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石楠丛中的村庄
从精致的海牙初来乍到，津德尔特的城镇恐怕就和荒郊野岭没什么两样。多数地方也确实如此。方圆几里稀稀落落的一些房屋就组成了格鲁特-津德尔特（也称“大津德尔特”，为了与附近的克莱恩-津德尔特，即“小津德尔特”相区别）的全景。镇区的大半被沼泽和荒野侵吞：视线中几乎看不到一棵树，只有被疾风刮得东倒西歪的野草和肆意生长的灌木。除了赶着羊群偶尔经过的牧羊人、挖煤或摘石楠草扎扫把的农民，没什么可以打破笼罩在空旷地平线上的死寂。在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家笔下，这是一片“无人涉足的土地”。
只有一条拿破仑时代修建的大公路将格鲁特-津德尔特与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公路从比利时引来了陆上贸易，穿过尘土飞扬的小村庄，通往南部。笔直挺立于两旁的橡树和山毛榉一字排开，趋向无尽的远方。这儿，客栈、酒馆、马厩及贸易商店林立，数量几乎超越了容纳小镇1200人的126户人家。
商贩竞争令津德尔特成了一个脏兮兮、布局混乱、毫无规划可言的小镇。尤其在新婚的梵高夫妇刚刚抵达之后的节日时节，城镇广场上的小客栈、小酒馆嘈杂不已，里面挤满了喝酒、唱歌、跳舞的年轻人，寻滋闹事时有发生。这样的“寻乐子”场面是布鲁盖尔式的公共狂欢（布鲁盖尔就出生在附近），其中是典型的荷兰乡村人物。他们浑身上下的粗野习气向来被阿姆斯特丹、海牙等文明社会所诟病。
一旦下了公路，格鲁特-津德尔特便与来往的商贸毫无瓜葛。安娜来到这里的1851年，也就是滑铁卢事件的40年后，拿破仑公路依然是镇上唯一一条柏油马路，啤酒与制革家庭作坊依然是唯一的产业。多数农民依然靠耕种勉强糊口——种植的通常是土豆，依然用牲口犁田。津德尔特最有利可图的“作物”依然是不毛之地里舀来的精细白沙。这种“作物”销遍荷兰，能将家具和地板打磨得如牛奶般光滑。多数家庭仍旧和牲口分享着他们的一间房，仍旧买不起新衣裳。只有极小部分的津德尔特居民担负得起人头税，享有投票权，却有四分之一的贫困儿童需要接受免费教育。通常情况下，人们从北部的城市（如海牙）来到津德尔特的唯一目的就是掠夺除了沙子外最丰沛的资源：廉价劳动力。
对于像安娜·梵高这样体面的荷兰城里人而言，津德尔特不单是贫穷、粗俗的农村，它压根就不是荷兰！几个世纪以来，不论是在领土归属上，还是在身份认同上，津德尔特及其附属镇区都亲近南部的布鲁塞尔和罗马，而非北部荷兰共和国的城邦。比利时北部与荷兰南部的城邦曾隶属于布拉班特，一个中世纪的公国，在13世纪到14世纪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岁月。但随着国力的衰落，它的边界也在周边帝国的兴衰流变中愈来愈模糊。直到1581年，荷兰宣布独立于西班牙的统治，布拉班特才发现自己与北部邻邦在经济、政治，尤其是宗教上，存在着一道道无法逾越的鸿沟。17世纪至18世纪一系列的流血冲突，更是让奉行天主教与君主制的布拉班特坚定地选择站在其对立面上。
1815年，拿破仑败北滑铁卢，比利时与荷兰各旧省一道并入荷兰联合王国，南北的紧张关系一度升级。布拉班特人憎恶北部的政治和经济霸权，抵制它的文化操纵，甚至拒绝使用它的语言；而在北部人眼里，布拉班特人是那么愚蠢、浅薄和不可信任。1830年，比利时与荷兰联合王国关系破裂，宣布独立，这些盘根错节的积怨一触即发。毗邻荷兰与比利时边境的布拉班特的人民结成联盟数十年，致使许多荷兰人都相信，整个南方的三分之一都在趋于分裂。
一份签署于1839年的条约将布拉班特一分为二。这对于津德尔特这样的边境地区是致命的：道路关闭，农民与土地分离，教会脱离教堂，津德尔特及其他边境镇区在海牙的荷兰政府眼里似乎成了被占领的敌方领土。城镇周边大片漫无边际的荒野只设有一个过境站。农民必须长途跋涉，才能从石楠丛中带回土地给予的唯一物资——泥煤，而每一件过境的货品还要被边界守卫征以重税。武装部队控制了新的边境，每日巡逻以防非法移民。面对贫瘠的土壤，走投无路的津德尔特的居民只能开始猖獗的走私活动。
比利时的反叛和随后的“侵占”导致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矛盾的激化。两个世纪以来，军队来来回回横扫着津德尔特飞沙漫天的荒野，不是迎来了这派宗教，就是要驱逐那派宗教。每逢天主教势力北上，或新教势力南下，整个教会便整理铺盖逃之夭夭。那时候，教堂或遭大肆破坏，或被非法侵占。政治形势也如疾风骤雨般以极快的速度重新洗牌：新当局挺进，旧教堂被改造，旧账重算，异教徒被施以新的压迫政策。
在比利时叛乱的最后一轮混战中，天主教徒砸烂了格鲁特-津德尔特所有的小教堂，新教势力一蹶不振，一时无蓄势反扑之力。梵高夫妇20年后来到这里时，荒野上只有56户家庭是教会会众，只占人口的三十分之一。天主教势力开始大肆抵制新教商业，将新教斥为“侵略者的信仰”。自知大势已去，新教决定按兵不动，避免与天主教势力的正面冲突。
安娜的新家，津德尔特牧师公馆，就面对着津德尔特市集这个剑拔弩张的前沿“战地”。
在津德尔特，大大小小的稀奇事都发生在市集：仆人们在水井边推推搡搡，蜚短流长，长官在闹哄哄的人群中执法，驶入的驿马车和邮车在附近的马厩改组。周日，新闻在镇公所的台阶上被高声宣读。居民们得把窗子关得严严实实，才能躲避来往货马车飞扬的尘土。一到雨天，广场没有铺柏油的部分就成了一摊摊无法逾越的泥浆。
这片不起眼的牧师公馆区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近两个半世纪以来，它一直是一长溜牧师住宅，有过小规模的扩建，但至今没有任何修缮。在两侧民居的围堵下，只有窄窄的砖墙面向广场。公馆的门通向一条狭长、阴暗的走道。走道前端的一间正室被用来进行宗教活动，后端有个漆黑的单间供人居住。径直走到底，有个小小的厨房、一个洗漱间和一个谷仓，所有建筑呈连续的一字型，且暗无天日。安娜并不需要像津德尔特的其他居民一样使用公厕，因为在谷仓后边就建有一个旱厕。
面对海牙的娘家人，安娜把牧师公馆美化成了一个享受质朴和牧歌式田园生活的“乡下地方”。美丽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事实：长期在海牙过着精致、体面的生活，而今却置身这个陌生的荒野之地，这个封闭、宗教斗争激烈的边陲小镇，语言不通，民风冷漠，无人值得信赖，安娜的寂寞是那么真切，她甚至都不情愿独自上街。于是，她开始招待一拨又一拨的娘家来客，夏末，索性回到了海牙，开始长住。
对安娜来说，先前生活的种种已经一去不返，但有一点却变得愈发重要，那就是声誉。她向来活在世俗观念下。如今，在这个矛盾一触即发的是非之地，一个外乡人要摆脱孤立和敌意，“规矩”二字就显得格外重要。首先，规矩要求牧师的妻子们必须膝下有子——多多益善。上下有十几口人的家庭不在少数。这则教律无疑保障了这个边陲小镇能够世代延绵——虽然大龄成婚的安娜·梵高晚了一步，但于夏末时节返回海牙的她终于能骄傲地向家人宣布：“是上帝给予我们希望，让小生命及时来临。”
1852年3月30日，安娜产下一名男性死婴。因为这个无名的生命，小镇医师的登记本上又增添了新的条目——“第29号死婴”。世事无常，恐怕在津德尔特——或是荷兰的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家庭能躲开命运的嘲弄，卡本特斯家族尤其如此。卡本特斯家族的家谱记下了那一个个还未出世便已夭折的生命。
早年，早夭的孩子一般无法享受丧葬之礼，产下死胎便更讳莫如深。在这样一个时代，新兴资产阶级不会容忍任何一个宣扬人性、肯定人性的机会在眼前溜走：再没有什么能比为一个纯真的孩子哀悼更能俘获普罗大众的同情心了。某一荷兰作家将此种伤痛视为“人间最揪心、最残酷的痛楚”。哀叹早夭、感怀伤逝题材的诗集销量急剧攀升。在狄更斯的不朽之作《老古玩店》中，小耐尔奄奄一息的凄楚之景，令多少人潸然泪下。当不幸降临于安娜的身上时，她也不可免俗地做足了所有文章。坟墓挖在了津德尔特教堂旁新教徒的小小墓地里（对于一个死婴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一块刚好刻得下《圣经》铭文的墓碑盖于其上，刻有当时最受欢迎的诗文：“容许那些小孩子到我跟前……”碑上没有刻父母的名字，只刻有1852这一年份，以及早夭婴孩的名字：文森特·梵高。
对安娜来说，取名字不能单凭个人喜好，要依规矩办事，她生活中的其他事件莫不如此。所以，1853年3月30日，也就是一年之后，当安娜诞下第二个儿子时，他顺理成章地沿袭了祖父和外祖父的名字：文森特和威廉。
文森特·威廉·梵高恰好出生在他的哥哥死去的那一天，梵高家对这一巧合似乎不以为然，安娜继续以发条般规律的步调繁衍着子嗣。1855年，也就是文森特出生两周年后，女儿安娜·科妮莉亚来到人世；又两年（1857年），迎来了次子提奥多洛斯；再两年，二女儿伊丽莎白呱呱落地，接着是1862年临门的三女儿威廉米娜。最终，五年后的1867年，47岁高龄的安娜生育了最后一个孩子，小儿子科纳利斯·文森特。这一步调如此紧凑，以至于七个孩子中有六个出生在3月中旬到5月中旬，三个出生于5月，两个生日仅隔了一天（除了生于同一天的两个文森特）。
这就是安娜·梵高的家庭。接下来的20年，她生活在津德尔特，将全部的心血、对秩序的偏执以及对规矩的唯命是从，都倾注到对六个孩子的教养中。“在走上社会之前，”她写道，“是家庭造就了我们。”
一心一意扑在家庭上的安娜不仅是个称职的主妇，同时也恪守着阶级身份。此时，被史学家称为“胜利家庭的时代”刚刚启幕。孩子不只是成人的雏形，而且是一种独特而珍贵的存在——被称为“圣洁的孩童”，为人父母也成了一项神圣的事业。有如当时最风靡的一本育儿指南所示：“社会痼疾半点都不能殃及儿童。”成百上千本类似的书籍都在迎合、引导新兴中产阶级家庭的顽念：“来日方长，却无法弥补童年的创伤。”安娜当然也深谙此理：外面的世界很险恶；只有家，才是最终的港湾。
安娜将狭隘、保守的世界观烙在了孩子们的心头。生性不喜棍棒策略，也不擅以情动人，安娜采取了苦口婆心的说教：不厌其烦地述说血脉联系、手足情义，不遗余力地表露舐犊之爱，又悄悄暗示为人父母的奉献与牺牲。日复一日，这些说教已悄然渗进了梵高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安娜认为他们的家庭生活快乐异常，同时坚信，“家庭快乐是所有快乐的根本”，否则，未来只能充斥着“孤寂和不安”。安娜的说教效仿了当时教义倡导的“家庭一体”的神谕——史学家称之为“家庭集权主义”。在礼节上，它要求温柔地表达出对于家庭的关爱，并辅之以隐隐的啜泣。在给17岁儿子提奥的信中，安娜这样写道：“没有彼此，我们甚至无法在世上存活下去。对彼此的爱让我们不能分离，总能敞开心扉。”
在牧师公馆这个幽闭而又情绪化的空间里（有人用“怪异、敏感”来形容这里的氛围），安娜的说教似乎显得过于成功了。家庭在孩子们的成长中俨然成了海难幸存者眼中的木筏。“噢！难以想象有一个要离开我们，”16岁的伊丽莎白写道，“我觉得我们今生注定相守，我们是一体的……如果少了一个，那就是不完整的。”不论哪一个成员的离开，都会给一家子带来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团聚则常伴有欢欣的泪水和治愈的魔力。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当分离变得不可避免时，安娜所有的孩子都在承受着离别之苦。为了尽最大努力维持家庭联系，信件（不单单是文森特的信件）往来频繁。据一位姻亲所述，梵高家的孩子们成年后还是被“无以名状的乡愁”所困扰，他们依然惧怕外面的世界，宁愿在书本里借别人的温馨生活温暖自己，也不愿面对眼前的现实世界。对他们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一家人团聚在港湾般的牧师公馆里，人生最大的忧虑就是那份欢乐从眼前溜走。“家庭与手足之情何等强烈，”文森特多年后写道，“我们怀着虔诚的心向上帝祈祷：‘主啊，不要让我们迷途太远，太久。’”
毫不奇怪，对小文森特·梵高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海角乐园》，书中讲述的是牧师一家遭遇海难漂流到一个热带岛屿，被迫相互依靠才能在险恶的世界里生存下去的故事。
通过在家人身上施加严格的纪律和规矩，安娜·梵高热忱地回应了荒野生活的考验。
每天，母亲、父亲、孩子与家庭女教师都会绕小镇漫步一小时，沿途有花园，有田地，也有尘土飞扬的街景。安娜相信这样的漫步可以强健家人的体魄，让他们精神焕发。这些日常仪式不仅透露了这家人的中产阶级地位——劳动阶层没有闲工夫这样打发掉一小时——还令这一家子充满了活力。
安娜打理着一个花园。几个世纪以来，有赖于肥沃的土壤和花园果实免税的政策，荷兰人一直将料理家庭花园视作一项传统。对无须为生存发愁的19世纪的资产阶级来说，花园是悠闲和富足的标志。富人兴建乡村别墅，中产阶级青睐小块的城市地皮，而穷人也能在窗台上摆弄花盆和壶罐。1845年，阿方斯·卡尔的《花园徜徉》以维多利亚时期的感伤风格，再度唤醒了荷兰人对私家花园的未了情愫，并迅速成为卡本特斯与梵高这样的家庭最爱阅读的图书。（卡尔认为：“情若赋予花草，则最为无私。它们争相盛放，尽展欢颜。”）随后的岁月里，安娜坚信“田园劳作，聆听草木生长的声音”最能颐养身心。
津德尔特的花园恰好坐落于谷仓的后面，依城里人安娜的标准，面积并不算小。它又窄又长，与牧师公馆的形状颇为相似，被一排山毛榉篱笆齐整地圈住，边缘的缓坡一路延伸到远处的黑麦地和小麦地。安娜仔细地将它分为几个区块，临近房舍的一面栽种花木。很快，蔬菜的领地被漫天盛开的花朵侵占，被排挤到了靠近墓地的一隅。那里是牧师公馆种庄稼、割干草、培育树苗的地方。安娜忠实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品味，更青睐精巧、小丛的花木——金盏花、木犀草、天竺葵、栾树，它们可以拼成缤纷的花床。她认为气味比色彩来得重要，却又很喜欢红色和黄色。越过花床是一列列蓝莓、覆盆子丛和果树，有苹果、梨、梅和桃，一到春天，就将整个花园装点得色彩斑斓。
整个漫漫冬日都困在阴暗的牧师公馆里的安娜一家，像欧椋鸟和雏菊一样对季节的变化体察入微。一觉察春天的来临，他们便如同被释放的囚徒一般倾巢而出。自那时起，家庭的活动中心也转到了花园。多洛斯在那儿研习和创作布道词。安娜在遮阳篷下读书。儿子们在收割完的庄稼丛中嬉戏，在津德尔特精细的沙道上搭建城堡。梵高家的每位成员都担负起了培育花园的重任。多洛斯栽培果树和藤蔓（分别是葡萄和常青藤），安娜种花，孩子们也被一一分配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用来耕种和收获的小块土地。
受卡尔的防虫诀窍和悉心耕种理念的启发，安娜利用花园向孩子们传授自然中蕴藏的人生奥秘。四季的更替预示着生命的轮回，而这样的轮回能在花开花落间清晰地被捕获：紫罗兰预示着春天与年少的勇气，常青藤在冬季也不会枯萎。文森特后来写道：“即便花黄叶落，鲜活的生命也能绝境逢生。”树木——尤其是树根——预示着生生不息。（就像卡尔所说的那样，某些树，例如丝柏，“在墓地里反而长得更加生机勃勃”。）在安娜的花园里，太阳就像赐予我们“内心和平”的上帝，堪称“甜蜜的造物主”，给植物的生长带来阳光，而星星则预示着太阳在清晨会重返人间，“从黑暗中孕育光明”。
象征主义传达的所有教诲都被文森特融入了画作——不论是基督教神话，还是艺术和文学，所有的一切都在母亲的花园中萌芽。
梵高一家在牧师公馆的后屋用餐。依照安娜一贯的风格，吃的食物也得按规矩来。她认为，规律、适度的饮食对塑造健康的体格和健全的道德感至关重要。但面对有两个厨子的小小厨房，倘若恰巧又时值周末，安娜便会渴望一顿精致的中产阶级大餐。如果说晚餐是“家庭祭仪”中的日常敬拜，那么周日的晚膳就是大弥撒。四五道餐点的低调奢华，叫孩子们难以忘怀，尤其是文森特，他一生都在与食物抗争，曾多次尝试短暂断食，他与家人的复杂关系也从中被折射出来。
晚餐后，大家会围坐在火炉旁进行另一项仪式：学习家庭历史。父亲多洛斯在这方面尤为擅长。据女儿利兹1回忆，爸爸会给他们讲祖先的种种辉煌经历，他们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报效国家。昨日的辉煌将安娜重新带回了她曾经的阶级与文化，给荒野上这颗孤独的灵魂带去了些许抚慰。事实上，和这一代的其他人一样，安娜和多洛斯对他们国家的过去抱有深切的怀旧之情——在17世纪的那个“黄金时代”，一个滨海城邦统治了世界全部的海域，孕育了一个帝国，在科学与艺术上领跑西方文明。梵高一家不仅因为这样的炉边教诲而着迷于历史，还开始对这个失落的伊甸园心生出朦胧的向往。
安娜和多洛斯的孩子们都继承了对往日的国家和家庭的眷恋，但大儿子文森特尤为强烈地感受到了爱恨交织。文森特形容自己“在往昔的魔咒中迷了心窍”。即便成年后，他还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和历史小说——在他眼里，往昔总比现世来得美好、纯净。从建筑到文学，他哀悼昔日的辉煌（那些岁月“艰难却高贵”），哀悼眼前这个时代的庸碌、麻木和淡而无味。文森特认为，文明永远处在“衰退”的状态，社会也总在“腐朽”。“我的空虚感与日俱增，”他后来表示，“这种空虚无法用这个时代的东西填补。”
在艺术喜好上，文森特一直偏爱怀才不遇的艺术家、陈旧的艺术主题和过时的流派。一旦谈及当代艺术和艺术家，他便唉声叹气，大发牢骚，满怀愁思地赞美那一个个昙花一现的艺术伊甸园。像母亲安娜一样，他深深感到欢乐易逝——“现代生活的转瞬即逝令人绝望”，他深信只有回忆才能抵挡时间的残酷。一生中，文森特的思绪多少次偷偷拜访往昔岁月。在恍惚中，在蓦然间，他置身于昔日的辉煌之中。有时，他陷入其中，数周萎靡不振；有时，某些追忆又能奇迹般给予他无穷的力量。“生命中有一些时刻，你的心可以平静如水，”他后来写道，“我们的生活有时好比一条必须穿越荒原的小道，但并不总是那样。”
梵高一家消磨夜晚的方式几乎一成不变：阅读。全家围坐，大声朗读，阅读不再是一种孤独、封闭的体验，也让这一家子和周围无数目不识丁的乡野教徒们相区别。一开始，安娜和多洛斯互读或给孩子们读，大的给小的读；后来，孩子们给父母读。大声朗读抚慰了病中人，让忧心者忘记忧愁，给无知者带去智慧，给无所事事者带去欢乐。不论是在花园的遮阳篷下，还是在油灯的微光前，阅读声成为了（也总会是）令人欣慰的声音，讲述着家庭的和谐统一。多年后，孩子们天各一方，却仍热衷于交换和推荐书籍，好像只有全家人都读过，这本书才算被消化完毕。
除了被视为“最佳读品”的《圣经》之外，牧师公馆的书架上还藏有众多教诲人心的经典：譬如席勒、歌德、乌兰德和海涅的德国浪漫主义，莎士比亚（荷兰语版），甚至一些法国作家（如莫里哀和大仲马）的作品。而诸如歌德的《浮士德》，巴尔扎克、拜伦、乔治·桑的作品，以及后来左拉的现代主义作品，皆因思想超前、扰人心绪而被安娜排除在外，她认为以上各家“胸怀虽然博大，心灵实为污秽”。当时最伟大的作品《马克斯·哈韦拉尔》（又名《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由爱德华·德克以穆尔塔图里为笔名所撰写）也受到了安娜的谴责，因为它猛烈地抨击了荷兰帝国对印尼的殖民统治，以及荷兰中产阶级的虚伪和自命不凡。至于那些种类繁多的儿童流行读物，尤其是产自美国、讲述印第安人与牛仔的故事的书籍，以正统的教育标准看来，显然“过于激进”。
像维多利亚时期欧洲的其他书香门第一样，梵高一家对感伤小说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人们都争先恐后地阅读狄更斯和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的新作，后者也是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文人（“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漆黑夜晚……”便是出自他手）。斯托夫人所著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国完成连载后仅一年，荷兰语版便已经在津德尔特面市，此时恰逢文森特出世。这部小说不出意料地在牧师公馆受到了推荐和赞赏。
梵高家的孩子们可以经由两条途径进入由父母精挑细选、严格把关的文学世界：诗歌和童话。诗歌简单易记，朗朗上口，教导孩子要善良、忠诚和敬重父母。童话则单指安徒生的童话。安娜新婚时，《丑小鸭》、《豌豆公主》、《皇帝的新装》和《小美人鱼》等故事已经风靡世界。安徒生的故事没有明显的宗教意味，也不刻意说教。维多利亚时期的父母开始认为童年应当是充满幻想的，安徒生的童话迎合了父母的需求。书中不露声色地揭露了人性的丑恶，结局也常常并不圆满，而对于这些牧师却未加注意。
文森特可不会受制于父母的喜好。他一生的阅读习惯可在早年的经历中窥得一二。文森特的阅读速度飞快，这一习惯保持了终身。首先，他会挑选一个喜爱的作家，然后花上一周一口气读完他的全部作品。他一定很享受早年的诗歌训练。后来的日子里，他仍继续背诵成卷的诗篇，偶尔在信件中引用三两句，或者花费数天的工夫将它们分毫不差地誊写整齐，并装订成册。安徒生也是他保留的嗜好之一。我们能在文森特异想天开的世界中清晰地找寻到安徒生的影子：饱含灵性的植物、人格化的抽象、放大了的情绪和唐突的意象。多年后，文森特依然认为安徒生的童话“万般真实，又美妙至极”。
面对孤立和逆境，梵高一家利用假日这一特殊机会来展示家庭团结。在津德尔特，模范新教家庭的日历上总是挤满了各种庆典：教堂日、国庆、生日（父母的兄弟姐妹的，甚至是仆人的）、周年日，以及“命名日”（与本人同名的圣徒的纪念日）。安娜在牧师公馆操办着各种节日，为了家庭团聚的时刻挥霍着她的精力，沉浸在乡愁中。绿色植物、旗帜、时令花束装点着黑漆漆的屋子。除了鲜花和成串的水果，桌上还陈列着特殊的糕点和糖果。后来的岁月里，不管旅途多么艰险、漫长，安娜的孩子们都会团聚在这样的庆典上。要是不能成行，信件便会飞至每个人手中。喜气洋洋的节日里，家庭成员会互道祝福——正是由于这项荷兰传统，每一个节日都成了一场家庭盛典。
日历上一长串的节日中，数圣诞节最为重要。12月5日的圣尼古拉斯节前夜，就有圣诞老人上门分发糖果和礼物，一直到26日的节礼日，梵高一家都沉浸在神圣家族及自己家庭团聚的氛围中。在这几周里，牧师公馆的前屋总会萦绕着阅读《圣经》的声音、圣诞颂歌，以及小圣会的成员在扎满花环的壁炉前品尝咖啡时的欢声笑语。在安娜的叮嘱下，孩子们将巨大的圣诞树缀满了金银二色的彩带、气球、水果、坚果、蜡烛，还有一把把糖果。孩子们的礼物都堆在树下。安娜认为：“圣诞节是居家最美的时刻。”圣诞节那天，多洛斯会领着文森特和他的弟弟们走访病中的教友——为他们“带去圣尼古拉斯”。
每个圣诞节，一家人都会依偎在后屋的火炉边，从狄更斯的五部圣诞小说中选一部来读。其中两部一直烙印在文森特的脑海中：《圣诞颂歌》和《着魔的人》。一年又一年，文森特反复读着这些故事，其中有浮士德式的神秘来访，有陷于危难的孩童，有家庭和圣灵给予的魔力。文森特认为这些书“每次读来，都历久弥新”。津德尔特炉火边的那个小男孩永远也意料不到，将来的某一天，他的心也会经历狄更斯笔下的纷扰回忆和母子疏离的折磨苦痛。那个时候，他只知道，圣诞与家庭有着一种不解之缘。在随后的日子里，这种感觉愈来愈清晰强烈。“我觉得，”就像《着魔的人》中那个饱受痛苦记忆折磨的吝啬鬼雷德劳所说的那样，“主的降生，就意味着所有我曾为之喜悦、为之忧伤的人也一道降生了。”
没有互赠礼物，节日庆祝就算不上圆满。从记事起，梵高家的孩子们就被要求自己动手为生日和周年制作礼物。每个人都懂得如何包扎花束和摆放食篮。日复一日，所有人都被训练得一手为节日添彩的好技艺。姑娘们懂刺绣、钩边、打结和编织，男孩子们会陶艺和木工。
同时，在母亲的监督下，每个孩子都会画画。他们掌握了拼贴、摹图、上色等装饰艺术，以便于装饰他们总在交换的礼物和便签。一个简单的盒子上也许绘有彩绘花卉，一首摘抄的诗篇旁可能点缀着一枚剪贴花冠。他们给喜欢的故事加上插画，模仿寓意画册给图像搭配文字。虽然那些曾装饰了梵高家节日礼庆的拼贴和刺绣最终无可避免地被各式印刷品和商店购得的礼物替代，自制的礼物还是会被视作对家庭奉上的最虔诚的献礼。
要在环境严苛的荒野生存，安娜的孩子们必须要像前线的战士一般服从纪律。无数友好、不友好的眼睛都在虎视眈眈。牧师公馆的律令就在于两个字：责任。就好像安娜声明的那样：“责任高于一切。”
这样的训诫承载了加尔文教义和荷兰百年国情的积淀。饱受洪水滋扰的荷兰人民对于加尔文教的口号“无责任即是罪”格外感同身受。早年，海坝一旦决堤，每人的责任都清晰明了：手执铁锹冲向缺口。夙怨被搁置，“堤防和平协议”迅速达成。质疑者和忤逆者遭到驱逐，破坏者予以处决。倘若一家失火，这家主人有责任立即扑灭，以免殃及邻里。责权的明确有效避免了灾祸的蔓延。而到了安娜这一代，责任一词已被奉若神明。在某种意义上，在梵高这样的荷兰家庭心目中，责任、庄重和坚强就是家训。
维持家庭的社会地位无疑位列各项责任之首。
当时，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断言：“在欧洲，不会有哪国民众比荷兰人在生活方式、社交圈等方面更饱含阶级意识。”跻身上流阶层几乎全无可能，阻力极大。与下层为伍则被视为人生最大的错误。城乡阶级差距显著，没有什么比一辈子要定居在津德尔特这样的乡下地方更叫人泄气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安娜以海牙中上层小姐的身份换取了津德尔特牧师妻子的生活。
牧师夫妇在津德尔特小小的精英圈子中声望颇高。几个世纪以来，多洛斯·梵高这样的神职人员扮演着道德和智识楷模，一刻不停地为这个国家疗治精神痼疾。至今，担任神职仍是两种出人头地的途径之一（另一途径是出海）。多洛斯薪水微薄，但教会为他配备了必要的生活设施——一栋住宅、一个仆人、两个厨子、一个园丁和一辆马车——这一切都让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殷实富足，也缓解了他们内心的拮据感。午后，父亲戴着大礼帽，家庭教师领着孩子们散步的情景进一步维持了这样的假象。凡此种种，暂时缓和了安娜来到津德尔特的不甘之心。她顽固地依赖着声望给她带来的种种慰藉。“我们贫穷，”她总结道，“但所幸我们还有好名声。”
为了保护这仅有的好名声，安娜在孩子们的脑中灌输了一项训诫：只能与“上流圈子”的人社交。她认为，与出生良好的人为伍，幸福与成功源源不断；而一旦交友不慎，失败与罪恶便会紧随其后。在孩子们的一生中，安娜总是不遗余力地鼓动他们结识显贵，殚精竭虑地避免他们和“下层阶级”来往。要是哪个孩子被请到“大户人家”去做客，她会乐得咯咯直笑，然后就如何延续这层关系给出具体的指示。
在津德尔特，“上流圈子”只包括几户来避暑的显赫人家和一些新教家庭。这个圈子之外和之下的领域，安娜绝不允许孩子们涉足半步。这个圈子之外，只有天主教家庭；而在这个圈子之下，则生存着津德尔特的劳动阶层——他们拥挤在黑压压的节日市集，不论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只要和他们在一起，便能将形形色色的野蛮举止和低劣行径尽收眼底。“与上层社会交往更为妥当，”她建议道，“同下层阶级打交道则意味着将自己暴露在各种诱惑之下。”
更底层的是劳工和农民，他们灰头土脸，无名无姓，无地无产，永远不会进入小姐绅士们的视线。在安娜这类上层人士的眼中，他们不但愚昧低俗到无可救药，更缺少“一颗丰盛的心”（敏感度与想象力），面对死亡都十分麻木。梵高一家读的一本育儿书这样形容这一阶层：“他们不过只有小学文化，为赚得土豆糊口终日精疲力竭。他们的心与他们的头脑一样贫瘠，全然丧失了爱与忧伤的能力。”
为了确保不逾越阶级的界限，梵高家的孩子们被禁止上街玩耍。于是，多数时间里，他们待在牧师公馆或者花园里，好像被隔绝在了一座孤岛上，唯有彼此相伴。
即便是在津德尔特这样偏远的小地方，想要跻身上流圈子，也得衣着得体。“整洁示人，”像安娜教导的那样，“也是一项本分。”长久以来，荷兰人对衣着独有一种偏执。他们向来将此视为一个展示阶级微妙差别的舞台。多洛斯这样的绅士通常戴礼帽，劳工阶层（及孩子们）则戴无檐帽。绅士通常穿挺括的长衫，雇工们则着罩衫。只有像安娜这样享有闲暇的妇女才会不厌其烦地将笨拙的有箍衬裙武装在身上。衣着同每日午后的散步一样，是显示他们中上阶级身份的标志。
梵高家的孩子们无可避免地感受到了衣着的魔力。每得到自顶级商店购得的一顶礼帽、一套西装或是一件大衣，家庭地位和尊严仿佛也有了飞跃。后来的日子里，父母源源不断地给孩子们灌输在津德尔特日间散步的各式礼仪：“在公众前亮相的时候，要确保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绅士。”无疑，整洁的外表和精巧的装扮有时比阶级地位更能说明问题：它们彰显的是有序的心灵。“外在的穿着是内心世界的反映。”安娜和多洛斯这样教导孩子们。衣服上的污渍好比心灵上的污点；而一顶昂贵的帽子不光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形象，同时也在不言而喻中呈现了一个光鲜的内在自我。
津德尔特的午间散步还有其他的礼仪规范：得体的衣着展示了良好的行为和高尚的道德感。在孩子们的余生里，在公共场所的任何步行都被孩子们看作是一次心灵的时尚游行。多年以后，安娜依然叮嘱提奥穿着高级西装去散步，“好叫人们知道你是牧师梵高的儿子”。当文森特离家20年后出现在阿尔的医院（他因精神失常割耳自残而被囚禁于此）时，他首先关心的是：“该有一身新的行头以供出行使用。”
在津德尔特的牧师公馆，心灵也有必须履行的规约。荷兰人称之为德性。安娜认为这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和源泉”。作为圣三位一体的最后一项处世神谕，德性召唤荷兰人振奋心神，抵御情绪风暴的致命袭击。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胜利过后总有失败，富足过后总有贫瘠，安宁过后总有动荡，黄金时代总会被世界末日所取代。面对命运的残酷沙漏，心灵要找寻一处坚固的中间地带。不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不论意气风发还是丧气绝望，不论是衣食还是艺术创作，荷兰人总竭力遵循一条黄金法则：小心翼翼地保持骄奢与俭省之间的平衡。
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从不在公共场合外露不合时宜的情绪。德性说不仅与这一价值观不谋而合，也与新教对于加尔文式狂热教义的拒绝相匹配。安娜保守多虑的性情再一次与时代精神结成了联盟。在她反复计算和不停谋划的忧郁小世界中，她早已对如何平衡正负两种情绪得心应手。她自然而然地将自己视为保障牧师公馆免受情绪风暴蹂躏的舵手。“美好之后总有不幸，”她告诫孩子们，“困难和麻烦之后总有安慰与希望。”欢愉过后，安娜总不忘叮嘱家人欢愉背后的代价——那些被遮蔽了的“阴暗面”。但过度的忧虑也不被允许。“方寸不乱，泰然自若，才能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安娜总结道。
梵高家的孩子们成长在一个被抽干了情绪的世界里，一个被抹去了色彩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好比一架恒久水平的天平，一头托起的是骄傲与激情，而另一头则沉淀着冷漠和自省。一旦失衡，德性便会即刻令天平恢复原位。这是一个积极总会被消极中和的世界；这是一个赞美总会被期许冲淡，鼓励总被预兆折损，热忱总被谨慎浇灭的世界。离开牧师公馆这座孤岛后，没有哪个孩子能摆脱极端情绪。对此，他们麻木迟钝，毫无经验，只能手足无措，眼睁睁望着失控的情绪毁掉他们的生活。
正如安娜告诫的那样，责任、庄重和坚强，是幸福生活的真谛，是道德生活的指南。否则，“就算不上一个正常的人”。无法遵从这些律令将是对生灵、阶级和社会秩序的亵渎，会使家庭蒙羞，甚至更糟。当时的书籍中充斥着“糟糕的生活”如何导致声名俱裂的故事，以此警醒世人。而近在眼前，就有多洛斯的侄儿如何因为不光彩的行为使得他的寡妇母亲惨遭排挤，如家史中记载的那样，最终“在穷困中死去，使家庭蒙了羞”。
时时被这样的噩梦惊扰的梵高夫妇给孩子们灌输了世上幸福稀缺、艰险重重的观念。走错一小步就会导致惨痛的后果，跌进多洛斯所指的“无尽的深渊”。于是，孩子们在成长历程中最为惧怕的便是“功亏一篑”。据记载，失败的“愁云笼罩在他们心头”，自怨自艾的情绪一直存在于离开牧师公馆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们该有多爱爸爸妈妈呢？”一个孩子在给另一个孩子的信中哀怨地写道，“我对他们来说还不够好。”
每到新年前夜，梵高家的孩子们便会围在一起祈祷：“愿主为我们免去内疚之苦。”文森特往往是其中最虔诚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