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不应该总囿于一地的，有机会有可能到外地、外国去转一转，哪怕是走马观花，也会大开眼界，大通思路的。这是我最近去联邦德国访问三周后的感受。
三周，仅仅是人一生中的一瞬，但对我思想的触动却不是一瞬。
“我是给自己穿的”
初次出国的人，格外注意自己的服装、仪表，拿了公家发的几百元制装费，到最高级的服装店去量体裁衣，一套不够，至少两套，有的还要做大衣;衬衣至少也要买上三五件，原来穿过的绝不带出去。这一切为什么?为了显得穷国不穷，有体面。
本人初次出国，属于“出国盲”，自然遵循“出国通”的教导，照此办理，以免损了“人格”，丢了“国格”。
到了西德，我才发现我们中国人太注意仪表了。“太”者，过份、过头也。
首先，德国人的衣着就十分随便。西装，乃西方人的服装，但是我在马路上有意观察，穿非西装的人比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多得多，有穿夹克的，有着针织衫的，有穿背心、裤衩的，也有穿件衬衫的(以上皆男性)，女性的服装更是五花八门，穿西装的更少。有一天，《法兰克福汇报》负责人请我们到本地老城的老德国餐馆吃晚饭，我们中国客人都衣冠楚楚，领结唯恐打歪，皮鞋唯恐不亮。可是他却着一件半旧的夹克，自然花格衬衫上没系领带;他的法国籍夫人穿得讲究些，一件款式新颖的黑绸衬衫;陪客有该报的女记者柯小姐，着一件大红棉针织衫，外披一件旧得白不白、灰不灰的风衣;另一个陪客是女医生，穿一件棉毛衫，也披风衣;我们的女翻译是德国大学生，上衣是宽松得近乎邋遢的粗呢外套，下着白色长裤，还卷了裤腿。在衣着随便的主人面前，我们穿得规规矩矩，反而觉得不自在了。
在以后的采访活动中，接待我们的官员中，每每有衣冠不整的表现。法兰克福市的文化部长的领带一长一短叉开着，成八字形;陪我们去西柏林的报社女秘书，白绸衬衫的上两个扣子一下午都没有扣上;西门子公司新闻处的一个科长，下午见面时，衬衣的第一个纽扣和领结松开了，直到吃晚饭还是老样子。我不禁产生疑问：他们的同事怎么会视而不见、不提醒他们呢?
看来，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准则是“随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怎么方便就怎么穿，压根儿就没想到别人会怎样看法，当然也不会去注意别人的衣着，更无心去评头论足，说长论短。“我是给自己穿的”与“我是穿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他们和我们生活观念上的重要区别。
我们太看重吃相了
我们来自“礼仪之邦”的人，在德国格外注意礼仪、面子，尤其在吃相上。据说，吃相不好，方式不对，会被对方瞧不起的。据说吃西餐规矩很多，刀叉不能拿错，喝汤不能出声，中国人惯用的缩汤法绝对不行，自己盘中的菜要吃净，吃葡萄连皮带核一起吞，等等。
真到了西德，才晓得人家吃饭和穿衣戴帽一样，也是随便的、自由的，没有墨守那么多老框框;我们做客人赴宴，大可不必把神经绷得像上战场一样紧张。
10月4日中午，农林部国务秘书、国会议员正式宴请我们，虽然饭菜很一般，但形式是隆重的，餐桌上摆着中德两国国旗和绿叶衬着的红黄色鲜花，每人面前放着一份系着黑红黄(国旗的颜色)三色细带的宴会菜单。大约近十三点，这位官员到了，一入座，还没等服务员给大家端来开胃酒，他就抓起眼前的面包，用手掰下，一小块、一小块地吃起来。用中国人的眼光看来，这种“饿极相”是不雅的、失礼的，但他吃得很自然，并不考虑是否造成“不良影响”。席间，他掏出白手帕，脸对着大家，连擤了几下鼻涕，声音格外地响，而且头也不背过去。在我们看来，又是不雅之举。
和德国朋友一起吃饭，随随便便、不拘小节的事例俯拾即是。用黄油抹面包，黄油沾在手指上，用舌头舔净;菜盘边缘有几点菜汁，用手指一抹放进嘴里;至于用面包或菜叶把盘底擦干净，更是餐餐可见。不用左手而用右手拿叉，吃中餐用西餐具，或刀叉和筷子并用，也不少见。钝刀切牛排时，发出与瓷盘磨擦的声音并不比中国人缩汤的声音好听。陪我们吃饭的女士，盘中常常有吃不了的土豆、米饭或鸡块。饭桌上偶尔飞来个把苍蝇，随手挥去即是，并不大惊小怪，觉得丢了“国格”。
既然德国人(从官员到一般职员)吃饭这样无拘无束，作为客人的中国人何必恪守人家的老规矩?吃饭吃得紧张谨慎，小心翼翼，喝汤如同吞汤，吃肉不敢张口咀嚼，美味佳肴送给嘴里味同嚼蜡，有什么味道?有什么乐趣?吃饭岂不等于受罪!
况且，德国人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们只专心致志地品味自己盘中的菜肴，很少说话，更不东张西望，“侦察”我们中国人吃西餐的“缺点”。我们自己又何必用洋框框自我束缚得紧紧的，做那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
千百年的“礼教”传统真是害人啊!害得中国人连一顿饭都吃不好，更不必说更重要的事了。
陪客何其少
我们三人采访团接受过西德朋友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宴请，他们陪客很少，有时少到令人想象不到的地步。
《法兰克福汇报》为我们接风是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主人方面除了该报负责人之外，还有陪我们到处采访的女记者小柯、电视部主任和一老编辑，主与客之比为4：3。农林部的午宴是主3客5(我们包括一翻译一驻德记者)。西门子公司的宴请是主5客4。这都属于陪客多的情况。陪客最少的一次是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当地一家葡萄酒厂的经理请我们吃午饭。当我们踏进一家豪华的宫殿式的餐厅时，彬彬有礼的中年服务员把我们引到一张五人坐的餐桌前，并且告诉我们有人已为我们订好了菜。餐桌布置得很讲究，一束绿枝拥簇的粉红色鲜花摆在中央，与花相对是插着四支红蜡烛的银色烛台，两物之间是两笸箩烤黄的面包，红绿粉黄相映成趣。这一桌正好我们五个被请的客人坐，我不觉想：主人来了坐在哪里?直到我们喝完最后一道咖啡，准备起身时，一位西服挺括、个子高大的中年人出现在我们面前，自我介绍他是经理，问我们吃得好吗，然后带我们去参观古老的葡萄酒窖。
这真是一次奇特的午宴，一次没有一个主人陪伴的宴会。在中国，主客一比一的宴会都很少见，你听说过陪客是零的宴会吗?
多一点个性吧
在中国生活的人，事无巨细，习惯于划一。
我也是带着这种观念去西德的。一开始总摆脱不了划一的思维轨道。主人带我们进各种风味的餐馆，都要每个人点自己爱吃的菜。我们都是“外文盲”，看不懂菜单，主人介绍此馆的特色菜是烤猪肘，团长说就要它，我和老肖也跟着要它。主人说彼馆的鹿肉稀罕，我们就跟着团长吃鹿肉。但是，当服务员把菜端到每个人跟前时，我每每发现主人点的菜与我们不同，我们吃猪肘，他们有的点鱼块，有的点牛排，有的……按照中国人求同的想路，这实在欠妥：你介绍人家吃猪肘，你自己却不吃，什么意思?你另外点菜，让客人什么想法?但是他们好像从不会有这类顾虑。最后一道“菜”喝咖啡时也这样，先问你要不要，即使我们三人都不喝，他或她总是要的。而如果我是主人，肯定会跟着客人一样不喝的，即使我十分想喝的话。如果大家都喝咖啡，德国朋友也要问我们喝什么样的，往往我们要一般的，他或她都要不一般的，意大利式的或浓缩型的。
此外，点菜虽同时，上菜总有先有后。开始时，遇到我们点的菜先来，我们按传统习惯要等他们的菜也到时才吃，他们一再劝我们先吃，我们却迟迟不好意思拿刀叉。后来碰到他们点的菜先上时，他们毫不客气先吃，并不等齐了一起吃。
从这些吃喝小事，可以窥见东西方观念的差异：人家多强调个性，不强调划一;而我们太强调划一，少尊重个性。
“里子”更重要
西德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宴会上早已不摆烟了，烟民想抽烟得自备。《法兰克福汇报》请我们吃饭时，我的同伴老肖抽的是“红塔山”，而汇报负责人拿出的烟是无过滤嘴的，包装很平常，未免相形见绌;但他并不因拿不出“万宝路”之类的好烟而感到难为情，反而有说有笑地告诉我们，这种烟不足一马克一包，是本国产的，而“万宝路”等外国烟要三点五六马克一包。当时，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宁可不抽也不好意思拿出这种次烟，更不会说出次烟的价格来，否则太“坍台”了。——我们比起西方人来，实在太看重面子了。人家似乎更注重实际，更注重“里子”。
德国人这种注重“里子”的事，远不止这一桩。10月2日早晨，我们在西柏林一高级饭店楼下吃完早餐，陪同的女秘书告诉我们，把行李搬下来存在饭店贮藏室内。因为今天上午游览东柏林市容，下午就要飞往波恩，所以，饭店的房间今天退了。她说明时自自然然，没有半点不好意思。这一退，五个人就省了近千马克。
遇到类似情形，我们中国人好意思让外国客人这样退房吗?我们是面子第一，面子比里子重要千万倍!
1988年11月于北京
(1989年《散文世界》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