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被徐懋庸同志目为知己的后死者。在《徐懋庸杂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候，怀着十分怀念的心情，把我心中早就想说的一些关于懋庸的话倾吐出来，也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作为懋庸的老战友，将他的作品作一些介绍，实在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这会有助于读者对懋庸的杂文的理解。
一
我和徐懋庸相识于1933年。当时我在左联工作，他已在文坛崭露头角， 以他犀利的笔锋写了许多凌厉的杂文。我们交往较多。1934年初，我介绍他加入左联，他以公开的身份为左联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5年春， 当文总的负责人田汉、阳翰笙等被捕以后， 左联的组织一时涣散，他继续积极努力地工作;我则通过他与鲁迅先生的联系， 间接得到鲁迅先生的教益。当我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去后，他接替了我在左联所担负的工作， 同时保持了同我的通讯联系。虽然远隔重洋，联系诸多不便，仍然使我得以较为及时地了解到上海左联的工作情况，有助于推动日本东京左联在留学生中的左翼文化活动。
懋庸在上海联系鲁迅，我在东京联系郭沫若，在他们两人团结的基础上， 广泛地团结了国内外广大的爱国作家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 文艺界的革命形势是很好的。后来发生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懋庸凭着鲁迅先生对他的爱护和信任， 急不择言地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 陈述了自己对某些事和某些人的看法， 包括一些不够准确的看法， 冒犯了鲁迅先生;加上鲁迅先生对他那封信的由来有所误会， 他受到了鲁迅先生的严厉批评。有些人认为他从此一蹶不振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并不因此气馁，仍然发愤读书， 刻苦学习， 努力提高自己， 继续写作， 继续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和徐懋庸先后到了延安。1938年， 我们同在抗大工作，次年一同随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太行山区。从1938年到1942年，有4年多的时间里， 我们朝夕相处， 知无不言， 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为人爽直，善于思索， 爱对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话不一定顺耳，但仔细听取，会有好处;有的时候， 见解有独到处，并且敢于讲出别人不敢讲的话。他积极主动， 勇于负责，有较高的工作效率， 成为我在这段时间搞政治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分手了，人居两地， 天各一方，音讯不通。然而， 我们仍然怀念，从不忘记。
反右派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消息传来，我感到震惊，感到痛心。这是他一生中大不幸的开端， 从此他的处境非常困难。到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他受到了严重的凌辱，折磨和创伤。虽然粉碎“四人帮”后， 他重振革命精神， 努力锻炼身体， 胸襟开阔，对祖国对自己的前途非常乐观， 终于还是未能免于过早逝世。言念及此，百感交集。懋庸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个富有才华的忠诚干部，使文艺界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闯将，痛哉惜哉!
二
懋庸的杂文， 师承于鲁迅。他热爱鲁迅的作品， 学习鲁迅的文
章，特别是学习鲁迅的杂文， 学得很好，很出色，连鲁迅先生杂文的气魄、风格、笔调，他都学得很像，使一些人读了，误以为是鲁迅的作品。如1934年新年， 《申报》副刊编辑黎烈文邀请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林语堂和徐懋庸吃饭， 席间林语堂对鲁迅说： “周先生又用了新的笔名吧?”(因为鲁迅常常变换笔名)鲁迅问： “何以见得?”林答：“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的名字也是你。”鲁迅哈哈大笑，指着徐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
懋庸很崇敬鲁迅， 以鲁迅为师， 鲁迅对他很爱护，很器重， 并且用心培养。当懋庸开始编《新语林》的时候， 鲁迅劝他不要当编辑，以便腾出时间来多读点书。及至徐当了编辑以后， 鲁迅又大力支持，并对他多所指教。鲁迅对懋庸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不少‘左翼’作家， 只‘左’而很少‘作’， 是空头文学家， 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这显然是对懋庸的一种赞许。
鲁迅对懋庸的爱护也是无微不至的。当他知道懋庸正患着消化不良时， 亲自到药房买过一瓶蓖麻子油送他，说“服了这个， 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物， 没有副作用的。”甚至他的孩子病了，鲁迅都曾亲自给开药方。
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经过30年代、50年代、60年代上半期， 到80年代的现在， 一直在继承， 在发展，这条线一直没有断。而懋庸在30年代、50年代两个杂文兴盛时期， 都表现了他的不平凡， 对杂文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30年代，懋庸跟鲁迅站在一条战线上，追随鲁迅写杂文。写杂文， 鲁迅的成就是很大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但鲁迅不只是一个人， 不是匹马单枪，孤军奋斗，他有学生， 有战友， 而懋庸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家团结在鲁迅周围，把杂文当作匕首投枪， 组成一条战线，造成一种声势， 形成一股力量，共同向黑暗势力战斗。
50年代中期，懋庸鉴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感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他重振旗鼓，又写了许多杂文。他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直抒胸臆，装点文坛，犹如异军突起。在那“不平凡的春天”，打开《人民日报》，署名“回春”、“弗先”……等的杂文，是何等的引人注目， 曾引起过多大的反响啊! 他写的《小品文的新危机》和《关于杂文的通讯》等文章， 为杂文的存在大喊大叫地争地位。他勤奋写作， 几个月之内就写了100多篇，30多万字的东西， 为克服现实中的缺点错误， 为杂文的生存和发展， 为文坛的百花齐放，耗费了自己多少心血。万分可惜的是，他因此被历史的逆流所淹没，我们从此读不到他那尖锐泼辣的文章了，我们付出了代价。这代价， 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来说，本来是不应该支付的;而对于懋庸来说， 则更是十分沉重的!
三
懋庸的杂文，继承发扬了鲁迅的战斗精神。
鲁迅说：文学是战斗的。“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不需要抚摸翡翠戒指，玩弄琥珀扇坠，而需要战斗，需要“锋利而切实”“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存在的血路”来的杂文。
鲁迅的杂文是打击敌人的武器，是解剖社会的钢刀，是唤起人民进军的战鼓。
30年代，懋庸学习鲁迅杂文不求形似，但求学实质，真正学到了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他跟鲁迅一样，首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代表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民党。例如《神奇的四川》，揭露了封建军阀的横征暴敛;《收复失地的措词》，反对了国民党的不抗日。诸如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和黑暗，他都有所揭露，都进行了讽刺。
他跟鲁迅一样， 也对社会上的污七八糟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凡是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 包括思想、道德、作风， 不管是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外部的、内部的， 大的、小的， 有形的、无形的， 统统都在他的杂文的扫荡之列。
他揭露时弊不留情面，批判社会一语中的， 讽刺错误严肃热烈。
自然，他仍跟鲁迅一样，也歌颂友谊，赞美正义，张扬真理。
懋庸50年代写的杂文，发扬了30年代的战斗精神。他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不民主的作风、不尊重科学的蛮干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这是他杂文的精神之所在。
懋庸曾写过《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论文，从理论上阐述了教条主义的产生、表现、危害以及克服的办法。他又写《过了时的纪念》，批判执迷于过时理论教条的错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反对思想僵化，反对照搬本本，把经典著作的理论看成僵死的教条， 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不总结新经验， 不结合实际，认为凡是上了书的，凡是大人物说过了的就永远正确， 一成不变。他说， 实践证明，这是要误党误国的。
官僚主义，是懋庸杂文的主要批评对象。他用生动的语言，通俗的事例， 勾勒了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的形象。有我就是真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官僚主义者，有“装腔作势、冷淡刻薄的官僚主义者”，有心肠很好、不会办事、效率低微的“诚诚恳恳的官僚主义”者……如此等等。不管那一种官僚主义， 都对党的事业起着腐蚀破坏的作用，对社会对人民极为有害。揭露它，批评它， 并向官僚主义者大喝一声，令其猛省，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热爱党的事业、心里装着人民痛痒的文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
《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两篇文章， 包含了辩证法。懋庸认为，对政党，对为官为宦者，对执法掌权的人来说，要主动给人民以社会主义民主，更不要怕人民要民主、有民主。人民有权，人民敢讲话，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人民都当阿斗，万马齐喑，任凭官僚主义者的主宰和摆布， 国家必定衰败。另一方面，对人民群众来说，则不要怕当权者不民主， 要敢于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他说：“官僚主义者既然还有……， 不会自行消亡的。”言外之意， 只有斗争才能克服官僚主义，使它消亡。这两篇东西，经过十年浩劫，今天重新读它，顿觉意义倍增。如果50年代的历史逆流， 只是一个小小的漩涡， 一个短暂的插曲， 它阻挡不了杂文家的批评， 那有多好啊!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时起，就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杂文家知无不言，畅所欲言， 那么， 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 可以断言，就决不会惨遭十年浩劫;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定然已经进行得相当可观;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定然比现在快得多，我国人民的生活， 无疑地会比今天美好得多。
四
懋庸的杂文，有其独特的风格。用一句话来说明， 可谓文如其人。他的艰苦生活和斗争历程所形成的思想、气质、品格、作风，就是他的杂文的源泉。
懋庸出生于浙江绍兴府的上虞县，那是一个人才辈出、文人喜好舞文弄墨的地方。他从小就喜爱文学，学习写文章。但家里很穷，父亲是个做箩筛的手工工人，没有力量供他上进，所以高小毕业后，就去当小学教员。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宣传活动，编辑过小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 白色恐怖遍于城乡，他不得不逃亡上海，进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附中读书。读4年毕业后，他已能用法文译书，在上海开始了文化生活。他翻译了法国罗曼·罗兰著的《托尔斯泰传》，还译了巴比塞著的《斯大林传》及其他文学作品。他又自学日语，翻译了日本山川均的《社会主义讲话》及其他书籍。同时，他学习鲁迅的文章，开始写了一些杂文。从此，他步入了上海的文坛，在我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的篇章中， 占有了耀目的一页。
懋庸出身贫寒，他生长在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同甘苦，所以他的文章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他的杂文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主要原因是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懋庸对于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于马列主义坚定不移，对于共产主义坚信不渝，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无限热爱。他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敢于冒风险，与错误开展斗争;为了洗刷掉沾染在党的肌肤上的污垢，保持她的纯洁性，即使明知会受到来自背后的打击，他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
懋庸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不倦地写作，著译不少，总计达数百万字之多。他的杂文，反映出他知识丰富， 涉及面广，无论政治、历史、哲学、经济、文学、艺术、民情、风俗，是中是外，于古于今， 他都涉及到了， 无所不谈。这是他艰苦奋斗一生， 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值得我们千珍万惜， 努力学习。
懋庸有较好的马列主义哲学基础，常运用辩证法于杂文。他常常从哲学入手， 分析矛盾， 紧紧抓住事物的实质和关键， 不在次要问题上浪费笔墨。如《质的规定性》、《真理归于谁家》两篇文章揭露和批评官僚主义，是从哲学、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着笔的， 他解剖了它的实质和危害;文字严谨，深入浅出， 富于艺术魅力。
不足之处是，懋庸对辩证法还不甚精通， 思想方法带有片面性。世上的一切事物本是一分为二的。金无赤金， 人无完人。懋庸严于解剖自己是优点，但他要求别人、要求党都应当是十全十美的， 则未免失之主观。他并不是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同志没有成绩、没有优点，但他却认为这些成绩和优点是理所当然的， 用不着提到它;只有缺点错误， 才是值得和必须郑重提出、严加批评和力求改正的。所以，他在批评同志、评价工作的时候，就往往对缺点错误讲得过多，而对成绩优点讲得过少;或者是只讲缺点错误， 而不讲成绩优点。因此， 虽然他的批评是出于内心的挚爱， 是善意的，可是别人不一定感受得到，甚至常常引起别人的误解、反感和不满。这一点， 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1973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我在北京两次住阜外医院治病， 懋庸曾多次来看过我。初次见面，他向我倾述了阔别28年的种种情景，他非常感慨地说： “老任，我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失去了党籍。不过，你是最了解我的，事实上我仍然是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虽然林彪、‘四人帮’给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头，我能够向前看。我的决心是好好学习提高，迎头赶上，把我现在的工作做好，并且准备为党为人民多多做些工作。”他还把他当时进行的工作和将来的计划说给我听，表现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负责和满腔热情。又有一次，他真挚而又过谦地对我说： “虽然我在各方面都不如你，但我毕竟比你年轻4岁，我的身体比你好，看起来瘦骨嶙嶙，却没有你那样严重的冠心病，我一定能比你多活若干年，可以比你为党做更多一些的事情，这一点，我自信是强过你的地方。”每想起这一番知心话，每想起懋庸想为党多做贡献的炽热愿望和急切心情，我心里十分难过，激动不已。
懋庸最后一次看望我，临走前说： “我要到南京我儿子那里去休养一段时间，回来再来看你。”谁知这一次的诀别竟成了永别。不久我就听到了他在南京病逝的噩耗。懋庸竟会先我而死，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我为失去他而悲痛万分。我仰天长叹，黯然沉思：像懋庸那样坚强的人， 那样有理想有才华的人，不应该过早地离去，他应该活着， 为新长征， 为实现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种种计划和宿愿而活着。要是今天他还活着，且不说在中国和欧洲古典哲学方面，在外国文学翻译介绍方面——这是他当时正在做的工作，他将有著述贡献于学术界和文艺界，单就杂文领域来说，他必定会重新拿起笔来，继续写出许多情文并茂的新的篇章。
《徐懋庸杂文集》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这将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我们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将从他的遗文中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从而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出力。
徐懋庸同志将随着他的遗文的永存，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1980年10月30日于成都
(《徐懋庸杂文集》， 三联书店， 1983年版。)
赏析
任白戈写的《徐懋庸杂文集》序，是一篇长达7000多字的长篇序文，也是研究徐懋庸生平和思想发展特别是杂文思想艺术成就的专门性学术论文。除引言部分外，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引言部分很短，但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要言不烦地回忆自己与徐懋庸的“知己”和“老战友”的亲密关系，表达了对他“十分怀念”的感情。作者要把心中早就想说的一些关于懋庸的话倾吐出来，作者想倾吐些什么?这自然是读者非常关心的，下文着重回答这个问题。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谈作者与懋庸交往的始终。作者和懋庸相识已久，早在左联工作时，懋庸“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以他犀利的笔锋写了许多凌厉的杂文”。在谈左联、文总的工作时，重点写懋庸在上海时受鲁迅先生教育和帮助的情景。据鲁迅研究家统计，从1933年11月15日到1936年8月5日他写给鲁迅的信有60封之多，鲁迅复他的信有52封(现存45封)，可见双方联系的密切，师生情谊之深厚。
后来由于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徐懋庸“急不择言”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其中“一些不够准确的看法， 冒犯了鲁迅先生”，鲁迅对这封信的由来也有所误解，因而受到鲁迅先生的严厉批评。鲁迅的这封公开信影响巨大，徐懋庸在近半个世纪中未能洗刷其“攻击鲁迅”的骂名。但难能可贵的是，徐懋庸并不因此气馁，仍然十分敬重鲁迅，仍然好学上进，更加奋发地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后来，他到了延安。但不幸，这些都在反右斗争中，成了“大不幸的开端”，到“文革”年代，更受尽折磨和创伤乃至“过早逝世”。结尾“我党失去了一个富有才华的忠诚干部，使文艺界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闯将”，这是对徐懋庸所作的合适评价和公正结论。
《序》文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了徐懋庸杂文与鲁迅杂文的师承关系。他学鲁迅杂文不仅“学得很好，很出色”， “连鲁迅先生杂文的气魄、风格、笔调，他都学得很像”，甚至“使一些人读了，误以为是鲁迅的作品”。文中也写到鲁迅对懋庸的关怀、爱护、器重、培养、教育和支持，令人非常感动。这一部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肯定徐懋庸对继承和发展鲁迅杂文战斗传统的突出贡献。他坚持与鲁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追随鲁迅写杂文， 紧密团结在鲁迅的周围，把杂文当作匕首和投枪，组成一条战线，造成一种声势，形成一股力量，共同向黑暗势力战斗。
还指出徐懋庸在建国以后50年代中期， 曾以不少笔名写了大量优秀杂文，致力于为杂文寻求社会的价值与承认，用心十分良苦。但不久，在“左”的路线影响下，他的努力很快“被历史的逆流所淹没”，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来说，无疑是个悲剧，又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啊!
《序》文的第三部分，重点阐述徐懋庸杂文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战斗精神。徐懋庸的杂文学着鲁迅杂文那样， “是打击敌人的武器，是解剖社会的钢刀，是唤起人民进军的战鼓”，三个排比句，深刻指出了徐懋庸杂文的巨大价值与杰出贡献。文章还把徐懋庸与鲁迅先生的杂文进行鲜明对比，指出在本质方面的完全一致。到了50年代，他又以犀利的笔，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不民主的作风、不尊重科学的蛮干行为，进行了大胆、尖锐、猛烈的抨击。这些文章，距今已30来年，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非常亲切和深刻。
第四部分，是论述徐懋庸杂文的风格特点，并再一次忆及其生平和为人。徐懋庸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故能坚持真理，反对错误，敢冒风险，与错误展开斗争。他一生勤奋好学，著述涉及面很广， “是中是外，于古于今，他都涉及到了，无所不谈。”特别是在杂文创作中，善于运用辩证的方法，抓住本质问题进行淋漓尽致的剖析评述，见解独到，文字严谨，深入浅出，富于艺术魅力，这就不是一般的政论文章所能做到的。
文章也对徐懋庸杂文指出了不足之处。他虽力求以辩证的观点作文，但“对辩证法还不甚精通，思想方法带有片面性”，指出了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文章结束时，谈到《徐懋庸杂文集》出版的事。这时，懋庸已不在人世，看不到了，但这将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读者也将从他的遗文中受到教育和鼓舞，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出力。并坚信“徐懋庸同志将随着他的遗文的永存，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这篇长篇序言，扼要回顾了和徐懋庸交往的战友之谊，深入论述了徐懋庸杂文的思想艺术成就和论证方法，揭示了他和鲁迅杂文的深厚渊源关系。主体四个部分互为因果，环环紧扣，一气呵成。论述时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语句肯定有力，逻辑性强。文中对徐懋庸为人为文的缺憾也作了客观的事实求是的指正。这是半个多世纪来对徐懋庸及其杂文所作的客观、公允、全面、深刻的评论文章，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有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