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 花园与麦田
1889年5月16日，医生佩宏在文森特的病历上写下了“治愈”一词。第二天早晨，文森特乘火车到达巴黎宏伟的里昂车站，提奥在月台上接他，他们已经两年多没见面了，上次见面还是在阿尔的医院里，那时两个人也只是匆匆见了一面而已。他们雇了一辆马车，穿过豪斯曼用明亮的石灰岩堆砌而成的如峡谷一般的市区，来到提奥的新公寓——皮加勒区8号。一个女人在窗边向他们挥手，那是提奥的新婚妻子乔·邦格。乔到门口迎接他们，那是文森特和乔第一次见面。后来乔写道：“我原以为他会一脸病态，但眼前的文森特体格强健，肩膀宽阔，脸色健康，面带微笑，看起来非常结实。”
进门后，房间里的布置勾起了文森特的回忆，过去的点滴像幽灵一样袭来：餐厅里挂着他在纽南创作的《吃土豆的人》，起居室里是克劳的风景画和在阿尔画的《星夜》。卧室里，一棵中央高原的果树在提奥和乔的床头开枝散叶，一小棵盎然绽放的梨树俯看着饰有蕾丝边的摇篮，摇篮里睡着文森特三个半月大的侄子。乔回忆说，兄弟俩凝视着摇篮里的孩子，默默不语，直到泪如泉涌。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文森特忙于参观各种画廊：小到日本绘画展，大到战神广场大厅的春季沙龙展。文森特已经太长时间没有看到自己画架以外的作品了，他被皮埃尔·德·夏凡纳巨大的壁画《艺术与自然之间》吸引，皮埃尔将“原始的”古风与现代的简洁性完美结合，令文森特震撼不已。文森特欣喜若狂地写道：“这幅画看久了，仿佛看到一切你所坚信的事物、希望出现的事物重获新生，这种新生是彻底的，但也是仁慈的。”
不仅公寓的墙壁上挂满了文森特的画作，壁橱和抽屉里也塞满了他的画——这些都是文森特寄给提奥的，有时甚至颜料还未干就寄了出去。乔写道：“备用小房间的床下、沙发下、壁橱下，到处都是一摞摞没有裱起来的油画，这对我们家庭主妇来说简直让人绝望。”乔回忆说，文森特把画卷拖出来，放在地板上，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研究。他去了唐吉的储藏室，查看一堆堆他熟悉的积满灰尘的画像，还前去参观了其他画家的画廊。
文森特来的时候承诺只是短暂停留，但心里却希望能在这里待得久一点。为了不让提奥太担心他在发作时缺乏医务人员的照料，文森特刚到巴黎时就提出要“尽早”赶去奥威尔，他甚至把行李都存放在了车站。但他心里盘算着要在巴黎待“两周”，这样至少能有足够的时间与他亲爱的弟弟和仅从照片上见过的这一家人团聚。他在两周前写信给提奥说：“让我感到慰藉的是我非常非常想要再见到你，见一见你的妻子和孩子……因为我真的从未停止过想念他们。”
从他背来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他的渴望：画架、画布、油画框、颜料和画笔。他打算把这些装备搬到街上去——从“抵达巴黎后的第一天”开始勾画巴黎“真正现代的事物”，这些事物是他在此次出院期间所感受到的，一直挥之不去。他说：“是的，有一个方法可以看到巴黎的美。”他可能还会给乔画一张肖像画。他坚持认为，除了“和你待在一起”，没有什么对他更有好处，没有什么能更好地保护他，让他不陷入外界的危险。
但5月20日——就在到达巴黎后的第四天，文森特突然收拾行李回到了车站。他登上了北行的火车，除了他背来的行李外，还带上了几幅他在圣雷米创作的作品。他的颜料箱从未打开过。大概一个小时后，他到达了奥威尔。火车离开后，文森特又变成了孤身一人。在巴黎的数日如同酒后狂欢，又犹如一个美梦：数月以来的渴望换来了数小时的相聚。文森特忽然感到孤独，他写信给提奥：“希望一段长久离别后再次见到我时，你不要不高兴。”
如从前一样，文森特将匆匆离开巴黎的原因归罪于巴黎这座城市。“我很强烈地感觉到那里的噪音不适合我，”他在到达奥威尔后说，“巴黎对我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了让我的头脑清醒，我必须到乡下去。”但是他在巴黎是否受到了欢迎，现在已经无人知晓，而他到巴黎的意图也众说纷纭。他曾恳求提奥，“坚持”要求奥里耶不要再写关于他的画作的文章。他在离开精神病院的前夜写道：“我悲痛不已，无法面对公众。作画让我分心，但如果听到有人谈论我的画作，那给我带来的痛苦远超出他的想象。”他原本计划在巴黎约见高更和贝尔纳，但得知这两位虽然身在巴黎却都不愿意见他后，他非常失望。
提奥热心地去接他，甚至泪流满面，但数年的辛劳和病痛给提奥的身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文森特看到的提奥面庞消瘦，面色苍白，还不停地咳嗽。（后来乔也承认，当文森特和提奥站在一起时，她大为吃惊，因为她发现文森特比提奥看起来健康很多。）尽管与文森特分别数年，但在文森特在巴黎短暂停留期间，提奥大部分时间都在古庇尔画廊工作，当时画廊的夹层在举办拉法埃利画展，同时提奥满脑子都在想如何重新争取到莫奈这个客户。
然而，时间不足以抹掉过去的污点。文森特感到在弟弟的工作场所也不受欢迎，他没有参观拉法埃利的画展，也没有看到高更在布列塔尼创作的新画。提奥在巴黎的新生活似乎都在责骂或是驱逐他：从提奥孱弱的身体，到床下和唐吉生虫的储藏室中一堆堆尚未卖出的画；从具有鲜明资产阶级特点的皮加勒区公寓（文森特承认：“这个公寓的确比之前的那个好很多”），到乔坚持说的荷兰语。就连从孩子的哭闹声中，文森特也听出了他的家人和过去的评判。“对于我的疾病，我已经无能为力。”他逃到奥威尔后愧疚地写道，我并不是说我的画很好，但我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对我来说，处理人际关系是次要的，因为我没有这个天赋。我无能为力。
当文森特从巴黎三天的梦中醒来，一切都变了，但一切又未曾变化。他可以自己一人在奥威尔大街上散步，但周围全都是陌生人，大家还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他可以买想吃的食物，住想住的旅店，但提奥仍然要为他支付账单。在他到达奥威尔的当天，他已身无分文，他写信给提奥：“周末给我寄些钱来。我身上的钱只能支撑到那个时候了。”他离开巴黎时太过匆忙，没来得及和他的弟弟商量新的“条款”，因此他的第一封信就让他重新面对了依赖他人的折磨。他不得不在信中问道：“还是和从前一样，每个月150法郎，分三次付给我吗？”
在奥威尔，文森特终于找到了一个懂画家的医生。保罗·加歇从医40年，已经习惯了前卫派艺术家的生理和心理病痛，莫奈、雷诺阿、塞尚，以及梵高的同伴毕沙罗和吉约曼等都接受过他的医治。但文森特到达奥威尔当天见到加歇时，他发现这个61岁的医生像眼科医生佩宏一样心不在焉。加歇染了一头金发，被一屋子猫猫狗狗包围着，院子里鸡鸭成群，一见到文森特便向他抱怨医疗行业和激励疗法（“他说我必须继续工作”）。他还对文森特说，如果文森特感到抑郁或“有什么事情让我无法忍受”，他会给文森特提供神秘的“刺激”疗法。在提奥看来，文森特对加歇能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治疗不抱希望——但文森特最初是抱着能从加歇这里得到治疗的希望来的。“我们绝对不能指望加歇医生了，”文森特写道，“首先，我觉得他比我病得还重……当一个盲人引导另一个盲人时，他们俩肯定会一起掉进沟里。”
在奥威尔，文森特可以随意认识朋友，他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了——四处逛逛，重新开始，不像在阿尔时那样到处都有可怕的谣言跟随他。直线距离仅20英里（约32公里）外就是巴黎，农舍林立的街道上满是忙忙碌碌的外地人——退休老人、度假游客，甚至还有周末到这里玩儿的人，这些人完全不知道将文森特驱逐到乡下的谣言和偏见。（夏季，奥威尔的人口会从2000人激增到3000人。）但文森特是带着被驱逐的心情来到这里的。尽管景色优美（“这里充满色彩。”他如是描写这个风景如画的河畔小镇），他计划把自己关在旅店房间里，重新勾勒巴尔格的《练习》。
文森特有用不完的笔和纸，他可以写信给任何人。但他的思绪徘徊不前，始终动不了笔。很多次，他提起笔开始写信，但写好的草稿都没有寄出去。在创作上，自由也使他下不了决心。他模糊地表达说想要多画一些作品来“解释”他之前的旧画，或许“画一些肖像画”。“有些画在我看来表达得太模糊了，我需要花时间表达得更清晰些，但要一点一点来。”他无精打采地说。
在奥威尔，他终于可以透过不设栅栏的窗户看夜空了。但星星还是让他感到孤独，让他想起了远方亲爱的人。文森特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旅店房间里（他的行李箱还没有寄到），没有人陪伴，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他，他的思绪又无可避免地回到巴黎那一家人身上。他在到达奥威尔后不久写道：“我常常会想起我的小侄子。”
他好吗？我很关心我的小侄子，担心他的身体。你们以我的名字给他命名，我希望他的性格不要像我这样安静，我太沉默寡言了。
怀着这样的坦白和忏悔，文森特开始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尝试。虽然在巴黎的时间不长，仅仅只是匆匆见了弟媳和孩子，但却让文森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超越了一切。在奥威尔孤独狭小的旅店房间里，文森特怀着渴望盘算着他的大计划——最后一个“白日梦”。他要把提奥一家接到奥威尔来，让他们成为他的家人。
他在离开巴黎时就有了这个想法，甚至可能在此之前就有了。他在荒芜的德伦特时曾大声说出了这个团圆的愿望，当时他要求提奥——和他的情人——“和我”一起搬到荒野的农舍里，组成“画家家庭”。1887年，当提奥第一次向乔·邦格求婚时，文森特也曾因此倍感欣慰，他幻想他们三个人可以一起住在“乡村小屋”里，有孩子和自己的画陪伴。也是为了同样的愿望，他曾经用语言和图画向提奥提出，在南方的黄屋子安家，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在这里培养下一代印象派画家了。
但这一次，这个家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中的。就在几天前，文森特还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而这个孩子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文森特刚到奥威尔的那几天非常孤独，这个一厢情愿的梦想变成了执念。当他在5月24日写信给提奥和乔第一次提到这件事时，他并不是在恳求，而是在控诉。他在信中责备他的弟媳：“我感觉，虽然现在孩子还不到六个月，但你的奶水已经不多了。这说明你——和提奥一样——太累了……这太让人担忧了，这和在荆棘中播种没有什么区别。”他责备这对年轻的父母，说在城市里他们三个人“生活局促并且疲惫不堪”，这样对孩子不够尽责。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不顾后果地生活下去，文森特警告他们：“在我看来，这孩子肯定会因为在城市里长大而备受痛苦。”总之，他们可能会让儿子的一生充满“痛苦”和“毁灭”——就像他的伯伯一样。
这封信文森特从未寄出。无疑，他觉得这封信用词太尖锐，太诚实，于是他把信放在了一旁，起草了另一封读起来不那么悲惨的邀请函：“常常，我常常想起你的小儿子，然后我就开始幻想他快快长大到乡下来。因为这里是最适合他成长的地方。”但在接下来几周的书信中，这种偏执并没有减弱。“奥威尔真的非常漂亮，”他写道，“真的非常非常美丽……绝对很美。”他称其为“真正的乡村，独具特色，风景如画……离巴黎很远，是真正的乡村……富饶的乡村，空气清新”。他把奥威尔比作皮埃尔壁画中安静、古典、一尘不染的伊甸园，有些类似荷兰的花园，不是左拉尚未开发的乐园——“没有工厂，只有一片片保存完好的绿地。”
他向乔保证，这里能够让她远离城市污浊的空气和嘈杂的噪音，减轻她丈夫的工作压力，让他们获取更多“真正的营养”，有利于所有人——尤其是孩子——的健康。他写道：“我坚信，如果乔来这里，她的奶水会是现在的两倍。”文森特一次次地提醒乔她作为母亲对宝宝的责任。“乔，我经常想起你，还有孩子，我发现在这个空气清新的地方长大的孩子看起来非常结实。”他对在城市里抚养孩子的“可怕难题”表示同情：“要在巴黎的四楼保证孩子的安全和健康，真不容易。”他曾听到过侄子大声哭个不停，也看到过乔对孩子的大哭表示不满，说这孩子“是个急性子”：他“哭起来就像有人在杀他一样”。文森特坚持说，孩子需要的是乡下的空气和更好的奶水，有动物和鲜花陪他玩耍，“还需要乡村里其他小朋友的陪伴”。
对于提奥，文森特就不需要向他介绍奥威尔了。这座塞纳河支流瓦兹河河畔的中世纪小镇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令法国人神往，当时查尔斯·多比尼在河畔停下他的船舶画室，开始记录这座小镇最原始的魅力。坐落在河流与平原之间，奥威尔坐拥肥沃的土壤和鱼虾富饶的瓦兹河，这座小镇如同葡萄藤一样沿河攀爬，并没有向周围的平原扩张。
奥威尔只有几条街宽，数英里长，两侧是小茅屋和有围墙的农场，葡萄园和花园市集随处可见，这里是明信片最理想的取景地，曾在怀旧之情盛行时被一次次绘入画中，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工业对美景的掠夺。铁路开通后，这种狂热带来了成群结队的巴黎人，他们来这里寻找过去的痕迹。柯罗、塞尚和毕沙罗追随多比尼的脚步，来到这里捕捉小镇淳朴的乡村风景，打开自己画作的销路，而提奥·梵高这样的经纪人也在那时卖掉了大批描绘农舍、乡村小路和乡民的画作，这些画作大肆宣传乡村生活的复原力量。
但文森特给提奥的承诺更加具体。与加歇医生的第一次碰面让他倍受打击，他甚至对加歇有些不屑。但他对家庭的新幻想改变了这一切，因为现在这个古怪的医生能帮他说服提奥到奥威尔来。有什么能够比一位名声大噪、富有同情心、细心（而且有钱）的医生更能吸引病弱的弟弟的呢？于是，文森特赶紧把他对加歇不满的书信（“一个盲人引导另一个盲人”）收了起来，开始描述他和加歇之间的友情。“他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文森特写道，“我可以随时到他家去。”的确，文森特觉得这个奇特的医生有点像自己的弟弟。“加歇跟你和我非常非常像，”他一边写一边回想以前的兄弟“情义”，“我感觉他非常懂我们，他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你和我，就是因为热爱艺术，全都是为了艺术。”
为了向弟弟证实这个诱人的愿景，文森特带着自己的画架来到加歇在山脚下的大房子，在养着鸡、火鸡和鸭子的小花园中开始为加歇作画，现在这个陌生的男人已经不仅是文森特抵挡风暴的壁垒，还是他组建家庭最好的机会。文森特为思考中的加歇画了一幅画：坐在桌边，一只手撑着头，头偏向一侧，好像在晚宴上倾听邻座的声音。他小心谨慎的态度、开朗的脸庞、大大的蓝眼睛和好像在思考什么的神情，让人非常愿意相信他，无论是他的身体还是他的灵魂。
文森特在加歇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束毛地黄，既象征着加歇独特的顺势疗法，也代表着大自然的治愈力量。在花瓶旁，文森特画了两本书，书名显然是向提奥传递信息的：《杰米尼·拉舍特》和《玛奈特·萨洛蒙》——都是艺术家兄弟的伟大代表龚古尔兄弟的著作。一本讲述了一则关于城市疾病和死亡的警世故事，另一本讲述了通过艺术而取得的救赎。这两本书都是为了让提奥确信，这个戴着滑稽的白色帽子、在夏季穿着厚衣服的古怪医生非常喜欢现代思想，尽管他的工作是治疗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疾病。
加歇医生的肖像画引发了关于奥威尔绘画的争论。在德伦特，文森特曾寄杂志插图，邀请提奥分享荒野“冷峻的诗意”。在阿尔，他还叫他的朋友来参观中央高原原始的色彩和光线。现在，在旅店后面房间的简易画室里，他向他的弟弟（还有乔）大肆宣传这里健康、幸福、宜居的生活，这种生活只有在奥威尔的乡村才能找到。
文森特通常每天清晨5点就开始工作，往往留下一堆尚未完成或粗略起草的画作和书信，他为整个村庄的上上下下作画，画了无数幅古雅的小茅屋，这种茅屋在大陆几乎已经消失了，但却代表着那个更加简单、稳定的时代。他为奥威尔的乡村和村庄作画。奥威尔地形狭长，因此没有真正的中心；两条主街上房屋与葡萄园、花园交错排列。到处都可以看到大自然。他所画的每一座房子都有自己的花园，周围绿树成荫——房门外不远处就是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在奥威尔，就连文森特嗤之以鼻的中产阶级的新式“别墅”都好像被大自然施了魔法一样，变成了“美丽的乡间小屋”。他也为这些别墅作画：房屋庄严大方，看起来中规中矩，窗子敞开通风——这些都是富裕的巴黎人建造、购买或出租的房屋，非常适合杰出的画商和他的家人居住。文森特描绘了奥威尔的每一条街道和背后崎岖的小路，好像是在带着他的弟弟参观一样。他还画了街边肉店旁的栗子树、当地名人的宅邸和曲折蜿蜒到河边的人行道（道路两边绿树成荫，有开满鲜花的小树、灌木丛和野花）。
他走到河流的上游，向提奥展示蜿蜒的瓦兹河和河上通铁路的大桥，通过这座大桥就可以轻松到达巴黎了。在这里，他只要一转身就能看到法兰西岛肥沃的平原。从河岸向平原过渡的景色非常壮观：从这里望过去，满眼看到的是郁郁葱葱的溪谷、连绵不断的庄稼、犁沟、耕地和田园。文森特画出了类似克劳的马赛克般壮观的全景。他在一幅幅画中所承诺的一切都是要与提奥分享的。
不可思议的地方就会有与众不同的居民，文森特也把这里的居民绘入画中：他们或撑着阳伞或戴着草帽，沿着林荫小路散步，徜徉在绿草如茵的小径和安静无车的街道上。他们几乎都是女人，或是女孩，两两一对，靠在一起聊天——向被困在巴黎的荷兰女孩乔承诺，在这里不用担心无人陪伴。在文森特的印象中，奥威尔如同梦幻仙境一般，在这里没有人需要工作。人们会到小花园或是葡萄园区，但从来看不到他们弯下腰、蹲下身或拿着工具干活。在这里，没有繁重的农活，只有美丽的田园，即便是最忙的收获季节，也是如此。
文森特还画了一个坐在成熟麦田中的当地女孩。画中她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身上穿着波尔卡圆点裙，腰间系着干净的围裙，草帽上的丝带打着蝴蝶结。女孩的脸颊绯红，胸部饱满，说明她不需要辛苦劳作，而且在这里生活得很健康，有营养丰富的牛奶喝。文森特还画了很多小孩子：胖乎乎的孩子们一脸笑容，在大自然中玩耍，身体健康，逗趣好笑。他还画了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小伙子，头发和提奥一样是金红色的。他潇洒地在嘴上叼着一支矢车菊：血气方刚、富有活力的少年的标志。
不过，就像文森特之前对团圆的幻想一样，他对奥威尔过去的描绘更多地是在表达过去而不是未来。他画中瓦兹河流域的小茅屋并不太像他在村落中看到的房子，反而更像他春天在圣雷米因怀旧而画的故事书中的卡通形象：“记忆中的北方”。那时，他打算重画过去暗色系的肖像画，甚至包括《吃土豆的人》，用南方的色彩改画成新时代的肖像画。在奥威尔，他对画作进行了修改，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在一幅幅油画中添上熟悉的乡村生活——让人想起了布拉班特，用新艺术的颜色和形式绘画：莫奈明亮的深红色田园、雷诺阿欢快的河边和皮埃尔甜蜜的家园。他发现了一座现代别墅，看起来很像纽南的牧师公馆，便把它画了下来，又为它添上了中央高原的星空——就像他打算画黄屋子时那样。
为了履行4月向提奥作出的承诺，文森特带着画架来到俯瞰奥威尔小镇的哥特式教堂，开始重画最难的作品：纽南肃穆的教堂，他的父亲就在那里安息。文森特改用了更大的油画布，把从前暗灰色的石头教堂改画成了色彩绚丽的玻璃宫殿。在开着零星野花的草地上矗立着一座老教堂，教堂的墙壁具有明显的12世纪的特点，周围还有很多紫罗兰和赭石。教堂忙碌的耳堂、半圆形的后殿和塔楼与“简单的深蓝色”天空形成鲜明对比。明亮的橙色屋顶让老教堂看起来充满生机。下方“映着粉色阳光”的沙石小路环绕整座教堂。
画好后，文森特立刻对他回忆过去和感化弟弟的所有努力作出了成功的宣言。“这和我在纽南为老塔楼和墓地所画的作品一样，”他写道，“只不过现在的颜色更加具有表现力、更奢华。”
提奥听到也看到了哥哥的请求。但与之前一样，文森特的要求太多了。他在离开巴黎后的第一天还只是理智而简单地说：“你要是能在周日和你的家人一起来我这里坐坐就太好了。”但很快，他的期望就升级了，变成“在乡下待上一个月”。然后，他又要提奥在三周的例行休假时不要去荷兰过夏天，改来奥威尔。他承认他们的母亲可能会看不到小梵高，但是“她能够理解，这样做都是为了孩子好”。最后，他又幻想“永远在一起生活”。和以前一样，提奥回避了哥哥疯狂的计划，但也从不会完全回绝他。提奥直到6月才给文森特回信，但也只是模糊地回复了文森特提出的来奥威尔待几周的邀请。他写道：“有时间我会去的，听到你说邀请乔和小梵高去做客，我非常高兴。”他在考虑有没有可能把很久之后的夏季假日分成两部分（在去荷兰前先在奥威尔作短暂停留），但其实他什么也没有承诺。
不久后，提奥突然提出要去看文森特。虽然文森特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最后是加歇在参观巴黎艺术馆时很随意地邀请提奥来奥威尔，才使这件本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可能。“他告诉我，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提奥描述与加歇的短暂会面，“而且他觉得不会复发。”但尽管提奥接受了邀请，他在约定日期前仍没有作出“绝对承诺”，而且如果不是因为那天天气晴朗，他是不会去的。
6月8日是一个周日，阳光明媚，文森特和弟弟一家在奥威尔的伊甸园里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文森特到火车站迎接他们，手里拿着一个鸟巢，送给四个月大、和他同名的小侄子。他们在加歇家的露台上共用午餐，从那里可以俯瞰瓦兹河。文森特坚持要抱着他的小侄子到院子里去，让他亲密接触长满羽毛的朋友，“向他介绍动物世界”（乔回忆道）。公鸡、母鸡和鸭子在他面前走来走去，显得非常慌张，也吓到了孩子。文森特模仿公鸡打鸣——“喔喔喔”——试图安抚小侄子，但却让孩子哭得更厉害了。他带着弟弟一家四处逛逛，向他们介绍他常在油画和梦中向他们展示的世外桃源。然后他们把婴儿车放上火车就离开了。
毫无疑问，提奥希望这次短暂的拜访能够平息哥哥强烈的渴望，但却恰恰起了反作用。这次拜访让文森特更大胆地幻想他的新家，一家人永远居住在宁静的瓦兹河畔。文森特在弟弟一家离开之后写道：“周日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你们必须赶紧回来。”他立刻开始幻想弟弟一家会接连不断地来拜访他，因为“我们现在住得更近了”。他甚至大胆地用语言表达自己最美好的愿望：“我非常希望你们俩能够和我一起在乡下买个小公寓住。”
和在德伦特时一样，文森特用尽一切办法，让他的梦想成真。
为了不让提奥担心他会随时复发，他逮到机会就向弟弟表示自己非常健康。由于加歇健忘且总是对文森特的病情持乐观态度，文森特感觉在这里的前两年过得非常轻松，直到他最终从噩梦中惊醒。他写道，“我的大脑受噩梦压迫”，再次将病痛归咎于“南方的疾病”，并保证“回到北方会让我免受病痛”。他说，“疾病的症状”——尤其是噩梦——已经“基本消失了”。他写信给医生佩宏，似乎是要解雇他（“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然后又告诉母亲和妹妹自己已经康复了。妹妹利兹写信给提奥说：“我好开心，文森特的精神又恢复正常了，可以更自然地享受生活了。”
在所有正常人中，给提奥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保罗·加歇。提奥有些嫉妒地写道：“我希望你们俩能成为好朋友，我非常希望和医生做朋友。”作为回应，文森特更加高调地汇报他与这位医生朋友的关系。他写道：“加歇是我真正的朋友，就像另一个兄弟一样，我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说，加歇对他的工作“非常同情”，每周会到旅店的画室参观两三次，“每次待几个小时，看看我在做什么”。文森特写道：“这位绅士很懂油画。他非常喜欢我的作品。”加歇还邀请文森特到自己的别墅花园作画，如果文森特愿意还可以在那里过夜。他经常在加歇家享用美味（“四到五个菜吧。”文森特嘟囔说），在那里他还认识了这个单身爸爸的两个孩子：一个是16岁的儿子，叫保罗，一个是21岁的女儿，叫玛格丽特。文森特还向提奥提起他在这个别墅里度过的傍晚：“这种家庭晚餐我们都很熟悉。”
文森特用油画来将这个诱人的、已经不复存在的家庭时光定格，开始为“父亲”加歇画像，把他塑造成医生、充满同情心的父亲和富有的新艺术赞助人。6月末，文森特似乎在宣称，他可能与这个家庭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说他已经为加歇的女儿玛格丽特画了一张像。文森特选用了一张很大的画布，仔细描画，勾画出一个衣着得体的年轻女孩在弹钢琴的样子，这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可能当下就有了质疑，至少此后肯定有人质疑），人们认为一方暗恋另一方。
但文森特画中的玛格丽特并不是他表达欲望的对象，而是像妹妹一样：一个真诚、有教养的钢琴演奏者，就像他的弟媳乔一样，是贝多芬四手联弹的好搭档——一种非同寻常但有力的表示，保证这里有家庭团聚和开明的文化。文森特写道：“我想，乔会很快和她成为好朋友的。”就在这幅画画好后不久，文森特又向提奥发出了邀请：“我想，你带着小孩来这里生活，和加歇相处，是非常好的。”
加歇的房子有一切美妙的东西，这里不仅舒适，还能让文森特小住，甚至还有懂艺术的人陪伴——这里有城市里的一切高档设施，当然还有令人赞叹不已的河滨美景。古斯塔夫·拉乌的家则完全不同，代表了理想的田园生活。由于价钱比较便宜，文森特从镇公所附近搬到了拉乌旅店。但在他对这一绝佳的隐居地的描述中，拉乌一家——最近从市里搬来的避难者——证明了“乡村空气的影响很大”。“住在旅店里的人以前都住在巴黎，他们身体一直都不好，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他指的就是提奥，“但在这里，他们没有任何问题。”
文森特特意强调：拉乌襁褓中的小儿子“在两个月大时来到这里，当时他的妈妈没有足够的奶水，但来到这里之后一切都好了”。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文森特还画了两幅肖像：一幅是拉乌13岁大的女儿艾德琳——绯红的脸颊，梳着马尾辫，用能调出的最深邃、最静谧的蓝色来表现；另一幅是她的妹妹杰曼，一个有着淡黄色头发的两岁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新鲜的橘子。最后，文森特说：“如果你带着乔和儿子来这里，在这个旅店生活是最好不过的了。”
《弹琴的玛格丽特·加歇》，1890年6月，布上油彩，英寸×英寸。
文森特画的奥威尔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与他画的瓦兹河风景一样，都是为了邀请弟弟来到这里。“我期待着在户外给你们一家画像，”他满怀期待地写信给提奥，“给你、乔，还有你们的孩子画像。”就像他一直想着要给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画像一样，即便是在德伦特和纽南最黑暗的时期他也想过，但却从未画过，他在奥威尔作画时，总是想着要为弟弟一家作画，但却始终没有画成。在写给惠尔的信中，文森特解释了自己对肖像画的由衷喜爱，他说他既要追求艺术上的完美，也渴望与人建立关系：最能激起我的热情的——远甚于其他任何方面——就是肖像画……我想画肖像画，一个世纪后，人们可以看到以前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样子。我的意思并不是要画得很像，而是要通过富有激情的表达——也就是说，用我们的知识和对颜色的品味进行表达——凸显人物特征。
文森特画室中越来越多的肖像画也宣告着他想重获商业成功的雄心——没有这些肖像画，世外桃源就是不完整的。他在6月初时写道：“要想找到肖像画的客户，就必须能画出一些与之前的画作不一样的作品。我认为这是打开销路的唯一途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尽管文森特一直在为展示乡间乌托邦作准备，但他发出了向商业进军的信号：画花朵（一直都是好卖的题材），计划在巴黎举办咖啡馆展览，写推销广告给评论家，幻想向新媒介（比如海报和出版物）进军，商谈复杂的作品交换细节（交换其他画家的作品以及相应的服务）。但他始终没有放下自安特卫普时就有的想法：他可以靠画他最喜爱的画——肖像画——赚钱。
这样的想法让他不得不回想起保罗·高更，他在中央高原时的漂亮朋友，当时他希望高更能带来“肖像画的伟大变革”。全世界都亲眼目睹了文森特的画作自1月起发生的变化，其中高更尤为看好《阿尔的女人》——文森特根据高更所画的纪诺夫人画成的肖像画。文森特仍然相信他在商业方面的成就与高更和他们一起创作的“南方”肖像画有关，因此文森特主动联系他的这位老室友，毕恭毕敬地赞扬他（“亲爱的管家”），表达了依恋之情（“自我回来后每天都会想到你”），急切地恳请缓和关系。他甚至提出到布列塔尼与高更同住，他严肃承诺在那里，“我们要试着做些比较严肃的事情，要有目的性，比如，我们继续之前的工作”——之前，指的是在阿尔。
文森特在白天做白日梦，晚上就不停地抽烟，一直在思考肖像画和模特的问题，回忆起黄屋子，他就忍不住再次想找一个画室。拉乌已经同意让他使用小旅店后厅外的一个小房间，这样他就不用搬着细长的画具爬到楼上去了。他们甚至还在马厩里给他腾出一块地方，让他风干油画。但是，直到6月初提奥和他的家人来看文森特时，文森特还在说要在村里租个房子。
他写信给纪诺一家，请他们把屋子里的两张床寄给他，这两张床还放在咖啡馆的阁楼上，他还开始要回唐吉和提奥公寓里胡乱堆着的画作。他说他必须要有个画室，以免这些作品被毁掉，他还要重新联系曾经想要这些画作的人。“如果能保存好这些画，将来肯定会从中获利。”他提醒提奥，为自己也是为画作恳求。“如果不管它们，”他气急败坏、满怀愤怒地控诉道，“那就是导致我们贫穷的原因之一了。”
到6月中旬，就在提奥拜访他后不久，他就找到了一处房子（一年400法郎），并开始了漫长的游说：“我每天花1法郎睡觉，一年就是365法郎，但如果我有自己的家具，400法郎相比365法郎并不算贵。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找房子的原因。”在游说的过程中，他已经不止希望拥有画室了，还希望拥有家庭和家人。他希望能够找到一处房子作画室，同时可以与家人一起住在里面。他立刻开始想怎样装修这个画室和家——这是他离开施恩韦格后的第一个家——并通过想象画了出来。
但即便是最大的画布也无法同时画出这两个梦想。他需要一种新的、更大的画布，才能画下他新的、比生命还重要的家和家人。这几年来，他见过很多大的全景画，但与皮埃尔·德·夏凡纳在巴黎沙龙展出的壁画《艺术与自然之间》相比都相形见绌。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拥有并超越那样的画作，文森特开始在3.5英尺宽、0.5英尺高的画布上作画：这是他能在画架上完成的最大的尺寸了。
在如此巨大的画布和其他画布上，文森特在奥威尔作出了最后的、最热情的邀请。
没有什么场景能像瓦兹河外沿的田园那样适合这种新的绘画方式了。提奥和乔都非常赞赏文森特在阿尔所画的克劳美景——他们非常喜欢这幅画，把它挂在了巴黎公寓的起居室里。还有什么能比成熟的黄色麦子及绿色土豆秧中的整齐田地、草堆和刚翻好土的犁沟更适合放入全景图中的呢？文森特在画布上填满了花朵（主要是罂粟），用色充满激情，下笔轻松自如，就像洪水下泄一般。他用粗画笔在画布上方勾勒出窄窄的一道晴空。
然后，他把广角转向森林地面。他所画的并不是野花丛生、灌木尚未修剪的森林的原始模样，而是排列整齐的白杨树——可能是当地比较整齐的一种树木。他把目光集中在下方如地毯一般的野花上：在这片丛林里，“绿地上有着粉色、黄色、白色的小花和各种各样的植被”。金色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洒在这个画面上，但却看不见。画中只能看到树木的枝干——一排排的紫罗兰色向森林深处蔓延，消失在黑暗的森林中。在这片有人培育的、如同舞台布景一样井井有条的小树林中，文森特画了一对夫妻在林中亲密地散步。与大自然交流的亲密时光就在瓦兹河畔等着提奥和乔。
文森特在另一张画布上画了他们从外面回到家的场景。泥泞的小路蜿蜒伸向一座乡村小屋，房子隐藏在树林中，坐落在花园般的峡谷和绿色的麦地之间。房子后面，夕阳将天空映得美轮美奂。夕阳照在附近的一对梨树上，显出深蓝色的阴影，呈现出一派风景如画的景象，这种绝美的景色总会让多洛斯·梵高和安娜·梵高在津德尔特周围散步时驻足静静欣赏一番。远处，文森特画了奥威尔最著名的城堡，它坐落在丛林中。但在文森特的梦中，这座城堡——修建了200余年的巨大的建筑物，带有花园和露台——被缩小成一个用勿忘我的蓝色来表现的侧影：水平线上的小屋坐落在旅途的尽头，既有资产阶级宅邸的舒适，又有乡村小屋的朴实，正在向弟弟招手。
如果提奥年轻的家庭没有在这些乡村生活的风景画中出现，那么他们也没有必要出现。提奥和文森特一样，也在沙龙上看到过皮埃尔的画作，而文森特所画的画作让他想起了那幅画。在写给惠尔的信中，文森特描绘了皮埃尔在阿卡迪亚的家庭生活的幸福场景：一边有两个身穿简单长款礼服的女人在聊天，另一边是一位有艺术家气质的男人；在画的中间位置，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正在从开满花朵的苹果树上摘花。
7月初，文森特把这个家庭和艺术相结合的场景变成了自己的愿景，又画了一幅诱人的全景图。这次，他选择的对象不是迈克尔那样的高原全景，不是高更那样的神秘的树林，也不是柯罗那样的梦幻般的乡村的夕阳西下。他带着画架、颜料和丑陋的画布来到了距离拉乌旅店不远的地方：查尔斯·多比尼的家。
除了米勒，没有哪个画家能像多比尼那样在文森特的一生中触动他的心情或塑造他的艺术构思：多比尼是巴比松的英雄，是户外绘画的冠军，是将画笔从沙龙中解放出来的人，是印象派的教父，是杜雷、柯罗、塞尚和毕沙罗等诸多自然画家的朋友和导师。他曾带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到奥威尔：先到他的船舶画室“波丹”里，然后去他在郁郁葱葱的河畔盖的一系列房子中。最后也是最壮观的一座房子是一座细长狭窄的建筑，墙壁是粉色的灰泥，屋顶是蓝色的，俯瞰瓦兹河和公园般美丽的花园。
在这个山坡边的人间仙境里，有成排的果树和成片的鲜花，有两边长满紫丁香和玫瑰的小路，但多比尼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些就去世了。这个悲剧传到了阿姆斯特丹，在那里有一个牧师的儿子，24岁的小伙子，刚刚成为田园画的落选者，正在等着命运的下一个转折。1878年文森特听到多比尼去世的消息后写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悲伤，如果一个人在死的时候知道自己已经做了一些真正的工作，知道自己因此会留在很多人的记忆中，那就好了。”
12年过去了，多比尼的遗孀仍然住在车站附近的粉色房子里——她的忠贞超越了文森特的想象。他刚到奥威尔，听到这个动人的故事时就想要画她守护的花园了。公众可以随时进入花园，仍可以看到身穿黑色衣服的苏菲·多比尼—卡尼尔。文森特已经研究过这个花园。他太想画这个花园了，虽然没有找到油画布，但他找了一块亚麻布作画。
这次，他带来了两块正方形画布拼成的大画布，把他一生见过的花园全都画在了上面：曾经为高更画过一次的埃滕牧师公馆的蜿蜒小径、奥威尔镇外橄榄树林中摇摆的树叶、客西马尼园夜空中的旋涡。在梵高的幻想中，这是各种植物开花的季节。每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在阳光下闪烁。春天黄色的野花点缀的绿地、盛开的花圃与鲜艳的薰衣草交相辉映。单调的灌木丛在各种颜色和阴影变化下显得生机勃勃。酸橙树并排生长，一直排到远方的房子附近，树枝非常纤细，成片的树叶好似云朵一般。
如同黄屋子外“诗人的花园”一样，这个花园也有它的鬼魂，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文森特在背景中画了如幽灵一般的多比尼夫人，她身穿丧服，凄凉地站在空桌子和椅子旁——又一次呼应了之前的牧师公馆花园。不仅如此，他还画了逝去的画家，可以从草坪上的空椅子和画前跑过的神秘的猫“看出来”，但主要还是由四处的生命力表现出来的：大自然的喜悦，这是多比尼的画中经常出现的，直到现在也在记忆中将他唤醒。
文森特在奥威尔承诺，这里“富饶的乡村”和“可爱的绿地”“就像皮埃尔·德·夏凡纳的画一样安静”，文森特的这幅画向提奥发出了有深意的信号。多比尼的最后几年不仅是在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下度过的，还有他的好友，画家奥诺雷·杜米埃尔。杜米埃尔是油画家，也是不朽的漫画家，老年时失明。他们三个人一起坐在爬满藤条的凉棚下的花园桌子旁，多比尼的房子充满了艺术气息和笑声。在这个梦中，他们三个人都活到了生命的尽头——丈夫、妻子和友爱的同事：表现了家庭与画室、亲情与兄弟情义。文森特幻想提奥和乔能一起来到瓦兹河伊甸园中，他们三个人能这样生活。
这是一个美丽的、引人入胜的愿景——是要用油画和语言描述的。但文森特在奥威尔的真实生活一点也不田园。他5月来到这里，为了不充分的理由坚持下来：害怕可能再次发作，因从提奥的新家要钱而心怀愧疚，担忧巴黎成堆的画作卖不出去。他把所有的失望情绪都写在信里，但又因为内容太过悲凉始终不敢寄出去：“我远达不到平静的心态……我感到很失败……我承受的太多了，这一切不会改变……前面的路越来越黑暗，我一点快乐也看不到。”
过去并不会留在过去。就连从阿尔搬回自己的家具都是对记忆的折磨。尽管文森特多次请求，提出自己支付运费，并威胁说耽误的话后果会很严重。纪诺一家仍然用可笑的故事来搪塞（纪诺先生被一头牛撞了），表现得非常漠然（“他一直这么懒。”文森特嘟囔道）。
高更也不会让他忘记。他拒绝了文森特的邀请，没有去布列塔尼，认为那是“不现实的”，因为他的画室“距离镇中心太远了，而且对于一个患有疾病、有时还需要看医生的人来说，这太冒险了”。另外，高更又开始关注异国他乡了——这次是马达加斯加（“原始人就该回归野外。”他解释说）。贝尔纳打算陪他去。文森特曾想过自己可以加入他们（“因为你们必须有一两个同伴”），但很快在现实面前投降了。他写信给提奥说：“显然，油画的未来在热带地区，但我不认为你、高更还有我属于那个未来。”
他自身的情况也让他作出了这个让步。他说，他年纪太大了，不仅不能去马达加斯加，连妻子和孩子都不能有了。他承认：“我年纪太大了，没有办法走过去的老路，也不能有其他的欲望了，至少我感觉是这样的。虽然那种欲望离我而去，但它给我留下了精神上的折磨。”他越来越多地抱怨自己时间有限，工作受限，精力有限，常常为了精神和生活的不安而烦恼。他常常幻想如果重新活十年，会有什么不同——他的整个艺术生涯会有什么不同。“现在我知道我的能力了。”他为自己野心的消失而悲伤，也为自己的男子气概而悲伤，他曾经像比他年龄大一倍的人那样为“现代生活的匆匆流逝”而大哭。他看着镜子，看到的是“忧郁的表情”，他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心碎的表情”，并把它比作伊甸园中基督的脸。
6月，他的母亲给他带来了一个来自过去的晴天霹雳。她刚从纽南回来，因为丈夫五周年的忌日，她去纽南祭拜。她的纽南之行给文森特带来的消息是毁灭性的（“我满怀感激地又看了一遍所有的东西，那些东西曾经都是属于我的”），让文森特充满内疚和自责。文森特写信安慰她，他用了《圣经》中的一个章节，《哥林多前书》中提到的只要坚守最终的目的，所有负担都可以承受，这段话更适用于他自己难言的感觉和难以逆转的命运。他写道：“穿过黑暗的玻璃，一切犹在镜中；生命，就是离别、逝去和不断动荡——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生命的其他含义。”他说：“对我来说，生命会继续孤独。除了穿过黑暗的玻璃，我从未感觉我更依赖任何人。”
这段关于孤独的话是对过去的评判，也跟随文森特来到了奥威尔的花园河谷。尽管他的画室墙上挂满了美丽的风景和一张张的笑脸，但这些都难以掩盖他没有朋友的事实。7月，他和加歇医生的友情也陷入了熟悉的旋涡——疏远和怨恨。文森特总是需求不断，而加歇医生经常离开奥威尔，他们之间产生了冲突。加歇总是离开奥威尔，让文森特认为在危机时刻是指望不上他的。而文森特奇怪的行为举止和对艺术的狂热（可能还有他对玛格丽特·加歇的关心）使加歇一家上下发生了骚乱。加歇禁止他在房子里作画，文森特扔下餐巾，离开了饭桌。两人最后闹僵，是因为加歇拒绝为一幅吉约曼的画作装框。
加歇自己也是一个精神古怪的人，因此，他对文森特行为和衣着的古怪表示同情。但其他人就无法忍受他了。年轻的保罗·加歇后来评价文森特的“漫画式油画”时说：“他看起来非常奇怪，他每次把画笔放在画布上时都会先把头往后靠，半闭着眼睛向上看……我从没见过别人画画是这个样子。”玛格丽特·加歇推脱了一个月才同意为文森特当模特，最后也只是答应在她弹钢琴时让文森特看着她作画。后来文森特又要求了一次，但始终没有得到玛格丽特的回应。文森特在画架后的专注也让艾德琳·拉乌困惑和害怕。她后来对采访者说，“他的暴力作画方式让我害怕”，而且她对肖像画的评价是“令我失望，因为那根本不是真实的生活”。她也拒绝再次为文森特当模特。
实际上，圣保罗精神病院的日子给文森特的举止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对于崩溃状态的警觉，这在他茫然的表情和转瞬即逝的目光中可以看出来，不仅让年轻的小姑娘害怕，也让成年人紧张。“当你和他面对面谈话时，”奥威尔的一个目击者回忆说，有人从另一侧走近他，他不仅会把眼睛转向那个人，而且会把整个头都转过去……如果你和他聊天时飞过一只鸟，他并不是仅仅看它一眼，而是抬起头仔细看这是什么鸟。他的目光是固定的、机械的……就像车前灯一样。
安东·何西格是一个年轻的荷兰画家，他在6月中旬到达拉乌旅店，是提奥让他来的，让他作为自己的替身，给哥哥做伴，让哥哥在与同胞的相处中获取安慰。23岁的何西格发现文森特是一个非常紧张、纠结、易受惊吓的人——“一场噩梦”、“一个可怕的蠢人”，他的精神是不正常的。“我还看到他坐在小咖啡馆窗前的长凳上，”何西格后来写道，“他的耳朵被砍掉了一片，眼神充满野性，那种神情我是不敢看的。”
在拉乌旅店用餐的西班牙画家对文森特的印象也不好（“是哪只猪画的？”他第一次看到文森特的画作时说）。在奥威尔工作的另一个荷兰人也不喜欢他。住在隔壁讲英文的一家人提起文森特时说：“他从白天到晚上，一直在画画。”还有一个法国画家到奥威尔参观，故意避开文森特。即便是住在六英里外、勒皮克路上的旧友毕沙罗也从不来看他。文森特确实与一个邻居做过很短时间的朋友，那是一个名叫沃波尔·布鲁克的人，但很快布鲁克就像何西格一样消失了，对于他，文森特写道：“他仍然对他看事物的独特方式抱有很多幻觉……我觉得他不会有什么出息。”
当地人更是无法忍受这个来客怪诞的绘画方式。在咖啡馆里，人们故意避开他，他求别人为他做模特时，人家会立刻逃走。有个人曾在文森特遭受拒绝时听到他喃喃自语道：“不可能，不可能！”小镇上的人大都不知道文森特在阿尔的事情，也不知道圣保罗精神病院的事情，但看到他残缺不全的耳朵就足以明白一切了。其中一个人说：“那是你看到他第一个会注意的地方，非常恐怖。”有些人把它比作“大猩猩的耳朵”。奥威尔的居民可能并不会像阿尔人那样迷信或对画家怀有偏见，但看到文森特，他们还是会避而远之：流浪汉一样的装扮、蓬乱的胡子、自己修剪的发型、含糊不清的口音——他们猜是德语或英语，浑身上下都表明他的生活漂泊不定，艰辛寒酸。和在阿尔——还有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文森特总是吸引小男孩的注意。穿着破旧的乡下人衣服，手里提着装满画具的奇怪袋子，文森特看起来“很像稻草人”（后来一个人告诉采访者）。当地的流氓追着文森特满街跑，在后面喊他：“傻子。”但奥威尔的一些小男孩要比阿尔的“街头流氓”更世故。他们很多是从巴黎的学校来这里过暑假的学生，父母都是资产阶级成员，正在这里度假。他们对付流浪汉的方式要比扔烂蔬菜有创意多了，也更加残酷。
他们假装和他做朋友——给他买喝的，请他出去玩，完全是为了拿他开玩笑。他们在文森特的咖啡里加盐，在他的画具箱里放蛇。（文森特看到蛇的时候差点昏了过去。）他们发现文森特有吮画笔的习惯，就引开文森特的视线，在他的画笔上抹上红辣椒，然后边笑边看着他被辣到抓狂。“我们太喜欢看可怜的Toto抓狂了。”后来一个小男孩说。Toto是当地方言，是他们给这个画家起的绰号——“疯子”的另一种说法。
16岁的雷内·萨克里顿是这群孩子的头儿，他是从巴黎来的富裕的药剂师的儿子。萨克里顿家在这里有度假的房子，每年6月捕鱼季节一开始就会来这里。雷内·萨克里顿是一个喜欢往外面跑的人，在久负盛名的中学上学时他就经常逃课去打猎或是钓鱼，他唯独喜欢的油画就是裸体女人的画像，如果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艺术家哥哥加斯顿，他是不会和文森特·梵高扯上关系的。19岁的加斯顿是一个敏感、富有诗意的男孩，和他的弟弟完全不同，他发现了关于文森特新的艺术和巴黎艺术圈的故事，他所从事的工作是雷内无法理解的，而雷内则希望当局有一天能够把文森特拖走，“因为他的想法太愚蠢，他的生活一团糟”。
在孤独的时候，文森特为了换取加斯顿的陪伴，甘心接受弟弟雷内对自己的无礼。他给雷内起了一个绰号，叫“水牛比尔”，一方面是因为雷内走路虚张声势的样子很像牛仔，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比尔·科迪的“狂野西部展”买了一套套装，他会搭配长靴、流苏外套和牛仔帽穿着。但文森特把这个绰号错读成了“衰牛屁尔”，这让雷内更加放肆地嘲讽他，无所不用其极地捉弄他。为了更有架势，他还添了一支左轮手枪，是380口径的老款“玩具枪”。“想打的时候就能打。”雷内回忆道。
虽然雷内答应至少为文森特当一次模特（在河边钓鱼），但其实他是想利用他和文森特的“密友”关系，借机变本加厉地取笑和挑衅文森特。雷内说：“我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让他生气，这非常简单。”雷内是个体格健壮的酒鬼，他在当地偷猎人酒吧一次又一次给文森特买法国绿茴香酒，他在发现文森特对他和他的朋友买来的色情小说感兴趣后，故意在文森特面前挑逗、亲吻他的法国女友们，折磨可怜的Toto，还让女孩们（有些是红磨坊的舞者）挑逗、折磨文森特，假装对他感兴趣。
《头戴宽边帽的男孩》（疑似雷内·萨克里顿），1890年6月-7月，纸上粉笔，英寸×英寸。
但小孩子的恶作剧和性侮辱都比不上7月初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给文森特带来的伤害。在文森特与提奥长久以来的通信中，这次提奥第一次描述了他生活得多么糟糕。孩子病了——“白天、晚上不停地哭。”“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写道，“而且不管我们做什么，好像都是在增加他的痛苦。”乔也病了——担心得生病了：她害怕孩子会死，“睡觉时啜泣”。
提奥知道这些悲痛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缺钱。他说：“我白天努力赚钱，但乔还是会担心钱的问题。”他埋怨自己的雇主，他已经为这个雇主工作了17年——“那些老鼠”给他的钱特别少，“就好像我刚开始给他卖命一样”。但他主要还是怪自己。在男子气概的最终测验中——养活妻子和孩子，他输得很悲惨。这种耻辱再一次让他想要辞职：“冒险”做一个独立的画商。这对于不喜欢冒险的提奥来说，相当于是自杀。
听了提奥的抱怨，文森特感觉是在控诉自己。当看到提奥把自己列在要供养的名单上，或形容自己是一匹拉着一辆重重的马车的筋疲力尽的老马，而文森特就坐在车上，或说“自己像穷困潦倒的乞丐一样混日子”时，文森特就会内疚不已。提奥的整封信都在讲不公平的家庭和兄弟责任（“我从不多花钱，但我的钱还是不够”）。提奥甚至提到了最敏感的话题，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非常希望能看到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不像他病弱的父亲和精神失常的伯伯那样。
在痛苦和绝望同时爆发的时候，提奥不能让哥哥继续抱有可怜的家庭幻想。他写道：“我真心希望有一天你也能有一个妻子。”只有这样，才能让文森特真正“成为一个男人”，了解作为父亲要肩负的重任和喜悦。提奥肯定自己对乔的爱是他幸福生活的关键，是他的家庭成长的源头。这个信息已经再明确不过了：如果文森特想要有一个家庭，他就要自己去建立。
在奥威尔，这封信给文森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无论是内容还是语气都给文森特敲响了警钟。乔可能不知道提奥得病的实情，但文森特知道，而且他比其他人更了解疾病对人的精神和身体造成的打击。他也发现，提奥离开古庇尔的计划威胁到了他的奥威尔团聚梦。没有工作，没有夹层画廊，提奥就得凑集资金去做独立画商，那样就没有钱回到乡下隐居了——也不会有放松的周末和漫长的假期。
收到信后，文森特原本想赶第一班去巴黎的火车。“我非常想见到你，”在收到提奥的信的当天文森特写道，“但我担心立刻过去会让你更加窘困。”因此，他又写了一封恳请提奥来乡村的信——言辞极为迫切，让他在这里“至少待一整个月”，呼吸新鲜的空气，充分感受乡村对他的影响。文森特随信寄去了很多最吸引人的画作，并提出与乔和孩子交换房间。他们可以住在拉乌旅店文森特的房间里，而文森特则去巴黎，他安慰提奥道：“这样你应该不会太孤单。”
但几天后，文森特已经等不及了，他太害怕了，因此决定“破坏”弟弟糟糕的决定。文森特急忙赶往巴黎。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文森特到达了皮加勒区。
在阻止这个灾难发生时，文森特引发了另一个大灾难。
在提奥的公寓里，灾难随时可能爆发。提奥寄出那封焦虑的信后的五天内，危机一直在升级。他决定给老板下最后通牒：要么给他加薪，要么他就辞职。他最近的销售情况很好，乔的哥哥安德里斯也答应要帮提奥弄点资金，让他做独立画商。这让提奥放大了胆子。孩子的哭闹和乔的担忧让他非常绝望。
但执拗的乔对这种冒险的最后通牒更加担忧。提奥辞掉工作，“鲁莽地进入未知世界”，这样会不会威胁到这个年轻的家庭？他确定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独立画商？如果他们“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那该怎么办？文森特到达后发现，这对夫妻“忧虑”而“烦恼”，他们为了一个赌注很高的决定而争吵——为文森特也为他们自己。“有一天我们发现生计受到了影响，那并不是一件小事，”文森特回忆起那次争执，他很快也加入进去，“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岌岌可危。”再加上文森特的脆弱和反复无常，这场争执很快就升级了。他后来说他们都很“暴力”。
安德里斯·邦格来到之后，怨恨又转向了他。文森特带有攻击性地质疑他为提奥的生意提议提供的赞助，因为之前他没能信守同样的承诺。他当时都想要提奥和这个小舅子“断绝关系”了，但后来妥协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威胁：提奥打算搬到一楼公寓，与安德里斯和他的妻子住在同一栋大楼，共享一个花园。这个计划拒绝了文森特关于在乡村安家、在大自然中恢复健康的所有恳求。有了户外花园，提奥和他的家人就完全没有必要去文森特在画中描绘的奥威尔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团圆梦想破灭了。
在接下来的争吵中，文森特开始表达对乔作为失职的母亲的不满（因为她在城市抚养孩子），而乔也痛恨提奥为了他这个游手好闲的哥哥花了很多钱，他们开始恶言相对。后来乔写道：“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对他更好一点就好了。我非常后悔，当初对他太没有耐心了。”最后，哥哥和弟媳最激烈的争吵是关于一幅画到底该挂在哪里。
文森特走出了公寓，当天就离开了巴黎。他的老朋友吉约曼本来说好要来拜访他的，但他却匆匆地走了。“我和你们在一起的几个小时对我来说太难熬了，太让人烦躁了。”他后来写道。他用一个词形容这次到巴黎的短暂——也是最后一次——的拜访：“痛苦。”
7月6日的争吵太激烈了，后来所有关于那天的详细记录都丢失或毁掉了。根据乔的叙述，那天他们一起享用了一顿快乐的午餐，然后来了几位声名显赫的朋友，文森特“非常疲劳、非常兴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暗示了三周后可怕的结局。但文森特的叙述与乔的截然不同。他离开巴黎，感到非常受挫。他后来写信给提奥：“我担心自己作为你的负担，你宁可我是让你害怕的东西。”
回到奥威尔，文森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巴黎之行像“暴风雨”一般突然，让他“悲伤不已”，他感到危机四伏。他沿河岸爬到田野上向下看，发现原来风景如画的田园变成了冷酷无情、空旷黑暗的荒野。所有让人感到欣慰的景色都不见了，第二次机会和救赎的前景也随之逝去。
他笨手笨脚地把两倍宽的大画布搬到山上，记录眼前这片崭新的、充满危机的自然景色。之前，他画的是一幅波澜起伏的马赛克风景画，现在他画的是“阴郁天空下的大片麦田”——一大片光秃秃的、孤寂的麦田，毫无特色，如荒野一般。远方地平线上什么也没有——没有树木、房子或尖塔。画中央有一点突起，但那并不是小山，只不过是地面的弧度罢了。天空不再是水晶般的蓝色，也没有光芒四射的太阳，这幅画将天空描绘成象征凶兆的黑色，上面飘浮着大片深蓝色的乌云。
在另一张画布上，他画的是随风摇摆的麦田，收割机在路面压出的凹痕指向田野中央树立的耙子。风吹过成熟的麦田，产生大大的旋涡，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条纹——风力非常大，乌鸦从隐藏的地方飞起。它们突然猛扑，惊恐地蹿上天空，要逃离这片无情的大自然。在这两幅荒凉的全景画中，他完全没有画田园家庭生活；数英里之内都看不到任何人或房子。这次，他没有宣传乡村生活给人带来的安慰，他用画笔诉说了“悲伤和极度孤单”。“我的生命遭到了彻底的威胁，”他回到从前的乐园几天后写道，“我步履维艰。”
7月15日，提奥带着他的家人从巴黎前往荷兰。他认为，只有真正家乡的空气才能让妻子和孩子恢复健康。他们并没有在奥威尔停留，之前提奥曾这么提过。乔和孩子会在荷兰待一个月。几天后提奥离开，绕道回巴黎，在海牙、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停下做生意，但没有去奥威尔。文森特寄出了一封表示抗议的信，再一次对7月6日发生的事情发出警告。他是在发脾气，又是在恳求（“我有做错什么吗？”），他放下内心深处的恐惧：担心他在提奥与乔的“争吵”中扮演了不好的角色，他在如此困难的时候还不停地要钱，担心他到处看到的“危险”。
7月14日法国国庆日，提奥宣布要去荷兰。就在几天前，文森特收到母亲和妹妹的来信，她们非常高兴，因为提奥要带着妻子和孩子去荷兰了。毕竟他们要在老家团圆了。“我经常想起你们俩，”他孤苦伶仃地回信道，“非常想再见到你们。”文森特的母亲建议他去花园里走走（“去看看盛开的鲜花”），这对健康有好处，文森特却表现出对大自然相反的看法：“我自己很喜欢广阔无垠的麦田，不喜欢高山和无边无际的大海。”
提奥能在花园里帮母亲干活，但文森特命中注定是在花园中散步的。他在给母亲和妹妹的信里最后写道：“今天就写到这里了，我要去画画了。”
他其实只需要走出拉乌旅店，就能找到一个表现孤独和遗弃的场景。街对面就是奥威尔镇公所，这里装饰着彩旗、花环和中国灯笼，晚上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烟花燃放和庆祝活动。但现在，广场上空无一人，露台上也非常萧条。文森特照实画了出来——没有人群，没有钢管乐队，没有烟花，也没有舞蹈。镇公所——石头堆砌的建筑——孤独冷漠地坐落在那里，周围没有灌木，悲伤地等待着欢宴，而镇公所本身和文森特都与这场欢宴无关。画中的镇公所很像津德尔特市集的镇公所，那个镇公所就坐落在文森特童年住的牧师公馆对面。
7月18日，提奥回到巴黎的公寓，他没有邀请哥哥来，但文森特曾邀请过提奥。他甚至一周多都没有写信。最后他决定给文森特写信，用不解的感叹来消除文森特的担忧（“你从哪里看到了激烈的家庭冲突？”），他想要否认哥哥的噩梦，称那只是“不起眼的小事”。
提奥工作上的冲突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但文森特不敢问——提奥也没有提。提奥的老板们并不理会他的最后通牒，拒绝给他涨工资，对他的辞职也不闻不问。由于家人不在身边非常寂寞（他每天写信给乔），加上对自己的未来——事业和身体——感到悲哀，他打算给极度悲伤的哥哥断奶。但和以前一样，责任让他感到痛苦。“他工作这么努力，画得这么好，这种时候是不能放弃他的，”他写信给乔，愤愤不平地说，“他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幸福呢？”
文森特寄给提奥一份画作清单，当然是希望提奥能自己送过来，因为奥威尔距离他那里只有20英里。提奥好心建议哥哥：“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你烦恼，或者有什么感觉不对的……就去找加歇医生，他会让人好受些。”文森特暗示希望得到更多信息（“我希望你已经找到了对你很好的伙伴”），他的好多信都没有写完，也没有寄出去。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有很多事情想告诉你，但我觉得没有用。”提奥总是保持沉默。文森特一定感觉他们之间仿佛隔着一片大陆。
没有什么比提奥的退出会对文森特的安定生活——头脑清醒——造成更大的威胁了。从巴黎回来后，那天发生的事情一直萦绕在文森特的心头。他还有其他的担忧，尤其是提奥的病情越来越重——他自己的也是。距离上一次病情发作已经快一年了，那还是去年夏天在圣雷米的事情，他感觉下一次发作也是难以避免的，而且随时可能发生。“我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他在扔掉的一封信的草稿中写道，“而我这样做的原因已经有点站不住脚了。”他抱怨在预想未来时觉得“非常害怕”。有时他害怕到剧烈地颤抖，都没有办法写字，连笔都拿不住了。
为了平复心情，文森特会喝酒（或跟雷内·萨克里顿在偷猎人酒吧喝法国绿茴香酒，或和当地警官在路边酒馆喝苦艾酒）。但要彻底驱赶恶魔，就只能通过画画分散注意力了。他写信给提奥：“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画画上。”加歇医生也让他这样做（“他告诉我，对我来说，画画是让我保持平衡的最好办法……我要尽全力画画”）。风暴对他造成的“影响”越大，他就越要疯狂地作画。到7月的第三周，他开始画一批新画，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双倍大的画布上完成的，这种画布的尺寸能承载他的幻想。只有这么大的画布才能让他忘掉自我——被吞噬，沉浸在绘画和欣赏的喜悦中。
他画了所有能画的东西，从无际的天空——晴天及雨天——和农舍的乡村风景，到简单的几束麦穗（很像纽南修剪过的桦树，像士兵一样排列整齐）。他画了干草堆，看起来像是被乡村魔法由房屋变成的干草堆，还画了农舍，与周围的田野几乎融为一体的农舍。他死死地盯着一棵树暴露的树根，终于找到一张巨大的画布，画下了这个场景的一角：一片秘密生长的、发育不全的树根，和整片树林一样大。他把视线紧紧放在多瘤的老树根、藤条和新长出的嫩芽上——去掉了天空，大地，甚至树木本身，这样的形状和颜色与现实无关，就像文森特一样，它们进入了一个遥远深邃的世界，非常抽象，引人入胜。
在新一轮的狂热创作中，旧有的幻想重生了。这些巨大的乡村生活图景、诱人的农舍、与纽南和荒野的作品遥相呼应的风景、郁郁葱葱的一角，都在暗示文森特重燃了在奥威尔与提奥团聚的希望。文森特被弟弟独自坐在巴黎公寓中的画像感动了，他放下了最近他们之间的不快。他丢掉了反驳提奥关于7月6日事件的叙述的信（“我自己知道好坏”），寄出了一封希望“重新开始”的信。为了避免提奥的冷漠让自己失望，他把自己的困境说成是所有画家的困境。他似乎是在认命地写道，“画家们都在背水一战”，画家和画商的“联合”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安慰弟弟道，市场让所有印象派画家失望，让最真诚的“个人计划”“变得无力”，比如提奥的计划。
《树根》，1890年7月，布上油彩，英寸×英寸。
他随信寄出了几幅充满激情的速写，表示希望重新过上乡村生活，与弟弟团聚。他把纸对折，粗略地用画表达了他对提奥加入这种新生活的邀请：《多比尼花园》。文森特从7月初开始画这幅图景，其间几次来到拉乌旅店几个街区之外的花园。同时，他还在另一张双倍大的画布上重新画了这个花园。毫无疑问，文森特听说了多比尼在奥威尔另一处画室中的壁画。多比尼的家人都参与了绘画——呼应了文森特在德伦特时的愿景，在荒野的农舍里住着“画家一家人”。实际上，根据文森特7月的幻想所画的作品原本也可以有乡村房屋和美丽的乡村风景。
文森特喜欢系列画——修拉和莫奈的一系列“装饰画”。对文森特来说，这些无缝隙的全景图就像一个画作合唱团一样。他画了一幅又一幅双倍画幅的油画后，写信给提奥：“我力求画得与我爱戴和敬佩的画家一样好。”他最爱戴和敬佩的画家是查尔斯·多比尼，而最吸引他的是多比尼画的花园，这是多比尼与他的妻子和朋友杜米埃尔共同完成的。“你可以看看多比尼花园的素描，”他在信中暗示说，并附上了那幅画，“那是我目标最明确的油画。”
他在第一次写这封信时，又一次向弟弟提起了18年前他们在通往赖斯韦克的路上承诺对方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一直都觉得你绝不仅仅只能做一个画商，”他写道，暗指德伦特的约定，“你实际参与了我的作画过程，即使在灾难时刻画作也能得以保存。”但在他实际寄出的信（他写给亲爱的提奥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改成了恳请的语气，并配上了美丽的花园。“真相是，”他解释道，“我们只能让我们的作品说话。”
《多比尼花园》，1890年7月，信中速写，钢笔，3英寸×英寸。
四天之后，也就是7月27日周日，文森特完成早上的写生后回到拉乌旅店吃午饭。用餐完毕后，他拎起装满颜料和画笔的袋子，把画架扛在肩上，又重新开始创作，过去数周里他每天如此。他有可能去了附近的多比尼花园或者更远一点的乡间，在已经笨重不堪的随身物品中添加了一张双倍画幅的画布。
数小时后，太阳落山，他跌跌撞撞地返回拉乌旅店，他的布袋、画架和画布统统消失不见了。在炎夏傍晚的室外，拉乌一家和其他住客刚刚享用了晚餐，正在小餐厅的平台上踱步。他们看见文森特从黝黑的街道上走来，越来越近。“他手捂着腹部，走路似乎一瘸一拐，”其中一人后来回忆道，“他的外套纽扣都紧紧扣着。”——在如此炎热的夜晚这么做有点奇怪。他一语不发地穿过人群，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古斯塔夫·拉乌对客人的古怪举止十分担心，他在楼下仔细倾听着上面的动静。当听到呻吟声时，他上楼来到文森特的阁楼房间里。他发现文森特躺在床上，身体因为痛苦而蜷缩成一团。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受伤了，”文森特答道，说着他掀起了衬衫，给拉乌看了看自己肋骨下的一个小弹孔，“我弄伤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