1969)，美国劳工领袖。产联主要创建人、首任主席。
[8] 卡尔·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
[9] 西班牙语：赛马场。
[10] 亨利的昵称。
[11] 这是西方人的一个古老的迷信，认为说了不吉利的话，只要摸摸木头或敲敲木头，就可避凶趋吉。
[12] 摩洛哥北部港口，与直布罗陀相对。
[13] 圣塞巴斯蒂安，古罗马的卫队长，早期的基督教徒，因在军队中传播基督教，被皇帝下令绑在树上，乱箭射之而未死，后终被乱棍打死。被认为是射手的保护神、士兵的保护神。
[14] 阿尔很可能是存心开玩笑，因为“B.F．”有个意思是大傻瓜，“斯洛布”有个意思是饭桶。
[15] 西班牙语：军需部。
[16] 西班牙语：敬礼，同志。
[17] “焦油脚”是美国人给他们北卡罗来纳州人起的绰号。
[18] 都是纽约的著名餐馆。
[19] “在河里”(亦作“在河里又没桨”，见下文)是一句俗语，有“处境困难”、“毫无办法”或“动弹不得”之意。亨利一时没有领会，错误地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了。
[20] 意大利制造的飞机。
[21] 指专供指挥官及参谋人员乘坐的车。
[22] 舌头不听使唤，把“西班牙话”说成了“牙班西话”。
[23] 在纽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