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
伊肯纳是只麻雀。
这个长翅膀的小东西能在眨眼间飞得无影无踪。奥班比和我领着博德先生来到我们家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流走了。我们在血泊里发现的只是他血淋淋的、受伤的躯壳。我们发现他之后不久，他就被送上了综合医院的救护车。四天之后，他躺在一具木棺材里被一辆轻卡送回了我们的院子。那时候，奥班比和我还没见到他，只有耳朵捕捉到别人口中“棺材里他的尸身”。我们像咽下苦口良药一般咽下了许多人安慰我们的话：“别哭了，会好起来的。”他们没有提到伊肯纳已经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旅人。这个不同寻常的旅人不需要肉身就可以行走，他的躯壳毫无知觉地躺着，就像剥完花生后重新合在一起的两片花生壳。我知道他已经死了，但当时我就是觉得这不可能。他被送上了屋外的救护车，我很难想象他再也不会站起来走进屋子。
父亲也知道了，因为他在伊肯纳死后两天回来了。那天下着小雨，空气潮湿，有点儿冷。我在客厅过的夜，当时我正在用手擦窗上的雾气，从擦出来的弧形里看到他的车驶进了院子。这是他在称我们为他的渔人之后第一次回家。他把所有东西都运回来了，显然不打算再离开。母亲跟他说了伊肯纳行为举止的变化之后，他几次想请假，缺席几天在加纳举办的长达三个月的培训课程，回阿库雷一趟，但都没被批准。伊肯纳死后几小时，母亲给他打了求救电话，她只说了一句：“埃姆，伊肯纳死了！”然后就瘫倒在地上。父亲草草写了辞职信，交给加纳培训中心的一位同事。回到尼日利亚后，他乘坐夜间大巴到约拉，把所有个人物品都装上车，开回了阿库雷。
父亲返家四天后，伊肯纳下葬了。波贾的行踪仍旧是个谜。这场惨剧已经传遍了整个地区，我们家里挤满了前来告诉我们他们所见所闻的邻居，但谁都不知道波贾在哪儿。有个怀孕的女邻居住在马路对面。她说大约在伊肯纳被害的时间，一声大叫把她吵醒了。还有一个在读博士，我们都管他叫“教授”，平时神出鬼没，很少在家——他住在伊巴夫家隔壁的一间平房里。他说他当时正在学习，突然听到金属撞击的声音。最终，伊巴夫的母亲转述了她父亲，也就是伊巴夫的外祖父的话，我们才知道当时的细节。两个男孩中的一个（显然是波贾）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没有接着厮打，而是在盛怒之下忍痛跑进了厨房。另一个男孩跟在后面。看得惊惧不已的老人以为架已经打完了，就起身进屋去了。他也不知道波贾去了哪儿。
一大帮人奇迹般地在两天之内赶到了我们家。他们大多数是亲戚。有些我以前见过，其余的只在我们家相册里为数众多的发黄的银版相片上出现过。他们都来自我们老家阿马诺村。我对那个地方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回去过一次，是为了参加父亲的叔叔伊·凯尼奥利沙的葬礼。他年纪很大了，而且行动不便。我们在茂密的森林里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公路上开了很久，来到一块只有寥寥几棵树的地方——那儿的庄稼地里竖着许多稻草人。接着，父亲的标致车颠簸着驶上一条沙子路。路边的人认出了他，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再后来，我们穿着黑衣服，和很多人一起走向举办葬礼的地方。队伍里没有人说话，只有哭泣声，好像我们一下子从会说话的生灵变成了只会痛哭的活物。我惊讶得无以言表。
这些人到达我们家时的装束跟我上次见到他们时一样：全身上下都是黑色。事实上，在伊肯纳的葬礼上，他自己是唯一穿得不一样的人。他身着白得耀眼的衬衫和裤子，看上去像是个天使，只不过在人间现身时遭遇偷袭，折断了骨头，再也回不了天堂。葬礼上，人人都身着黑衣，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悲痛，只有奥班比和我例外：我们没哭。伊肯纳死后，日子一天天流逝，就好比疖子里的坏血越积越多。除了当初在厨房里看到他那毫无生气的躯体时哭过，我和奥班比之后再也没哭过。就连父亲也哭过好几回：一次是在往我们家墙上贴伊肯纳的讣告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柯林斯牧师第一次上门来悼念的时候。我找不到不流一滴眼泪的合理解释，但我还是坚持不哭——奥班比的决心看来和我一样大——只是紧紧盯着伊肯纳的脸，因为我怕很快就没人记得他了。他的脸洗干净了，还抹了橄榄油，散发着不属于尘世的光辉。虽然他嘴唇上的裂口和眉毛上的伤疤清晰可见，但他的脸色平静得出奇，好像他这个人从没真实存在过，是我和其他哀悼者凭空想象出来的。就在他那样静静地躺着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奥班比说得没错——伊肯纳长胡子了。那些胡子似乎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他下巴下面像是画了一条细线。
棺材里，伊肯纳的尸身——脸朝上，鼻孔和耳朵里塞着棉花球，双手放在身侧，双腿并拢——呈长球体，卵状，鸟的形状。这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只麻雀，一个无法设计自己命运的脆弱的小东西。他的命运是设定的。伊博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神。伊肯纳的守护神法力太弱，而且不负责任，有时候会抛弃守护对象去远行或替人跑腿。伊肯纳到十几岁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他命里注定的所有凶险和不幸，因为他只是一只身处危险世界的小麻雀。
六岁时，他跟人一起踢足球，被一个男孩踢中了裆部，一个睾丸移位到了阴囊外面。他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们火速给他做了睾丸移植；与此同时，就在同一家医院的另一间手术室，母亲也在接受急救，因为她一听到伊肯纳受伤的消息就晕倒了。第二天早上，两个人都苏醒过来了。母亲如释重负，之前她以为他要死了，悲痛过度；伊肯纳的阴囊里装了个小球体，代替他移位的睾丸。接下来三年他都没有踢过球。再次开始踢球后，看见球朝他飞过来，他常常不由自主地用手护住裆部。此事过后两年，也就是他八岁的时候，他坐在学校的一棵树下，被蝎子蜇了。他再次被救回来；但右腿永久受损，比左腿细了一号。
葬礼在圣安德鲁公墓举行。公墓四周有围墙，里面遍布墓碑，还有几棵树。公墓里贴满了葬礼告示。有的讣告打印在A4纸上，贴在送我们教会会众和其他来宾去参加葬礼的巴士上，还有的贴在父亲汽车的风挡玻璃和后窗玻璃上。有一张贴在我家外墙上，就在一九九一年人口普查时工作人员用炭笔写在一个圈里的邮政编码旁边。另一张贴在我们家院门外的电线杆上，还有一张贴在教会的布告栏里。讣告还贴到了我的学校——伊肯纳以前也在那儿上学——和后来伊肯纳跟波贾一起就读的阿库雷阿奎那学院门口。父亲决定只在必要的地方张贴讣告：“告知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就够了。”讣告最上端的“讣告”二字印得有点儿模糊。几乎所有讣告用纸都太白，衬得伊肯纳的照片格外暗淡，让他看起来像个十九世纪的人。照片下面写着：虽然你过早离开了我们，但我们深深地爱着你。希望到时在天国再见。再下面是这样几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