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内正笼罩在凄凉的沉默里。
昨天还是嘘喝,叫唤,悲鸣,枪声充满了街道,而且停泊在白鹅潭的军舰发射的炮弹隆隆地作远雷的声响震撼了天空。
三日间不辨晨昏地,但是,意外的这七十二时间好像在一刻间过去了。但是多么复杂的恐怖的一刻间! 外间现在当然是很平静的,没有怀着危惧的念头,掀开了大门,我发见外间简直是地狱。凹凸的街路上,一丈的距离内,总有两三具尸体,有的因身体的伤痛不中要害,还是痉挛地作无力的挣扎。随处染着鲜红黑红的街路,砖石瓦砾驳杂地散着。若不是受惯了兵火的这里的市民,谁都会掩目却走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体,巷战后一定有死尸,而且死尸的脸上都作苦痛的皱纹,死后的样子是难看的,所以我能够大胆地多看一回。我慢步到街上去。
在倒塌了的斜对面的公馆的墙根下面,砖石堆叠间,也横陈着两具尸体。她们仰卧着的身体上的军服脱露了胸膛的肉体,这是很白皙的肉体,而且浮突起来的部分,确是女人的乳部啊: 这一定是女党员!想起女子也不能不送命于政争的漩涡里。我不觉有点意外的感伤。我很明白现在的女子要从男子求解放,不能不获得政治的自由,然而,她们的手上可以持枪,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笼居了三天,却不晓得外间社会的变化是这样剧烈。她们身上还束着皮带,皮带上还有装手枪的皮壳。下体的军裤也被抽开,当我发见她们的这种惨惮的死状,我不禁失掉一切好奇的勇气。那两条木棒不是插进她们的阴部么? 惊愕惹起了生理的变化,我的身体感着不可言喻的痛苦,大踏步就向家门飞奔,但是,恐怖依然是黑影一样紧紧追随过来。
不因踢了石头翻跌下来,总算是幸运,我奔跑的速力是很利害的,但是,回到门前,别的恐怖又威吓着我,两脚生根地我不能不矗立起来。出来的时候,只顾望着前面,不晓得我们自己的大门的左侧也倒着一具尸身。伤口在背脊上面,俯卧在路上。粗布的军装破裂的地方,黑血胶着小片的肉块。要不是他的头脑向左侧俯着,我老早已经回到家里去了。他不是我的表兄昌哥么? 他死在我们的门前。不打紧十日前还是和我讨论过社会,讨论过政治,谈论过婚姻问题的他,豪爽地谈话的他,时常开导我的他,现在一条朽木一样横卧地上。我伫立在他的前面,他也不能知觉了再要向他说话,他也不能回答了。我意想不到他会参加这次的战争。他的头脑是这样的明晰不过,对于一切问题都是寻根究底地把一切事象的本体究明出来,总要把你的怀疑冰消,把你的诡辩辟易。而且,对人是多么忠厚,尤其对我和妹妹的友爱,胜过我们自己的胞兄。他死了,这样的年青! 他死了,这样的不自然的死法! 他为什么不能不这样死去呢!我把先前的恐怖消失了。他的生前的一言一动,即最纤细的事情,也令我很明晰地记忆起来。他为什么不能不这样死去呢? 我脑筋完全不能作用了,眼前是这样的昏暗。
——哥哥! 哥哥! 你疯了么,一个人站在死人的面前?妹妹从开了一线的门罅向我说。
我吓的一声从梦中惊醒。眼中的泪泉不由自主地迸涌出来。
——快点进来吧! 妈妈不放心呢。妹妹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但是,我最怕她来盘问我为什么流泪的原因,这是不能告诉她的。
——哥哥,快快! 耳聋了么? 妹妹不耐烦似的。然而,我依旧不敢抬头向她。
——你先进去,我马上就来。
——不行,我的使命是捉你回去。北伐不成功,誓不回广东呀。要不是妹妹怕死人,她一定出来拉我进去的,可好她不敢。我依然要瞒骗她不是这样,她一定要晕倒或气绝在我的胸怀里。
我的眼泪也大抵干了,我向大门进去。
——调皮的孩子,总不肯听大人的吩咐。妹妹还是说笑,但是,她的天真愈是可爱,我的悲哀愈是增加。
——哥哥,你眼睛红着呢,陪嫁去了么? 我再不能忍耐了,两级做一步飞奔似的跑上楼上的自己的房间去,锁上了房门,伏在被褥上任情地痛哭,哭声不致传到外间去。
妹妹还是执拗地跑上来。
——哥哥,古怪的人。开门,开门! 她用双掌打了一刻,再用拳头打了一刻。终局她没有法子,自己下楼去了。
这是说不得使她知道的,昌哥死了,她的爱人死了。我头脑中盘旋着午饭时该怎样掩饰刚才的事情,依然瞒骗她下去的问题。昌哥为什么不得不这样死去呢?这个问题放在旁边去了。
【赏析】
以后期创造社的理论家而闻名的冯乃超,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艰难岁月中,他所在的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响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在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的文坛上,树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确如鲁迅先生所说,在这方面,他们的功劳是“不可没的”。
然而,同是一个冯乃超,在用慷慨激昂的言辞撰写革命文学论文的同时,却又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用那哀怨凄楚的文字,描摹出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另外一些真实而形象的画面。写作于1928年7月2日的《瞬间》,便是这样一篇作品。
只要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稍作了解,我们就不会再对冯乃超文学活动的两面有所诧异或感到意外。作为创造社(后期)的成员之一,他不仅在理论上充分体现了该文学社团的全部观点,而且在创作上,也处处显示出他与创造社的血肉联系。
以郁达夫的作品为典型代表的自叙体小说的特征,在《瞬间》中同样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当然不能硬将作品中的“我”,就视为现实中的冯乃超本人。但是,注意观察“我”在文中的一言一行,细细揣摩“我”的内心活动,不会找不到一点作者本人生活与思想经历的影子。以“我”作为叙事的主人公,在揭露新旧军阀血腥罪行的同时,抒发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是创造社作家们运用得极为娴熟的技巧,冯乃超也不例外。通过作品中“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他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北伐战争中新旧军阀对平民百姓、对共产党人(包括女战士)的血腥屠杀与凌辱,而且深切地表达出他对战死者的哀悼与怀念,对革命成功的渴望与祈祷。应当说,作者这方面的描写技巧是十分成功的。
创造社小说的另一特征,则以郭沫若的随笔式小说为代表,整个作品既像描写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又处处充满对社会的讥诮,对生活中人与事的感慨与抒情。这在《瞬间》中也有极典型的表现。尤其是前半部分,从“我”开门“慢步到街上去”,直到“我的身体感着不可言喻的痛苦”,大踏步地飞奔回家。是几乎可以让人当作生活日记中的篇什来读的。小说自然贴切地将描写与抒情议论有机融合在一起,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了当时恐怖的情景,具有颇强的艺术感染力。
至于感伤色彩浓厚的浪漫主义基调,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感情特征之一,在创造社全部作家的创作中,都可以十分清楚地体味和感觉到。《瞬间》也不例外。1928年的冯乃超,虽然已经开始了提倡革命文学的理论实践,但在创作上,仍可使我们十分真切地看出,一个对革命充满了热情的小布尔乔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中,处于一种多么沉重、多么巨大的感情波动之中。恐怖自然是有的,但文中更多的让人感觉到的,却是对先烈的缅怀和强烈的复仇意念,尽管这种种情意都是以一种毫不掩饰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感伤情调的姿态表现出来的。作品的可贵之处,作品的社会意义,也恰恰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