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作品……唤起了我对您的深厚的同情，我很想告诉您：工人和我们大家是多么需要您的作品啊……
——列宁给绥拉菲摩维支的信
这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的事了。
虽然早晨八点钟了，可是莫斯科的夜幕还没有升起。我从我的临时寓所出来，乘电车到了火车站，买了票，上了火车。
大约过了一小时，就到了目的地——休养站。
实在说，这不是车站。这大概是站与站之间新添不久的一个停车的地方。
既没有月台，也不见票房。铁路旁边搭着一个临时的木棚，权作售票的地方。难怪当我在车上问起休养站的时候，几乎没人知道。
站的周围，不见道路，也没有房屋。除了临时售票的木棚以外，便是一望无际的葱翠的松海和晶莹的白雪。
这真是如入无人之境。《铁流》作者在哪里呢?
我踌躇了。
我把绥拉菲摩维支的儿子耶戈尔昨晚给我开的详细地址和绘的路程图，从皮包里掏出来，看了一遍，还是茫然。就到售票的地方问道：
“请告诉我，赤松林在哪里?”
“对面就是。”
“你晓得作家绥拉菲摩维支住在什么地方?那森林里有人家吗?”我又问道。
“不晓得。你过了铁路，顺着右边的小路走，就看到人家，到那里问吧。”
我过了铁路，顺着白雪上几乎辨不清的小径，往森林里去了。
到了森林里，回头不见铁路，也望不清车站。上边是葱翠茂密的松针，遮着青天，下边是晶莹的茫茫白雪，盖着大地。阵阵松涛，鼓荡流播着松脂的清香。当风停涛止的时候，松林里静得几乎连一根松针落下来都可以听见。一小时前的繁华紧张的赤都的印象，都被这阵阵的松涛冲洗得一干二净。
我到了一座别墅式的木房跟前，轻轻叩了门。应着叩门声，出来一位慈祥的有着城市风度的中年妇人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对不起，请问你可知道作家绥拉菲摩维支住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从森林里向左去，不远就是。不，怕你很难找，还是让孩子引你去吧。”
“多谢，多谢!好极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不等她吩咐孩子，就高兴地忙着说。
“把这位客人领去”，她吩咐着孩子说。
“到哪去?”孩子莫名其妙地问着。
“波波夫那里，”她解释道。
大概《铁流》作者平常还用真姓，所以这孩子只知道波波夫，而不知道绥拉菲摩维支了。
孩子随手拾起一根松枝，在雪地上抽着，引着路，在前边走着。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擎天的、葱翠的松海。地下是松软的，晶莹的、茫茫的白雪。松林中间有一片小小的空地，空地上有一座精致的两层楼房的别墅，全是木质的。
“这大概就是吧?”我问道。
“是的，”小孩子答道。
敲了门，出来一位妇女：
“请进来，请进来，从列宁格勒来的吧?我上楼通知一声。”
她连我说出“是的”都顾不着等地就跑上楼去了。
“请吧，”她连忙又出现到楼梯的转角处，对我说着，就把我引上楼了。
“请吧，请进来，欢迎得很!曹同志!昨晚我的女工同志从城里来，说你今天要来的。”绥拉菲摩维支同志在门口迎着，握着我手说。
我们进到一个不大的房间里。这是书房，又是卧室。室内简单、朴素，可是非常整洁。一张床、一张写字桌、四把木椅子、一个小书架，架上放着一部新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全集》和几本杂书。
我坐在写字桌对面。他把自己的椅子拉到我紧跟前，双手按着膝盖，慈祥的面孔上，堆着亲切真挚的微笑。炯炯的目光凝视着我。他一见如故，恳切自然。尚未坐定，一连串问题就发出来了。
他从中国左联问到苏区，问到工农红军，问到……满怀兴奋、渴望、关切地询问着。迫不及待地一个问题没完，就跳到另一个问题上了。
“啊，啊……我们的报刊对这些介绍得太少了!这多么有意思呵!”他插着说。
接着又问到苏联文学作品有哪些介绍到中国等等。
我匆忙而简扼地把他提出的问题回答过后，就紧接着说：
“你的《铁流》也越过了万里云山，冲过了千关万卡，流到中国读者面前了……”
我说着，唯恐他那连珠枪似的问题，打断了我的话，一面说，一面就把鲁迅先生从上海寄来的两部《铁流》，从书包里掏出来，递给他：
“让我把中文版的《铁流》送给你吧。并且再一次谢谢你去年特别给我们写的注解……”
“难道可出版了吗?”
他说着，把书接到手里，前后翻阅着，炯炯的目光，再三细看着一切插画、装潢、纸张等等，高兴地又握了握我的手说：“多谢得很!这样精美的版本，是《铁流》出世后我第一次看见!好极了!它还能在中国出版吗?没有被禁止吗?”
“出版是经过重重困难的，没有书店敢出版，这是鲁迅先生亲手编校，自己拿钱印的。”
“这更其难能可贵了……呵哈，鲁迅，《阿Q正传》的作者……”他插着说。
“是的……在中国反动政权的岩石的重压下，你的《铁流》不但开出了铁一般的艳丽的鲜花，而且给中国读者很大的鼓舞。”
“哈哈，是吗!……对不起，请让我也送给你两部书吧!”他说着就随手把桌上放的新出的他的全集中的三卷小说：《一九○五年》、《旧俄罗斯》和《在炮烟里》等取过来，拿起笔在每卷的扉页上写着：
《铁流》中文译者曹同志存念
绥拉菲摩维支于休养林中
1932年12月1日。
写罢递给我。我们又握了手。
到早餐的时候了。门口楼梯旁的平台上，靠窗放着餐桌，摆着早餐。
“请去吃早餐吧，曹同志!”
“谢谢!我在车上吃过了!”
“不行!不行!得去吃!这是法律!”他连说带笑地把我推出去了。
在吃早餐的时候，他说他现在看一本《划船术》。问我会划船不会。他说他要学划船，对这很感兴趣呢：
“去年夏天我同朋友在顿河划船。真有趣，把衣服都溅湿了。划够了的时候，就到岸上生起火来，烘着衣服……”
“最近在《十月》杂志的预告上，知道《铁流》的续篇《斗争》，将在该杂志上发表，苏联国内外的读者，读了《铁流》之后，恐怕都一心希望着《斗争》呢!这部作品脱稿了没有?预备从哪一期开始发表呢?”
“是的，从哪一期发表，还说不定。还没有写起呢。”他答道。
“你目前在写什么呢?”我又问道。
“现在应广播电台的邀请，把《铁流》缩写起来，准备录音用，全书大约一小时播完。”
接着谈了一些苏联文坛上的情况。
他说他将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并谈到：“我们好多作品都失之单调、公式化……作者都把生活的辩证法忽略了，把作品的主人公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都写成是走直路的。实际并不如此，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活生生的人，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多半是迂回曲折的：有时主人公对革命不了解，有时踌躇，有时犯错误……在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经过了好多曲折，才走到革命道路上来。在作品里也要真实、生动、细致地把这些变化、成长过程都表现出来……我们处在极有意义的时代，群众的思想、情感，都神速地向社会主义转变着……可是反映这些转变的真实的好作品却不大多。时代跑到前边去了……”
最后他问道：
“听说汉语很难学，是不是?有没有人在提倡用拉丁字母拼音来代替，使文化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呢?”
大约两点钟了。我说了告辞的话以后，他说：
“好，咱们一块走，我也要进城呢。”
他亲自拣了两件衬衣，用细绳扎起，装到书包里，那细绳是用过的旧绳子，但他都舍不得随手抛弃，却把它整整齐齐地卷成小卷，放在书桌顶下边的抽斗里，以备不时之需。
看来，事无巨细，他都是亲手料理的。他的生活俭朴、整洁，有条不紊。
我们一同回到城里了。一下火车，他就说：
“曹同志!等一等!你是不是回寓所去，我打电话叫‘苏维埃’汽车来，十分钟就有了，我用汽车把你送回去。”
“多谢多谢!只怕你很忙，耽误你的事情。”我不好意思，可是又不便谢绝地说。
莫斯科变相了!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在市中心，在莫斯科河岸上，在大“石桥”的桥头，两三年前，从中山大学门口，隔河朝夕相望的废墟上，现在屹立着黑灰色的十层楼的大厦，这是“政府大厦”，是政府人员的住宅，这里就住着《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支同志。
到了我临时寓所的门口了。
“多谢!多谢!再见吧，绥拉菲摩维支同志!”我同他握了手，下着车说。
“不客气!再见!你晓得我的家，不走的话，再上我家里谈好了!我们以后常常通信吧!……”汽车慢慢儿开快了，他在车上说着。最后的一句话，几乎被沙沙的轮转声吞没了。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于列宁格勒
(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曹靖华散文选》)
【鉴赏】
这篇随笔以细腻而朴素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绥拉菲摩维支平易、谦和而亲切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列宁所缔造的苏维埃政权的勃勃生机，讴歌了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
表面看来，这篇文章既没有描写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没有表现什么深邃的思想哲理，也没有精巧的构思和漂亮缜密的语言，只是如实地记叙了对作家绥拉菲摩维支一次专访的全过程。但是，在平静的表面却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炽热的感情。作者如同一个高明的导游，不动声色地带领人们走进了美丽的胜地，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天地。在他的指点下，我们仿佛置身于俄罗斯大地，领略着俄罗斯那神奇和令人心仪的风光：湛蓝的天空下，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原野一望无际，忧郁的白桦林，孤零零的木板房，奔驰而过的马车以及低回的深沉的民歌，犹如一组优美动人的交响诗。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国度和坚强伟大的民族。
作为一篇人物专访，文章对人物的记叙和描写是非常成功的。作者精心选择了一些生动的细节，传神地刻画了绥拉菲摩维支的性格特征：开朗直率，平易近人，亲切谦和，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当作者向当地居民询问绥拉菲摩维支的住所时，那位中年妇女很随便地吩咐自己的孩子带作者去“波波夫那里”。这个细节表明，绥拉菲摩维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非常亲密而融洽的，完全没有一个名作家的架子;“学划船”和留作者吃早餐的细节，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揭示了绥拉菲摩维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对同志真诚友爱的优秀品质。更为可贵的是，绥拉菲摩维支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解放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从中国左联问到苏区，问到工农红军……”表现了这位著名作家、革命家的政治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在作者的笔下，绥拉菲摩维支的形象既高大又平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正是因为有了众多这样优秀、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俄国革命才会方兴未艾、波澜壮阔，不断取得巨大的成就。
本文作于1933年，正值中国革命事业风起云涌、激烈动荡时期。远在异国他乡的作者，怀着对中国革命的极大关注写下的这篇文章，是那个时代弥足珍贵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