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说刘邦是龙种; 而老百姓则认为:“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 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在他们眼里,不管刘邦当未当皇帝,照旧还是刘三! 就这点儿而言,我看老百姓就比司马迁实在、高明。
就是自家的传统,也有好有坏,不能一概继承和发扬。比如: 皇帝为龙种,文臣武将是神仙星宿转世等等,充斥了我们历代的文史典籍,这种神化传统就不能继承。
然而,还是在劫难逃,因而也就导致了 “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现在,神化伟人,个人崇拜的问题,我们党的“决议” 已经决清了,大家于血的教训中也较为清醒了,此且不论。
这里要讲的,是 “文革” 中曾盛行一时的神化典型的问题及其遗风。想当年,很有一些人是专吃“典型饭”的。他们借助“观世音”手里的杨柳枝,饱蘸了净瓶中的圣水甘露,点化出一个或几个至善至美的典型,大树特树之,鼓吹神化之; 而他们自己则以“典型神”的监护人自居,诬他人离纲叛线,显自己“左”派先知,以捞取政治资本。典型在他们手中派有双重用场: 对异己是棍子;对本人则是爬竿。曾记否: 当年谁要不信唱样板戏能唱出粮食来,谁就被诬为怀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那虎头山的“虎威”,更是令人谈而色变!
于今,这种邪火虽灭,但烟雾却犹然未消,利用先进典型打人的现象仍未绝迹。比如,把先进典型说得十全十美,吹得神乎其神,当作正确路线的化身,甚至把对某个具体单位和个人的态度,当作整党的“突破口”,作为衡量每个党员是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标准。谁有一点不同看法,就被无限上纲,说成是改革的反对派等等。这种恶劣的 “文革”遗风是该刹一刹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党历来重视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和教育意义,注重运用典型经验来指导工作。但任何先进典型都是一分为二的,其典型意义也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如果把它绝对化,一好百好,吹成至善至美,结果便扼杀了典型的活的生命,赞歌唱成挽歌。大寨也好,小靳庄也罢,在一定程度上就都是被一些人吹崩的。因此,先进典型首先要谨防被吹杀。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人们的认识必然有先有后,对某个具体问题,对某些单位和个人的具体做法,更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现象,决不能动辄上纲上线,任加诛伐。“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 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文革”遗风。
(1984年10月24日《天津日报》)
【赏析】
人,就是人。即使当了皇帝、总统,也终究是人,而不是神。与此同理,先进典型也是具体的、有条件的,需要一分为二看待,不能一好百好,不能绝对化、神秘化。这些道理,本是浅显的,毋需多加议论。
然而,浅显的道理,在罩上一层神秘的光环之后,也往往变得高深莫测、不可思议起来。就说先进典型吧,本来是某一类或某一群体中的杰出者,既高出于这某一类或群体,又同这某一类或群体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当它被人抬得离了“谱”,捧得上了天,变成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甚至变成打人的棍子之后,它也就同它自身告了别。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固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现在,也还不能说完全绝迹。因此,就很有议一议的必要。
《不能拿先进当棍子》,一矢中的、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要害。人们或许会问: 先进,也可以当棍子吗?是的,先进也可以当棍子,并且是颇具威力,既能致人于死地,又不露声色的棍子。因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那里树起一个十全十美、神乎其神的先进典型的人,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你学习,而只不过是寻找到了一个制服你,迫使你就范的借口。只要你对这个所谓的先进典型稍微表示一点怀疑或发表一点不同看法,他就说你是改革的反对派,是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等等。一棍下去,足以使你眼冒金花,半天回不过神来。当然,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先进典型本身,而在于把先进典型捧上天的人。他们之所以捧先进,吹先进,倒不是因为真爱先进,而是因为可以从这种捧与吹中捞到某种好处。说具体点,就是把先进当成爬竿,当成棍子,既能使自己爬上去,又能把别人打下去。
西洋景是最怕拆穿的。《不能拿先进当棍子》,以犀利的笔锋,层层剥开了舞棍人的把戏,便犹如当头断喝,使那些玩惯此种把戏的人不由得出一身冷汗。冷汗一出,即使不能彻底醒悟,至少也要收敛一些。至于那些先进典型本身,也会从这一声断喝中,感到自己的被摆布、被愚弄,从而吸取教训,不再去做某些人的“敲门砖”。
这就是杂文的力量,杂文的社会效应。这个力量、这个效应的产生,是由于它触及了深刻的社会现实。若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空发几句议论,能有这样投石击水般的力量和效应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