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奇想的一年(25)
我记得我一再追问医生这一点，我自己（不止一次）试图控制局面，得到答案。我在UCLA医疗中心咖啡馆外面的院子给他打电话。咖啡馆的名字叫"医学咖啡馆"。这是我第一次到医学咖啡馆，有人跟我说过这个咖啡馆最惹人注意的常客，一个秃顶的矮子（我想他可能是神经精神医学研究所的一个病人，得到可以在周围走动的许可）。那人有一种强迫症，会在咖啡厅里尾随女性，不停地吐口水，说着诸如她太丑了、她太贱了、她真是一件毫无价值的垃圾之类的脏话。那天早上，这个秃顶的矮子正好一路跟着我走到院子里，所以我很难听清楚医生说的是什么。"那是因为摔伤，有一根血管破裂了，我们看到了。"我想他是这么说的。这似乎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就算有一根血管破裂了，那也绝对无法排除血管破裂在前并且引起摔倒的可能--但正是在医学咖啡馆的院子里，在这有个秃顶的矮子朝我脚下吐口水的院子里，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无关紧要。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只能把它当作既成的事实来接受。
这通电话，是我到洛杉矶的第二天打的。我记得医生在电话中还跟我说了几件事情。
我记得他说她的昏迷可能会持续几天到几个星期。
我记得他说至少要再过三天，才有可能知道她大脑里面的情况。医生说他"很乐观"，但没法断言。接下来三四天之后，将会出现很多更严重的问题。
她可能会受到感染。
她的病情可能会转变成肺炎，可能会转变成血栓。
她的大脑可能会继续积水，那就得再进行一次手术。
我挂了电话，走进咖啡馆。杰里、苏珊·泰勒和我弟弟的女儿凯莉和罗莉正在里面喝咖啡。我记得在犹豫要不要把医生刚才提到的更严重的问题说出来。看到他们的脸时，我明白了，我没有理由不说出来：在我来到洛杉矶之前，他们四个人就已经在医院了。他们四个人早就听说了这些更严重的问题了。
十二月和一月间，金塔娜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呆了二十四个日夜，当时我在床边的桌子上摆了一本简装的《重症监护：一个医生的手记》。这本书的作者是约翰·穆雷，他在1966至1989年间出任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肺病和重症监护分部的主任。《重症监护》逐日记录了穆雷医生在旧金山综合医院一段为期四周的日子。他当时是该院的主诊医生，所有的病人、驻院医生、见习医生和医学院学生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这本书。那段时间我每天和贝斯·以色列北院的医生打交道，从书中学到的知识对我很有帮助。例如，我得知通常很难准确地判断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拔管，也就是把病人的呼吸管拔掉。我得知拔管判断困难通常是因为重症监护中常见的水肿。我得知这种水肿通常不是潜在的疾病引发的，而是静脉输液过量的结果。静脉输液过量的根源是无法区分正常的水合状态和过度水合状态，这是一种诊断上的失误。我得知很多年轻的住院医生在拔管这个问题上，也会犯同一种诊断错误：因为后果是不确定的，他们倾向于过了插管所必须的时间才施行这项手术。
我学到了这些知识。它们派上了用场：不时试探着问几个问题，或者清楚地表达我的愿望。我曾经"怀疑"她是不是"积水"了。（当然了，我并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她的样子。）我搜肠刮肚地使用"积水"这个词。说出"水肿"时，我注意到医生脸色一沉。我还"怀疑"她如果积水不是这么严重的话，呼吸会不会更顺畅一点。（当然了，我不是医生，但从逻辑上来讲似乎是这样的。）我还"怀疑"如果她之前服用过利尿剂，是不是就不能拔管。（当然了，这是一种家居疗法，但如果我觉得自己像她这样，那么我会服用速尿灵。）有《重症监护》当指南，和医生的交谈显得直接而切中肯綮。我能够得知自己是否帮得上忙。每当医生把我前一天对他提出的建议应用到治疗中，我就知道我帮上了忙。
这次不一样。我在贝斯·以色列北院能够为水肿出谋划策，我觉得其中很荒谬的一点是水肿不是脑外科手术。这次是。当UCLA的医生对我说"顶叶"或者"颞叶"时，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大脑的哪个部位，更不用说知道它们指的是什么了。我想我能理解"右额叶"。我去了UCLA医学中心的书店。我买了一本书，封面称该书"概述了神经解剖学及其功能与临床应用"，是一本"优秀的美国医学执照考试参考读物"。这本书的作者是医学博士斯蒂芬·瓦克斯曼，纽黑文的耶鲁大学神经学系主任，书名叫《临床神经解剖学》。我如愿以偿地翻阅到一些附录，例如"附录Ａ：神经系统检查"，可是当开始阅读书上的内容时，我想起的只有一次旅行的经历。那是在印度尼西亚，我没办法搞清印度尼西亚语的语法，看不懂这种使用在路牌、招牌和广告牌上的官方语言，结果迷了路。我曾经请教过美国大使馆的人，问他如何区分动词和名词。他说在印度尼西亚语中，同一个词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这次看《临床神经解剖学》，我似乎又搞不清它的语法了。我把它放在比弗利·威尔郡酒店的客房中，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接下来五个星期，它将会一直呆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