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我是高兴的。这本书在市场已经绝迹20多年， 只剩有极少几本收藏在黑暗尘封的书库里，或秘藏在个别读者的手中。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有这本书，没有读过，较老的读者也会忘记这本书， 因此， 它的重新问世， 重新在读者中接受考验，我以为是一件好事。
作品是属于人民的，社会的，它应该在广大的读者中经受风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以后的10年中， 是比较平稳的10年，我听到的反响不算多。在老解放区生活过的人，大都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生活容易产生共鸣，容易接受。新解放区更广大的读者，对土地改革、农村阶级斗争又是极为向往、急于了解的， 因此尽管我也听到过对这本书有这种那种的善意建议、不理解、某些不满或冷淡，但大都还是顺耳的反映。现在经过20多年的动荡，社会情况不一样了，读者的变化也很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必定还要经受新的、更大的考验。我欢迎这种考验，这对一个作家是有益的， 对一代文风也是有益的。所以我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版是高兴的。
文艺为工农兵是毛主席在1942年提出的。经过30多年的实践，许多文艺工作者刻苦努力， 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给人民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成长了一大批为人民熟悉热爱的作家。实践证明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向， 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 继续深入生活， 热爱人民， 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一时代的文艺作品，繁荣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园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那时我对农民革命、对农村阶级斗争、对农村生活、对农民心灵的体会都是很不够的。这本书只是我的起点，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也从来没有以此自傲过。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 我从延安到了张家口。本来是要去东北的。因国民党发动内战， 一时交通中断， 只得停下来。我在新解放的张家口，进入阔别多年的城市生活，还将去东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对我曾经有些熟悉，却又并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区的农村眷恋起来。我很想再返回去同相处过八九年的农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 同一些“土包子”的干部再共同工作。正在这时， 1946年夏天，党的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我是多么欢喜呵!我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 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这对我是一个新课题。我走马看花地住过几个村子。最后在温泉屯停留得稍久一点。说实在的，我那时对工作很外行，在内战逼人的形势下，要很快的了解分析全村阶级情况，发动广大贫雇农， 团结起来， 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 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点束手无策。工作主要是陈明、赵可做的，我跟着参加会议，个别谈话，一个多月， 工作全部结束时，张家口也吃紧了。中秋节刚过，我们回到涿鹿县政府，遇见到这一带观察部队转移路线的朱良才同志。他一见到我便说： “怎么你们还在这里!快回张家口去!”这时我想到温泉屯的刚刚获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报复迫害，我怎样也挪不开脚， 离不开这块土地，我曾想留下， 同这里的人民一道上山打游击;但这也必须回到华北局再说。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许这样做，我到晋察冀老根据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这年11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创作。
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 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 留给读我的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 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 他们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 在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土改;近20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农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 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我遇见过比张裕民、程仁更进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 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 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
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进入书中人物的内心，为写他们而走进各种各样的生活。这些人物却又扎根在我的心中， 成为我心中的常常不能与我分开的人物。因此我的书虽然写成了，这些人物却没有完结，仍要与我一同生活，他们要成长、成熟，他们要同我以后的生活中相遇的人混合， 成为另一些人。他们要成为我创作事业中不可少的这里那里、新的旧的、各种各样的朋友。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另一点体会。
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 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借这次重印的机会，我要感谢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等同志。1948年的夏天，他们为了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以出版， 赶在我出国以前发行，挥汗审阅这本稿子。当我已经启程，途经大连时，胡乔木同志还从建平打电报给我，提出修改意见。这本书得到斯大林文艺奖后， 胡乔木同志还特约我去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字上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这些至今我仍是记忆犹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绝版以来，我心里还常怀着一种对许多友人的歉意，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对他们不起。其中我常常想到的是，坂井德三先生、金学铁先生等。他们热心中外文化交流，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译成外文。他们自然也曾为这本书的绝版而感到遗憾吧。现在，好了，好了。我虽没有什么新的好消息告慰他们，但这本书复活了。他们可能有的某些不愉快的心情也可以解冻了。我遥祝他们健康。
这本书得以重见天日，首先我应该完全感谢我们的党。我以我们正确、英明、伟大的党而自豪。世界上有过这样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纠正错误的党吗?现在我们的祖国不管存在多少巨大的困难，但我们是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 为着九亿人民的幸福， 为着人类的美好未来，努力工作，努力创作吧。
1979年五一节于北京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
赏析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于1948年，是丁玲反映伟大土改运动的著名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小说通过对桑干河畔农村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真实而生动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土改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塑造了一系列翻身农民的生动形象。小说出版后以它杰出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于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前后被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
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丁玲遭到不公正待遇，几十年饱受磨难，这本饮誉中外的名著和作者的命运一样不幸， “绝迹20多年，只剩极少几本收藏在黑暗尘封的书库里。”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得到纠正，这本被株连受害的小说也要重见天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作者写一篇“重印前言”，按着常情来说，这时作者该有多少不平的话要说啊!但是，作者和写一篇普通文章一样，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按着一般“序言”的要求，从容自然地叙写了这本书的创作经过。平静客观地说明了自己写这本书所遵循的创作思想，以便使已经不了解当时背景的读者正确理解小说的内容。
写这篇“重印前言”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文化思想领域正在拨乱反正。人们对党在过去一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正在反思。特别是文艺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在发表着各种不同的议论，其中不无错误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丁玲作为一个长期受迫害的党员作家，完全把个人恩怨置之度外，旗帜鲜明、斩钉截铁地肯定了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部小说创作和出版的指导意义。并且强调， “我们现在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继续深入生活，热爱人民，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作品，繁荣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园地。”这就不仅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作了科学的分析，而且在当时文艺领域面临某些思想混乱的情况下，指出了坚持正确路线的方向。作者这种排除个人恩怨、心地豁达、坚持党性原则的精神是令人十分敬佩的。
这篇《重印前言》文风朴实，态度诚恳，叙述平易，心气平和，读来如促膝谈心。这种风格，这种气度，与作者久遭磨难的坎坷经历，以及心灵受到的难以言状的委屈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折射出了一个久经考验的老一代革命文艺战士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人格力量!读来动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