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
母亲饿了的时候会说：“给我的孩子们烤点儿他们能吃的。”
——阿散蒂谚语
蜘蛛是哀恸的动物。
伊博人相信，它们会在悲痛的人家落脚，不停地吐丝，怀着心痛无声地织网，直到蛛丝飘摇，覆盖住巨大的空洞。两个哥哥死后，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蜘蛛的出现只是其中之一。他们死后第一个星期，不管走到哪儿，我总有一种感觉：过去一直庇护着我们的布篷或雨伞被撕破了，我暴露在风雨中。我开始回忆起哥哥们生活中的诸多细节。事后的回想就像透过显微镜观察，每个细节、每个细微的动作、每个事件都被放大了。然而，并不是只有我的世界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父亲、母亲、奥班比、戴维，甚至恩肯——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品尝苦痛。不过，在哥哥们死后头几个星期里，母亲受到的打击最大。
正如伊博人相信的那样，蜘蛛在我们这个服丧的人家安家落户。但它们的入侵不止于此。它们还攻陷了母亲的大脑。母亲最先注意到蜘蛛和用丝线般的尖刺固定在屋顶上的鼓鼓的圆球。除此之外，她还开始出现幻觉。她看见伊肯纳从悬在圆球里的蜘蛛壳里窥视我们，或者看见他的眼睛就藏在那些螺旋线后面。她抱怨它们：这些野蛮的、有壳的、骇人的生物。她被它们吓到了，会指着它们哭泣，直到父亲清除了家里所有蜘蛛网，还把几只蜘蛛砸死在墙上。父亲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她，另一方面是受到了药剂师博斯妈妈和伊娅·伊亚波的高压。后者告诉他，面对一个悲痛的女人，无论她的要求有多么荒谬，都该倾听。后来，父亲还赶走了所有壁虎，发动了针对繁衍迅猛、危害日增的蟑螂的战役。从那以后，母亲才平静下来，但双脚浮肿，步态蹒跚。
蜘蛛们离开后不久，母亲开始幻听。她突然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住着一大群白蚁，它们啃个没完，已经啃到她的灰质了。她告诉前来安慰她的人，波贾曾经在梦里向她预警，说自己会死。她一遍又一遍地向哥哥们死后蜂拥而至的邻居和教会会众讲述他们死的那天早上她做的怪梦，把这些梦同现实中的悲剧联系在一起。我们那个地方的人，甚至所有非洲人，都深信，出于某种原因，一位母亲在她子宫结出的果实——她的孩子——死去或将死之时，会有预感。
我第一次听母亲讲起那个梦是在伊肯纳葬礼的前夜。当时我被大家的反应感动了。药剂师博斯妈妈扑倒在地，大声哀号。“哦，上帝一定是想警告你，”她一边在地板上滚来滚去，一边呻吟，“上帝一定是想警告你，噩耗即将来临，哦哦哦，咿咿咿。”她用无言的呻吟表达痛苦和哀伤。颤抖的元音被拔得很高，有时毫无意义，但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其间的细微差别。母亲讲完故事后的举动更是让在场的人挪不动步子。她站在挂着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日历的墙壁前，那份日历依旧翻在有老鹰图案的那一页——五月，因为在伊肯纳可怕的蜕变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没人记得翻动日历。她举起双手叫道：“天哪，地哪，看看我的手，是不是很干净。看看，看看他们出生时留下的疤痕，疤痕还没好透，他们已经死了。”说到这里，她撩起衬衫，指着肚脐下方，“看看他们吸吮过的乳房；乳房还鼓着，他们已经不在了。”她把衬衫拉得更高一些，显然是为了露出乳房，有个女人冲上去把它拉了下来。太晚了，房间里几乎每个人都在光天化日下看见了那两只遍布静脉、乳头凸出的乳房。
我第一次听母亲讲起她的梦境的时候，惊恐万分。要是早知道梦境可以是预警，那么我做过的那个有关桥的梦的警示意味就更浓了。母亲讲完后，我把自己的梦讲给哥哥听，他说这的确是个预警。过了一个多星期，母亲又把她的梦讲给我们教会的柯林斯牧师和他妻子听。当时父亲不在家。他去镇郊的加油站买汽油去了。波贾的尸身被发现的那个星期，政府把油价从十二奈拉提到了二十一奈拉。加油站纷纷囤积汽油，全国各地的加油站外面都排起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父亲在其中一家从下午排到傍晚，才给车子加满油，另外买了一桶煤油放在后备厢里，开回家来。他疲惫不堪，径直走向那张被称为他的“宝座”的沙发，跌坐其上。他还在脱汗湿的衬衫，母亲就开始跟他讲今天有谁来过。虽然她就坐在他旁边，但她似乎没闻到他身上浓烈的棕榈酒味。那气味就像追着刚受伤的奶牛不放的苍蝇一样追随着他。她唠叨了好久，直到父亲大喊：“够了！”
“我说够了！”他重复了一遍，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母亲，裸露的双臂上肌肉虬结。母亲的身体僵住了，放在大腿上的双手紧紧地握着。“你都在跟我说些什么垃圾，嗯，我的朋友？我们家难道变成了这个镇上任何活物都能进出的流浪动物园？还会有多少人来同情我们？很快，狗就会溜进来，接着是山羊、青蛙，甚至那些鼓着腮帮的猫。你难道不知道，有些人就喜欢哀悼，哭得比失去亲人的人还响亮？还有没有完了？”
母亲不回答。她摇着头垂眼看自己包着褪色裹身衣的大腿。借着他们面前桌子上的煤油灯，我看到她眼中充满了泪水。我相信，这次正面冲突就是戳破她心理创伤的针头。从此，伤口流血不止。她不再说话，沉默逐渐吞噬了她。她默默地坐在屋里，眼神空洞。要是父亲跟她说话，多数时候她只是瞪着他，好像什么也没听到。她的舌头在冻住之前，曾经像真菌繁殖孢子那样繁殖言语。她激动不安的时候，言语会像老虎一样从她嘴里扑出来。她严肃的时候，言语会像破了的水管里的水那样倾泻而出。从那天晚上起，言语开始在她大脑里积攒，很少漏出来——它们在她脑子里结块了。父亲因为她的沉默忧心忡忡，不断地烦她，想让她开口。等她终于受不了开口了，她开始不断抱怨，说感知到了波贾不得安宁的亡魂。到了九月的最后几天，她的抱怨发展成了每日唠叨，父亲受不了了。
“住在城里的女人，怎么会这么迷信？”一天早上，母亲告诉父亲，她做饭时感觉到波贾就站在厨房里，父亲再也忍不住了，“怎么会，我的朋友？”
母亲的愤怒轰的一下点着了。“你怎么敢对我说这样的话，埃姆？”她尖声叫道，“你怎么敢？我是不是这些孩子的母亲？我就不能感觉到他们的灵魂了？”
她把湿手在裹身衣上擦了擦。父亲咬牙切齿地抓起电视遥控器，调大音量，直到电视里约鲁巴演员的咒语几乎盖过了母亲的声音。
“你可以假装没听到，”她两手一拍奚落道，“但你没法假装我们的孩子是正常死亡。埃姆，你和我都知道，他们死得不正常！你自己出去看看。啊呀埃姆，这在哪儿都不算正常。父母不应该埋葬自己的孩子，倒过来才对！”
虽然电视机没关，里面的电影音效像警笛一样刺耳，但母亲的话还是像一床肃静的大被罩住了整个房间。屋外，远处的地平线上堆积着一层层灰色的云。母亲说完，跌坐在一张沙发上。这时，一阵响雷撕破了天空，狂风挟着雨水呼啸而来，厨房门哐当一声关上了。断电了，房间里几乎全黑了。父亲关上窗子，但没拉窗帘，这样可以借点儿外面的光。他回到沙发上，一言不发，淹没在母亲的言语军团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在房间里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小。普通的话语、平常的修辞、熟悉的歌曲逐渐包围了她。它们化身恶魔，一意抹去她的存在。她原本再熟悉不过的恩肯的身体、长长的手臂和长长的发辫——以前她爱都爱不够——突然让她心生厌恶。有一次，恩肯想爬上她膝头，结果她叫了起来：“这东西想爬上我大腿！”吓跑了小姑娘。父亲当时正在专心看《卫报》，他开始担心了。
“天哪！你是认真的吗，阿达库？”他惊恐地问，“你以前是这么对待恩肯的吗？”
父亲的话让母亲神色剧变。她像瞎子复明般盯着恩肯，张着嘴仔细地端详她。接着，她的目光从恩肯移向父亲，又转回恩肯，嘴里咕哝着“恩肯”，舌头在口腔里滚来滚去，像被卸下来了似的。然后，她再次抬起头说：“这是恩肯，我的女儿。”这话听起来既像陈述，又像询问。
父亲像生了根似的站在那里，张着嘴，但什么都没说。
母亲又说：“刚才我没认出她来。”父亲只是点点头，把一边号哭一边吮吸拇指的恩肯抱在胸前，悄悄地出了屋子。
母亲开始哭泣。
“我刚才没认出她来。”她说。
第二天，父亲做了早饭。母亲像着凉了似的穿着几层毛衣躺在床上啜泣，不肯起床。直到夜幕降临，她才从卧室出来。那时我们正跟父亲坐在一起看电视。
“埃姆，你看见在那儿吃草的白奶牛了吗？”她指着房间里某处问。
“什么，什么奶牛？”
她头往后仰，发出嘶哑的笑声。她的嘴唇干得裂开了。
“你难道看不见在那儿吃草的奶牛？”她摊开手掌问道。
“什么奶牛，我的朋友？”她的神情如此确信，有那么一会儿，父亲真的扫视了一遍客厅，就像他真以为客厅里会有一头奶牛似的。
“埃姆，你瞎了吗？你真的看不见那头白得发亮的奶牛？”
她指着抱着垫子坐在一张远离大家的椅子上的我。我难以置信，甚至扭头看了一眼——好像这事有可能似的——我椅子背后是不是有头奶牛；然后，我意识到母亲指的其实是我。
“看这头，再看那头。”她接着又指向奥班比和戴维，“一头在外面吃草，另一头进了房间——它们到处吃草。埃姆，你怎么会看不到？”
“你能不能闭嘴？”父亲咆哮起来，“你在说些什么呀？老天！你的孩子们什么时候变成在家里吃草的奶牛了？”
他抓住她，把她推向主卧室。她走得跌跌撞撞，结成一缕缕辫子的头发盖住了她的脸，硕大的乳房在灰色的毛衣下晃动。
“别管我，别管我，让我看白得发亮的奶牛。”她一边叫一边跟他扭打。
每次她话音一起，父亲就会大叫一声：“闭嘴！”
父亲推着她往前走，她的声音越来越尖锐。恩肯看见他们扭打又哭了。奥班比伸手抱她，但她一边踢他，一边叫着妈妈，哭得更大声了。父亲把母亲拖进他们的卧室，锁上了门。他们在里面待了很久，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终于，父亲出来让我们回卧室。他说他要去给我们买面包，叫戴维和恩肯跟我们待一会儿。当时大概是傍晚六点。两个小的同意了。然而，我们一锁上房门，就听到外面传来脚拖过地面的声音和门撞到墙上的声音，还有狂乱的叫喊声：“埃姆，别管我，别管我，你要拉我去哪儿？”与之相伴的是父亲沉重的喘息声。然后，大门发出一声巨响，关上了。
母亲消失了两个星期。后来我得知，她像危险易爆材料一样被藏起来——藏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她的思维极度混乱，对已知世界的感知被摧毁殆尽。她的感官变得特别敏感，病房里时钟的走动声在她听来比钻孔机的噪声还要响，老鼠朝她爬过来的声音就像许多钟被同时敲响。
她患上了极具破坏性的黑夜恐惧症。每个夜晚都会孕育出无数恐惧，萦绕在她心头。大块头的东西缩小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细小的东西却膨胀成了庞然大物。长着又长又大带刺茎秆的阿沙拉树叶活了过来——凭借超自然力量每分钟都在变得更大——突然包围住她，慢慢地挤压她，直到她消失。她在幻觉中看到这种植物，相信自己身在森林中，这些幻觉折磨着她，她开始产生更多幻觉。一九六九年内战期间，她的父亲在比夫拉前线作战时被炮火炸成了碎片，如今他常常在她的病房里跳舞。大多数时候，他高举着双手跳舞——身体还是战前的模样。其余时候——这种时候她尖叫得最响——起舞的是他战时或战后的身体：一只手还能动，另一只手变成了血淋淋的残肢。有时候，他会亲昵地叫她一起跳舞。然而，在所有幻觉中，蜘蛛入侵所占的比例最高。到她住院的第二个周末，她周围的蜘蛛网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所有蜘蛛都被碾成了碎片。每碾死一只蜘蛛，在墙上留下一个黑点，她离康复似乎就近了一点儿。
她不在的日子，我们过得很艰难。恩肯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哭，谁安慰都没用。有好多次，我试着唱歌给她听——唱母亲常给她唱的摇篮曲，但根本没用。哥哥也试过，但都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徒劳。17一天早上，父亲回到家，看到恩肯无助难过的模样，宣布会带我们去看母亲。恩肯马上就不哭了。出发前，自从母亲走后就一直为我们做饭的父亲做了早饭——面包和煎蛋。吃完早饭，奥班比跟他去伊巴夫家的院子里打了好几桶水——我们家的井自从波贾被人从里面拉上来之后就一直锁着。接着，我们轮流洗了澡，换了衣服。父亲穿了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领子已经洗得发黄了。他的胡子已然十分茂盛，让他看起来跟之前判若两人。我们全都上了车。奥班比坐在前排，戴维、恩肯和我坐在后座。他一言不发地锁了家门，摇下车窗，发动了引擎。
他默默地开车通过我们家所在的街道。那天傍晚，街头熙熙攘攘。经过庞大的体育馆时，我们看到泛光灯全打开了，无数尼日利亚国旗在飞扬。我一向景仰的奥克瓦拉吉的雄伟塑像赫然耸立在这片城区。我凝视着它，注意到它头顶停着一只貌似秃鹰的漆黑的巨鸟。离开我们家所在的街道后，我们沿着一条两车道的公路右侧行驶，直到路肩旁边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小型露天市场。我们的车慢下来，小心翼翼地驶上一段土路。一只死鸡倒在路边，身体被压扁了，羽毛散落一地。几米开外，我看到一条狗把头埋进一只划破的垃圾袋里，吃得正欢。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车汇入了重卡和半挂车的车流，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开才行。通往露天市场的岔路两旁，乞丐们像仪仗队士兵那样站成两排，用手上的纸板诉说着他们的困境——“我是瞎子，帮帮我”，或者是“烧伤病人劳伦斯·奥乔需要您的救助”。我认出了其中一个，他是我们那条街上的常客——教堂外面、邮局周围、我们学校附近、市场上都有过他的身影。此时，他正趴在一块小小的带轮子的板上往前移动，双手套在破旧的人字拖里。过了翁多州立无线电视公司，我们的车笨拙地汇入了阿库雷市中心的环岛。环岛中间有一组塑像，是三个男人在敲打传统的讯息鼓。塑像下面的混凝土浅盘里，仙人掌在同矮小的杂草争夺生存空间。
父亲把车停在一栋黄色大楼前，但没下车，似乎他刚刚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就在这时，我注意到父亲为什么分心了。我们前面一辆车里下来一帮人，被围在中间的是个中年男人，他一边狂笑一边晃动从裤子拉链里伸出来的硕大阳具。要不是肤色更浅些，相貌更好些，我会以为他就是阿布鲁。父亲一看到那人，就转头大声对我们说：“孩子们，闭上眼睛，让我们为妈妈祈祷——快点儿！”
他回头发现我还在盯着那人看。
“你们所有人，现在就闭上眼睛！”他吼道。确信我们都乖乖遵从后，他说：“本杰明，你带大家祈祷。”
“好的，爸爸。”我回答道，然后清清嗓子，开始用英语祈祷。我只会用英语祈祷。“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主啊，我乞求您帮助我们……赐福我们，哦上帝，请帮助妈妈。您治愈病人，让拉撒路复活，也请让她别像疯女人一样胡言乱语。奉耶稣基督之名祈祷。”
其他人齐声说：“阿门！”
等我们睁开眼睛，那群人已经走到医院门口，但我们仍能看见那个被强行送进医院的疯子满是尘土的臀部。父亲走到车后门处，从我坐的那边打开车门。恩肯坐在戴维和我中间。
“听着，我的朋友们。”他开口了，充血的眼睛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首先，你们的母亲不是疯女人。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进了那个门，不许东张西望，眼睛只能看前方。在里面无论看到什么，都给我捂在肚子里。要是有谁不老实，一到家我就给他回报。”
我们都点头同意。接着，我们一个接一个下了车。奥班比走在前面，和父亲并排，我走在最后。我们经过一长列鲜花，走到大楼入口处。楼里地上全都铺了瓷砖，空气中有股薰衣草的香味。我们走进一个大厅，里面人声嘈杂。我尽量不东张西望，免得回去挨鞭子，但我实在忍不住。于是，当我觉得父亲没在看着我们的时候，我扭头看向左边。那里有个脸色苍白的女孩，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晃动着细长的脖子，舌头吐出来一半，几乎从不缩回去，头发又黄又稀，连头皮都看得见。我吓坏了，扭头看父亲，发现他正从柜台里面一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女人手里接过一枚蓝色的牌子，嘴里说道：“是的，他们都是她的孩子，我带他们来的。”
听到他这么说，那女人从玻璃柜台后面站起来看我们。
“她的孩子。”父亲嘟哝道。
“她那样的状态，你确信能让他们见她吗？”那女人问。
她的肤色较浅，身穿一件带护胸的白色围裙，护士帽稳稳地戴在均匀地涂过油的头发上，胸口的铭牌上写着：恩克齐·丹尼尔。
“我觉得可以。”父亲低声说，“经过谨慎考虑，我相信我能应对好。”
那女人还是不放心，摇了摇头。
“我们这里有规定，先生。”她说，“不过，请稍等，我去请示领导。”
“好的。”父亲同意。
我们围在父亲身边等着。我总觉得那个苍白的女孩在看我，于是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柜台后面小房间木墙上挂着的日历、药品图片和药品说明书上。有一张图片上画着一位怀孕妇女的侧影。她背上背着一个孩子，两边各有两个学步的孩童。站在她身前几步远的那个男人显然是她丈夫，肩上扛着一个孩子。他俩身前站着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孩子，手提一个拉菲亚树叶编的篮子。我看不清图片下面写着什么，但我能猜到——这是政府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节育运动的广告之一。
护士回来说：“好了，你们都可以进去，阿格伍先生。32号病房。”
“谢谢你，护士。”因为她用伊博语，父亲也用伊博语回答，还微微鞠了个躬。
我们在32号病房里看到了母亲。她眼神空洞，身材瘦弱，仍旧穿着伊肯纳死去那天穿的黑衬衫。她的脆弱苍白让我差点儿叫出声来。我不禁猜想，这个可怕的地方是不是能吸人血肉，让大屁股干瘪。她的头发又乱又脏，嘴唇干裂起皮，样子跟以前完全不同。我吓坏了。父亲向她走去，恩肯同时叫了起来：“妈妈，妈妈。”
“阿达库。”他说着抱住了她，但母亲甚至没有扭头看一下。她继续瞪着光秃秃的天花板、天花板上一动不动的吊扇和墙角，同时轻轻地、小心翼翼地用心照不宣的语调低声念叨着“蜘蛛，蜘蛛。”
“怎么又有蜘蛛了？不是全都消灭了吗？”父亲扫视天花板边缘，“这次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她仍在低声念叨，双手抱在胸前，好像没听见。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你的孩子和我？”父亲在恩肯越来越响的哭声中问道。奥班比抱起恩肯，她使劲挣扎，还踢他的膝盖，直到他把她放下。
父亲想挨着母亲在床边坐下，但母亲慌忙躲开，嘴里叫着：“别管我！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应该走开，嗯？”父亲边问边站起来，他的脸色变得暗淡，头两侧的青筋更突出了，“看看你，看看你是怎么在剩下的孩子们面前消瘦憔悴的。阿达，你难道不明白，人眼能看见的不会让眼睛流血。你难道不明白，没有我们迈不过去的坎？”他摊开手掌，顺着她的身体从头比画到脚。
“消瘦憔悴去吧，继续，你继续。”
这时，我注意到戴维就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抓着我的衬衫。我扭头看他，发现他快要哭了。我突然觉得一定要止住他的眼泪，就把他拉过来抱住。闻着今天早上我替他涂在头发上的橄榄油，我想起小时候伊肯纳怎么给我洗澡，怎么拉着我的手一起去上学。那时我很害羞，很怕老师，因为他们手里都有藤条，想去厕所也不敢举手说：“对不起，女士，我想上厕所。”我只会扯开嗓门用伊博语大叫，好让木墙那边另一个教室里的波贾听到：“波贾哥哥，我要上厕所。”波贾会从他们教室里冲出来，带我去厕所。在我们身后，他班上和我班上的同学哄堂大笑。他会等我上完厕所，帮我清理干净，然后送我回教室。多数时候，一回教室，我就得在众目睽睽下乖乖伸出两只手掌，等着老师抽打，以惩罚我扰乱课堂秩序的罪行。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但波贾从不抱怨。
父亲不再带奥班比和我去医院。有时候，他会带恩肯和戴维去看母亲，但只有在被他俩烦得受不了的时候才会这么做。那次见面之后，她又被关了三个星期。那些日子，天气冷得不正常，每晚刮的风听着像奄奄一息的动物的低吟。接着，十月下旬，哈麦丹风——从尼日利亚以北的撒哈拉沙漠吹来的挟着沙尘的干旱风——季节似乎在一夜之间降临了，浓雾形成一团团积云，像幽灵般悬在阿库雷上空，太阳出来都不散。父亲开车进了院子，母亲坐在他旁边。她离家已有五个星期，身材缩水了四分之三。原本较浅的肤色变黑了，就好像连续晒了无数天太阳一样。双手满是静脉注射留下的疤痕，一个拇指上缠着纱布，里面填了好多棉花。显然，她再也不是以前的她了，但其他人很难理解她经历了什么。
父亲像守卫珍稀鸟类的蛋一样守卫着她，经常嘘嘘地赶我们走——多数时候是针对戴维——就好像我们是一只只小昆虫。只有恩肯可以在她周围打转。他替她向我们传递消息。要是有人来了，他就赶快把她送进卧室。他只向最亲密的朋友透露过她的病情，对其他人一概保密。多数时候，他会向邻居撒谎，说母亲回我们靠近乌穆阿希亚的村子去了，跟她的家人住在一起，以便从孩子们去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双手拉着耳垂，用最严厉的口吻警告我们，不许向任何人提及母亲的病情。“就连在你们耳边嗡嗡的蚊子也不能听到。”他警告说。所有饭食都由他来准备，做好了先给母亲吃，然后才轮到我们。家里家外，他独立承担。
她回家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们隐约听到他们在关着门的卧室里激烈地小声争吵。那天，奥班比和我去了邮局附近的电影院。回家时，我们发现父亲在搬伊肯纳用来放书和画作的纸板箱。属于两个哥哥的东西大部分已经被搬到了院子里我们踢足球的那块场地上，在那里越堆越高。奥班比问父亲为什么要把它们烧掉，父亲回答说是母亲坚持要烧。她不想让落在这些东西上的诅咒——阿布鲁的诅咒——在我们其他人触碰它们的时候转到我们身上。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回头看我们。说完后，他摇摇头，走进屋里，继续搬东西，直到把他们的卧室清空。伊肯纳的书桌被推到了紫色的墙边。那面墙上曾经贴满铅笔素描和水彩画。他的曲木椅子扣在书桌上。父亲把最后几个装着波贾的东西的袋子拎出去，把里面的东西倒在那堆要烧的东西上。他还把伊肯纳的旧吉他往里踢了踢。这把吉他是伊肯纳小时候一个拉斯特法里派街头音乐家送给他的。那人的雷鬼辫一直垂到胸前，最爱翻唱南非雷鬼明星勒奇·迪布和牙买加雷鬼乐手鲍勃·马利的歌曲，吸引了一大群街坊邻居，大人和小孩都有。他常在我们院门前的椰子树下唱歌，伊肯纳不顾父母反对，跑去为他伴舞。他被称为“拉斯特男孩”。父亲为此赏了他好一顿“回报”。
我们看着父亲把红罐头盒里的煤油都洒在那堆东西上，那是我们家仅剩的煤油。然后，他扫了母亲几眼，划着了火柴。火蹿了上来，一股浓烟猛然升起。火舌吞噬着伊肯纳和波贾在世时触碰过的东西。他们不在了——那种疼痛像一千枚图钉扎在我身上。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回想起波贾最喜欢的一件长袍怎样在火中挣扎。刚着火的时候，它一下子舒展开来，像一个活物在火中挣扎求生。然后，它慢慢向后倾斜，萎缩，最终化为黑灰。我听到母亲的啜泣，回过头，看见她从房间里出来了，坐在离火堆几米远的地方，恩肯蹲在她旁边。父亲在火堆旁站了好久，一只手拿着空煤油盒，另一只手擦拭着湿润的眼眶和脏污的脸庞。奥班比和我站在他身边。他一看到母亲，就丢下煤油盒朝她走去。
“阿达库，”他说，“我跟你说过，悲伤总会过去。我们不能一直难过下去。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改变顺序，既不能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提前，也不能让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来。够了，阿达库，我求你了。我就在这儿，我们一起撑过去。”
夜幕降临，一群肉眼难以辨别的鸟儿开始绕着冲天的烟气打转。我们头顶的天空变成了火焰的颜色。一棵棵树木现在只看得出侧影，它们是神秘的目击者，见证了整个焚烧过程。伊肯纳和波贾曾经拥有过、触碰过的东西——伊肯纳的书包、波贾的袋子、他们的衣服鞋子、伊肯纳坏掉的吉他、他们的M.K.O.写字本、他们的照片，以及画有悠悠鲷、蝌蚪和奥米-阿拉河的素描本、他们钓鱼时穿的衣服、我们打算用来装鱼但从来没用过的一个罐头盒、他们的玩具枪、他们的闹钟、他们的画画本、他们的火柴盒、他们的内裤、他们的衬衫、他们的裤子——全都化作一团烟，消逝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