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别说下去了！”要求讲这故事的年轻姑娘突然打断纽伦堡人叫嚷起来，“我要保留不确定状态，而且相信他得救了。如果今天我知道他被枪毙了，我晚上就睡不着觉。您明天再把结局告诉我吧。”
我们都起身离席。我邻座的女客接受了赫尔曼先生的邀请，挽着他的臂膀，对他说：“他被枪毙了，对吗？”
“对的。我就是行刑的证人。”
“怎么，先生，”她说，“您居然肯……”
“这是他的愿望，夫人。护送一个犯人的行刑，行列里有一个活人，一个你所爱的人，一个无罪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个可怜的年轻人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仿佛他只活在我的身上！据他说，他想把他最后的叹息带给他的母亲。”
“那么，您看见他的母亲没有？”
“《亚眠和约》[26]签订以后，我到法国去把这句美好的话带给他的母亲：‘他是无罪的。’我把这次旅行看作是宗教朝圣。但是可惜马尼昂夫人已经死于肺病。我把我带来的信烧毁的时候，心中感慨万分。您也许会嘲笑这种日耳曼人的过分热心，可是我在永恒的秘密中看到了极度凄凉的一幕剧，两个坟墓之间的死别声，将被永恒的秘密所埋葬，不为整个宇宙所熟悉，正如沙漠中的旅客，出其不意遇见狮子，所发出的喊声一样。”
“如果有人把客厅里的一个人拉到您的面前，对您说，这就是杀人犯！这岂不是另一幕剧吗？’我打断他的话头问他，“您怎么办？”
赫尔曼先生走过去拿了他的帽子，走了出去。
“你年纪太轻，做起事来又冒失又莽撞，”我的女邻座对我说，“你看泰伊番！你瞧！他坐在火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梵妮小姐递给他一杯咖啡，他微微笑着。一个杀人犯，刚才讲的故事会使他痛苦非凡，他还能够表现出这么冷静吗？他的样子不像一个慈父吗？”
“像是像的，可是请你走过去问问他有没有在德国打过仗吧。”我大声说。
“干吗不问？”妇女们每当事业有成功希望，或者好奇心十分强烈的时候，总是不缺少这种勇气的，我的女邻座向供应商走去。
“您到过德国吧？”她问他。
泰伊番差点儿让手里的茶托跌下去。
“我？夫人？不，从来没有到过。”
“你说什么，泰伊番？”银行家打断他的话头反驳他，“在瓦加朗战役[27]中，你不是管粮食吗？”
“噢，是的！”泰伊番先生回答，“那一次是去过的。”
“你弄错了，他是好人。”我的女邻座走回我身边对我说。
“好吧，”我嚷道，“在晚会结束之前，我要将杀人犯从他躲着的泥沼地里驱逐出来。”每天，在我们眼前总有涉及道德的现象发生，这现象意义十分深远，可是又太简单，不为人们所注意。譬如在客厅里，两个人遇见了，其中一个人有权鄙视或者憎恨另一个，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者由于他知道那个人有一件秘密的肮脏事，或者由于他有秘密身份，或者由于他有仇要报，于是这两个人就能够猜出或预感到他们之间有一道深渊间隔，或者应该有一道深渊间隔。他们偷偷地观察对方，密切地注意对方的举动：他们的眼光、手势，难以形容地渗透着他们的思想，他们之间有一块磁石在吸引着。我不知道谁的吸引力更强一些，是报仇方面呢，还是犯罪方面？是仇恨方面呢，还是侮辱方面？这情形仿佛神甫当着恶神的面不能够奉献圣体一样，他们俩都坐立不安，互相警惕：一个彬彬有礼，另一个阴沉不语，我也分不清是哪一方面。一个脸红了或者脸色泛白，另一个就颤抖起来。往往复仇者同被害人一样懦怯。很少人有勇气制造一件坏事，即使是必要的坏事。而很多人却因为讨厌声张或者害怕悲剧的结局而沉默下来，或者宽恕了对方。这种灵魂和感觉的吸收作用在供应商和我之间建立了一种神秘的斗争。自从在赫尔曼先生讲故事中间我问了他一句话以来，他就逃避我的眼光。也许他连在座所有客人的眼光都要逃避，他同缺乏人生经验的梵妮谈话，梵妮就是银行家的女儿。他这样做的目的如同所有的罪犯一样，都感觉到有必要同天真烂漫的人接近，以求得安慰。可是我虽然离他很远，我却倾听着他，我的锐利的眼光吸引着他的眼光。当他认为可以自由自在地窥视我的时候，我们的视线相遇了，他的眼睛马上低垂下来。泰伊番受够了这个罪，他急急忙忙地用赌博来逃避。我押在他的对手上，可是却希望自己输钱。这个愿望实现了：我代替了那个输钱离桌的赌客，和杀人犯面对面地坐下来了……
“先生，”等他分牌给我的时候我对他说，“您肯把赢得的分数减到同我的分数一样吗？”
他相当匆忙地把他的筹码从左边搬到右边。我的女邻座走到我身边，我含有深意地向她望了一眼。
“您是不是，”我向供应商发问，“弗雷德里克·泰伊番先生？博韦我很熟悉的一家泰伊番是不是资本家？”
“是的，先生。”他回答。
他扔下手里的牌，脸色发白，两手抱着脑袋，请他的一位赌友找他赌下去，站起身来。
“这儿太热了，”他叫起来，“我怕……”
他没有讲完这句话。他的脸突然流露出可怕的痛苦，他猛然走了出去。屋主人陪伴着泰伊番，对他的处境似乎十分关切。我同我的女邻座互相望了一眼，我发觉她的脸上也有一丝哀愁。
“你的行为能说是很慈悲的吗？”我赌输了钱，离开赌桌，她把我带到一个窗口前面质问我。“你难道想获得识透一切人心的权力？你为什么不肯让人间的正义和天上的正义发挥作用？如果我们能逃避一个正义，我们肯定无法躲避另一个！一个高等法院院长的特权这么值得羡慕吗？你简直在行使一个刽子手的职能。”
“你刺激和分享了我的好奇心以后又来教训我！”
“你使我想了很多。”她回答我。
“依你，就应该让罪人过太平日子，使被害人不得安宁，而且把金子崇敬如神！”我笑着又补上一句，“现在不谈这些，我请你瞧瞧刚走进客厅的那个年轻女郎。”
“瞧见了，怎么样？”
“三天以前我在那不勒斯大使的舞会上见到她，我热烈地爱上了她。我求求你，告诉我她的姓名。再也没有别的人能够……”
“她就是维多利亚·泰伊番小姐！”
我感到一阵晕眩。
“她的后母，”我的女邻座继续说，我几乎听不见她的声音，“不久以前才把她从修道院里接回来，她在修道院受教育的时间已经很长。她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认领她。这是她头一次到这儿来。她又漂亮又有钱。”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带着冷嘲热讽的微笑。就在这一刹那，我们听见了猛烈而抑制住的喊声。这些喊声仿佛来自隔壁房间，一直传到花园里才微弱下来。
“这不是泰伊番先生的声音吗？”我叫道。
我们聚精会神地倾听，可怕的呻吟声传进我们的耳朵。银行家的妻子急匆匆地向我们奔过来，把窗户关上。“不要闹出事来，”她对我们说，“如果泰伊番小姐听见她的父亲的喊声，她的神经痛又会发作了！”
银行家走进客厅，找到维多利亚，低声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年轻的姑娘马上叫了一声，冲向门口，不见了。这件事造成极大的轰动。所有的赌局都停下来了。每个人都在询问他的邻人。鼎沸的人声越来越响，各处都聚集了一堆一堆的人。
“泰伊番先生会……”我问。
“死吗？”嘲弄我的女友大声说。“我想，你大概很高兴给他戴孝吧！”
“可是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怜的人，”屋子的女主人回答，“他害了一种病，这种病的名字虽然布鲁松先生经常告诉我，我还是记不得。刚才他又犯了一次病。”
“这种病是怎么样的呢？”一个预审推事突然问道。
“哦，这种病非常痛苦，先生，”女主人回答。“医生也想不出治疗方法。发作起来是非常猛烈的。有一天，可怜的泰伊番在我的田庄逗留期间突然犯了病，我不得不躲到我的女邻居家，以免听见他的喊声。他发出可怕的叫喊，他想自杀，他的女儿不得不把他绑在床上，而且给他穿上神经病人的紧身衣。这个可怜的汉子硬说脑袋里有小动物在咬啮他的脑髓：每根神经里面都有一阵阵的刺痛，像锯子锯一样，又像神经被人猛力拉扯。他的脑袋疼痛得那么厉害，曾经用艾来灸他，想使他分散注意，结果他毫无感觉。可是他的医生布鲁松先生却极力主张用艾灸，他认为这是神经系统的毛病，是神经发炎，必须把水蛭放在颈里吸血，而且把鸦片烟放在脑袋里。经过这样治疗，犯病的次数的确越来越少，每年约在秋末才犯病。每次他犯病治好以后，泰伊番总是不停地唠叨说他宁可受车裂之刑，也不愿再受这样的痛苦。”
“那么，看起来他是痛苦万分了。”一个股票经纪商说，他是我们客厅的才子。“噢！”她继续说，“去年他差点儿死掉。他为了一件紧急的事单独一人到他的田地里去，也许是缺乏救助，他直挺挺地躺了二十二小时，仿佛死了般。后来用热水浴才把他救醒过来。”
“这是不是破伤风的一种？”股票经纪商问。
“我不知道，”她回答。“他害这个病已经有三十年了，是在部队里得病的。据他说，有一次他在船上跌倒，一块木屑碎片嵌进了脑袋。可是布鲁松希望能将他治好。据说英国人已经找到用氰氢酸毫无危险地治疗这种病的方法。”
这时候，一声尖叫从屋子里传出来，这声尖叫比刚才的叫声更响，把我们都吓呆了。“你们听，这就是我经常听到的叫声，”银行家的妻子又说。“这些叫声使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使我的神经忍受不了。可是说也奇怪，这个可怜的泰伊番，虽然受够了闻所未闻的痛苦，但是从来没有死亡的危险。大自然可真古怪，给了他这个可怕的刑罚，还给他一些间歇时间，在间歇时间中他像常人一样吃喝。一位德国医师对他说这是一种头风，这个诊断同布鲁松的意见不谋而合。”
我离开了周绕着女主人的那群人，一个仆人走进来找泰伊番小姐，我就跟着她走出去……“噢！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她边哭边诉说，“我的父亲犯了什么天条要受这么大的痛苦？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同她一起走下楼梯，帮助她上了马车，我看见她父亲在马车里弯着腰，身子折成两叠。泰伊番小姐用手帕掩住她父亲的嘴，想抑制住那些呻吟声，不幸得很，她的父亲瞥见了我，他脸上的肌肉顿时痉挛得更加厉害，一声惊叫划破了天空，他用可怕的眼光向我扫了一眼，马车便开走了。
这顿晚宴，这个晚会，对我的一生和我的情感，产生了残酷的影响。我爱泰伊番小姐，也许恰恰是由于荣誉和良心禁止我同一个杀人犯联姻，哪怕这个杀人犯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宿命使我只要知道我能在哪家人家见到维多利亚，我就设法叫人介绍到那家人家去。往往白天我对自己以荣誉担保以后不再见她，到了晚上我又在她身边。我的欢乐是无限的。我的合法的爱情充满了虚幻的后悔，是带有犯罪的色彩的。我偶然遇见泰伊番同他的女儿在一起，我是不屑于理睬泰伊番的，可是我仍然向他行礼！而且，不幸的是，维多利亚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有学问，有天赋，有风韵，却没有一点儿道学气，也没有丝毫的自负。她谈起话来很谨慎；她的性格里有点多愁善感的风韵，能使人人倾倒。她爱我，或者最低限度她使我相信她爱我。她有一种微笑是只留给我一个人的，见了我，她的嗓音也变得温柔了。啊！她爱我！可是她也爱她的父亲，她总对我赞扬她的父亲善良、温和而且有非常好的品性。这些赞美之词仿佛匕首一刀一刀刺进我的胸膛。有一天，我想向维多利亚求婚，几乎当上造成泰伊番家族财富的那桩罪恶的共犯。于是我逃走了，我到处旅行，我到过德国，到过安德纳赫。可是我又回来了。我发觉维多利亚脸色苍白，她瘦了！如果再见到维多利亚时她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那我就得救了！可是现在我的爱情以异常猛烈的程度重新炽热起来。
由于我害怕我的耿直会变成一种偏执狂，我决定组织一个良心法庭，以期对这个高级伦理学和哲学的问题取得一个解决办法。自从我回来以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因此就在前天，我召集了我的朋友中我认为最正直、最有良心和荣誉感的人。我邀请了两个英国人：一个是大使馆的秘书，一个是清教徒，邀请了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成熟的前部长，几个还处在洁白无邪状态中的年轻人，一个教士，是个老头子，然后邀请了我过去的监护人，一个天真的人，他在监护我的期间，如此忠心耿耿地维护我的利益，以至到今天法院还传为美谈。此外还有一个律师，一个公证人，一个法官，总之，所有的社会舆论，所有道德的实践者，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先饱餐一顿，然后高谈阔论，喧哗叫嚣。最后，上餐末甜食时，我率直地把我的故事讲出来，只隐藏了我的恋人的姓名，然后请求大家给我一些好忠告。
“我的朋友们，请对我提出忠告，”我在结束时对他们说。“请你们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把它当作法律草案来讨论。我要给你们拿来投票箱和投票用的球，你们可以在严格遵守秘密投票规则的情况下，投票赞成或者反对我的婚姻！”
立刻笼罩着一阵深沉的静寂。公证人提出要退席。
“因为，”他说，“我有一个契约要订。”多喝了酒使得我的前监护人一声不响，在他目前的情况下，要把他放在别人的监护之下，才能使他平安回家，不致闯祸。
“我懂了！”我叫起来，“不发表意见就是有力地对我说我应该怎样做。”
席上引起了一阵骚动。
一个曾经为富瓦将军[28]的孩子们和富瓦将军的坟墓收募捐款的地主大声念了一句格言：“与德行相同，罪行亦有程度上之差别！”
“多嘴！”前部长用手肘碰了碰我低声对我说。
“困难在哪里呢？”一位公爵问，这位公爵的财产是取缔南特敕令[29]时，将反抗的新教徒的财产充公而构成的。
律师站起来说：“从法律上来说，当前我们要解决的案件，并不存在丝毫困难。公爵阁下说得有理！”那位法律的喉舌叫嚷：“难道没有时效[30]吗？如果都要盘根问底地追问我们财产的来源，我们每个人还能有立足之地吗！这是一个良心问题。如果你们坚决要将这事件带上法庭，那么就上悔罪法庭去吧。”
法律的化身说到这里停止了，坐下去，喝了一杯香槟酒。那个负责解释圣经的人——那位教士，站了起来。
“上帝造成我们本性脆弱，”他坚决地说。“如果你爱上了罪犯的女继承人，你就娶了她，但要满足于妻子带来的财产，把父亲的财声施舍给穷人。”
“可是，”一个在社交场合可以经常遇到的无理取闹的人毫无怜悯地说，“那个父亲可能是由于发家致富以后才能缔结美满姻缘的。他的任何微小的幸福不都是罪恶的果实吗？”
“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判决！有些事情是不能讨论的！”我的前监护人嚷起来，他相信用这样一句酒醉鬼的机智话，便可以使参加会议的人得到启发。
“对！”大使馆的秘书说。
“对！”教士叫喊。
这两个人的意见其实是不一致的。
一个理权党员[31]站了起来，他曾经由于在155个选民中只缺少150张票而没有当选。
“先生们，这种智力方面的偶然现象是严重脱离我们社会的正常状态的，”他说，“因此，要采取的决定也应该是我们良心的临时决定，一种突然的意念，一个预审的判决，一种我们内心理解力的霎时间的明悟，就如同闪电一样，这样才构成我们的选择。让我们投票吧！”
“让我们投票吧！”我的客人们齐声说。我发给每个人两个球，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红色的。白色是贞洁的象征，表示反对婚姻；红色的球表示赞成婚姻。我为了避嫌，自己并不投票。我的朋友总数共有十七人，九票就构成绝对多数。每个人都走过去把他的球散进一个细颈柳条篮子里，这篮子里有编好号码的弹子，每当赌客们去摸彩的时候，弹子便不断翻腾，现在我们的心也由于好奇而不断翻腾，因为这种纯粹道德心的投票到底是新奇的东西。检票结果，我发现有九个白球！这个结果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数了数，在审判我的法官中我安放了九个和我同岁的年轻人，这九个良心裁判者全都有同样的思想。
“噢！噢！”我对自己说，“赞成我的婚姻的有暗的一致同意，反对的有明的一致同意！应该怎么办？”
“你的岳父住在哪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冒冒失失地问，他比别的人伪装得少一点。
“我再也没有岳父了，”我高声喊道，“以前我的良心非常清楚，根本不需要你们的判决。今天它衰弱下来了，这就是我胆怯的理由：两个月前，我收到了下面这个诱人的讣告。”我从我的皮包里取出下面的讣告，给他们看：
阁下被邀参加让·弗雷德里克·泰伊番先生之葬礼及宗教仪式。泰伊番先生生前主持泰伊番股份公司，曾任部队粮肉供应商，荣获荣誉团骑士勋章及金刺马距勋章，曾任巴黎国民自卫军第二军团第一掷弹兵中队队长，于五月一日在儒贝尔街公馆逝世。葬礼将于……等等，等等。
讣告人……等等，等等。
“现在，怎么办？”我接着说，“我要向你们提出范围很广的问题。泰伊番小姐的地产里当然是有一摊血的了，她父亲的全部遗产就是一块‘血地’[32]，我都知道。可是普罗斯佩·马尼昂没有留下继承人。我也不能找到在安德纳赫被谋害的那个别针制造商的家族。那么把这笔财产还给谁呢？而且是否应该归还全部财产？我有权利宣布一桩打听出来的秘密吗？我能在一个清白的年轻姑娘的嫁妆里增加一颗割下来的头颅吗？我能使她做噩梦，戳穿她的一个美丽的幻想，对她说：你所有的钱都沾有血污，以此来再一次杀死她的父亲吗？我向一位老教士借了一本《良心疑难问题辞典》，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为普罗斯佩·马尼昂的灵魂，或者瓦亨费尔、泰伊番的灵魂捐助一笔慈善基金吗？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19世纪了。创办一所救济院或者建立一种道德奖金吗？道德奖金总是落到坏蛋的手里，而我们的大多数医院今天似乎都变成罪恶庇护所了！何况这一类投资多少总能满足虚荣心，能说是赎罪的办法吗，我应该这样做吗？再说，我在恋爱，我在狂热地恋爱，我的爱情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毫无理由地对一个过惯奢华时髦的生活，经常有艺术享受，而且喜欢懒洋洋地在意大利歌剧院听罗西尼[33]的音乐的年轻女郎，建议她拿出一百五十万法郎给一些昏庸的老头子或者虚无缥缈的癞病患者，她能不对我愤然离去而且嘲笑我吗？她的心腹女仆能不把我当作是一个恶作剧的人吗？如果在爱情达到沸点的时候，我向她赞美住在卢瓦尔河边我的小房子里过着俭朴生活的乐趣，而且要求她为了我们的爱情而牺牲巴黎生活，这首先是说谎，虽然是合乎道义的说谎；其次，也许我这样做是一个悲惨的试验，结果会失掉这位年轻女郎的心，她是热爱舞会和珠宝的，暂时也热爱着我。可是她一定会被一个风流潇洒的军官夺走，这军官会有十分卷曲的小胡子，会弹钢琴，会赞美拜伦勋爵，而且精通骑术。怎么办？先生们，开恩吧，给我一个忠告吧……”
那个老实人，就是我提起过的那个很像珍妮·丁斯[34]的父亲的清教徒，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开过口，这时他耸了耸肩膀对我说：“蠢材，你干吗要问他是不是博韦地方的人！”
1831年5月，巴黎
* * *
[1]约翰尼斯堡（Johanniaberg）是普鲁士黑森—纳绍省（即今德国黑森州）的一个村子，以产酒著名。
[2]卡雷默（Marie-Antoine Careme，1784—1833），法国名厨师，曾写过几本关于烹调术的书。
[3]霍夫曼（Ernst-Théodore-Amédée Hoffmann，1776—1822），德国作家兼音乐家，写过一本《荒唐故事集》。
[4]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英国作家，写过许多长篇小说，最著名的有《艾凡赫》《昆亭·杜华德》《清教徒》等。
[5]体育剧院（Cymnase）是巴黎的一所剧院，建于1820年，专演杂剧和喜歌剧。
[6]布里雅·萨瓦兰（Anthelme Brillat-Savarin，1755—1826），法国烹调学家，写过一本《味觉生理学》。
[7]灯光画（Diorama），大幅画在画布上的画，配以灯光，使其产生特殊效果，流行于19世纪。
[8]“卑劣的灵魂”，原文是拉丁文in anima vili，指供科学实验用的兽类。因为兽类的生命被视为无关紧要，所以专供科学实验用，这里是指实验对象。
[9]共和国的历法，葡萄月是从9月22日至10月21日，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
[10]科布伦次（Coblentz），位于莱茵河和摩泽尔河汇合处的德国城市。
[11]奥热罗（P· -F· -Ch·Augereau，1757—1816），法国元帅。
[12]当时英国纠合奥地利、俄国、土耳其，那不勒斯等国建立第二次反法联盟，攻打法国在国外的占领地。
[13]儒尔当（J．-B．Jourdan，1762—1833），法国元帅。按拿破仑颁布的征兵法，把未到壮丁年龄的青年提早招募入伍。
[14]科斯特（T．-F．Coste，1741—1819），拿破仑军队的首席医师；贝纳多特（Ch．Bernadotte，1764—1844），法国元帅，当时是国防部长。
[15]博韦（Beauvais），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
[16]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德法边界的一座法国城市。
[17]17世纪时，有权选举皇帝的德国诸侯称为选侯，其领地即选侯领地。这里是指帕拉丁（法耳次）选侯领地。
[18]巴尔扎克对地理不甚熟悉：美因兹和科隆，在德国西部，靠近比利时，施瓦本在德国南部，并不在美因兹和科隆之间。
[19]都兰纳（Henri de Turenne，1611—1675），法国元帅，于1675年率领路易十四的法国军队占领阿尔萨斯以及帕拉丁等地。
[20]亚琛（Aachen），法国人管它叫Aix-la-Chapelle，德国西部的一座城市，接近比利时。
[21]诺伊维特（Neuwied），莱茵河畔的一座德国城市。
[22]马尼昂的出生地博韦，旧属毕加弟省。
[23]苏，法国旧币单位，值五生丁或二十分之一法郎。
[24]一阿尔邦约等于一英亩（约中国六亩）至一英亩半。
[25]拉丁文，意思是：“这就是我的意愿”，是拉丁诗人荷拉斯的话，现在用来指达到这个愿望意味一切欲望都得到了满足。
[26]《亚眠和约》，签订于1802年，是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共同签订的和约。
[27]瓦加朗（Wagram），奥地利小村，1890年拿破仑大败奥军于此。
[28]富瓦（M· S．Foy，1775—1825），法国将军，1819至1824年当众议员，以反对保皇党而得人心。死后全国募捐给他的子女。
[29]1598年法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给予加尔文教徒以一定的权利。1685年敕令被路易十四取缔，继续迫害新教徒。
[30]时效，资产阶级法律名词，指经过一定时间而取得权利。例如用和平手段连续占有一处不动产，经过三十年，便因时效取得所有权。
[31]理权党员，是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君主立宪派。这些右派中的自由派，由于政治思想十分教条，被人称为理权党员，“理权”即“教理掌权”。
[32]血地，原文是希伯来文haceldama，指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块地，相传这块地是犹大用出卖耶稣得来的钱购买的。
[33]罗西尼（G·Rossini，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作品有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奥瑟罗》等。
[34]珍妮·丁斯的父亲是大卫·丁斯，是英国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爱丁堡的监狱》里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