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5
1.所有关于文森特伤势的报告，参见第四十三章。
2.斯加尔·范·休顿，《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文森特·梵高》，选自小寺助笠和伊薇特·罗森伯格编辑的《文森特·梵高的神话》，第162页。
3.本注释中的大部分材料在正文的其他几处都出现过（主要是在第四十三章，“幻觉消逝，崇高永存”中），在这几处，这些材料都和叙述内容相关。我们现在把它们集中在一起，以便能更清晰而中肯地呈现它们。
4.雷内·萨克里顿生于1874年1月。维克多·杜瓦托，《梵高的两个鲜为人知的朋友：加斯顿·萨克里顿和雷内·萨克里顿兄弟，他们眼中的梵高》，《艾斯库累普》第40期，1957年3月，第57页。
5.杜瓦托，第39页。
6.保罗·加歇，《提奥多洛斯·梵高和文森特·梵高的医生》，《艾斯库累普》第40期，1957年3月，第38页。
7.加斯顿生于1871年12月18日。杜瓦托，第57页。
8.引自杜瓦托，第40页。
9.杜瓦托，第40页。
10.引自杜瓦托，第50页。
11.杜瓦托，第55页—第56页。
12.“他说法语的时候总是带着模糊的口音，我说过带这种口音的人都是居无定所的。”引自杜瓦托，第56页。
13.特别是72度的法国绿茴香酒。杜瓦托，第41页。
14.引自杜瓦托，第40页。
15.杜瓦托，第42页。
16.引自杜瓦托，第39页。
17.根据雷内的说法，水牛比尔在当时的年轻人中间很时髦。
18.引自杜瓦托，第45页。
19.杜瓦托，第46页。
20.杜瓦托，第46页。
21.杜瓦托，第56页。
22.引自杜瓦托，第42页。
23.引自杜瓦托，第45页。
24.引自杜瓦托，第41页。
25.引自杜瓦托，第41页。
26.杜瓦托，第56页。
27.同上。
28.参见第四十三章。
29.杜瓦托，第44页。
30.引自杜瓦托，第42页。
31.引自杜瓦托，第47页。
32.杜瓦托，第44页。
33.引自杜瓦托，第42页。
34.杜瓦托，第42页。
35.引自杜瓦托，第44页。
36.引自杜瓦托，第42页。
37.引自杜瓦托，第41页。
38.参见第四十三章。
39.马克·埃多·特拉包特，《文森特·梵高》（纽约：维京出版社），1969年，第326页。特拉包特说利贝热夫人“和玛格丽特·加歇年纪相仿”，在文森特去世时是20岁。
40.引自特拉包特，第326页。
41.引自特拉包特，第326页。特拉包特评论说：“这个谜仍然没有解开：为什么这个流传了90余年的说法从来没有出现在文森特的任何一部传记里？”（第326页）。
42.引自肯·威尔基，《寻找梵高》（罗克林，加利福尼亚：普锐马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
43.在1911年写给普拉斯哈尔特的信中，何西格汇报了一次陪伴文森特踏上这样的蓬图瓦兹之旅的情况（b3023V/1983年，“何西格”致“普拉斯哈尔特”，1911年9月8日，部分发表于扬·范·克里姆潘，《友人1912年追忆的文森特》，国际研讨会，东京，1988年），第86页。
44.杜瓦托，第42页—第43页。
45.杜瓦托，第41页。
46.文森特知道雷内将左轮手枪放在他的帆布背包里。他过去经常在雷内的背包里看到它。
47.杜瓦托和埃德加·勒罗伊，《文森特·梵高和割耳的故事》，《埃斯库累普》，1936年，第280页。参见第四十三章。
48.“何西格”致“布雷迪乌斯”（发表于《老荷兰》，1934年）。引自特拉包特，第328页。参见第四十三章。
49.杜瓦托和勒罗伊，第280页。参见第四十三章。
50.艾德琳·拉乌在后来一次对自己叙述的补充里，坚持说文森特从昏迷中苏醒以后，的确曾试图再次朝自己开枪，但是没找到枪。艾德琳·卡莉—拉乌，《对文森特·梵高在瓦兹河畔的奥威尔停留期间的回忆》，摘自1956年的《梵高笔记》，摘自《梵高回忆录》，由苏珊·艾莉森·斯泰因编辑（纽约：休·劳特和麦克米伦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这种说法可能是真的，萨克里顿兄弟可能已经把枪拿走了。
51.引自罗纳德·皮克旺斯，《在圣雷米和奥威尔的梵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出版社，1976年），第40页。
52.欧根·韦伯，《从农民到法国人：法国农村的现代化，1870年-1914年》（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40页。
53.引自卡莉—拉乌，摘自斯泰因，第215页。
54.同上。
55.有趣的是，当警察就枪击中是否有其他人参与的问题继续逼问文森特时，古斯塔夫·拉乌站出来阻止了这种盘问。根据他女儿的讲述，在文森特告诉他们“不要指控任何人，是我自己想要自杀的”时，她父亲“祈求警察不要再坚持问下去了，言辞有些严厉”。引自卡莉—拉乌，摘自斯泰因，第215页。按照艾德琳的意思，这种干预可以看作是她父亲对文森特的关心的一个例证——或者，也可看成是努力确保文森特在神志昏迷时不会不小心说出萨克里顿兄弟在枪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56.b2066 V/1982年，“提奥·梵高”致“乔·梵高—邦格”，1890年7月28日。
57.b6918 V/1996年，“爱弥尔·贝尔纳”致“艾尔贝·奥里耶”，引自贝尔纳，《在文森特的葬礼上》，引自斯泰因，第220页。
58.b3266 V/1966年，“保罗—费尔南丁·加歇”致“提奥·梵高”，约1890年8月15日。
59.乔安娜·梵高—邦格，《文森特·梵高书信全集》（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8年，信件355a，1885年1月之后，BVG）。利奥·简森、汉斯·路伊藤和尼恩科·巴克，《文森特·梵高：书信集、插图和注解全本》：“如果我突然暴毙——我不会特意寻死，不过一旦死亡降临，我也不会逃避——你会坐立不安的——而且——那会是一个极不安全的立场”（伦敦：泰晤士和哈德逊出版社，2009年，信件474，1884年12月10日，JLB）。
60.文森特在一封于1882年自海牙寄给提奥的信中引用了他的偶像米勒的一句格言：“我一直认为，自杀是不诚实的人的行为。”BVG 212，1882年7月6日（JLB 244，1882年7月7日）。参见第十五章。
61.杜瓦托，第57页。
62.加斯顿·萨克里顿于1943年去世。
63.《全速中的维塔斯》，拍摄于1927年的《棕红色月亮》，http：//100ansderadio.free.fr/HistoiredelaRadio/Radio-Vitus/RadioVitus-20.html。
64.“他很有魅力”（1932年），“带着微笑”（1936年），“绿衣服”（1937年），“穷途末路”（1939年），http：//www.omdb.si/index.php/ooseba/?i=636527。
65.杜瓦托，第57页—第58页。第22页。参见第四十二章。
66.杜瓦托，第57页。
67.引自杜瓦托，第57页。
68.杜瓦托，第47页。
69.显然是在提到一次河中游泳时，雷内告诉杜瓦托：“我们把枪放在我们放渔具和背包的地方……甚至还把裤子也放在那儿了……像是命运的安排，就在梵高拿到这把枪的那一天，枪居然能正常使用了”（第46页）。
70.保罗·加歇医生给提奥的信，1890年7月27日，引自迪斯特尔和斯泰因的《从塞尚到梵高：加歇医生全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出版社，1999年），第265页。另外参见邦格，《回忆录》，第lii页，BVG。参见第四十三章。
71.“我带着极大的歉意，不得不打扰您的休息。然而我认为自己有义务立即给您写信……您的哥哥文森特要求立即见我。我赶到那儿[拉乌旅店]发现他病得很重。他弄伤了自己。”引自BVG，第lii页。
72.“文森特的确病得很重。我不想说得太具体，这太令人悲伤了，但是亲爱的，我必须提醒你，他可能危在旦夕。”b2066V/1982年，“提奥·梵高”致“乔·梵高—邦格”，1890年7月28日，选自《短暂的幸福》，由利奥·简森和扬·罗伯特编辑（兹沃勒：瓦德尔斯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
73.b2066V/1982年，“提奥·梵高”致“乔·梵高—邦格”，1890年7月28日，选自简森和罗伯特，第269页。这可能是提奥在试图保护年轻的母亲乔，怕令人痛苦的真相会伤害到她——或是在保护家族的名声，避免尴尬。但是他对于文森特伤情的描述，和已在奥威尔街头流传的关于自杀未遂的陈旧说法相比，更令人信服（而且听起来更符合文森特的情况）。
74.在文森特案头的纸堆中，有一些是他丢弃的信件草稿和碎片，这些显然是他不想让提奥读到的。参见第四十二章。
75.参见第四十二章。
76.特拉包特，第337页—第340页。
77.“难道我万念俱灰时就该一头跳到水里吗？上帝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如果我是个邪恶的人我可能会去寻死”（BVG 193）。参见第四十三章。
78.同上。参见第四十三章。
79.BVG 212（1882年7月6日）。参见上面的注释6。参见第十五章。
80.同上。参见第十五章。
81.BVG 337（1883年10月31日）。参见第四十三章。
82.尽管后来人们几次试图认定文森特是在自杀之前拿到了枪——哈特里克，《一个画家跨越50年的朝圣》（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39年），第42页，保罗·高更，《亲密日记》，范·威克·布鲁克斯译（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126页—第127页，以及加歇一家的说法（参见注释93），文森特在寄自圣雷米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他对枪械的不了解（以及蔑视）：“我应该更好地保护好自己的画室……换作其他人可能就会用左轮手枪了”（BVG 605，1889年9月）。参见第四十三章。
83.参见注释48。
84.参见第四十三章。
85.在阿尔时，文森特的邻居们曾请愿要将他交送给精神病院，文森特对此提出抗议，他对镇长说：“如果能一劳永逸地让大伙儿满意，我已经准备好去做任何事，比如一头扎进水里淹死。”参见第三十八章。
86.参见第四十一章。
87.引自皮克文斯，第216页。不可避免的是，贝尔纳讲给奥里耶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夸大了自杀事件的戏剧性。贝尔纳在去世前写道，文森特曾说过“他的自杀绝对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神志非常清醒”，并表达了“他求死的欲望”。根据贝尔纳的说法，文森特实际上还颇富戏剧性地表示，如果伤势恢复，他还要“再试一次”。引自贝尔纳，选自斯泰因，第219页—第220页。这种令人难以抗拒的不实说法后来被特拉包特这样的编年史作者予以采用（第328页）：“加歇告诉文森特说他仍希望治好他。文森特立即回答说：‘我会再试一次的。’”
88.在对奥里耶的讲述中，贝尔纳给他的故事添加了基督教殉道的色彩：“强烈的冲击力（子弹穿过心脏下方）让梵高倒下了，但是他连续三次站起又倒下，并回到他住的旅店……对任何人都没提起他的伤。”引自贝尔纳，选自斯泰因，第220页。参见第四十三章。贝尔纳对割耳事件也同样赋予了基督教的色彩，参见第四十一章。
89.罗斯和麦凯，《自残行为》（列克星敦，马萨诸塞：列克星敦图书出版社，1979年）。根据罗斯和麦凯的研究，“自残者的行为中鲜有求死的倾向，冒险求死的概率也很小。尽管自残者可能通过自己的某种行为导致死亡，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自残者的行为非但不是自杀性的，且是反蓄意自杀性的”（第15页）。另外还可参考巴伦特·沃尔什和保罗·罗森在《自杀行为：理论、研究和治疗》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讨论（纽约和伦敦：吉尔福德出版社，1988年，第3页—第53页）。沃尔什和罗森认为：“自杀和自残行为之间的相似性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两种行为模式都是指向自身的，并且都会导致具体的身体伤害。”然而，如果以施耐德曼的十个共性为框架对两种行为进行分析会发现，二者在很多层面上都大不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90.特拉包特，第335页。参见第四十三章。
91.参见特拉包特，第333页。
92.即便是贝尔纳颇富戏剧性的夸张叙述也承认了这一点：“旅店老板将意外事件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了我们，”他在给奥里耶的信中写道（b6918V/1996年，“爱弥尔·贝尔纳”致“艾尔贝·奥里耶”，引自贝尔纳，摘自斯泰因，第219页—第220页）。
93.在“加歇医生的奇怪病例”中（第278页—第279页），杜瓦托汇报了医生的儿子保罗后来于1957年讲述的一个故事：文森特曾经因为医生收藏的一幅未镶框的画而与医生发生争吵，之后他曾用枪威胁过保罗的父亲。这种说法试图根据不久之后发生的枪伤，别出心裁地将那次争吵和文森特之死联系起来，我们对这种过于大胆的推测不予考虑。
94.文森特在圣保罗精神病院曾提到，他的不少画作都掉进了颜料里，或者颜料被溅到了画作上，因此有些自己最钟爱的作品被毁掉了。参见第四十三章。
95.迪·马尤在对464起持枪自杀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仅有8例（2%）枪伤是在胸部或腹部。文森特·迪·马尤，《枪伤：火器、弹道学和法医技术之实践指南》（博卡拉顿，佛罗里达：CRC出版社，1999年），第14章，见表格14.I，第358页。
96.“爬上树荫遮蔽的陡峭斜坡就到了麦田”。卡莉—拉乌，摘自斯泰因，第215页。
97.保罗·加歇，引自杜瓦托和勒罗伊，第169页—第192页，引自特拉包特，第327页。参见第四十三章。
98.“去帮我找个医生……我在野地里把自己弄伤了……我用左轮手枪向自己开了一枪……”“何西格”致“布雷迪乌斯博士”，1911年8月，b3032V/1983年，部分发表于扬·范·克里姆潘，《友人1912年追忆的文森特》，第86页。我们在评价何西格的回忆时，必须要考虑到他那远近闻名的被艾德琳·拉乌称为“滑稽可笑”的蹩脚法语（卡莉—拉乌，引自斯泰因，第211页—第212页），也要考虑到艾德琳完全相反的叙述，即那晚文森特走进旅店时未发一语（同上）。
99.“何西格”致“布雷迪乌斯博士”（发表于《老荷兰》，1934年），引自特拉包特，第328页。
100.可在以下三处文献资料中比较艾德琳对于同一事件（枪击后文森特返回拉乌旅店）的不同叙述：（1）马克西米利安·戈蒂耶，《蓝衣女士向我们提起一只耳朵被割掉的男人》，摘自《新文学》，4月16日，1953年；（2）卡莉—拉乌，摘自斯泰因，第211页—第219页；以及（3）特拉包特，第325页—第326页。
101.卡莉—拉乌，摘自斯泰因，第214页。
102.艾德琳声称自己仅仅出现在她所叙述的“大多数”事件的现场。“显然，”她对一位采访者说道，“我没有亲眼目睹梵高的痛苦。”卡莉—拉乌，摘自斯泰因，第215页。传闻证供在法庭上通常被视为是不可靠的，因此不会被采纳。此法则也有例外情况，例如临终声明和不利于供述人的供述，但我们认为这些例外均不适用于艾德琳掺杂着道听途说的叙述。其中一例就是她对于警察和文森特面谈情况的叙述。尽管她逐字逐句地对谈话内容进行了再现，却没提到自己当时也在房间里，而且作为一个年仅13岁的小女孩，她不太可能受邀出现在此类场合。
103.比如，在第一次（1953年）讲述中，艾德琳提到文森特步入旅店，径直朝他的房间走去，“未发一语”。在第二次（1956年）讲述中，她回忆起文森特在上楼时曾和她的母亲有过短暂的交谈。而在第三次（20世纪60年代）讲述中，她又为文森特走进房间的过程添加了戏剧性的插曲：“为了保持平衡，他在台球桌旁斜倚了几分钟，并低声回应道：‘哦没什么，我受伤了。’”还有一例：在艾德琳的第一次讲述中，是她父亲首先听到了文森特房间里传来的呻吟声。而在之后的讲述中，又变成是艾德琳自己先听到呻吟声，然后她把父亲叫过来对文森特进行救助。
104.在艾德琳的叙述里，关于她父亲如何在画家垂死挣扎时对他关怀备至并对他进行善意保护的事例无处不在。比如：当警察就枪击事件对文森特进行盘问时，她父亲“赶在警官之前走进房间，并向文森特解释说，这样的调查按照法国法律是必须执行的，警官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开展调查”。当警察以“不太友好的语气”和文森特讲话时，她父亲还“恳求他态度缓和一些”。
105.在第一次（1953年）叙述中，警察和文森特的谈话是枪击案调查的一部分，艾德琳只对谈话进行了简略的概述。然而在第二次（1956年）讲述中，她大篇幅地、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在场参与者的谈话内容。
106.根据艾德琳的第一次（1953年）讲述，她父亲来到文森特的房间并发现他受伤了，当时“文森特给他看了自己的伤口并说，这次他真的希望自己没有射偏”。在第二次（1956年）讲述中，她又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发生什么事了？’父亲问道，‘你病了吗？’文森特则掀起衬衫，露出心脏附近的一个小伤口。父亲惊叫道：‘可怜的人啊，你都干了些什么？’‘我想给自己一个了断。’文森特答道。”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20世纪60年代）讲述时，这次谈话演变为完全戏剧性的一幕：“房间门没锁，我父亲走进去看见文森特先生躺在他狭窄的铁床上，脸对着墙。我父亲轻声轻语地请他下楼吃东西。没有应答。‘你到底怎么了？’我父亲接着问道。然后文森特先生小心翼翼地转过头来，脸对着我父亲。‘看啊……’他开始说着，并拉住我父亲的手，给他看自己的胸部下方一处流血的伤口。我父亲再次问道：‘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啊？’这次文森特先生回答说：‘我朝自己开了一枪……只希望自己别搞砸了。’”
107.比如，在第二次（1956年）讲述中，艾德琳增加了一个细节，即那把枪失踪的时候文森特昏过去了，这显然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他意欲自杀却没能给自己补上一枪。当他苏醒时已是夜幕降临，黑暗中他无法找到那把枪——尽管他的确“趴在地上”找了一阵，她澄清道，他仍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
108.特拉包特，第325页—第326页。
109.在后来的访谈里，艾德琳解释了为何之前没有和盘托出她父亲和那把枪之间的联系，开始她说父亲只是忘记了这把枪是自己所有，比如他“如此难过以至于没立刻想起来是他把枪借给了文森特先生”（引自特拉包特，第326页），之后又说她父亲实际上当时就向警方吐露了枪的归属：当警察盘问文森特“这支枪来自何处？”时，她父亲“急忙解释说是自己把枪借出去的”。根据艾德琳的叙述，文森特对此既没承认也没否认（引自特拉包特，第329页）。
110.在1877年画田园风光时，文森特曾不无赞许地提到，罗马人相信，如果一只乌鸦“落在某人头上，这代表着老天的青睐和祝福”（BVG 114，1887年11月24日）。要了解文森特对于鸟类的无惧和热爱，以及他关于鸟类的知识，请参见第三章。
111.JH2117.
112.在新版的《文森特·梵高书信全集》中，文森特在一封信中提到自己完成了麦田乌鸦的创作（JH2117），这封信的日期是1890年7月10日（JLB书信898，注释4）。参见第四十二章。
113.威尔弗雷德·阿诺德，《梵高：化学品、危机和创造力》（波士顿：博克豪埃斯出版社，1992年），第259页。
114.参见约翰·雷华德，《从梵高到高更的后印象主义》，第三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出版社，1978年），第403页，注释35。注释文本出现在第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