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充满奇想的一年(11)
一篇又一篇的研究报告都记录了这"导致死亡"的一面。
我开始在每天早上去中央公园散步的时候带上身份证，以免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在沐浴的时候，如果电话响起，我再也不会去接，以免在地砖上摔死。
我得知有些研究非常著名。它们是此类文献的经典，我看到的每篇文章都有引用。例如扬格、本雅明和瓦利斯1963年发表于《柳叶刀》第二期第454至456页的文章。他们在英国对4486名当时丧偶不久的寡妇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跟踪研究，研究表明"寡妇在丧夫之后前六个月的死亡率明显比已婚妇女要高。"还有利斯和卢特金斯1967年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第四期第13至16页的文章。他们对903名丧亲的人和878名没有丧亲的已婚男女进行了为期六年的跟踪研究，研究显示"丧亲的夫妻第一年的死亡率显著增高"。医学研究所1984年编撰的那本书对这种死亡率的增高给出了功能性的解析："迄今的研究表明，和其他多种压力源一样，悲哀通常会导致内分泌、免疫、自主神经和心肌系统的改变；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受到脑功能和神经递质的影响。"
我还从这类文献中得知悲哀分两种。较轻的一种是"不复杂的悲哀"或者"正常的丧亲反应"，和"成长"以及"发展"有关。根据第十六版的《默克手册》，这种不复杂的悲哀通常表现为"焦虑症状，例如初次失眠、慌乱不安和自主神经系统亢奋"，但"一般来说，除了在那些情绪容易波动的人中之外，它并不引起临床抑郁症"。第二种悲哀是"复杂的悲哀"，在这类文献中，也被称为"病理学的丧亲反应"，据说它发生的情况多种多样。发生病理学丧亲反应的一种情况是--我反复地看这一段--生者与死者原本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互依赖。"丧亲者的快乐、生活费用或者声望真的非常依靠死者吗？"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医学博士戴维·佩雷兹提出的一个诊断标准。"当被迫分开的时候，丧亲者失去死者之后会觉得无助吗？"
我思考着这些问题。
1968年，有一次我突然得在旧金山过夜（当时我去办点事，雨一直下个不停，将一次傍晚时分的采访推迟到隔日早晨），为了能陪我吃晚饭，约翰从洛杉矶飞过来。我们在俄尼餐厅用晚餐。饭后，约翰花了十三美元，乘坐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夜间飞行者"回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在当时的加利福尼亚，花二十六美元就能买到从洛杉矶到旧金山、萨克拉门托或者圣荷塞的双程机票。
我想起了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
该公司所有的班机都在机头上画着一个微笑。机上的乘务人员都穿着鲁迪·葛因雷希风格的红色和橙色相间的性感超短裙。在我们的生活中，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代表了一段岁月；当时我们做的多数事情似乎都没有准备，没有结果，只顾率性而行，想都不想第二次就为吃一顿晚饭飞七百英里。这段岁月于1978年结束。当时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27飞机在圣地亚哥上空撞上了一架塞斯纳172型飞机，致使一百四十四人丧生。
空难发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原本竟然没有料到太平洋航空公司会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我明白了，这类错误并不仅限于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
金塔娜两三岁时，我们会带她乘坐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机，到萨克拉门托探望我母亲和父亲。当时她管这叫"乘坐微笑"。约翰常常用面巾纸把她说的话写下来，把它们放进他母亲给他的一个绘有图案的黑色盒子中。这个盒子，连同它里面的面巾纸，仍在我的客厅的一张桌子上。它上面画着一只美国老鹰，还有"合众为一"的字样。后来，他把一些她说的话用在小说《小戴切·谢伊》中。他把这些话给了戴切·谢伊的女儿凯特。凯特和她母亲在伦敦夏洛特大道的一家餐厅吃晚饭时，被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炸死。下面是他所写的一部分：
"你去哪里了？"她会说，还会说"早晨哪里去了？"他把它们全都记下来，把它们塞进一个秘密的小抽屉，小抽屉所属的枫木桌子是巴里·斯塔金送给他和李当结婚礼物的……凯特穿着格子尼校服。凯特会把洗澡说成"沐浴"，把幼儿园试验用到的蝴蝶说成"蝶蝴"。凯特七岁的时候写下了她的第一首诗："我就要嫁给/一个男孩，叫哈里/他骑马/劝夫妻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