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传说要来华而至今还没有来的法国文豪巴比塞(Henri Barbusse)。他在一本小书上,当使用 “知识阶级”这一句话的时候,特地声明道:
“知识阶级——我是以此称思想的人们。不是以此称知趣者,吹牛者,拍马者,精神利用者。”
“知趣者”即善于凑趣的人的意思。凑趣,吹牛,拍马,精神利用,这四种都是所谓“二丑艺术”。但在技术上,一四两种要难得多,运用得好,成功较易,运用得不好,碰壁也较易。而且这两种艺术家的身分,也比吹牛家、拍马家要高得多。因为吹牛,拍马,不过分明是一个势利的奴才的工夫。但凑趣家和精神利用家,却颇象一个绅士,在主子门下,是称为“宾客”的。
我现在只来说一说凑趣。
要从凑趣家中,举出一个典型来,我以为最好是举杨修,即连祢衡都看得起的“小儿杨德祖”。文士传说他“少有才学思干”,《世说新语》盛称他的“捷悟” ,但实际上,他的才学思干,他的捷悟,不过做了曹操的下酒物,他一生的致力,就在凑趣上。曹操在自己的“相国门”上,题了一个“活”字,他马上就叫人把门拆去重造,唯他知道“王正嫌门大”。曹操在一盒食物上写了一个“合”字,他马上就吃,唯他知道“公教人啖一口也”。此外还有“绝妙好辞”的故事,“竹椑楯”的故事,都是杨修一生中最出色的行状。那时候连曹操也有“我才不及卿”之叹。别人当然要“服其辩悟”了。
不料,最后一次的凑趣,他却大大地碰了壁,连性命都碰掉了。“鸡肋”事件,许多人为杨修呼冤,我却以为曹操的主意是不错的,凑趣只宜于平时,倘在军国大事上也乱凑起来,是免不了贻误的,在这方面,曹操所亲信的乃是典韦、许褚之类。但曹操竟至于把这个凑趣者杀掉,则其霸辣处诚然是个大花面。
时至今日,凑趣的情形,大有变动了。因物质上的便利,凑趣者可以不必当着主子的面,只要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一些文字,也有被赏识的希望。
而且,就是在更古的古代,食客三千人的孟尝君,后来不是觉悟了“鸡鸣狗盗之徒”更合于实用么?
这样看来,凑趣家的运气,似乎是向来就不很发旺的。
据我想来,这不发旺的原因,第一,就是他们只会凑趣; 第二,是他们太要给自己留身分,不及拍马家吹牛家那么痛快,因而使主子也觉得他们的臭架子的不可耐。
《世说新语》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范玄平为人好用智数,而有时以多数失。会尝失官居东阳,桓大司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时方欲招起屈滞,以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誉,桓谓远来投己,喜跃非常……范虽实投桓,而恐以趋时损名,乃曰: ‘虽怀朝宗,会有亡儿痤在此,故来省视’ 。桓怅然失望,向之虚伫,一时都尽。”
这种作态,实在是二丑艺术的精髓。可惜桓温也是个大花面,(虽然我不曾在戏台上见过他,想当然耳。)所以竟不屑意,使范先生扑了一个空。
原来,二丑艺术,是只好骗骗扮公子哥儿的小丑的。
(1933年9月4日《申报·自由谈》)
【赏析】
1933年6月,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二丑艺术》,对当时依附于反动派又故意装出超然样子的文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鲁迅称这些人为“二丑”,说他们“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徐懋庸的这篇《论凑趣》发表于1933年9月4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可以看作是对鲁迅《二丑艺术》的一个响应。作者未对“二丑艺术”做全面的分析,只将“二丑”之一种的“凑趣家”稍加解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露了御用文人的拙劣表演和尴尬境况。
文章开头,首先对“凑趣家”加以概述,寥寥数语,就将其貌似高雅,实则寄人门下,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丑态暴露在读者面前。然后上溯至一千多年前,以三国时杨修为例,对“凑趣家”的特点加以剖析。杨修不能说无才,遗憾的是他只不过做了一个凑趣家,其“才学思干”与“捷悟”也因此成为主子曹操的“下酒物”,更糟的是其性命也握在了主子的手里。表面看,他在曹操门下是“绅士”、“宾客”,实际上仍未摆脱奴才的命运,最终成了曹操的刀下鬼。杨修的浮沉,极形象、极典型地代表了凑趣家的可悲的命运,足以使今日之凑趣家引以为戒。
但历史毕竟是前进了。作者指出,如今“凑趣者可以不必当着主子的面,只要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一些文字,也有被赏识的希望”。这样看来,凑趣家的命运似乎是大大好转了,但实际上,凑趣家作为一个奴才的地位并未改变,更可悲的是,他们还不如“鸡鸣狗盗之徒”合于实用。怪不得作者要不无诙谐地做出“凑趣家的运气,似乎是向来就不很发旺的”结论。这里,作者引用典故,似信手拈来,贴切自然,联系实际恰到分寸,生发议论,既深刻又幽默。
接着,作者仍穷追不舍,步步紧逼,揭示出凑趣家运气“不发旺”的两个原因,并恰到好处地举《世说新语》中范玄平为例,借古观今,撕下了凑趣家身上的遮羞布,将其虚伪与酸臭暴露无遗,读罢令人忍俊不禁。最后,文章点明这种凑趣者也只是“骗骗扮公子哥儿的小丑”,是难以成什么大气候的。这既是收拢全文,同时也寓指凑趣者们的主子的无能,使文章的针砭与揭露更显得尖锐而又含蓄,令读者回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