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个老婆婆，她双目失明，却无所不晓。”或许是从前有一个老头子，一位智叟?或是一位能让坐立不定的孩子安静下来的说书人。我从不止一种文化中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或与此相仿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老婆婆，她双目失明，却无所不晓。”
在我所知道的那个故事里，老婆婆是一个奴隶的女儿，是个黑人，美国人，她孑身一人住在城外的一所小房子里。她智慧过人，闻名遐迩，在她周围的那些人中，她说是就是，她说非就非，什么都由她说了算。她的声望，以及人们对她的敬畏，一直流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流传到民间智慧和预言被当作种种笑话的城里头。
有一天，老婆婆的门下来了一帮年轻人，他们似乎决意要证明她并没有那种神力，他们相信她是在行骗，要让她的骗局大白于天下。他们的计划很简单： 他们走进她的屋子，只想问一个问题，问题的答案完全建立在她和他们的区别之上，即她是一个瞎子。他们认为这是她最根本的缺陷。他们站在她面前，其中一人说道：“老婆婆，我手里有一只鸟，你能告诉我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吗?”她没有回答。于是他又问：“我手里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她还是没有回答。她双目失明，看不见来人，更别说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他们皮肤的颜色，是男是女，来自何方，她都一无所知，她只知道他们的动机。
老婆婆的沉默实在太久了，年轻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她终于开口说话，声音轻轻的，却很严厉。“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你手中的鸟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它在你的手中。”她的回答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它是死的，它要么原来就是死的，或是你弄死的。如果它是活的，你还可以把它弄死。它究竟是死是活，则由你决定。无论哪种情况，都由你定夺。
年轻人想要显示他们的能力和她的可怜，结果反受到一顿训斥，她教训他们说，他们不仅要为嘲弄别人的行为负责，而且要为他们所用心计而白白浪费的那点生命负责。这样，失明老妪把注意力从力量的体现转移到了行使力量的方式上。
我将故事中的鸟看作是语言，而那位老妪则是训练有素的作家。她总是担心，她自呱呱坠地之日起就获得的、用于幻想的语言，究竟应该如何摆弄，如何让它好好地服务，而避免用于某些邪恶的目的。作为一个作家，她一方面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系统，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为人所控制的一个活物，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动力——一种产生后果的行为。
因此，孩子们向她提出的问题——“它是活是死?”——就不再是一个不现实的问题，因为她把语言看成是会死亡，会被抹去的;它是死是活，完全取决于人的意志。她相信，如果来访者手中的鸟是死的，那么持鸟人应该负责。对她来说，死去的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不再被人说写的语言，它再也不会产生任何语言内容来赞许其自身的僵死状态，诸如统计学所用语言，锋芒和棱角全无，却专门吹毛求疵。它在履行监督职责方面铁面无私，除了在维护其麻木不仁的自我观照、绝对的排他性和垄断性方面没有限制以外，再无其他的愿望和目的。
但是，说它是僵死的，它却还将产生影响，它将阻塞人的心智，扼杀人的良知，压制人的潜能。由于它还受质询，所以它不能形成新的思想，不能容忍新的思想，不能与别的思想相互砥砺，不能讲述另一个故事，不能填充令人困惑的沉默。那久经锤炼的、用以鼓励愚昧和维护特权的官方语言，是一具铠甲，被打磨得光可鉴人，然而，骑士早已离去，只留下一具空壳。就这样，它搁在那里，默默的，虎视眈眈，充满感伤色彩。它让学童们肃然起敬，它为暴君强人提供庇护，它在公众中能唤起对稳定和谐的虚假回忆。
她坚信，当语言由于疏忽、搁置、缺乏尊重、淡忘，或被强令扼杀而死亡时，不仅她本人，而且所有的语言的使用者和创造者都负有责任。在她的国家里，孩子们将舌头咬去，代之以子弹发出无语之声，发出那完全失效并造成混乱的语言的声音，那种语言是成人们在把握意义、提供咨询指导或表达爱情时根本不用的。然而她知道，言语器官的自戕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选择，在那些头脑幼稚的国家首脑和商贾巨子们当中，也比比皆是，徒有空壳的语言不给他们留下任何诉诸其仅剩的人类本性的可能，因为他们只要对俯首听命者说话，或只要强迫别人服从就行。
语言被系统地剥夺还可以从这样一个倾向中看出。使用者为了威胁，为了使对方就范而往往放弃语言多层次的、复杂的、生发性的特性。压制性的语言远不止于再现暴力;它本身就是暴力;它远不止于再现知识的界限;它本身就是知识的界限。无论是模棱两可的官方语言，还是虚假的、没有主心骨的媒体语言，无论是盛气凌人却又僵化不堪的学界语言，还是商品化的科学语言，无论是只言法律不谈道德的莫予毒的语言，还是那种将种族主义的用心隐藏在文学修辞的背后、旨在使少数民族疏离的语言，都必须统统摒弃、改变和揭露。这种语言是吸吮人血的语言，给人伤口上抹盐的语言，它将其法西斯的大皮靴藏在体面和爱国主义的饰壳背后，然后便毫不留情地踏向思想的不设防的腹地。性别歧视的语言，种族主义的语言，有神论者的语言——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附有控制和监督使命的语言，它们不允许，也不可能允许新的知识，它们也不会鼓励思想的交流。
这位老妇也清醒地知道，凡是受雇于人的知识分子、贪得无厌的独裁者、被人豢养的政客、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或冒牌的记者报人，没有一个人会同意她的想法。现在和将来都会有煽动民众的语言，不断将他们武装起来;让他们在购物中心，在法院，在邮局，在操场，在卧室，在林荫道上被屠杀，让他们相互屠杀;作令人激动、充满缅怀情思的语言，将无谓牺牲的伤感和污秽遮掩起来。将有更多的外交辞令把强奸、刑罚和暗杀包裹起来。将有更多变着花样的、充满诱惑力的语言把女人们制服，按照他们自己说不出口的罪名，把她们的喉咙码齐，就像那一溜等待宰杀取肝的鹅一样。将有更多以科研名目出现的监督性的语言，更多的政治性的语言，历史性的语言，目的则是为了遏止千百万人痛苦的呻吟;更多的具有迷惑性的语言，让心怀不满者，被人剥夺者向他们的邻居发起攻击;更多傲慢的、貌似经验之谈的语言，把充满创造性的人们困锁在自卑无望的囚笼中。
然而，在雄辩、魅力、学术气的背后，激动人心也好，充满诱惑也好，这种语言的核心仍是消沉懈怠，甚或可以说，一丁点活力也没有——如果说那只小鸟已经死去了的话。
她不想让这帮来访的年轻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以为语言非得勉强维持一点生气。语言的活力，其实就在于为说它、写它、读它的人鲜明地刻画出实际的、或是想象的却又可能存在的生活。虽说它有时偏向于取代实际经验，然而它又不能当作实际经验的替代物。它向可能产生意义的地方倾斜。当一位美国总统将他的国家想象成一块墓地时，他曾说过：“世界对于我们此时此刻说过些什么将不太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但它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曾经做过些什么。”这番话言词简单，却含义隽永，令人振奋，因为它无意囊括这场内战浩劫中死去60万人这一事实。
他的这番话，无意树碑立传，亦鄙视作“终极之语”，即所谓精确的“归纳”，它承认了他们“极其有限地增减其意义的能力”，因此表达了一种对于所追悼生命不可挽回的哀思。正是这种哀思令她感动，使她认识到语言永远无法与生命相提并论。而且不应该相提并论。语言永远不能将奴隶制、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战争“说透”。而且也不应该有这样的奢望。语言的力量，措词的得体，仅在于指向那不可言说之意。
斟酌再三的词语，有意的沉默，不受任何干扰的语言等，无论粗犷还是婉约，无论深处求意，渲染夸张，还是拒绝认可，无论放声大笑，还是无言的哭泣，它总是要向知识，而不是向知识的毁灭推进，可谁人不知文学因其散布疑问而遭禁，因其批判时政而遭贬，因风气的轮转而遭废呢?而多少人一想到这自我糟践的舌头不就暴跳如雷吗?
她觉得，文字作品是崇高的，因为它具有再生性;它产生意义，使我们的差异，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差异得以确定——使我们与任何其他的生命不同。
我们总是要死的。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意义。但我们用语言。这也许就是衡量我们的生命的尺度。
(盛宁 译)
【赏析】
莫里森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蓝领之家，父亲是一家造船厂的电焊工，为了养家糊口曾经在17年内兼职三份工作。贫寒的家境使得莫里森从小便拥有对大众的关怀，而日后读书和南下的经历，更加深了她对女性、对种族和权利问题的思考。她用文字和小说不断探讨的，正是掩盖在纷繁复杂表象之下的种种不平等和矛盾。她用智慧的笔锋为我们奉献了一部部杰作。199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她，她也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这篇《剥夺的语言与语言的剥夺》正是作家在诺贝尔奖颁奖礼上的发言。
这篇文章讨论的是语言问题。
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转向语言中心论。在语言论闪亮登场之前，本体论、认识论都曾经占据哲学讲坛的中心地位。通过历代哲学家对纷繁世界进行过抽象和规整之后，人们普遍相信，世界存在着四个维度： 人——语言——现象——本质。在这个图示中我们看到，人与本质距离最远，因此在哲学演进的过程中，本体论最先遭到淘汰;认识论的式微和衰亡在于人们逐渐明白，即便是现象也不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东西，因为人和现象之间仍然横亘着语言，并且，它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就是语言。语言存在的客观事实摧毁了直接认识论。但是，由于语言在人类认知领域里独一无二的地位，我们只好承认，虽然语言有时候会阻碍人类的认识，可现阶段(或更长时间)，它都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哲学家们相信，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寓所;他们更加相信，语言论是人类继续追寻本质的唯一途径(如果真的有本质存在的话)，也是唯一一条救赎之路。哲学家们认识到，对语言的操用，彰显了一种权威。因为语言天然地与文字、与文明、与知识联系在一起;而对知识的占有，正是一种最古老的权力范式。
莫里森洞察了这一点。
本文以寓言发端，场景首先设置在老妪和青年们之间的差异上。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失衡的，甚至毫无可比性。而最后这个失衡的秩序被打破和扭转，其间的转捩点便在于老妪看到并一语道破了隐藏在青年背后的权力：“我不知道你手中的鸟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它在你的手中。”诚如作者所解释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她的回答： 它(“鸟”亦即“语言”)究竟是死是活，由你决定;无论哪种情况都由你定夺。失明老妪“将注意力从力量的体现转移到了行使力量的方式上”，恰恰因为老妪明白，掌握权力的人才能操控语言。那么，在人与现象之间横亘着的语言，就只能在各种操纵之下，或者僵死或者鲜活。显而易见，在作者关于“老妪——青年——鸟”的比喻当中，老妇人身上寄寓了作者个人对语言问题的忧虑。作者期冀更多人关注并且抵制各种对语言的媚化操控——因为这实在是对语言的一种亵渎。
就当今这个各种各样“话语”杂陈的世界而言，本质不过是通过文本而进行的权力叙事。“模棱两可的官方语言”，“虚假的、没有主心骨的媒体语言”，“盛气凌人又僵化不堪的学界语言”，“被商品化了的科学语言”——这些被“剥夺”了的语言充斥了整个世界，不断挤压语言真实的生存空间;而有能力有愿望让语言保持在一种鲜活状态的知识分子，却一再被剥夺这种话语权。这对知识分子来说，不啻为残酷宰杀。扼杀语言，从而掌控权力。面对如此局面，作者难掩焦虑。
痛苦还在于知识分子的失落。我们不难理解拥有知识、充满关怀并且自动保持与主流话语距离的知识分子本该拥有权力驾驭语言并且影响社会。可是在媒体操控语言的大众时代，世界却越来越走向其对立面。各种独立的有价值的思想淹没在空洞无聊的话语之下，消解在权力机制伪饰遮掩、自欺欺人的运作之中，失去了在社会上本该具有的主导作用。知识分子试图发出独立的声音越发艰难。罗兰·巴特说“权力”无处不在、永久延存的原因是由于权力是一种超越社会有机体的寄生物。它和人类的整个历史，而不止是和政治的、历史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力寄寓在其中的东西就是语言。掌握了语言，就能够掌控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语言的争夺，便不仅仅是小节而是“大义”了。
在青年们挑衅的质问过后，老妪以长时间的沉默对抗语言霸权的冒犯。我们从文中盲眼老妇人的身上注意到了作者寄寓的某种希望，也愿意看到这种理想的实现。被置于权力之下的小鸟毕竟是我们人类把握世界的途径，它所承载的是一组希望与危机并存的辩证关系。善待语言，犹如激活人类唯一自由的空间。只有语言能够把握认知，思想依靠语言生存;在“主体——他者”的两极之间，语言是唯一的通传者。假如剥夺了语言的透明性——假如语言的透明性被权力所掩盖，那么，人类超越自身的微渺希望也将彻底瓦解。作家之所以执著于对“语言——权力”的解剖，正是由于她不得不注视这严峻的事实。
如果你也存有莫里森一样的忧患感，那么，请善待语言。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