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驶向风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伯伯那俯瞰阿姆斯特丹港的大房子里，文森特每天都可以看到壮观的军队操练。每个清晨，工程兵部队拥进海军造船厂——人数那么多，以至于他们的靴子踩在步道上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大海的呼啸声”（文森特写道）。从清晨升起第一缕光线（夏令时间的5点）到灯火亮起，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有的人在造船厂制造从装甲舰到高杆帆船在内的一切东西，但大多数人要到码头报到。在那儿，他们光着膀子操作着蒸汽挖土机和起重机，与倔强而无情的大海搏斗着。
文森特把他们的每日拼搏称为“壮观的景象”，接下来便观察他们每日戏剧般的劳作。他写道：“想要知道该如何工作，那么请看看这些工人。”只有“耐心、坚持”和对“上帝的相助”抱有信仰才能完成伟大的任务。他看到他们不仅与阿姆斯特丹轻软的“泥土”斗争——水多于泥，需要更多的沙山来填补，还要提防各种不可预见的危险。此地离西边浩瀚的北海仅有20英里，东临乖戾的须得海，一不小心，风暴就能吞噬几条生命，淹没堤坝工事，掐断防线，冲撞临时码头，将沙子一扫而空，毁掉几周以来的工作。但第二天，工人们还得回来收拾残局，挽回损失，重筑堤坝，重新挂好吊杆，再建脚手架。接着，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把大海围得再远一点，把堤坝建得再高一点。
这就是文森特目睹的荷兰历史。从13世纪在阿姆斯特尔河筑起第一座大坝起，这个被称为阿姆斯特丹的文明机器就一直在与自然进行着抗争。历史学家称它为“不可能存在的城市”。在黄金时代，当荷兰与生俱来的致命缺陷令人一筹莫展时，阿姆斯特丹开始了筑堤修坝的计划，形成了一个个形如嵌套碗、同心半圆状的独特运河水道结构。富有的阿姆斯特丹商人们将木桩打入软基地面来支撑他们气派的联排别墅。但任凭他们多么努力地挖沟造渠，满是泥塘的低洼地从未真正干涸。不论他们往大堤背面填了多少沙子和表层土，建筑仍会下沉：人行道分离，地基开裂，房屋东倒西歪。
海港的生成也违背了逻辑和常理。海港并非濒临大海，与大海之间隔着迷宫般的小岛屿和浅滩。由于海峡两边的狭长地带被圈地开垦，浅滩上堆满了淤泥和瓦砾。喜怒无常的沙洲和劲风让船只在驶进港口之前必须离岸搁浅几日，等待合适的天气。自知城市无可救药的阿姆斯特丹人从不像欧洲其他城市骄傲的市民们一样忙于为自己的城市树碑立传：他们没有修建气派的林荫大道和盛大的公共广场，也没有为昨日的荣光立起纪念碑。有批评指责他们只注重物质，缺乏信仰，但显然，在沙地上大肆动土既算不上好买卖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但他们终归还是开始动工了。1876年，通向北海的新运河通航后，阿姆斯特丹经历了另一轮不可思议的辉煌。文森特在伯伯家中目睹的日夜苦干只是上百项工程中的一项。还昏睡在17世纪的城市自此醒来，驶向新的工业时代。海港被扩建，新的码头拔地而起，新的岛屿纷纷出现，阿姆斯特丹的港口艾湾和铸钢打铁、蒸汽机的引擎的声音一起轰鸣。轰隆而来的铁路带来了全新的巨型码头火车站。运河消失了，新的城市中心出现了。至此，阿姆斯特丹人有了树碑立传，甚至建博物馆来赞颂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的念头。文森特每到一处建筑工程，就能看到立于其旁的沙山——阿姆斯特丹人用于记录辉煌和不朽的纪念碑。每一座都是希望压倒成见、理想压倒现实的见证。
每一个街角都为即将开启奋斗历程的文森特传递着灵感和希望。“有时候，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他这样宣布，“都应该以坚定的信仰完成一件事。”放下了工作的文森特（他没有接受伯伯安排的工作）可以毫无保留地将精力投入眼前的事业。但，这是一项棘手的重任。要想学习神学，他需要先被大学录取。即便对于上过预科的高中生来说，这也是一项挑战（尤其是拉丁语，高等学府均用拉丁语授课）。只有少部分的高中毕业生有幸能进入阿姆斯特丹的三所大学。文森特九年前离开蒂尔堡学校时还是个初二的学生，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对他来说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前人们就告诫他，准备这些考试可能要两年。
文森特决心提前将它完成。“愿主赐予我智慧，尽早完成学业，”他焦躁地写道，“让我能成为一名称职的牧师。”他为自己安排了紧凑的学习计划，从黎明的拉丁语和德语到深夜的算学和代数。白天，他集中学习文学、历史和地理。学习时，他总手握一支铅笔，挑灯夜读，将学习内容总结成大段大段的摘要，直到眼睛酸痛。他常常机械地抄写课文，有时把整本书都照抄下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学习方式了。”他坚持道。大多数晚上，他都在客厅学习，在煤气灯下奋笔疾书，直到伯伯（做了一辈子水手，他已经习惯早起）催他就寝。回到阁楼房间后，他试图继续学习，但发现“到了晚上，睡眠的诱惑力如此之大”。
《圣经》并不是考试的科目之一，但将它束之高阁，文森特做不到。很快，他又开始翻来覆去地学习《圣经》，在忙碌的学习中挤出时间摘抄了一个个长长的寓言和奇迹故事，然后以年代为顺序用英、法、荷三语将其编排起来。他向提奥解释道：“毕竟《圣经》是必不可少的。”
文森特在这些科目上花费的心思甚至远远超过了他对未来事业的向往和热情。他笑称自己好比“一只啃着肉骨头不放的小狗”。他在信中骄傲地宣誓着“坚定”和“毅力”，保证“在上帝的恩德下”，“打场漂亮的仗”。文森特不顾伯伯的“宵禁”政策，黎明便起床，“深夜”才入睡。“我必须尽可能地珍惜时间。”他告诉提奥。偶尔去亲戚家串门，别人在玩牌，他却一直捧着书。即便走在阿姆斯特丹迷宫般的街道和运河边，他也还是在阅读。在此期间，他从未出过城，即便提奥给他提供路费，让他去海牙看画展也没能让他动摇。
但每周他会休息一次。确切来说，不算是休息。像在多德雷赫特一样，他会空出周日去听布道——甚至听一整天（有种说法是一天听“六七场”）。他6点离开伯伯的宅子到最近的东教堂去参加早间仪式，伯伯简在那儿有一张坐席。接着，他会沿着河滨走一英里赶往老城区。那儿建于15世纪的奥德瓦兹礼拜堂有着酷似船只的格子房梁，椽子上雕刻着的异教徒的脸异常狰狞。这座教堂现在已被环境更好、更时兴的教堂所代替。通常，在这个古老教堂的长凳上，只有老水手、海军学校的学生和周围孤儿院的孤儿给文森特做伴。但斯特里克姨父经常在这儿布道，文森特也时常到他家串门。文森特仰慕姨父“热切、真挚”的布道，有时甚至大老远地从其他教堂赶来听他的讲演。
礼拜堂往西几英里，就是西教堂。这是荷兰最大的归正教堂之一。全阿姆斯特丹都能隐约听到里面钟塔的报时声。在那儿，文森特能聆听到另一位他敬仰的牧师波斯都茂斯·耶利米亚·迈依杰斯的讲道。多洛斯已将文森特引荐给了迈依杰斯的父亲。他本人也是一名牧师。当文森特见到“个子高高、一表人才”的小迈依杰斯时，他仿佛见到了未来的自己：是牧师，也是牧师之子。从西教堂出发再往北沿着王子运河走半英里，就来到了北教堂。斯特里克和老迈依杰斯偶尔都会在那儿讲道。
四座教堂——东教堂、西教堂、北教堂与奥德瓦兹礼拜堂就是文森特周日行程的坐标。仅在一个周日来回，不论寒风酷暑，不惧黑夜暴雨，他总能出人意料地往四面八方走上七八英里，无人能够阻挡。连欠缺幽默感的文森特都向提奥自嘲道：“经过我眼皮底下和脚下的石门槛和教堂简直不计其数。”
文森特的老师毛里茨·本杰明·门德斯·达·科斯塔目睹了文森特的热情渐渐熄灭的过程。文森特叫他“门德斯”。门德斯是葡萄牙籍犹太人，与亲人们一起住在海军码头半英里外的东阿姆斯特丹旧犹太区。他看起来并没有26岁的样子，一脸大胡子，一副典型的西班牙裔犹太人的模样。5月初，从斯特里克那儿对文森特的“怪异行为”有所耳闻的门德斯将文森特收入门下，在俯视乔纳斯·丹尼尔·梅耶广场的家里对其进行指导。门德斯发现这个学生不像其他同龄人，倒是“沉默得出奇”。“他的模样倒不是很糟糕。”门德斯在30年后回忆道。在别人眼里，文森特的红发、雀斑、“平淡无奇的脸”和“扭捏、局促不安的手”处处透露着乡下人的“粗野”。但在门德斯看来，“这样的怪异似乎有点可爱”。
因为老师的眷顾，文森特对老师报以极大的仰慕。面对提奥，他称门德斯为“非凡的人”，还说“也许这世上天才很多，但我不会轻易称人为天才”。他在早课时带去了书籍、画作和鲜花作为礼物，感激门德斯对他的“善意”。他关心老师的盲人弟弟和智障阿姨。即便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依然遭受着社会歧视。为了表明心迹，文森特赠送给了门德斯一本书，上面写着“在上帝心中，没有人种、贵贱、性别之分”。一旦门德斯表扬了他，文森特就会迫不及待地告诉父母。“门德斯告诉文森特，他有信心能让他完成学习任务。”7月，松了一口气的安娜把好消息告诉了大家。
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文森特更是加倍努力。门德斯这样生动地描述通过书房窗子看到文森特迈着坚定的步子来上课的样子：“我看到他……衣着单薄……穿过宽阔的广场……书紧紧地夹在右手臂下面，头高扬在风中。”
但麻烦似乎一开始就存在。凡事不会因为文森特的热情而进展顺利。“一切并不是那么如我所愿。”他承认。他安慰自己“不要心急”，“熟能生巧”。他也开始寻找借口。“这些年来一如既往地坚持学习也实属不易。”他向提奥解释。但几周后，他向家人汇报情况时的心情从乐观转为了沮丧。多洛斯很怀疑他的决心。他祈祷能出现什么转机好让他再次振作。“失望和痛苦的阶段过后，”他想象着，“人们通常一下子又能回到热情高涨的阶段。”然而，这个转机终究还是没有出现，文森特成功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但通常情况下，”他也坦言，“这不太可能发生。”他把自己比作先知以利亚，等待洞穴里传来上帝“轻柔、笃定的声音”。“人类做不到的，”他安慰自己和提奥，“主可以做到。”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奇迹还是没有发生。上帝的声音也没有等到。挫败的文森特变得心不在焉。他开始踌躇地、一路慢悠悠地晃过热闹的犹太人聚居区，去门德斯家上课。散步时，他越走越偏，越走越远。他走到海堡区的海边，来到城郊的犹太人墓地，走到更远的“农场和草地”。他总跑去书店买一些鲜有人读的书籍。他承认，“我总会制造一些借口跑去书店”，因为书店“总让我觉得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事存在的”。文森特开始向提奥抱怨夜读《圣经》时的不满：“等读完后，我想我会看些更值得看的东西。”他给提奥和父母的信也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有时甚至一天去两封信。）字里行间透露着不安，在自我安慰的自省和誓言中反而更加难以自控。
仲夏，热浪灼烤着城市，干涸的运河发出了恶臭。文森特曾经的热情已被消磨成频繁的抱怨。他痛苦地写道：“想一想，还有什么比在阿姆斯特丹，在犹太区，在令人窒息的烈日下午学习希腊语，同时，博学而精明的教授们安排了一大堆艰难的考试等着你，更让人绝望的呢？”他抱怨：“长时间的乏味学习丝毫没有效果。”他开始因自己的痛苦而埋怨别人，愤愤地说着如何讨厌自己的工作。第一次，他想到了失败。“那么多人对我寄予了希望，”他写道，如果我失败了，谁又会在意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人们只会摆出这样一番姿态：我们尽全力支持你。但是你呢？真的努力了吗？我们的付出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
现在，“尽管诸事不利”，当他自问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时，答案似乎让他绝望：“这样我就知道该如何回应那些指责与责备。”
然而，斯特里克姨父在8月对文森特进行考核后，大家一致认为按文森特现在的状况他应该继续坚持下去。虽然文森特不再有往日的激情，但就像他说的那样，斯特里克和门德斯认为情况“没那么糟”。
在阿姆斯特丹，文森特还是一如既往地孤僻和离群。“我希望他能给自己找找乐子，”多洛斯写道，“他不应该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了。”仅仅学习了几周以后，文森特便抱怨“自己很沮丧”。他坦言：“我常常会低落和恐惧。”一想到等待着他的一堆令人厌烦的挑战，他就会觉得头痛。“我的头有时觉得很沉，有时又烧得难受，让我不知所措。”这是他记录下来的即将引发未来灾难的第一个噩兆。
海军上将约翰内斯·梵高（伯伯简）
和伯伯同住的文森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据一位家庭成员所述，海军上将约翰内斯·梵高是个一头长灰发、方颌、腰板直挺、“过度注重规矩”的男人。“不论是在公共还是私人场合，他都讲究军队式的纪律。”曾在世界那头的战场上厮杀、历经常年航行的艰险、与家人分离长达五年的伯伯简，对这个阴晴不定的侄子的耐心少得可怜。他在战场上指点江山，他在不知名的海域挥斥方遒，当蒸汽还是一种稀罕的动力时，他已经率领了海军的第一批蒸汽船。即便是在暴风骤雨中，简也能精准地驾驶航船，他在灾难前的“笃定和勇猛”早已声名远播，赢得了部下的景仰、上级的尊重以及国家的荣誉。
妹妹利兹表示，年逾六旬、结束了戎马生涯的简当初接纳文森特纯粹是“看在他父母的分上”。尽管他偶尔会在公务外出和走亲访友时带上侄子，但事实上，两人连用餐都不在一起。只有当文森特的奇怪行为惹恼了这位司令员时，他才会留意到侄子的存在。（“我再也不能熬夜了，”文森特在10月给提奥的信中提到，“伯伯对此严厉禁止。”）家史上说，简从来都是自信满满，“看准了，就会一往无前”。文森特的自我怀疑和摇摆不定对于简来说更是可憎。对于这个沮丧的侄子，他显然只有一个建议：“像士兵那样勇往直前。”
那个秋天，不论文森特走到哪里，亲人们似乎都乐此不疲地扮演起了监管人的角色，总殷切地叮嘱他要好好努力。斯特里克姨父扮演着参谋的角色，把握大局。他邀请外甥一同用餐，参观他的书房，在那儿，文森特可以欣赏到牧师的巨量藏书，以及阿里·谢弗作的加尔文像。年逾六旬的斯特里克是个机敏、和蔼的老头，长着一双悲悯的眼睛，下巴上一把板刷胡，对《圣经》有种独特的品味。（他曾摘抄了《圣经》中所有带有“施肥”或“施粪”字眼的段落。）尽管以“新”神学的拥护者而闻名，斯特里克不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情绪上都颇为保守，所以他并不能接受文森特歇斯底里式的福音传道和自虐式的反省。斯特里克还掌管着他的经济大权：多洛斯将文森特的开销交到了斯特里克手上——父亲的不信任虽然让文森特颇有怨言，但倒也合情合理。
曾有一段时间，西教堂的迈依杰斯牧师成了文森特的知音。这位46岁的牧师被他形容为“一个充满信念、十分有才的男人……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常去迈依杰斯的书房，在那儿他们一起讨论英格兰，以及老牧师“给工人和工人妻子”布道的经历。迈依杰斯的家离教堂不远，文森特还见到了他的家人。“他们都很和善。”他告诉提奥。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两人渐渐疏远起来。可能是文森特过分的热情让迈依杰斯决定主动抽身：开始是渐渐忽视，接着索性有意回避。
就在文森特身边，还有一个家庭更容易让文森特排遣心中的寂寞。斯特里克姨父有一个名叫科妮莉亚·沃斯的女儿，家人都叫她凯。她与丈夫和四岁的儿子住在西教堂附近，周末，文森特常去串门。长相普通、书卷气十足，但性情沉静的凯现年31岁，把所有精力都花在照顾生病的丈夫克里斯托弗尔和儿子简身上。因为身患肺病，凯的丈夫无法再做牧师。文森特再一次迷上了这个他理想中的完美家庭。“他们真挚地相爱着，”他写道，“你看到傍晚，他们依偎在小小起居室柔和的灯光下。不远的卧房中，不时从熟睡中醒来的儿子唤着母亲。这是多么温馨的一幕。”
沃斯一家像所有触动文森特心灵的家庭一样，充满了悲剧。但这正是令文森特着迷的地方，他们也因悲剧而显得格外高贵。文森特到来之前的两个月，他们一岁的小儿子夭折了。至今仍笼罩着这个家庭的悲伤氛围很对文森特的胃口。谈到夭折的婴孩和病中的父亲时，他说：“他们已经忍受了很长时间的焦虑，度过了数个无眠的夜晚，一直处于忧虑之中。”这个悲伤的家庭既吸引着文森特，又把他拒之门外。冬天临近，克里斯托弗尔的病越来越严重，悲痛的家人整日围着他转。最终，沃斯一家，就像迈依杰斯一家一样，不再在文森特的信中出现。但不同于后者，多年以后，沃斯一家会再次出现在文森特的人生中，并带来巨大的灾难。
沉闷的气氛终于被哈利·格拉德威尔的到访打破。“听到格拉德威尔在门厅的声音真让人高兴。”文森特写道。自从他们在伦敦火车站分别，两人已有一年未见。格拉德威尔还在古庇尔巴黎分行供职。他来海牙出差，并应提奥的要求特地来阿姆斯特丹看望文森特。他们游览教堂，造访牧师，度过了两天无忧无虑的日子。晚上，他们倾吐心事，一同阅读《圣经》（文森特挑了播种者的寓言）。文森特劝说他的朋友一起为成为一名牧师而努力：离开古庇尔，选择“贫困和基督的爱”。但19岁的格拉德威尔选择无视他的游说。离开后，格拉德威尔再没与文森特通信，此后六个月完全从文森特的生活中消失了。
1877年冬天，孤独驱使文森特去寻找自己唯一的伙伴：过去。星夜，他遛着伯伯的狗来到码头边，船只的焦油气味让他想起了家里的“松木林”，那些回忆也像被打开闸门的河水统统涌上心头。“过去的往事好像又在我眼前重演，”心中隐痛的文森特诉说着对24岁的小伙来说意义非凡的那些回忆，“那么多东西都叫人喜欢。”不只是津德尔特（“我不会忘记最后一次来到这里的情形”），还有伦敦和巴黎（“一想起它们，心头就忧伤暗涌”），回忆里的每个地方都成了失落的伊甸园。即使是海牙，这个让他遭遇“滑铁卢”的地方，经过岁月的淘洗，也充满了纯洁无瑕的青春回忆。
但最销魂的莫过于英格兰。每一个雨天、每一处常青藤、每一条中世纪的窄街，身边的一切时时刻刻都让他想起这个地方。他读英语书籍和杂志，时常出现在讲英语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英国教堂。当时阿姆斯特丹实行著名的宗教宽容政策，异教被允许在暗地里活动。这座建于17世纪、隐藏在远郊一个隐蔽庭院里的教堂便成了天主教的堡垒。这座掩映在林荫中的神秘的英国教堂宛若出自艾略特的小说，为文森特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去处——在这个避世的天堂里，文森特可以做一个完整而绵长的旧梦。“在暮色中，它就这样静静地躺在被山楂树篱包围的院落中，好像在说，在这个地方，我能得到安宁与平静。”在这片异国的幻境中，在这座与故土隔绝的神秘教堂里，说着异国的语言，在其他外来者身旁，文森特似乎找到了某种归属感。“我喜欢那座小教堂。”他这样告诉提奥。
随着第二次考核的临近，为逃避无可避免的失败，文森特只能依赖幻想。他甚至把格拉德威尔的冷淡理解成自己追随父亲脚步的一次胜利。哈利离开后，他立马给提奥去了封信，里面写道：“噢，弟弟，能像爸爸那样该多让人骄傲。愿主让我们早日成为追随他的子民。”读了荷马的《奥德赛》之后，文森特又将自己臆想为那位举世皆知、漂泊在外的王。他有他的不满，他的粗野，他的不安的心；他也同他一样经历了挫败和生死，他的内心也和他的一样“似海一般深”。他将自己刻画成尤利西斯的模样，即将结束漫长的旅程，即将“抵达渴求的彼岸”。
但10月底考核的结果却使得这些希冀都幻灭了。门德斯向斯特里克报告，他的学生看起来没有能力掌握希腊语。“不论我怎么努力，”门德斯后来回忆，“尽管我想尽办法让课程不那么枯燥，结果都收效甚微。”斯特里克曾将文森特召来“长谈”，其间，文森特表示这些课程“非常难”，但辩解道，他本人已经“尽了十二分的努力”。又一次被文森特的真挚感动的斯特里克和多洛斯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是否继续会在1月的考核之后再作决定。
文森特十分清楚胜败在此一举。“这是不折不扣地为人生而战。”他写道。
他将接下来的岁月形容为“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一方面迫切想要成功，另一方面又唯恐失败，文森特陷入了绝望与臆想。无论如何，他都要加倍努力——无视伯伯的宵禁，通宵作战，秉烛夜读，喝大量的咖啡，极度依赖烟斗，以至于拮据得需要提奥接济，才能在教堂做礼拜时有钱可以放入奉献盘里。他也加倍祷告，比从前更确信只有上帝才能给他“需要的智慧”。诗歌、经文和那些用于自勉的万应灵药（“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转脸向着耶稣”；“改变不了现实就要面对现实”）被他用于武装自己——这些话，虽然是写给提奥的，却明明白白地袒露了文森特心中的风暴。“我不会绝望。”他一遍又一遍在心中默语——话虽如此，据门德斯多年后回忆，每每走进他的课堂，那时的文森特还是一脸“莫名的悲伤和绝望”。
文特森一直未能摆脱过去的挫败。他承认他“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了痛苦”。他为古庇尔之耻羞愧，为一直以来的优柔寡断懊悔。“如果我当时全力以赴，”他哀叹道，“对，如果我坚持了，我一定能比现在走得更远。”而眼前，另一场挫败即将来临，这些罪恶感几乎将文森特压垮。父母从牙缝里挤出了几百荷兰盾作为他的食宿费和学费。倘若这次努力失败，也就意味着一切都打了水漂。“钱不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多洛斯曾这样指出，“我们几个孩子的教育费用一个比一个昂贵。”某个周末去教堂朝圣时，在忏悔之心的驱使下，文森特竟把自己的银表放进了奉献盘里。“当我想到这一切，”他写道，“想到悲伤、失望、耻辱……我希望我能远离这一切。”他祈求上帝让他“这一生至少干成一件大事”。
文森特的信件披露了他那被懊悔和自责浸润的内心。“世上有很多罪恶，”他警告道，“在我们心里，也有很多丑陋的东西。”他谈论着“人生的阴暗面”，还有他那“邪恶的自我”曾逃避工作，屈服于诱惑。他为那些神秘的“黑暗日子”而自我惩罚。他坚持“要认识自己，必须先鄙夷自己”——这是他从基督和坎佩斯那儿学来的自我厌憎的修习方法。当门德斯辩驳说这样的理解太过偏颇时，文森特激烈地回应道：“看到别人比我们做得多，做得好，我们就会憎恨自己的生活，因为和别人的相比，它太不尽如人意了。”
怎么可以容忍自己背负着众多罪恶而不受到惩罚呢？白天，他又恢复了往日苦行的激情。遵照以利亚和基督登山宝训的教导：“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他只吃面包，“一种黑麦硬面包”。阴冷的雨天，他不穿外套就出门。夜里，他靠大量的烟叶和咖啡撑过去（“把自己浸润在咖啡里让人感觉很好。”他说）。然后，他靠着徒步杖沉沉睡去，以此来剥夺自己仅有的一点舒适的休息。
门德斯表示，有的晚上，文森特会在锁门前溜出寓所，“没有床，没有毯子”，在附近的棚屋里就地而眠。文森特向门德斯坦白这是一种自我惩罚的仪式，因为“他感觉自己已经被剥夺了在床上安眠的权利”。1877年到1878年的冬天，风雪凛冽，天气格外恶劣，但门德斯说，“他尤其喜欢在冬天这么干”，“好让惩罚……更为严酷”。门德斯回忆道，当文森特觉得有必要再惩罚自己时，他会在床上用徒步杖抽打自己的背部。
自我施压和睡眠的剥夺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据家史记载，那年冬天，文森特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父母和亲人们惊恐地目睹文森特信中的字迹与他的脑子一起恶化。“他的信中全是没有逻辑的胡言乱语。”他给提奥的信不是咆哮痛骂就是不知所云——也许那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酗酒，或者已经患上某种更深层和无法诊断的疾病。随着内心的自责和自虐的念头愈演愈烈，他的头痛也越来越严重。“当你有很多事想要做时，”他抱怨，“你有时会变得很迷茫：‘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我又要去向哪里？’大脑也开始眩晕。”
他第一次有了自杀的念头。“早饭只吃了一块干面包和一杯啤酒，”8月，他耍起了黑色幽默：“这是狄更斯给那些濒临自杀的人的建议，好叫他们暂时放弃他们的念头，一会儿也好。”12月，黑色幽默被对坟墓的迷恋所取代，他渴望着“上帝拭去所有眼泪”的那一天的来临。整个冬天，他都在口袋里揣着一本葬礼致辞，翻来覆去把书都读烂了。他开始羡慕津德尔特那个死去的农民：“他卸下了生活的重担，我们却还要负重前进。”
圣诞节的到来却让情况好转起来。文森特没有任何时候比此时更强烈地期盼这个节日。他向提奥描述着心中的圣诞节：风雪夜，“屋顶上出现了一道慈爱的光。为了等待这一道光芒，不得不走过圣诞节前那些绵长、黑暗的日子”。开始学习以来，他就没回过家。自从10月不尽如人意的考核之后，他也没见过他的父亲。不到一个月，第三次关键性的考核即将来临，他希望这个圣诞季能焕发魔力将自己心中的烦扰拂去。“我无法表达我多么期待圣诞节，”他告诉提奥，“我希望主能满意我所做的一切。”
面对提奥和其他的弟弟妹妹，他假装一切安好。回家的前夜，他还这样安抚他们：“我现在已经开始学拉丁语和希腊语”，声称他的学业“总体上看来不错”。一大早，他便起身前往埃滕，一直逗留到圣诞节结束后数周才返回，其间扮演着虔诚、懂事的好儿子。他花大量的时间陪父母散步，领10岁的科尔去滑雪橇。他跟母亲一起上缝纫课（“太可爱了，简直跟画一样漂亮。”他说），陪伴在忙于圣诞探访的父亲左右。作为最后的赎罪，他还去普凌桑那格探访了病重的森特伯伯。
但这一切瞒不过梵高夫妇的眼睛，他们也没有因此而欣慰半分。1月，文森特终于离开了家，多洛斯苦叹道：“这孩子什么时候能让我省省心。”为这个让她操碎了心的儿子，安娜也作了一个绝望的新年祷告：“希望他能回归正道……我们还在为他担忧：他还是那么奇怪。”至于文森特决心继承父亲事业的勇气，从妹妹利兹的满口抱怨中也许能窥得家人对此的埋怨。她用“头脑发热的疯子”，用kerkdraver一词鄙夷他的宗教抱负。在荷兰语中，这个词指的是没有什么信仰却热衷于参加礼拜作为炫耀的那一类人。“瞧他现在多自以为是，”假期过后，她这样写道，“我才不想变成那样。”
2月初，文森特抵达阿姆斯特丹备考。圣诞节期间的一切已经让他对父亲的态度心知肚明。多洛斯不仅惩戒了他那些自虐式的习惯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指责他对工作缺乏真正的信仰。他还特意来到了文森特小小的书房里，指出他的作业和练习中的“诸多错误”。文森特离开后，多洛斯告诉提奥：“文森特根本无心学习。”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为了不再让自己和家庭蒙羞，文森特只能更努力地学习。多洛斯坚定地说道：他“已经长大成人”，他设下了目标，那么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他的职责。他为文森特的学习制定了新的、更为严格的饮食作息规则，还安排斯特里克姨父一周两次监督他的学习和作息。最终，他触到了文森特最为敏感的神经。多洛斯表示，钱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从今以后，文森特必须自己养活自己。他必须要找一份差事。
离开之前，多洛斯带着文森特一一拜访了在阿姆斯特丹短短八个月间对他的儿子渐渐疏远的人们：门德斯、斯特里克、科尔叔叔，以及迈依杰斯牧师。四天后，多洛斯不安地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向来害怕离别的文森特站在月台上，浑身瘫软，目送父亲的火车消失在视线之中。之后，他回到了伯伯的大房子里，凝视着书桌上父亲检查过的书本和作业，凝视着父亲曾坐着垂泪的空椅。“哭得像个孩子。”他这样告诉提奥。
父亲离开阿姆斯特丹两周后，文森特·梵高展出了他的第一幅艺术作品，“用红粉笔在蓝色厚纸板”上创作的一幅画。它挂在一所主日学校的地下教室里。在那儿，即使在白天也需要点上煤气灯才看得见那幅作品。“我兴许应该不时地尝试一下创作，”文森特写道，“没准我还能成功……即使没成功，我也可以留下些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