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办公室。靠近写字台坐着一个堂堂的男子,他正在拨电话。电话拨通了。
“是你吗,扎尔马? 敬礼! (笑)老兄,你在坐着? 我也是。你知道我今天什么时间上的班? ——九点整! 是啊是啊,分秒不差,我敢发誓。嘿,你猜钟表店经理跟我说什么来着? 对,就是大街上那家钟表店。他们那么多闹钟,五天就销售一空! (笑)我已经是第四天按时上班了。一天连坐几个小时,都开始发胖啦——纯粹是苦役! 好,你坐吧,裤子要准备坐破!(笑)”(放下话筒,拨另一个号码)
“扎姆舒特,是你? 你好哇! 你们那里最近如何? 我们都规规矩矩坐着啦! 我呀,到机关十二年,这才同好多人认识。什么?你那儿有人来了?电话挂掉,工作,工作,等会再打。”(放下话筒,随即又拨另一个号码)
“请喊一下波古阿扎。什么? 因为旷工被开除了?……”(放下话筒)“不幸的波古阿扎,碰到风头上了! 唉。”(拨电话)
“喂,劳驾您请昆特·萨姆帕洛维奇接电话。你就是? 巧极了。你们那里怎样?噢,彼此彼此。有何感想?慢点,慢点,你的意思是——上班比在家好? 为什么?噢,(笑)我懂了: 在家,要叫你买土豆,取牛奶,忙这忙那,而上班就是坐着,只管坐着,是吧? 怎么?你给熊了一顿?就因为迟到一小时? 唉,坚持坚持吧。”(放下话筒,看表)“时间过得真慢,还有半个小时要坐。”
(电话铃响)
“喂,怎不说话? 考验我是不是? 我没走,坐着哩。噢,是你。你也考验我? (笑)……不行啊,亲爱的,你自己去买吧,上班买土豆的时代过去了。我忙得很,懂不懂? 可别影响我。”(放下话筒。一阵连续、急促的电话铃声。拿起话筒)“莫斯科? 对,是我挂的长途。我是尼卡? 哦,是姑妈。 您好, 姑妈, 我是沙阿班。 尼卡上班了? 萨沙呢?——也上班了。这么说, 你们那里也上规矩了?代我转告一下尼卡,我来不了啦。 好, 姑妈再见!”(放下话筒)
“乌拉! 十八点整,下班!”(穿大衣)
(一个女工作人员跨进办公室)
“沙阿班·拉古耶维奇! 您刚才同莫斯科通了电话,现在向您收费。这是首长的吩咐。”
“我是在机关里打电话!”
“您打的是私人电话。请把首长的信件读一读,然后签字。”
(读)“按时上班——这并不代表一切,上了班必须工作。对于上班时间无所事事者,工资拒付。”
“在哪儿签字?”
“这儿。”
“嗯……”(签字)
(吴争 译)
选自《周末》1983年11月26日
【赏析】
这篇小说通过极其简单平淡的办公室一角的场景勾画,反映了全社会性整顿工作秩序的生动进程,写得颇有层次感和纵深感。
全文的实体内容是写一个“堂堂的男子”沙阿班·拉古耶维奇在办公室里打了六个电话,从而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显然,跟谁打电话,内容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作品以精心选择的对话,清晰地示明,通话者非亲即友;谈话的内容不是“哥们儿”的聊天通气,便是家长里短的攀叙。正是这些接连不断的电话,构成了沙阿班一天的全部工作内容。加之“乌拉!十八点整,下班!”(穿大衣)的描画,作品主人公否定性特征的审美倾向似已十分明朗。
然而,小说通过这些描写究竟要表明什么意图?与“悲喜剧”又有何联系? 对此,我们可先从电话对答的片言只语所透露的信息中来加以辨析。电话连通着沆瀣一气的“哥们儿”,也沟通并传送着通话者们相同的意趣,那便是对按时上班的无可奈何。这一方面是对主人公否定性格的实质性正 面展示,另一方面,用不同地点、不同单位同一类人的共同反应,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性整顿工作秩序的初步成效。尽管它还停留在外表乃至形式阶段,但较之不上班、无秩序、无纪律,则无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前进。其中对主人公们由于受工作纪律约束而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肯定性描叙,正是对这一进步的微弱肯定。而对主人公们“上班”内容所作的嘲讽,则正是对整顿秩序的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深切剖示。这种嘲讽的喜剧色彩,不仅与题名的“悲喜剧”有了若干联系,并实际上为“悲喜剧”的点题作了厚实的铺垫。
作品的最后部分,以女工作人员传达“首长”的吩咐和信件,将作品所反映的矛盾关系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对整顿工作秩序的进程作了出人意外而又令人信服的深层展现: 对私人电话的收费,以及对按时上班却又无所事事者的拒付工资。这对于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无疑是更进一层的“逼迫”。主人公束手无策的“签字”,既是他由“喜”而“悲”的转折,也是办公室工作秩序由“悲”而“喜”的深刻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