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学礼、知礼当小事
南怀瑾认为，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号，知书达礼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们用礼仪来维护和表达感情是常情。他说：“礼”这个字，在《论语》中出现了75次。而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阐明了礼的重要性。
《诗经》在孔子看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仅‘思无邪”，而且“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在当时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无论是外交谈判还是社交场合，引《诗经》蔚为风气，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而“思无邪”就是礼。至于说礼的重要性，那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礼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古代的礼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法。所以，礼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不学礼，不懂礼的人怎么能够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呢?这就是“不学礼，无以立”的道理所在。
由于古代的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礼的所指，有不同的侧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主题：
第一是指周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礼制。孔子特别推崇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他感叹自己的年衰，居然许久没有梦见周公了!程子说，由这句话可以知道，孔子盛年的时候，“寤寐长存周公之道”。孔子之所以崇拜周公，是因为周公首创的那套制度的文明和完美。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礼是在借鉴了夏、商两代为政得失的基础上制定的，典制粲然大备，足以为万世规鉴，所以他表示了“从周”的立场。
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为后世所称道，是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制度瓦解了，世道大乱，史称“礼崩乐坏”。贵族们为了权和利，彼此征战不息，所以自古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孔子向往周公之礼，既是他对春秋乱世的不满，也是他对西周道德礼制的向往。
第二，礼是体现德治、仁政的途径。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无形、无色、无声、无嗅。对于知识程度较低的人来说，甚至会觉得虚无缥缈。而礼则把德和仁赋予成具体化的制度或者行为方式。
先秦历史上有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实行礼治还是法治。法家认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从令者，就要用刑罚加以惩处，这样，老百姓就不敢作乱了。而儒家则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主，通过礼来规范和整齐民众的行为。孔子在评价这两种治国之道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老百姓不去触犯法律，是因为畏惧刑罚，并没有羞耻之心。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用礼来保证道德目标的实现，结果就不同了，老百姓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不仅不会去做坏事，还会“格”，就是有上进心。所以礼是体现德和仁的具体形式，离开了德和仁，礼就不成其为礼。当然，礼也要推行、传播。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即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怎么会去推行礼和乐呢?也就是说，推行礼的人首先应该是一名仁者，一名富于爱心的人。可见，礼与仁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
第三，礼是修身的基础。在人类社会中，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那么，人就和禽兽没有了区别，社会也就没有了起码的秩序，也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所以，儒家和法家，尽管政见不同，但都认为人的行为是需要约束的，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究竟用什么来约束人的行为。孔子主张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我，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作为一名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广博地学习文献，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因为礼是根据道德原则制定出来的。只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背离“道”了。
每个人都有天然的缺陷，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弱点。因此，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如果不学礼，不懂礼，不约束自我，都达不到理想的境界。南怀瑾在这方面举例说，恭敬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空自劳碌。谨慎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胆小怕事。勇敢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莽撞从事。直率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说出伤人的话。平心而论，恭、慎、勇、直这四种性格都不是什么不好的性格，但是如果离开了礼的指引，常常都不会结出“正果”。
可见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的，可以维护社会各项制度，严格区分尊卑长幼亲疏，使人人各安其位、各守其业。孔子又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要像君，臣应像臣，父应像父，子应像子。这就明确告诉人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角色，超越了自身的社会角色，就是对礼的僭越。礼是从整个社会结构的角度去规范人，去要求人。在礼面前，人有贵贱之分，长幼之序，亲疏之别;礼是规则，违礼则错，所以孔子说：“人光有质朴的品格，不注重礼节仪表，就会显得粗野;但人只注重礼节仪表，缺乏质朴的品格，也会显得虚浮。只有配合适当，才算得上一个有教养的人。”
《论语》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意思是：“服侍君主太频繁琐碎，反而会招来羞辱;与朋友相交太频繁琐碎，反而会遭到疏远。”这说明君臣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保持一定的距离才是全交之道。数是指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要注意礼貌和恭敬，对君主、好朋友即使关系再亲密，也要以礼相待，切不可失去礼数，更不能摆正不了自己的位子，轻易涉足对方的禁区。
南怀瑾认为，君子应学礼，不把知礼当小事，平时也要表现出良好教养，文质彬彬。就像孔子所说，一个君子，不但要有良好的内在品质，而且应有良好的礼仪教养和举止风度，做到内在美和外在美相统一。人只有良好的品德而失去了恰当的表现方式，也是得不到好结果的。而一味追求文雅的表现形式，以至于冲淡了内在品质的修养亦不会得到良好的结果。而文质彬彬、内外兼修才是君子应具备的人格标准，也是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子本人既是一位注重内在品德的修养，又注重外在进退的礼节、举止言谈有风度的人。中国人的“儒雅风流”就是对孔子所倡导的文质彬彬君子之风的继承和发展。下面这个故事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
春秋时期，卫国有个名叫哀骀的人，一无权位二无财产，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和显赫的功绩，他的容貌也很丑陋，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非常喜欢和他交往。这使得鲁哀公惊异不已，于是就派人把他从卫国请到鲁国加以考察。
相处不到一个月，鲁哀公觉得他在平淡中确有不少过人之处，不到一年，就很信任他了。
不久，宰相的位置空缺，鲁哀公便让他上任管理国事，可他却淡淡然无心做官，虽在再三要求下参议了国事，但不久他还是谢辞了高位厚禄，回到他在卫国的陋室中去了。
对此，鲁哀公求教于孔子：“他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
孔子借喻道：“我曾经在楚国看见一群小猪在刚死的母猪身上吃奶，一会儿都惊恐地逃开了，因为小猪发现母猪已不像活着时那样亲切。可见小猪爱母猪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主宰它形体的精神，爱它内在的品性。哀骀这个人虽然外表不美，但他知书达礼的品德和才情等内在之美必定已超越一般人很多，所以您和许多人才喜欢他。”
是的，孔子所说的礼，虽是指以道德为内涵的国家典制，是德与仁的具体表现，但也是修身的法则。孔子关于礼的见解，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健康的，代表了社会的理性思潮，而且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比如注重“礼”，就是讲礼貌、讲礼仪，要培养好的气质、好的内涵。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对人有礼貌、讲礼仪、有气质、有内涵是细枝末节的小事，可以不在乎。
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常常遇到这样的事：一个人不慎踩了另一个人的脚，这个人马上诚恳地向对方表示歉意，说：“对不起!”被踩的人虽疼痛未消，却也表示了谅解：“没关系!”同类情况，在一些场合却会出现另一种局面：踩人者无动于衷，被踩者骂骂咧咧。于是开始了一场舌战，最终你来我往，吵得不可开交。
同一件事，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截然不同的结果呢?很简单，只因前者知礼，后者无礼，所以，人一定不要小看了礼的重要性，一声“对不起”，不仅体现了人的修养和道德，还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使一场无谓争执化为乌有，使一触即发的冲突烟消云散!
讲礼、讲礼貌绝不是“形式主义”，它所表达的是具有一定内容的情感，概括起来说就是“尊重”和“友爱”。生活中，我们应该处处事事重视礼节，学习礼节，把知书达礼、重视礼仪当成生活中的常态，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