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许多多人都在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也有一次这样的回忆。这件事我记得非常牢，使我终生难忘。又怎么能忘记呢，每天晚上，手风琴般的灰色管道散发出热气，一阵舒适的暖流充满全屋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张写过绝妙的申请报告的黄纸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①的那件半旧的敞领短上衣。
我怎能忘记呢?每天晚上，50瓦的灯光撒满全屋，我能在绿色灯罩的灯影下写作和阅读，室内暖暖和和的，不必担心外面是零下18度的严寒，还刮着风。
现在，我一抬起头，就会看到头顶上有天花板，这时，能想象我会忘记这件事吗?诚然，这是一个极难看的天花板，它很低，熏得很黑，还有裂缝。但不管怎么说，它总是一个天花板，而不是普列契斯琴林荫道上布满繁星的蓝色天空，科学的精确资料表明，那儿不仅仅是18度，甚至是271度，而且还是零下。只用比这个数字少得多的温度，就足以结束我的文学写作生涯了。现在我这里虽然头顶上有蜘蛛网的黑色垂丝，但却是零上12度，而且有灯光，有书籍，还有住房卡。这就是说，我将与整栋房子同在，只要不发生火灾——那么我就会活着。
但还是让我从头讲起吧。
那是1921年的年底。我来到了莫斯科。这次迁移本身并没给我带来什么困难，因为我的行装非常简便。我全部财产都放在一个小手提箱内。此外，我还穿着一件羊皮短大衣。我不想描述它，这是为了不引起读者的厌恶感，因为我直到如今，只要一想起这件蓬乱的破烂货，心中就感到厌恶、难受。
只讲一件事儿就够了： 我头一次走在特维尔大街，就六次听到身后有人小声感叹地说：“这件短大衣可真够劲儿!”
我在莫斯科走了两天，您瞧，还真找到了工作。虽然这工作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然而，也不比别的差： 它和别处一样发粮食，也同样在12月才发8月份的工资。就这样我开始工作了。
可就在这时，我面前出现了一个赤裸裸而极其岂有此理的问题——住房问题。人要住房，没有房子住，人就无法生活。我的羊皮短大衣给我起过大衣、被子、台布和床铺的作用，但它代替不了房子，小手提箱也一样。小手提箱太小了。此外，它也不能供暖。再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公职人员住在手提箱里也不够体面吧。
我来到房管部门，而且站了6个小时的队。我跟在和我同命运的人们的后面，到6点钟过了，才走进办公室。他们对我说，过两个月我能分到房子。
两个月大约有60个夜晚，我极为感兴趣的问题是，我在哪儿度过这些夜晚呢?不过，其中的5天可以除外，因为我在莫斯科有5家熟人： 两次我睡在穿堂屋的沙发上;另两次我睡在一排椅子上;一次是睡在煤气灶的平板上。第六个晚上，我就到普列契斯琴林荫道上过夜。这条林荫道在11月份是很美的，然而，在这样的季节里，这里顶多只能睡一夜。不论是哪位想试试的话，都会确认这一点。清晨，教堂宏大圆顶上的天空刚刚发白，我就拎起蒙满白霜的小手提箱，向勃良斯克火车站走去。在林荫道上过夜之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莫斯科。我毫不遗憾地将麻袋里发红的粮食和要等明年2月份才发给我的11月份的工资都放弃。我恨莫斯科的教堂圆顶、屋顶、窗子和人们，于是我向勃良斯克火车站走去。
这时发生了一件只能称为奇怪的事。就在勃良斯克火车站旁我遇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呢。
然而，他不仅没有死，而且还住在莫斯科，并且还有自己单独的一间房，噢，我最好的朋友啊!过了一小时，我已在他的房间里。
他说：
“你住下吧!但你是登记不上户口的。”
夜里我住下了，白天我到房管部门请求将我的户口登记在朋友的住址上。
房管委员会主席是个胖子，一身茶炊色，戴着一顶羊羔皮帽，衣领也是羊羔皮的，双肘向两边大大地摊开，坐在那里，用他那青铜色的双眼看着我的短皮大衣上的破洞。戴着羊羔皮帽的房管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围坐在他们头儿的左右。
我说：“请给我登记一下吧!因为房主人完全不反对我住在他的房里。我这个人很安静，不会打扰任何人，不会酗酒和吵闹……”
主席回答道：“不行，我不给您登记，您不应住在这幢房子里。”
“那我住哪儿呢?”我问道，“住哪儿?我不能住在林荫道上呀。”
“这我管不着。”主席回答说。
主席的同事们用铁一般的嗓子喊道：“您快点蹿出去，就像香槟酒的瓶塞儿一样!”
“我不是瓶塞儿……我不是瓶塞儿，”我绝望地嘟哝着说，“我往哪儿蹿呢?我可是人啊!”我绝望透了。
就这样过了5天，第六天来了一个手里拿着煤油瓶的跛子，他宣称： 如果明天我不自己走，民警就把我带走。
这时我气得发疯。
夜里，我点燃一支粗大的、带金丝卷的、结婚时用的大蜡烛。断电已经一周了，我的朋友也以蜡烛照明，就是在这些烛光下他的婶娘将自己的心和手交给了他的叔父②。蜡烛流下的油像哭泣的泪水，我铺开一大张干净纸，在上面写了起来，开头是这样写的： 呈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将一切的一切都写在了这张纸上——我写了如何参加工作;又如何跑房管部门;又是如何在基督教堂上空看到270度下的繁星;还有他们如何对我喊叫：
“您快点蹿出去，就像香槟酒瓶塞儿一样。”
漆黑的、冒着煤烟味的寒夜(暖气也坏了)，我在破沙发上睡着了，并梦见了列宁。他坐在灯光照明下的办公桌后面的圈椅里，注视着我。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穿着我那件短大衣，讲述着林荫道上空的繁星、婚礼蜡烛和那个主席。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不是瓶塞子，不是的，不是香槟酒瓶塞子。”
我委屈得眼泪夺眶而出。
“啊，这样……这样……这样……”列宁回答道。
然后他挂了个电话。
“发给他与朋友一起住的共同住房证。让他能永远在这间房子里，写那些关于星星的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把那个戴羊羔皮帽子的坏家伙给我叫来。我让他知道什么是共同住房证。”
那个主席被带来了，胖主席哭哭啼啼、嘟嘟哝哝地说：
“我再不敢了……”
早晨在工作单位里，看到昨夜在蜡烛光下写的那张纸时，大家都哈哈大笑。
“您见不到他的，亲爱的。”主任同情地对我说。
“那我就要找到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绝望地回答说，“我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反正普列契斯琴林荫道我是再也不去了。”
于是我找到了她。
下午3点，我来到她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一台电话。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穿着一件半旧毛皮敞领短上衣，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看了一眼我的短皮袄。
“您有什么事?”她仔细地看了看我手中的这张了不起的纸后问道。
“我在世上除了共同住房证以外，什么都不需要。他们想把我赶走。除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外，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望了。我恳求您将这份申请转交给他。”
我把这页纸交给了她。
她读完我的申请书。
“不行，”她说，“把这样的小事儿呈交人民委员会主席去处理?”
“那我可怎么办呢?”我问道，把帽子也搞掉了。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拿起我的这页纸，用红墨水在页边写道：
请发给共同住房证。
并签了字：
乌里扬诺娃。
句号。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忘了谢谢她。
忘了。
帽子也没戴正，我就走了出来。
竟忘了谢谢。
下午4点钟，我来到吸得满屋是烟味的房管委员会，所有的人都在场。
“怎么搞的?”大家都喊起来，“您还在这里?”
“从这里蹿……”
“像香槟酒瓶塞子一样?”我恶狠狠地问，“像香槟酒瓶塞子一样?对吗?”
我掏出这页纸，把它放在桌上并用手指指着那几个极其珍贵的字。
所有戴羊羔皮帽的都俯向这张纸，一下子他们都瘫了，按墙上挂钟滴答的响声计算，我敢说这种状态继续有多久：
整整三分钟。
然后，这位主席复苏过来了，他朝我翻着无神的眼睛：
“乌里扬……?”他用笨拙的声音问。
在寂静中又响起挂钟的滴答声。
“伊万·伊万内奇，”穿着羊羔皮的主席有气无力地说道，“老兄，给他们签一张共同住房证。”
这位叫伊万·伊万内奇的老兄拿起一个本子，在死一般寂静中用钢笔刷刷作响地填写着住房证。
我现在还在这里住着，还是在那间被烟熏黑了的天花板的房内。我这里有书籍，书桌上灯光环照。1月22日③，这束灯光发出红色，顿时在我面前出现了梦中所见到的面孔——小山羊胡子和向前凸起的前额，而在这张面孔后面的是悲哀与绝望之中的灰白色的头发，半旧的毛皮敞领短上衣，还有用红色墨水写的字——
乌里扬诺娃。
最重要的是那时我忘了道谢。
这件事可真做得不得体……
谢谢您，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娄力 译)
注释：
①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即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列宁的夫人。1920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作者当时即在该部门工作。
② 指旧俄时代女方同意嫁给男方。
③ 1月22日： 这一天是列宁逝世(1924年1月21日)的次日。
【赏析】
有人说俄罗斯的文学最好在冬天来读，天寒地冻的季节让我们和书中的人物体验到同一种寒冷。这句话用在布尔加科夫的《回忆……》上尤为合适。
11月份，莫斯科的普列契斯琴林荫道实在是美丽“冻”人。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在五家熟人辗转借宿了五天之后，布尔加科夫最终无奈地来到林荫道上露宿街头。“这一夜冷得出奇，一个人的肩上落雪成堆。”当空中消失了最后一颗星星，他“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莫斯科”。带着对莫斯科的教堂圆顶、屋顶、窗子和人们的恨，布尔加科夫走向了火车站。在火车站，布尔加科夫巧遇了一位好友，并住到了这位朋友自己的一间房子里。可是房管局的主席是不关心他的安危的，他们不给他登记，要求他就“像香槟酒的瓶塞儿一样”快点蹿出去。
桌上燃起了蜡烛一台。蜡烛流着泪在哭泣。布尔加科夫在纸上倾诉，开头一句话——“呈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引起了大家的哈哈大笑，也坚定了布尔加科夫向列宁夫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寻求帮助的决心。她的红色墨水的签字让布尔加科夫顺利得到了共同住房证，使得他能够在“绿色灯罩的灯影下写作和阅读，室内暖暖和和的，不必担心外面是零下18度的严寒，还刮着风”。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回忆，每个人都会有生命中的冬天，也都会在快要抵御不住这场寒冷的时候获得别人温暖的炉火，心灵的慰藉。多年以后再回首，当时的寒冷也许早已无从体会，我们感受到的只有那份脉脉温情，像炉火一般在胸中翻腾，温暖如初。
只是，布尔加科夫生命的冬天格外长了一些，得到的温暖格外少了一些。他开始了漫长的写作生涯。几年后，他以长篇小说《白卫军》而闻名于世。但是，在写作的第七个年头，他即遭到批判而被迫沉默，有生之年再也未能发表作品。他堪称石破天惊之作的《大师和玛格丽特》，33年之后才在俄罗斯出版。“命运的安排是，不管是职称还是成绩，都久久不得其用。”他自传中的这句平淡却意味深长的话，波澜不惊地道出了现实社会的严峻和不公。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在愤怒、仇恨和绝望之后，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写作，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回到写作那样，厄运将布尔加科夫与荣誉、富贵分开了，同时又将真正的写作赋予了他，给了他另一种欢乐，也给了他另一种痛苦。
回到了写作的布尔加科夫，没有了出版，没有了读者，没有了评论，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了虚荣，没有了毫无意义的期待。他获得了宁静，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他用不着去和自己的盛名斗争;用不着一方面和报纸、杂志夸夸其谈，另一方面独自一人时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从世俗的荣耀里脱身而出，从而使自己回到写作，因为他没有机会离开写作了，他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里，他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写作之中，写作对于他而言，就像那年寒冬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签字的那张申请书一样给他以温暖。
1931年，布尔加科夫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草原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1940年3月10日，年仅49岁的布尔加科夫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一匹离群索居的狼停止了在广阔草原上的奔跑，闭上了冷观世界的眼睛。
(杜凤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