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记得规定人们必须打扫干树叶的法律，但是我们确信谁也不会想到可以不收拾它们;这样的事情由来已久，早在孩童时代开始受教育时就讲过了。其实，系鞋带或撑开伞的基本动作和从11月2日早晨9点开始扫干树叶的动作之间已没有多大区别。
同样，谁也不会想到讨论这个日期的时机，这种事是国家的一个习惯，有其存在的理由。黄昏，我们去墓地，所做的只是到家人的坟前打扫那些遮住坟头和使坟头看不清的干树叶，尽管那天干树叶说起来并没有什么要紧的，至多它们不过是一些令人头疼的讨厌的东西，必须清除掉，以便给那些花瓶换水，把石碑上的蜗牛爬的痕迹扫干净。偶尔可以暗示打扫干树叶的运动可以提前两三天进行，这样，当11月1日到来时，墓地就已经干净了，各个家庭便可以在墓前祈祷，不再干那种常常引起不快场面的清扫坟墓的麻烦事，同时在这个纪念日也不致让这种麻烦事影响我们的职责。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接受过那种暗示，也从来不相信可以阻止去北方的热带丛林的远征①，尽管我们会付出代价。这都是有其存在理由的传统习惯，我们曾多次听到我们的祖父母严肃地回答那些无政府主义的叫喊，提醒人们注意，干树叶在坟上的积聚，正好向众人证明一到深秋它们是多么令人讨厌，这样来刺激大家以更高的热情参加第二天将开始的劳动。
整个镇子都被号召去投入这项运动。傍晚我们从墓地回来后，镇政府已经在广场中央安置了漆成白色的小亭子。我们陆续来到亭子前，排队等候发卡片。队排得像长龙，所以大多数人很晚才回到家。但是，我们从一位镇政府官员手里领到我们的卡片感到很高兴。这样，从第二天早晨起，我们所干的活儿就将每天在发卡片的小亭子里登记： 随着我们根据我们所承担的任务把干树叶袋子或捉着埃及獴的笼子交给有关人员，一台专门的机器便在卡片上打上孔。孩子们是最开心的，因为给他们的卡片特别大，他们很高兴地把卡片拿给母亲看，他们还被派去干各种各样的轻活儿，但主要是监视埃及獴的活动。派给我们成年人的工作是最繁重的，因为除了管理埃及獴外，我们还得把埃及獴收集的干树叶装进粗麻布袋子，并把袋子扛到镇政府的卡车上去。老人们被分配操作压缩气喷枪，把蛇精喷在干树叶上。但是成年人的工作要求极端认真负责，因为埃及獴常常偷懒，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干活。这样，几天下来，我们的卡片上记录的实际工作量就不够了，这就增加了我们被派往北方丛林里工作的可能性。可以想象，我们必须竭力避免发生此事，尽管我们到时候还得承认这是和运动本身一样很自然的事情并且不会想到表示抗议;但是我们得尽最大的努力让埃及獴干活以便在我们的卡片上取得最高的成绩，这是合乎人之常情的;为了使运动达到成功，严格地对待埃及獴、老人和孩子，是必不可少的事情。
有时我们会问自己说，用蛇精喷干树叶的主意是怎样产生的。但是经过若干不愉快的推测后，我们终于认识到习惯、特别是那些有用的和正确的习惯的源头消失在了种族的最深处。镇政府有一天应该承认，镇上的人不足以完成收拾秋天凋落的树叶的任务，只有聪明地使用国内盛产的埃及獴才能达到目的。一位从靠近丛林的城市来的官员发现，对干树叶完全不感兴趣的埃及獴一旦闻到蛇的气味就会发疯地对待干树叶。肯定花了许多时间才得到这种发现和研究埃及獴对干树叶的反映，用蛇精喷洒干树叶让埃及獴报复性地收集它。我们处在一个一切都已确立和安排好的时代，埃及獴饲养人拥有必要的人员驯练它们。每个夏天对丛林的远征带回来数量足够的蛇。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是如此自然，我们只是偶尔几次并且以巨大的勇气提出那些在我们童年时代父母严肃回答的问题，他们这样教会我们回答有一天我们的儿子向我们提的问题。奇怪的是，这种提问题的愿望只能在运动前或运动后才能表达，而且即使这样，也还是很难实现。11月2日我们一领到我们的卡片就投身于了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我们的每一个行动的正确性是如此明显，只有疯子才怀疑运动的用处和运动进行的方式。然而，我们的政府应该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因为在卡片背面印着的法律条文中规定了在这种情况下施加的惩罚;但是谁也不记得应该依法行事。
我们总是感到惊讶，为什么政府安排我们做工作时国家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发动运动而发生混乱。我们成年人在机关或商店执行我们的时间表以前或以后每天要花五个小时去打扫干树叶。孩子们放弃了学校的体育课和民用与军事训练课。老年人利用天晴的时刻离开养老院去干分配的活儿。两三天过后，运动达到了第一个目的，中心地区的街道和广场已把干树叶扫净。我们这些管理埃及獴的人必须加倍谨慎，因为随着运动的推进，埃及獴会愈来愈松劲。这样，向我们这个地区的检查员指出这个问题、让他下令加强蛇精的喷洒工作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的肩上。检查员只有确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使埃及獴继续干活后才会下这个命令。倘若证明我们轻率地要求喷洒蛇精，我们就会遭到立刻被调动、送到丛林去工作的危险。不过，我们说遭到这种危险时，显然我们是夸大其词，因为去丛林的远征任务和运动本身一样也是国家的一种惯常的工作，谁也不打算为了一件平常的义务提出抗议。
有人私下议论，说分配老年人操作喷雾器是错误的。既然这是一种古老习惯，就不应该是一个错误。但是有时会发生这种事情： 老年人注意力不集中，把相当多的蛇精喷在了街道或广场的一小块地上，忘记应该把蛇精喷洒在尽可能大些的地面上。这样一来，埃及獴就会发疯地扑向一大堆干树叶，几分钟就把树叶收集在一起并送到我们拿着袋子等候的地方;但是然后，当我们确信它们会依然不懈怠地干活的时候，却看见它们停了下来，在树叶上嗅来嗅去，好像不知所措似的。它们带着明显的疲劳和不快的样子罢工了。在这种情况下，训练员便吹起哨子，埃及獴立刻又干活了。但是不一会儿我们便发现蛇精喷洒得不均匀。对一种突然使埃及獴丧失兴趣的工作，它们是有理由抵制的。倘若有充足的蛇精，永远不会出现这种紧张局面，使得我们、老年人和市检查员都为自己的责任担心，遭受着巨大的不安;但是人们老早就知道，供应的蛇精几乎不能满足运动的需要，对丛林的远征有时达不到目的，迫使市政府只得用有限的储备对付一场新发动的运动。这种状况加剧了这种担心： 下一次动员将招收更多的新兵，当然我们所说的担心是明显的夸大，因为招收兵员是国家的惯例，跟运动本身一样，谁也不会想到为了一件平常的义务而提出抗议。关于去热带丛林的远征，我们议论得少了，回来的人也守口如瓶，因为有誓在先： 不让我们知道任何消息。我们深信我们的政府会竭力消除我们的任何忧虑，不必担心对北方丛林的远征会出什么事情。但是不幸的是，谁也不能对伤病员视而不见。这样说毫无下结论的意思： 每次远征的过程中都要死那么多亲人或熟人，这不能不使我们推测，到丛林里去捕蛇，每年都遇到邻国居民的无情抵抗，我们的同胞不能不面对他们的残忍和传奇般的邪恶行为，有时会遭到惨败。尽管我们不公开地讲，但是我们都感到愤慨： 一个国家不清扫干树叶，却反对我们在丛林里捕蛇。我们从来也不怀疑，我们的政府可以担保，远征队进入邻国领土绝没有其他目的，遇到的抵抗完全是由于邻国的一种毫无道理的傲慢情绪。
我国政府的宽宏大度是无限的，甚至在那些能够破坏公众安宁的事情上。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应该强调说，我们也不想知道——我们的光荣的伤员是怎么受的伤。好像为了避免我们徒劳的忧虑，政府只公布了未受伤的远征者的名单和死者的名单。死者们的棺木是用运送远征者和蛇的同一辆军用列车拉回来的。两天后，政府官员和居民前往墓地参加了死者的葬礼。我们的政府拒绝采用合葬的粗俗做法，而是让每个远征者都有自己的坟墓并在坟前立个石碑，亲人可以在碑上不受任何阻拦地刻制碑文。这样，谁的坟头便很容易辨认了。但是近年来死者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了扩大墓地，政府征用了周围的土地。所以可以想象，从11月1日早晨开始，我们去墓地为死者扫墓的人会有多少。糟糕的是，秋天已经很深，干树叶把街道和坟墓都淹没了，辨认坟头非常困难，我们常常不知所措，好几个钟头转来转去、询问我们要找的坟墓在什么位置。我们几乎都带来了扫帚，常常是在某个坟上扫了半天干树叶，以为那是我们的死者的坟墓，结果还是搞错了。不过，慢慢地，我们终于找到了坟头。这时已经是后半晌，我们可以休息和默祷了。尽管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坟墓，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是愉快的，因为这件事证明第二天早晨将要开始的扫树叶运动是有益的。我们觉得我们的死者好像在鼓舞着我们扫树叶，尽管我们没有埃及獴的帮助。只有当第二天政府分配给由远征队和死者的棺木一起带回来的新的蛇精份额、老年人把它喷在干树叶上时埃及獴才能发挥作用帮助我们。
(朱景冬 译)
注释：
① 去北方的热带丛林的远征： 即到丛林里去捕蛇。
【赏析】
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很少考虑阅读方式这个因素，他们考虑最多的是阅读效果如何;也有很多作家也许连这个问题都不考虑，他们习惯读者的迁就，至于说读者是否迁就，那就另当别论了。而胡利奥·科塔萨尔却喜欢把阅读当作游戏，其代表作《跳房子》就是部充满了游戏色彩的小说，作者提供了两种阅读方式： 第一种是按顺序从第1章读到第56章结束;第二种是在按顺序阅读前56章时，跳跃、穿插进后99章的内容，看起来就像那种“跳房子”游戏，小说的内容因此更为丰富，也更为庞杂。一种类似游戏的心态始终在影响着科塔萨尔的写作，使他在处理许多严肃题材时充满着荒诞性，比如这篇《真正的骄傲》就时刻洋溢着黑色幽默的气息与象征味道。
“谁也不记得规定人们必须打扫干树叶的法律，但是我们确信谁也不会想到可以不收拾它;这样的事情由来已久，早在孩童时代开始受教育时就讲过了。其实，系鞋带或撑开伞的基本动作和从11月2日早晨9点开始扫干树叶的动作之间已没有多大区别。”作者在开篇就出手不凡，把打扫干树叶这种简单的清扫工作视为国民的无意识习惯来进行考察，阿根廷是拉美国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显然科塔萨尔对这个问题也有着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讨论的绝不仅仅是如何打扫干树叶的问题，作者的言语背后有着更为广阔的象征维度。
作者接下来就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记述： 打扫干树叶或者到远方丛林中去捕蛇，从个人角度来讲都是传统习惯。整个镇子都被号召加入到这一“工业化”的大型运动中，小孩、成年人和老人各司其职，并有专门的卡片来对个人业绩进行考量。人们熟练的驯养埃及獴、喷洒蛇精来帮助工作，所有人都“处在一个一切都已确立和安排好的时代”，它的“正确性是如此明显”，以致“只有疯子才怀疑运动的用处和运动进行的方式”。而且这种大型的运动并没有使国家的生活发生混乱，人们在捕蛇时遇到的危险、对工作分配的私下议论都没有对运动发生影响，因为“既然这是一种古老的习惯，就不应该是一个错误”。甚至当因远征而受难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不得不征用土地来扩大墓地的面积时，“我们从来也不怀疑”，“我国政府的宽宏大度是无限的”。驱使人们行动的根本力量其实只有一个——习惯——也就是作者在文中反复提及的“习惯”、“传统”、“惯常”、“惯例”、“如此自然”等等语汇的核心，这种习惯早已沉淀在人们的血液里，使人忽略了其制定之初的强制性因素，人们依循习惯而生活，却忘却了其中非义务性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施加给人的异化的影响。
在这篇散文中，作者以极其严肃认真的语气，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荒诞离奇的场景，一种不折不扣的黑色幽默。至于作者的意图何在，每个读者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无须他人点拨与说教。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科塔萨尔对政治一直投以巨大的关注，更有甚于其前辈博尔赫斯。
自20世纪30年代起，阿根廷出现军人与文人交替执政的局面，1946年2月，正义运动领袖庇隆当选为阿根廷总统，提出了以“社会正义、政治主权、经济独立”为口号的“庇隆主义”。1955年9月，庇隆在三军叛乱中被推翻，领导叛乱的洛纳迪将军就任总统。同年11月，洛纳迪又被另一位军事领袖阿兰布鲁推翻，从那时起到1972年，阿根廷又先后更换了6任总统。直到1983年，阿方辛民选政府上台，恢复宪制，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才使政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应当承认军人政府上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阿根廷的民主政治建设，科塔萨尔绝对有理由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文学上的技巧拓展了他意识形态上的表达空间，《真正的骄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描绘出的象征式图景。正如文章题目所示，何为“真正的骄傲”?也许是对国家政治的忧患意识，也许是对社会规则的麻木顺从，也许正是一位民族知识分子对于脚下土地的一份热爱……
(柳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