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止赎来敲门
如果说个人对其财产享有权利，那么也可以说，个人有权利享有财产。
——詹姆斯·麦迪逊，《国民公报》，1792年3月29日
2009年2月17日
近岸航道上，夕阳西下，航道将棕榈滩和西部的毗邻城市分隔开来。运用恰当的航海技巧，你可以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穿过这条海岸相拥的水上高速路，进入公海，接着穿过迪斯默尔大沼泽，经过霍布肯大桥，穿过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沼泽低地，穿过蚊子湖水上保护区，驶入厄齐沃特市附近的印第安河。最终，你将抵达棕榈滩，这是一片十六英里长的障壁岛，处处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奢华的豪宅，还有精心打理的细腻沙滩，这里是美国人用奇思妙想和大把金钱打造的大西洋上的天堂。海岸之上，几英里之外，在度假的游客和躲避北方冬日寒风的“雪鸟”之间，一辆汽车飞驰在80号公路上。车上的人是来通知丽莎·爱泼斯坦和艾伦·爱泼斯坦：银行要收走他们的房子！
佛罗里达州在大衰退中受创最深，那是一场波及全民的金融海啸，甚至身处乐园的人们也无法幸免。佛罗里达是所谓的“沙滩之州”，这类地区温暖宜人，经济发展大都严重依赖房地产。1998年至2006年，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房价飙升超过264%。2006年有官方记录的次级抵押贷款，过半数发放于这四个州，由于房价崩盘和泡沫相关行业的衰退，“沙滩之州”转而被用来描述这一市场的基础脆弱，真是再准确不过了。
实际上，佛罗里达经历了两次止赎浪潮。2004年、2005年和2006年的第一次浪潮，吞没了那些在泡沫顶峰购房或再融资的人。尽管这些房屋所有人被贴上“不负责任”的标签，但实际上遭殃的原因，在于他们选择了不恰当的购房时机，又很容易被掠夺性贷款所控制。房价下跌时，借款人变得“资不抵债”——抵押贷款的数额超出了房屋的市场价格。他们无法出售房屋或再融资，很多人甚至连初始月供都承担不起。这就导致了违约，即便在棕榈滩，情况也是一样。第二波浪潮紧随其后，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失业带来了可怕的连锁反应，失业浪潮很快无情地席卷所有行业，吞没了那些数年来不遗余力还贷的人们。突然间，几十万佛罗里达人亟须救助，而救助总是姗姗来迟。
因此，一辆辆四门轿车从西棕榈滩的光鲜地段呼啸而过，成了这里稀松平常的风景。受雇于房屋止赎厂的律所传票送件人每天往来，面无笑容地将法律文书递给房屋所有人并告知，由于未及时还款，贷款方将取消他们的抵押品赎回权。之所以把这些律所称为“房屋止赎厂”，是因为它们大批量流水止赎的方式，就像纺织厂织布一样。
截至2009年年初，每二十二位佛罗里达房屋所有人中，就有一位曾收到过类似的贷款违约通知、法院传票、拍卖通告或止赎判决文件——是历史平均水平的九倍。曾经有一段时间，由当地的辅警负责送达这些文书，但工作量实在太大，因此房屋止赎厂只好外包给私营公司。萧条时期，这是该州为数不多的增长行业之一。
对于这种事情，送件人和收件人都不会愉快。传票送件人面对的，是一双双噙满泪水的眼睛和一张张写满绝望的面孔。后萧条时代，对华尔街恶行和个人悲剧的所有愤怒，全都投射到他们身上。尽管业务蓬勃发展，但这种狗屁工作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实际上，有些传票送件人借助“阴沟送达”来回避这种烦乱情绪的行为是很容易理解的——“阴沟送达”是传票送件人发明的一种花招，他们把信封扔在家门口，技术上履行了职责，同时又确保房主看不到诉状，也不知道要出庭。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但也有好处，因为比挨家挨户敲门的速度要快得多，也增加了投递量——还有利润。
一些传票送件人和房屋止赎厂，嗅到了发财的气味，他们甚至编造虚假的止赎文书收件人。帕斯科县的法官苏珊·加德纳发现，有大笔费用耗费于送达文件给“陌生的配偶”和“不明身份的住户”。迈阿密的一名传票送件人给一栋房子登记了四十六名被告，总共收费5000美元。他说必须把文书送给全州所有叫这个名字的人，说不定其中哪个就是真正的被告。佛罗里达的每个行当都有独特的打法律擦边球的赚钱方法，这只是比较原始粗放的一种。
对房屋所有人来说，丧失赎回权的消息就像破碎球一样，撞开了他们的大门。夺走一个家庭的房子，相当于夺走他们的精神，就像一支蜡烛被掐灭了火焰，明亮的光芒瞬间消逝。几百万美国人，以为自己在中产阶层中获得了立足之地，面前是一条通往财富和经济安全的康庄大道，然而，华尔街一场毁灭性的失误，却给他们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这天傍晚，这位文书递送员的目的地，是格塞塔路607号。这里是西棕榈滩附近的一片独立区域，一处典型的后繁荣时代的住宅小区，房屋数量少，面积大。这座建于2006年的房子是一个单层住宅，有三间卧室和两个卫生间，屋顶是陶土瓦片，外墙板是黄色的，夹在一大片漆成一模一样的建筑物之间。建商们似乎认为，黄色是说服买家出手的最佳颜色。屋内，爱泼斯坦一家对即将到来的不速之客，丝毫没有察觉。
丽莎·爱泼斯坦坐在主卫的窗台上，往膝盖涂抹着护理磨砂膏，女儿詹娜在浴缸里，倚着一把倾斜的婴儿座椅保持直立。丽莎用一条品牌彩色头巾把棕色头发扎了起来，这种头巾在1970年代很常见，很可能曾在洛达或鲍勃·纽哈特的脱口秀中出现过。她眼睛是湛蓝色的，五官也很柔和，笑起来声音之大，能盖过房间里的所有杂音。每当兴奋起来的时候，她说话的声音就会变得十分响亮。此时此刻，她全神贯注在浴缸里的女儿身上。
金黄头发、大大眼睛的詹娜，生来就有轻微的脊柱裂。她的脊髓底部连接过于紧密，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很可能会导致运动控制方面的问题。这孩子3月份就要满两岁了，4月给她安排了一次手术。丽莎完全无暇顾及其他，所有清醒的时间都在照料詹娜。作为一名癌症护理护士，她在工作中会接触到那些面对压力的病童家庭。现在，她也经历着同样的感受：她满怀同样的渴望，希望能让女儿的身体舒服一些；她满心迷茫，不明白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家伙，怎么会遭受如此的痛苦折磨。
丽莎四十三岁，是一名护士，一个妻子，一位新手妈妈。她在这套房子里只住了两年。她的生活即将永远被改变。
“笃笃笃！”
她片刻都没有迟疑。“一定是关于房子的，艾伦！”她向丈夫喊道，“是银行的人来了，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丽莎·爱泼斯坦的理想是像父亲（一名儿科医生）一样，献身于医学。1988年，她获得了乔治-梅森大学的护理学学士学位，从那之后，她在大西洋中部地区不断地从一个单位跳槽到另一个单位：特区儿童医院的儿科重症监护室——特拉华州里霍博斯湾的手术室——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内分泌科。不久，她在马里兰的哥伦比亚成了自由职业者——为绝症病人提供家庭护理，同时也在华盛顿环城公路周边做护士。
丽莎选择从事的护理工作往往是长期的、与病人一对一相处的工作，这些人的生命濒临终结，他们往往也清楚自己的命运。她有责任也有技巧减轻病人的痛苦，让他们感觉更舒服一些。在这些病人眼中，她的能力非常过硬，她因此也很喜欢这份工作。对丽莎来说，这份工作的真正魅力来自其挑战性——她是这些病危者有生之年最后接触的陌生人，是他们悲伤中的密友。丽莎会让她的病人开怀大笑，会聆听他们的故事，跟他们一同祈祷，一同哭泣，在需要的时候给予他们力量。建立亲密的关系和信任，有助于让病人保持活力。
这份工作的一部分，是知道该何时以及如何给病人下口头病危通知单：“也许现在应该给你的孙子录一段睡前故事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没机会亲自读给他们听了。但是根据最新的检查结果来看，还是给你的家人录一段留作纪念比较好。”连医生都很难说出这么赤裸裸的实话。医疗系统中的每个人，不管是患者还是医护人员，都会紧紧抓住哪怕是最微弱的治愈希望。如果治疗方案ABCT)EFG都不起作用，那就再试试方案H好了。但是，必须有人向他们强调整理思绪、与挚爱告别的重要性。在这失去与忧郁的黑暗时刻，真相有时会是一种奇异的安慰。这件事需要的技巧丝毫不比静脉注射或解读心电图来得少。
丽莎在华盛顿特区住了九年多，在自由护理师的工作领域也算小有成就。她帮病人们在把握康复的希望与生命循环的现实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她从孩提时代就一直住在这里。虽然她对政治了无兴趣。却早已习惯了风云变幻、充满政治气息的环境。同时，华盛顿还有着另一面：它是一个“专家库”，几乎任何主题，都能找到众多学识渊博的专家。丽莎每次到特区时，都能碰上一些演讲，主题是她一无所知的陌生领域。她觉得远离护理工作的压力，放松一下，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也很不错。
对丽莎来说，这也是一段忙碌的岁月。每年秋天树叶变黄、天高云白的时候，总会有一股强烈的悲伤袭上心头，她会毫无理由地嚎啕大哭。今天，人们称之为“季节性情绪失调综合征”，不过丽莎从来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只是意识到，需要换换环境了。于是，1997年，丽莎决定到佛罗里达过冬。这里有三种可再生资源：短吻鳄，蒲葵虫，以及老人——最后一项意味着，护士们永远不愁找不到工作。
写了几封求职信之后，丽莎得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地点位于西棕榈滩市中心的好撒玛利亚医疗中心的癌症中心。这份工作听起来很辛苦，但是丽莎的注意力都在佛罗里达这四个字上面。她收拾好行李，锁上马里兰的公寓大门，开车驶上了95号公路。
开始这份工作之后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丽莎在午休时散步走出了癌症中心。天空中万里无云，她坐在近岸航道前的一段海堤上。海边棕榈树成荫，仿佛绵延数里。丽莎感觉到阳光照耀在脸上，耳边是海水反复拍打堤岸的声音。她双腿垂下海堤，仰起头迎向阳光。
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过佛罗里达。
第一年的几乎每一天，丽莎下班回到家(临时工作很快就变成了固定工作），都会换上泳衣，沿着海边漫步，大西洋的海浪拍打着她赤足的脚趾。她想念华盛顿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她甚至订阅了每周日的《华盛顿邮报》，关注时事。但是阳光和沙滩给了她足够的补偿。
一开始，丽莎跟家人住在一起——她的外公外婆就住在这里。后来，在一位病人的推荐下，她租了一套房子。又过了几年，她产生了在此落地生根的想法，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丽莎在花钱方面一直很保守。她把工资存起来，收集各种优惠券，从不奢侈浪费。她的爱好都是不太花钱的——比如读书和散步。这令她有着良好的信用记录，也有足够的积蓄支付房屋首付款。丽莎犹豫过是否就此购房定居。最终她决定，佛罗里达就是她想要居住的地方。
房产经纪们故意给她推荐高价房，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她给他们一个价格范围，他们会带她看价格高出25%的房子。于是丽莎将价格范围缩小了25%，这样带看的房子就在预算之内了。房子中有很多共管公寓和完全无法住人的破烂房。丽莎有两点要求不容妥协：阳台和水景。“我并不在乎屋里是什么样儿。”她告诉经纪人。他们面带微笑地带她看了一间时髦的有花岗岩台面的两居室，如果你站在阳台的角落，使劲向左探出身子，就有可能看到一丁点儿水景。购房的初次尝试就这样失败了。
后来，丽莎在报纸上看到一间700平方英尺（约65平方米）的一居室的售房广告，房主是一对退休的老夫妇。他们很喜欢那套房子，可又想从五楼搬到二楼，好生活得方便一点。丽莎去看了这栋1960年代的白色大楼，楼名叫“皇家撒克逊”，位于棕榈滩的南端。建筑内部就像过了全盛时期的老酒店，那间公寓无疑也很小。但是阳台正对着近岸航道，棕榈树枝叶摇曳，一边是通往莱克沃斯的大桥，船只拴在桥下的小码头上。丽莎的眼前立刻浮现自己在那里生活的场景，尽管她可能是近三十年来这座建筑里最年轻的住户。
但有一个问题：这是一座纽约式的共管公寓。购房者无法申请抵押贷款，而是要通过借贷购买拥有整栋大楼所有权的那家公司的股份，从而可以占有其中的一间公寓。这种“股份贷款”包括了维修和翻新费用，更像是业主委员会的一种经费。即便住户们还完贷款，也并不拥有住房，而是拥有这栋楼的一笔股份，他们可以按市场价格将其出售。
股份贷款一般比传统的抵押贷款便宜，但是因为其不确定性——比方说，一位住户的违约，会不可避免地令其他人遭受损失——所以，贷款方会对这类贷款退避三舍，特别是在佛罗里达，这种形式的贷款并未得到广泛的推广。丽莎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预期的融资方式行不通。
那对退休夫妇很喜欢丽莎。或许，他们希望大楼中能够住进一些年轻人。于是，他们自己完成了这份房产融资。1998年，丽莎先付了2.5万美元现金。至于剩下的5.6万美元，她跟她的邻居签了一份为期十五年的固定利率的按揭协议。每个月，她都会走下三层楼，将月供还款从门缝底下塞进去。她从来没跟按揭贷款公司打过交道，也不用单买一份房屋所有人保险——她的邻居们往往在按揭贷款的时候，被捆绑销售了这种保险。丽莎的当地“银行”就在她居住的大楼里，他们同意采用这种互惠的私人交易方式。没有隐藏费用，没有浮动的抵押贷款利率，没有过去四十年来的任何金融服务创新。在美国，像这样的抵押贷款方式，屈指可数。
丽莎过回了幸福的小日子：一份她喜欢的工作；病人们的尊重和赞赏，还有令人愉悦的海景。再后来，她在美国在线的聊天室里遇到了艾伦。艾伦和丽莎都在美国东北部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中长大，之后到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开始新生活。丽莎将艾伦介绍给她的哥哥，后者经营着分销移动电话和器材的生意，艾伦开始跟他一起工作。没过多久，丽莎和艾伦就变得亲密无间，他们很快坠入了爱河。
恋爱初期，丽莎和艾伦就不再避孕，尽管这时他们还没有很明确地想要孩子。成为母亲令丽莎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2002年秋天，她怀孕了。两人沉浸在喜悦当中，计划结婚。然而，怀孕十二周的时候，一天上班，丽莎发现衣服上有一个粉红色的斑点。几个小时后，她住进了医院，医生发现孩子没有了心跳。丽莎的身体无法自然流产。医生通过手术取出了胎儿。
尽管悲痛万分，丽莎和艾伦还是结婚了。整整三年，三年中，他们满心悲痛，也怀抱着希望，接受了大量花费不菲的生育治疗，终于，丽莎再次怀孕。经历了那么多，能再次有一个小生命在体内成长，让丽莎欣喜若狂。她已经四十一岁了，她知道，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怀孕。每次胎儿踢她的时候，每次在声波检测图上看到胎儿的小胳膊小腿的时候，她都会微笑。
然后，艾伦试图说服丽莎搬家。
丽莎和艾伦住在她的一居室公寓里。这套房子就算是两个人住，也显得紧巴巴的，艾伦觉得，如果要三个人住就更不太可能了。他跟丽莎说，希望他们的女儿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中长大，能够有自己的房间。丽莎觉得，这并不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是一种责任感，一种“白栅栏综合征”。结婚生子后，人们就搬进大房子里住。社会上都这样，每个人按部就班行事。
“对任何人来说，这里都是天堂。”丽莎争辩着。她说纽约有很多家庭住在一居室的公寓里，养两个孩子和一条狗。或许过两年，等孩子开始走路的时候，等家庭资产更丰厚的时候，可以搬家，但现在不行。丽莎不想放弃她的海景。然而艾伦特别执着。
2007年初，丽莎和艾伦开始寻找新的住所。此时的房地产市场，跟丽莎印象中购买公寓时的情形大相径庭。房地产热潮席卷佛罗里达。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经过公交车站，各种信息都在轰炸着你：“新家园！”“大好机会！”“现在就出手！”一天，丽莎开车经过一群人，发现他们住在一溜帐篷里，在空地上的拖车跟前排队。这些都是准备买房子的人，他们在这里露宿两三天，只为在一片建筑新址上挑到自己喜欢的位置。房地产泡沫时期，佛罗里达的每一天都是黑色星期五。
不过，等丽莎和艾伦开始找房子的时候，房地产热潮略有降温。曾经强调紧迫性的广告牌（“切莫错过！”），如今强调的是优惠（“原价40万，现价35万！”）。专业人士们宣称，这正是抄底的时候，“买房的大好时机！”丽莎怀疑，在他们眼里，到底有没有不好的时机。
事实上，房地产泡沫漫长的衰退已经开始。浏览商业杂志的封底，你会发现一些苗头。2006年中，亚美利奎特(Ameriquest)——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公司——突然关闭了所有的分支机构。同年夏天，另一家巨头“新世纪金融公司”，也开始面临巨大的现金短缺，并在次年春天破产。
房屋所有人也感受到了压力；三年内，止赎率翻了一番。不过，对于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甚至对于潜在的购房者来说，这些危险信号都是遥远的背景音。经济分析家中的乐观派，依然大有人在。2007年年初，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向联合经济委员会声称：“次贷市场中的问题对更大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影响有限。”换句话说，只会有一次止赎浪潮，将那些买了太多房子、贷了太多款的人冲刷出去，而不是两次。收入稳定的年轻家庭——如丽莎和艾伦——根本无需忧心。
然而，尽管本·伯南克并没有预见到危机，佛罗里达的房地产商们却知道，那架维持了几十年高额利润的机器，开始运转失灵了。他们必须在市场崩溃前将剩下的房子倾销掉。尚未建好的住宅小区突然将所有房屋列入出售清单。开发商们聘请设计师，迅速为街道铺上沥青。他们降低价格，吸引购买者，飞快地清空库存。那些购房者自以为机智地低价买进，殊不知他们其实是最后一批毫无戒心地被诱骗进房地产泡沫的人。丽莎没太留意。怀孕的她依然在全职工作，她的精力有限。
一天，艾伦让丽莎去看格塞塔路的一个小区，这是全美最大的开发商霍顿公司建造的一座崭新的封闭式小区。她去了那片开发区，位于南佛罗里达一条宽阔的无限蔓延的马路旁。小区门内的住宅楼高大林立，衬得新栽的棕榈树又矮又小。左边是佛罗里达住宅小区的标配：一个巨大的不知所谓的人工湖，一座喷泉向天空中喷着水花。丽莎给艾伦打电话，问他是否确定房子真的在格塞塔路。“这些房子就像大学宿舍，根本不像家！”艾伦向她确认，地点没错。
艾伦挑中的户型，是小区里最经济实惠的。可丽莎还没走进屋，就皱起了眉头。尽管已经相对保守——两边紧邻的住宅高耸屹立——但这套房子几乎有她的公寓三倍大。一进门就是有着高高天花板的巨大客厅，丽莎觉得，天花板高得简直毫无意义。通往卧室的过道像迷宫一样，卧室分别在房子的两头。想到晚上必须穿过异常巨大、毫无用处的客厅才能照看孩子，丽莎就一阵不快。厨房没有窗户，而卧室的窗户正朝邻居家，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丽莎觉得，只要伸出手，就能实实在在地摸到邻居家的房子，前提是窗户能打得开。
出了房间，丽莎走入一个小小的后院天井，里面种了两棵小树苗，几英尺外是一条小沟，沟里有点水。这跟丽莎想象中的水景大相径庭。房子处处透露着仓促拼凑的痕迹。她对这个地方毫无兴趣。可是艾伦很有兴趣，他的父母也有兴趣，并且支持他们买房。丽莎寡不敌众，疲惫不堪，只好随他们去。
他们计划买下这套房子然后卖掉公寓。十五年的按揭，丽莎已经还了八年，因为有时候会多还一些本金，她此时只欠了大约2.5万美元。而且，那间公寓的价格早已飙升。他们算了算，公寓至少可以卖到25万美元，用这些钱来购买新房，就只剩下一小部分按揭贷款。这个想法并不冒失，几十年来，当家庭成员增加需要购买更大的房子时，人们都会采用这种策略。泡沫时代的价格增长，对于他们出售公寓来说，理论上还是很有利的。
然而，为了锁定房子，他们必须尽快签订协议。于是，2007年2月23日，丽莎和艾伦来到了DHI抵押贷款公司（霍顿公司的金融子公司）签署协议文件。为买下格塞塔路的这套房子，他们支付了1.7万美元的首付款，剩下的31.3万美元，则申请抵押贷款。因为艾伦的手机销售业务的收入不稳定，所以夫妇俩决定利用丽莎优秀的信用记录（当时是803分），将这笔贷款挂在她的名下。当时怀孕八个月的丽莎告诉贷款经办人，在签名前，她会阅读抵押贷款合同的每一页，这令经办人大为吃惊。
问题是，她得上厕所，频繁地上厕所。
于是，交易代理、地产销售以及艾伦不得不等丽莎一行行地仔细读完抵押贷款合同，还要等她不断地往返于厕所和签字桌之间。每次离席之前，她大约能看完五页。
丽莎唯一的抵押贷款经验，是跟邻居之间的私人贷款。那是一次简单的十五年固定利率的交易，而这次要复杂得多。尽管她的信用记录完美无瑕，DHI抵押贷款公司给丽莎的却是次级贷款，而非给予优质借款人的贷款。为了确保首付较低，前十年的还款额都是由利息构成的。之后二十年里，不但本金和未摊销的月还款额会增加，贷款利率还会上调。每月要多还几百甚至几千美元。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年后引爆的财务定时炸弹，到那时DHI将会大获其利。
5%的首付和还款只抵冲利息的条款意味着，十年内，这对夫妇无法积累资产净值。一旦将协议成本计算在内，只要房屋价值稍有下跌，可能只要3%，他们就会遭殃。一旦他们遭遇任何财务危机，则会面临极其危险的局面。2001年这种抵押贷款产品刚刚面市的时候，杰出的金融分析师乔什·罗斯纳指出：“没有资产净值的房子，只是一处负债的租房。”但是丽莎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利方面。认真阅读抵押贷款协议更多只是一种形式，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她没有知识背景，读不懂全部内容，而且她觉得还有一条出路：丽莎计划卖掉公寓，用这些钱来支付大部分按揭。所以，不管这些文件上说的是什么，都不会生效。当翻到抵押贷款合同的最后一页时，她签下了名字。
直到后来，丽莎和艾伦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根本卖不掉公寓，公寓的价格最终暴跌了60%以上。丽莎每周都会给代理公司打电话，每周都会听到同样的回复：没人出价。每个月丽莎都会把按揭款塞到皇家撒克逊小区的邻居家的门缝底下，然后回来再写一张支票给新房子还贷。他们有足够的积蓄，对于两套房子的按揭款也能支撑一阵，但不是永远。
3月，詹娜出生了。丽莎觉得，有了这个孩子，她受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当詹娜十八个月大的时候，新换的儿科医生在她的脊柱下部发现了一处先天缺陷，之前那位医生以为这无关紧要而忽略了。新医生让她做了核磁共振成像，诊断结果是脊柱裂。她的椎骨连在脊髓底部，像皮筋一样拉得紧紧的。如果不进行治疗，拉扯会随着时间而加重。频繁的检查和就诊，令丽莎不得不经常请假。詹娜的医生建议通过外科手术来治疗，为了手术和术后护理，丽莎和艾伦要筹集数千美元的医疗费。与此同时，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佛罗里达各地的企业纷纷破产，也包括那家手机经销商。艾伦失业了。
财务危机和情绪压力，压垮了这对年轻的夫妇，夫妻关系也因堆积如山的债务饱受摧残。更可怕的是，丽莎和艾伦羞于告诉亲朋好友他们的财务困境。2007年的佛罗里达，只要稍加注意，谁都会发现一场止赎危机的来临——卡车行驶在车道上，路边堆满了打包好的箱子，上面贴着粗体的标志“免费”——但是几乎没人公开谈论。失去房屋的邻居令房屋价格下跌，带来更多的止赎和房价更严重的下跌。于是人们有足够的理由保守秘密，尝试自己解决问题，免得被认为是社区房价下跌的罪魁祸首。结果是，止赎浪潮无声无息地席卷了佛罗里达州。
2008年1月，丽莎算了一笔账，得出结论，她还能继续支付九个月的新房和公寓按揭。之后，就不得不需要财务支援了，这在她的人生中尚属首次。她打电话给抵押贷款公司，希望他们可以调整月供还款金额或是想一些办法。尽管丽莎的贷款来自DHI抵押贷款公司，但他们却一直让她向摩根大通家庭金融服务公司寄送月供还款，后者是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的一个分支。整件事看起来有点可疑。然而，摩根大通的地位让丽莎相信她能够得到帮助。该公司一直吹嘘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稳得很”。2008年3月，当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破产时，政府邀请摩根大通将其收购。丽莎在报纸上看到其他银行左一家右一家地破产，摩根大通却似乎坚若磐石。所以，那里肯定会有些聪明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她跟摩根大通家庭金融服务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通了电话。“我有九个月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她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有完美的信用记录，我的月供还款从来没有逾期过。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工作人员让她把财务文件传真过去，说稍后会回复她。丽莎照做了，却杳无回音。下周她又打电话过去。一周又一周，就这样过去了。
跟丽莎通话的人总是换来换去，丽莎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从头讲述她的故事。他们总是让她传真新的文件复印件过去，声称之前的找不到。光是复印和传真，就花了丽莎一大笔钱。然而，她发出的文件总是如石沉大海。大通的工作人员之间似乎完全没有沟通。有的人告诉丽莎，要获得批准尚需不少时日，而下一个则说，根本没有她的申请记录，必须从头开始。这段痛苦的经历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简直成了她的第二份工作。
丽莎艰难地处理着自己的财务困境，与此同时，在癌症中心，丽莎越来越意识到，身边的病人们也在财务困境中泥足深陷。按照惯例，病人会要求医生在诊断书上签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出示给债权人以获得财务资助。然而，病人们会屡屡来找丽莎，再要一份医生证明，一份又一份。抵押贷款公司似乎总会丢失文件。丽莎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她对自己财务困难的秘密守口如瓶。病人们甚至会请求丽莎给他们的抵押贷款公司打电话，证明他们的医疗状况。然而，这只会令她面对跟她本人所遭遇的同样差劲的机构。白天丽莎跟别人的抵押贷款公司交涉，晚上则是跟她自己的纠缠，这让她倍觉挫败。
有一次，摩根大通的工作人员对丽莎说：“嗯，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但这种贷款我们得听富国银行的，是他们不肯调整。”丽莎从来没去过富国银行，也没跟他们打过任何交道。她的抵押贷款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她给富国银行打电话，问他们为什么不肯调整她的贷款，可那里的人说，没有丽莎·爱泼斯坦的记录。既然摩根大通的工作人员每天的说法都不一样，她认为富国银行的人很可能也一样。她将他们的名字添加到每周致电的清单里。然而，富国银行的人，甚至都没把她当作自家的客户。
这些推诿搪塞，耗尽了丽莎的全部积蓄。1月，她尚能谨慎地行动，可在浪费了几个月打电话、发传真和恳求后，9月时，她已深陷绝望。最终，摩根大通的一位工作人员给了她一个建议。银行处理那些违约的借款人已经够麻烦了，他们不会没事找事去关注一个仍在还款的借款人。虽然大通的人没有明说“只有当你好几次没还款时，银行才会关注你”，但暗示已经很清楚了：丽莎应该停止还贷九十天，正式违约，银行才会打电话给她。只有到那时，摩根大通才会提供帮助。
在丽莎的一生中，从未有过逾期经历——不管是房屋抵押贷款，车贷，还是水电费，任何一切。她内心认为违约是可耻的，不对的，是对她所珍视的责任的背叛。“我是一个好人，因为我的信用记录良好。”她会这样告诉自己。但是，就像在崩盘的房地产市场中遭殃的千千万万美国人一样，她绝望了。她的婚姻濒临破裂，她的女儿需要治疗，她的积蓄消耗殆尽。如果不支付抵押月供就能走出这团混乱，哪怕违背了心中的所有信条，她也会义无反顾。
2008年10月，摩根大通等银行接受了政府数千亿美元的救援资金，就在同一个月底，丽莎·爱泼斯坦没有偿还她的月供。从这一天起，她成了一名逾期的房屋所有人。她开始呕吐。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几乎每天都是如此。丽莎每天都会翻看墙上的日历，三个月后，她的体重足足减轻了二十磅。并不是因为担心失去房子——说到底，她并不喜欢那座庞然大物。更多的是因为失去了自我价值，失去了衡量她成就的价值，那一页纸上的数字，衡量着你对社会是一种贡献还是一个负担。
其间，丽莎做了一个梦。那是一个晚上，在一座大房子里，窗外大雨倾盆而下。喧嚣的雨声中，丽莎抱着女儿安抚。墙体里充满了水，水隐隐波动，冲撞着家具，不断膨胀、膨胀。最后，墙壁轰然爆开，大水喷涌而出，淹没了整个家。丽莎抓住女儿，冲出家门，跑到街上，离开了这个被淹没的家，离开了这所要吞噬她和她家人的房子。就算不去看心理医生，她也明白这个梦的含义。
九十天到了，丽莎给大通打电话。 “好了，已经三个月了。”丽莎说。工作人员说，大通会给她寄些东西，等着就好，不用担心。
两个礼拜后，有人来敲门。她早就知道了。
“是银行的人，这可不是好消息！”
艾伦拿着一捆文件，步履艰难地走进卫生间，交到丽莎手上。她平复了一下自己，撕开信封。
在佛罗里达州，贷款方如果想要取消一名借款人的赎回权，必须提起诉讼。所以，这是来自佛罗里达逾期法务集团的一份起诉状副本，这是一家著名的房屋止赎厂，他们指控丽莎违反了抵押贷款条款，并附带了一份法院传票和一叠诉讼通知。她有二十天的时间做出书面回复。
在这些传票中，她有一个极为意外的发现。摩根大通家庭金融服务公司的名字并未出现其中。也没有富国银行。丽莎的手指划过写着原告名字的段落： “美国银行——摩根大通抵押贷款信托2007-S2的受托人。”
对于富国银行怎么会跟她的抵押贷款有关，丽莎已经摸不着头脑了。现在又冒出一个美国银行——听起来根本就不像是一家真的银行，而是像电影里的银行——成了这桩止赎案件的首席原告。还有，受托人是什么？信托又是什么？
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