咣的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岳之峰的心紧缩了一下，又舒张开了。车身在轻轻地颤抖，人们在轻轻地摇摆。多么甜蜜的童年的摇篮啊! 夏天的时候，把衣服放在大柳树下，脱光了屁股的小伙伴们一跃跳进故乡的清凉的小河里，一个猛子扎出十几米，谁知道谁在哪里露出头来呢?谁知道被他慌乱中吞下的一口水里，包含着多少条蛤蟆蝌蚪呢? 闭上眼睛，熟睡在闪耀着阳光和树影的涟漪之上，不也是这样轻轻地、轻轻地摇晃着的吗? 失却了的和没有失却的童年和故乡，责备我么?欢迎我么?母亲的坟墓和正在走向坟墓的父亲!
方方的月亮在移动，消失，又重新诞生。唯一的小方窗里透进了光束，是落日的余辉还是站台的灯?为什么连另外三个方窗也遮严了呢? 黑咕隆咚，好像紧接着下午便是深夜。门咣地一关，就和外界隔开了。那愈来愈响的声音是下起了冰雹吗?是铁锤砸在铁砧上?在黄土高原的乡下，到处还靠人打铁，我们祖国的胳膊有多么发达的肌肉! 呵，当然，那只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来自这一节铁轨与那一节铁轨之间的缝隙。目前不是正在流行一支轻柔的歌曲吗，叫做什么来着——《泉水叮咚响》。如果火车也叮咚叮咚地响起来呢?广州人可真会生活，不像这西北高原上，人的脸上和房屋的窗玻璃上到处都蒙着一层厚厚的黄土。广州人的凉棚下面，垂挂着许许多多三角形的瓷板，它们伴随着清风，发出叮叮咚咚的清音，愉悦着心灵。美国的抽象派音乐却叫人发狂。真不知道基辛格听我们的杨子荣咏叹调时有什么样的感受。京剧锣鼓里有噪音，所有的噪音都是令人不快的吗?反正火车开动以后的铁轮声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下一站，或者下一站的下一站，或者许多许多的下一站以后的下一站，你所寻找的生活就在那里，母亲或者孩子，友人或者妻子，温热的澡盆或者丰盛的饮食正在那里等待着你。都是回家过年的，过春节，我们的古老的民族的最美好的节日。谢天谢地，现在全国人民都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年了。再不会用革命化的名义取消春节了。
这真有趣。在出国考察三个月回来之后，在北京的高级宾馆里住了一阵——总结啦，汇报啦，接见啦，报告啦……之后，岳之峰接到了八十多岁的刚刚摘掉地主帽子的父亲的信。他决定回一趟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这是不是个错误呢?他怎么也没想到要坐两个小时零四十七分钟的闷罐子车呀。三个小时以前，他还坐在从北京开往X城的三叉戟客机的宽敞、舒适的座位上。两个月以前，他还坐在驶向汉堡的易北河客轮上。现在呢，他和那些风尘仆仆的，在黑暗中看不清面容的旅客们挤在一起，就像沙丁鱼挤在罐头盒子里。甚至于他辨别不出火车到底是在向哪个方向行走，眼前只有那月亮似的光斑在飞速移动，火车的行驶究竟是和光斑方向相同抑或相反呢?他这个工程物理学家竟为这个连小学生都答得上来的、根本算不上是几何光学的问题伤了半天脑筋。
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谁让他错投了胎?地主，地主! 一九五六年他回过一次家，一次就够用了——回家呆了四天，却检讨了二十二年! 而伟人的一句话，也够人们学习贯彻一百年。使他惶惑的是，难道人生一世就是为了作检讨?难道他生在中华，就是为了作一辈子检讨的么?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在不停地转动，车间洁净敞亮，没有多少噪音。西门子公司规模巨大，具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而我们才刚刚起步。赶上，赶上! 不管有多么艰难。哞，哞，哞，快点开，快点开，快开，快开，快，快，快，车轮的声音从低沉的三拍一小节变成两拍一小节，最后变成高亢的呼号了。闷罐子车也罢，正在快开。何况天上还有三叉戟?
尘土和纸烟的雾气中出现了旱烟叶发出的辣味，像是在给气管和肺针灸。梅花针大概扎在肺叶上了。汗味就柔和得多了。方言的浓度在旱烟与汗味之间，既刺激，又亲切。还有南瓜的香味哩!谁在吃南瓜?X城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没有见卖熟南瓜的呀。别的小吃和土特产倒是都有。花生、核桃、葵花子、柿饼、酸枣、绿豆糕、山药、蕨麻……全有卖的。就像变戏法，举起一块红布，向左指上两指，这些东西就全没了，连火柴、电池、肥皂都跟着短缺。现在呢，一下子又都变了出来，也许伸手再抓两抓，还能抓出更多的财富。柿饼和枣朴质无华，却叫人甜到心里。岳之峰咬了一口上火车前买的柿饼，细细地咀嚼着儿时的甜香。辣味总是一下子就能尝到，甜味却埋得很深很深。要有耐心，要有善意，要有经验，要知觉灵敏。透过辛辣的烟草和热烘烘的汗味儿，岳之峰闻到了乡亲们携带的绿豆香。绿豆苗是可爱的，灰兔子也是可爱的，但是灰色的野兔常常要毁坏绿豆。为了追赶野兔，他和小柱子一口气跑了三里，跑得连树木带田垅都摇来摆去。在中秋的月夜，他亲眼见过一只银灰色的狐狸，走路悄无声息，像仙人，像梦。
车声小了，车声息了。人声大了，人声沸了。咣——哧，铁门打开了，女列车员——一个高个子、大骨架的姑娘正在爽利地用家乡方言指挥下车和上车的乘客。“没有地方了，没有地方了，到别的车厢去吧!”已经在车上获得了自己的位置的人发出了这种无效的，也是自私的呼吁。上车的乘客正在拥上来，熙熙攘攘。到哪里都是熙熙攘攘。与我们的王府井相比，汉堡的街道上简直可以说是看不见人，而且市区的人口还在减少。岳之峰从飞机场来到X城火车站的时候吓了一跳——黑压压的人头，压迫得白雪不白，冬青也不绿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一九四六年学生运动，人们集合在车站广场，准备拦车去南京请愿，也没有这么多人! 岳之峰上大学的时候在北平，有一次他去逛故宫博物院，刚刚下午四点就看不见人影了，阴森森的大殿使他的后脊背冒凉气。他小跑着离开了故宫，上了拥挤的有轨电车才放心了一点。如果跑慢了，说不定珍妃会从井里钻出来把他拉下去哩!
但是现在，故宫南门和北门前买入场券的人排着长队，而且不是星期天。X城火车站前的人群令人晕眩，好像全中国有一半人要在春节前夕坐火车。到处都是团聚、相会、团圆饺子、团圆元宵，到处都是对于旧谊、对于别情、对于天伦之乐、对于故乡和童年的追寻。卖刚出屉的肉馅包子的，盖包子的白色棉褥子上尽是油污。卖烧饼、锅盔、油条、大饼的。卖整盒整盒的点心的。卖面包和饼干的。X车站和X城饮食服务公司倾全力到车站前露天售货。为了买两个烧饼也要挤出一身汗。岳之峰出了多少汗啊! 他混饱了(环境和物质条件的急骤改变已使他分辨不出饥和饱了)肚子，又买到了去家乡的短途客车的票。找钱的时候使他一怔，写的是一块二，怎么只收了六毛呢?莫非是自己没有报清站名?他想再问一问，但是排在他后面的人已经占据了售票窗口前的有利阵地，他挤不回去了。
他怏怏地看着手中的火车票。火车票上黑体铅字印的是1。20元，但是又用双虚线勾上了两个占满票面的大字：陆角。这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简直像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密码。“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买一块二的票她却给了我六毛钱的?”他自言自语。他问别人。没有人回答他。等待上车的人大多是一些忙碌得可以原谅的利己主义者。
各种信息在他的头脑里撞击。黑压压的人群。遮盖热气腾腾的肉包子的油污的棉被。候车室里张贴着的大字通告：关于春节期间增添新车次的情况和临时增添的新车次的时刻表。男女厕所门前排着等待小便的人的长队。陆角的双勾虚线。大包袱和小包袱。大篮筐和小篮筐。大提兜和小提兜……他得出了这最后一段行程会是艰难的结论，他有了思想准备。终于他从旅客们的闲谈中听到了“闷罐子车”这个词儿，他恍然了。人脑毕竟比电脑聪明得多。
上到列车上的时候，他有点垂头丧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正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 事实如此。事实就像宇宙，就像地球、华山和黄河、水和土、氢和氧、钛和铀，既不像想象那样温柔，也不像想象那么冷酷。不是么，闷罐子车里坐满了人，而且还在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地往人与人的空隙，分子与分子、原子与原子的空隙之中嵌进。奇迹般的不可思议，已经坐满了人的车厢里又增加了那么多人。没有人叫苦。
有人叫苦了：“这个箱子不能压!”一个包着头巾抱着孩子的妇女试探着能不能坐到一只箱子上。“您到这边来，您到这边来。”岳之峰连忙站起身，把自己的靠边的位置让了出来。坐在靠边的地方，身子就能倚在车壁上，这就是最优越的“雅座”了。那女人有点不好意思，但终于抱着小孩子挪动了过来，她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不踩着别人。“谢谢您!”妇女用流利的北京话说。她抬起头，岳之峰好像看到一幅炭笔的素描。题目应该叫《微笑》。
叮铃叮铃的铃声响了，铁门又咣的一声关上了，是更深沉的黑夜，车外的暮色也正在浓重起来。大骨架的女列车员点起了一支白蜡，把蜡烛放到了一个方形的玻璃罩子里。为什么不点油灯呢?大概是怕煤油摇洒出来。偌大车厢，就靠这一支蜡烛照亮。些微的亮光，照得乘客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影子。车身又摇晃了，对面车壁上的方形的光斑又在迅速移动了。离家乡又近一些了。摘了帽子，又见到了儿子，父亲该可以瞑目了吧? 不论是他的罪恶或者忏悔，不论是他的眼泪还是感激，也不论是他的狰狞丑恶还是老实善良，这一切都快要随着他的消失而云消雾散了。老一辈人正在一个又一个地走向河的那边。咚咚咚，噔噔噔，嘭嘭嘭，是在过桥了吗?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中国和外国，城市和乡村，此岸和彼岸的桥啊!
靠得很近的蜡灯把黑白分明的光辉和阴影印制在女列车员的脸上，女列车员像是一尊全身的神像。“旅客同志们，春节期间，客运拥挤，我们的票车去支援长途……提高警惕……”她说得挺带劲，每吐出一个字就像拧紧了一个螺母。她有一种信心十足、指挥若定的气概，以小小的年纪，靠一支蜡烛的光亮，领导着一车的乌合之众。但是她的声音也淹没在轰轰轰，嗡嗡嗡，隆隆隆，不仅是七嘴八舌，而且是七十嘴八十舌的喧嚣里了。
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三片瓦帽子。包产到组。收购大葱。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在这些温暖的闲言碎语之中，岳之峰轮流把体重从左腿转移到右腿，再从右腿转移到左腿。幸好人有两条腿，要不然，无依无靠地站立在人和物的密集之中，可真不好受。立锥之地，岳之峰现在对这句成语才有了形象的理解。莫非古代也有这种拥挤的、没有座位和灯光的旅行车辆吗?但他给一个女同志让了“座位”。不，没有座，只有位。想不到她讲一口北京话，这使岳之峰兴致似乎高了一些。“谢谢”“对不起”，在国外到处是这种礼貌的用语。忽然有一个装着坚硬的铁器的麻袋正在挤压他右腿的小腿肚子，而另一个席地而坐的人的脊背干脆靠到了他的酸麻难忍的左腿上。
简直是神奇。不仅在慕尼黑的剧院里观看演出的时候，而且在北京，在研究所、部里和宾馆里，在二十三平方米的住房和103和332路公共汽车上，他也想不到人们还要坐闷罐子车。这不是运货和运牲畜的车吗?倒霉! 可又有什么倒霉的呢?咒骂是最容易不过的。咒骂闷罐子车比起制造新的美丽舒适的客运列车来，既省力又出风头。无所事事而又怨气冲天的人的口水，正在淹没着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的人的劳动。人们时而用高调，时而又用低调冲击着、替代着那些一件又一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坚韧不拔的工作。
“给这种车坐，可真缺德!”
“你凑合着吧，过去，还没有铁路哩!”
“运兵都是用闷罐子车，要不，就暴露了。”
“要赶上拉肚子的就麻烦了，这种车上没有厕所。”
“并没有一个人拉到裤子里嘛!”
“有什么办法呢?每逢春节，有一亿多人要坐火车……”
黑暗中听到了这样一些交谈。岳之峰的心平静下来了。是的，这里曾经没有铁路，没有公路，连自行车走的路也没有。阔人骑毛驴，穷人靠两只脚。农民挑着一千五百个鸡蛋，从早晨天不亮出发，越过无数的丘陵和河谷，黄昏时候才能赶到X城。我亲爱的美丽而又贫瘠的土地! 你也该富饶起来了吧?过往的记忆，已经像烟一样、雾一样淡薄了，但总不会被彻底忘却吧? 历史，历史;现实，现实;理想，理想;哞——哞——咣嘁咣喊……喀啷喀啷……沿着莱茵河的高速公路。山坡上的葡萄。暗绿色的河流。飞速旋转。
这不就是法兰克福的孩子们吗?男孩子和女孩子，黄眼睛和蓝眼睛，追逐着的，奔跑着的，跳跃着的，欢呼着的。喂食小鸟的，捧举鲜花的，吹响铜号的，扬起旗帜的。那欢乐的生命的声音。那友爱的动人的呐喊。那红的、粉的和白的玫瑰。那紫罗兰和蓝蓝的毋忘我。
不。那不是法兰克福。那是西北高原的故乡。一株巨大的白丁香把花开在了屋顶的灰色的瓦楞上，如雪，如玉，如飞溅的浪花。摘下一条碧绿的柳叶，卷成一个小筒，仰望着蓝天白云，吹一声尖厉的哨子，惊得两个小小的黄鹂飞起。挎上小篮，跟着大姐姐，去采撷灰灰菜，去掷石块，去追逐野兔，去捡鹌鹑的斑斓的彩蛋。连每一条小狗，每一只小猫，每一头牛犊和驴驹都在嬉戏，连每一根小草都在跳舞。
不，那不是西北高原。那是解放前的北平。华北局城工部(它的部长是刘仁同志)所属的学委组织了平津学生大联欢。营火晚会。“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地上的鲜花是什么人来栽?”一支又一支的歌曲激荡着年轻人的心。最后，大家发出了使国民党特务胆寒的强音：“团结就是力量……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信念和幸福永远不能分离。
不，那不是逝去了的、遥远的北平。那是解放了的、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首都。那是他青年时代的初恋，是第一次吹动他心扉的和煦的风。春节刚过，忽然，他觉察到了，风已经不那么冰冷，不那么严厉了。二月的风就带来了和暖的希望，带来了早春的消息。他跑到北海，冰还没有化哩，还没有什么游人哩。他摘下帽子，他解开上衣领下的第一个扣子。还是冬天吗? 当然，还是冬天。然而是已经连接着春天的冬天，是冬与春的桥。有风为证，风已经不冷! 风会愈来愈和煦，如醉，如酥……他欢迎着承受着别人仍然觉得凛冽、但是他已经为之雀跃的“春”风，小声叫着他悄悄地爱着的女孩子的名字。
那，那……那究竟是什么呢?是金鱼和田螺吗?是荸荠和草莓吗?是孵蛋的芦花鸡吗?是山泉，榆钱，返了青的麦苗和成双的燕子吗?他定了定神。那是春天，是生命，是青年时代。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房里，在猎户星座和仙后星座里，在每一颗原子核，每一个质子、中子、介子里，不都包含着春天的力量、春天的声音吗?
他定了定神，揉了揉眼睛。分明是法兰克福的儿童在歌唱，当然，是德语。在欢快的童声合唱旁边，有一个顽强的、低哑的女声伴随着。
他再定了定神，再揉了揉眼睛，分明是在从X城到N地的闷罐子车上。在昏暗和喧嚣当中，他听到了德语的童声合唱和低哑的、不熟练的、相当吃力的女声伴唱。
什么? 一台录音机。在这个地方听起了录音。一支歌以后又是一支歌，然后是一个成人的歌。三支歌放完了，是啪啦啪啦的揿动键钮的声音，然后三支歌重新开始。顽强的，低哑的，不熟练的女声也重新开始。这声音盖过了一切喧嚣。
火车悠长的鸣笛。对面车壁上的移动着的方形光斑减慢了速度，加大了亮度。在昏暗中变成了一个个的影子的乘客们逐渐显出了立体化的形状和轮廓。车身一个大晃，又一个大晃，大概是通过了岔道。又到站了。咣——哧，铁门打开了，站台的聚光灯的强光照进了车厢。岳之峰看清楚了，录音机就放在那个抱小孩子的妇女的膝头。开始下人和上人，录音机接受了女主人的指令，“啪”的一声，不唱了。
“这是……什么牌子的?”岳之峰问。
“三洋牌，这里人们开玩笑地叫它‘小山羊’。”妇女抬起头来，大大方方地回答。岳之峰仿佛看到了她的经历过风霜，却仍然是年轻而又清秀的脸。
“从北京买的么?”岳之峰又问，不知为什么这么有兴趣。本来，他并不是一个饶舌的人。
“不，就从这里。”
这里? 不知是指X城还是火车正在驶向的某一个更小的城镇。他盯着“三洋”商标。
“你在学外国歌吗?”岳之峰又问。
妇女不好意思地笑了，“不，我在学外国语。”她的笑容既谦逊，又高贵。
“德语吗?”
“噢，是的。我还没学好。”
“这都是些什么歌儿呀?”一个坐在岳之峰脚下的青年问。岳之峰的连续提问吸引了更多的人。
“《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和《第一株烟草花》。”女同志说，“欣梅尔——天空，福格尔——鸟儿，布鲁米——花朵……”她低声自语。
他们的话没有再继续下去。车厢里充满了的照旧是“别挤!”“这个箱子不能坐!”“别踩着孩子!”“这边没有地方了!”之类的喊叫。
“大家注意啦!”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人上了车，手里拿着半导体扬声喇叭，一边喘着气一边宣布道：“刚才，前一节车厢里上去了两个坏蛋，混水摸鱼，流氓扒窃。有少数坏痞，专门到闷罐子车上偷东西。那两个坏蛋我们已经抓住了。希望各位旅客提高警惕，密切配合，向刑事犯罪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车上的乘客像小学生一样齐声回答。
乘务警察满意地、匆匆地跳了下去，手提扩音喇叭，大概又到别的车厢作宣传去了。
岳之峰不由得也摸了摸自己携带的两个旅行包，摸了摸上衣的四个和裤子的三个口袋。一切都健在无恙。
车开了。经过了短暂的混乱之后，人们又已经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各人说着各人的闲话，各人打着各人的瞌睡，各人嗑着各人的瓜子，各人抽着各人的烟。“小山羊”又响起来了，仍然是《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和《第一株烟草花》。她仍然在学着德语，仍然低声地歌唱着欣梅尔——天空，福格尔——鸟儿，布鲁米——花朵。
她是谁? 她年轻吗? 抱着的是她的孩子吗? 她在哪里工作?她是搞科学技术的吗?是夜大学的新学员吗? 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吗?她为什么学德语学得这样起劲?她在追赶那失去了的时间吗?她做到了一分钟也不耽搁了吗? 她有机会见到德国朋友或者到德国去或者已经到德国去过了吗? 她是北京人还是本地人呢?她常常坐火车吗?有许多个问题想问啊。
“您听音乐吧。”她说，好像是在对他说。是的，三支歌曲以后，她没有揿键钮。在《第一株烟草花》后面，是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闷罐子车正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轻地摇摆着，熏熏地陶醉着，袅袅地前行着。
车到了岳之峰的家乡。小站，停车一分钟。响过了到站的铃，又立刻响起了发车的铃。岳之峰提着两个旅行包下了车，小站没有站台，闷罐子车又没有阶梯。每节车厢门口放着一个普通木梯，临时支上。岳之峰从这个简陋的木梯上终于下得地来，他长出了一口气。他向那位女同志道了再见，那位女同志也回答了他的再见。他有点依依不舍。他刚下车，还没等着验票出站，列车就开动了。他看到了闷罐子车的破烂寒碜的外表：有的地方已经掉了漆，灯光下显得白一块、花一块的。但是，下车以后他才注意到，火车头是蛮好的，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内燃机车绿而显蓝，瓦特时代毕竟没有内燃机车。内燃机车拖着一长列闷罐子车向前奔驶。天上升起了月亮。车站四周是薄薄的一层白雪。天与雪都泛着连成一片的青光。可以看到远处墓地上的黑黑的，永远长不大的松树。有一点风。他走在了坑坑洼洼的故乡土地上。他转过头，想再多看一眼那一节装有小鸟、五月、烟草花和约翰·施特劳斯的神妙的春之声的临时代用的闷罐子车。他好像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动人的歌。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
1980年
〔注〕 汉堡和下文中的斯图加特、慕尼黑、法兰克福均为德国城市。票车：铁路人员通常称客车为票车。约翰·施特劳斯：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被誉为“圆舞曲之王”。
王蒙《春之声》赏析
《春之声》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曾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它和作者同一时期发表的《蝴蝶》、《风筝飘带》等小说一起，在当时的文艺界和读者群中曾引起热烈的反响和讨论，不少人认为这些作品是作者顺应时代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勇于突破和创新的艺术成果。
长期以来，读者熟悉的小说多半有着完整或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主人公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在不同的环境中活动，和不同的人物来往。《春之声》却迥异于这类常见的小说样式，它的情节很简单，只不过是一位工程物理学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春节乘火车返乡，然而小说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的时间很长，跨越的空间很大，倘要正面、充分展开的话，恐怕连一部中篇小说都收不住。而《春之声》却小中见大，以少胜多，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此中关键何在?作者自己作出了回答：“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需要复杂化了的形式。我尝试着在作品中运用复线条，甚至是放射性的结构，而不拘泥于一条‘主线’。”(《我在寻找什么?》，《文艺报》1980年第10期)
我们如果把作者的“创作谈”和《春之声》相对照，可以作出如下的归纳和说明：作者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容纳人们“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有效地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意识流”手法，通过主人公的自由联想和心理活动，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运用“放射性的结构”，把笔触灵活地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
这里要指出的是，王蒙的小说不同于西方纯粹的“意识流”小说，后者常常完全否认人的理性和社会性，刻意渲染人物的孤独、神秘、绝望等下意识、幻觉、变态心理……以致读者读了不知所云。那么，为何说王蒙对“意识流”的借鉴是有益的、成功的，大大拓宽了小说创作的路子呢?作者在这方面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功的艺术经验?
首先，淡化情节不是完全不要情节，“放射”出去还得收回来，这就需要一个“支点”，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春之声》的“支点”和人物就是：在八十年代第一春乘坐“闷罐子车”返乡的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闷罐子车”本来是运货的，设备简陋，没有整齐的座位、明亮的窗子，谁乘坐都会感到苦恼和劳累，作者却偏偏让一位科学家上了车，这就大大增强了戏剧性。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岳之峰这个人物的巧妙“定位”：第一，岳之峰并不是见闻不广的普通人，他刚从外国考察了三个月回来，对国内外在科学技术上的反差有着强烈的感受;第二，他并不是每年年终按期返乡的职工，他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回乡了;第三，他并不是自己不愿回乡，而是有着难言的苦衷，他在一九五六年回过一次家，见到了土改时划为地主的父亲，结果是：“回家呆了四天，却检讨了二十二年!”如今总算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岳之峰得以自由地回乡和父亲聚首了，这怎能不令他感慨万千! 了解了以上这一切，我们读到岳之峰在摇晃着的“闷罐子车”里回忆和想象自己的童年，就会感到十分亲切：“闭上眼睛，熟睡在闪耀着阳光和树影的涟漪之上，不也是这样轻轻地、轻轻地摇晃着的吗?失却了的和没有失却的童年和故乡，责备我么?欢迎我么?母亲的坟墓和正在走向坟墓的父亲!”其中既有内疚——好久未回去见父亲了，理当受到“责备”;又觉得欣慰——这次好不容易挤出时间坐“闷罐子车”，也实在不容易，说不定还能受到家乡的“欢迎”!可惜去日苦多，母亲已死，父亲又正在“走向坟墓”……真是一言难尽!请看，岳之峰当时的表情有什么特点，他的父亲外貌如何，说话时的神态怎样，“文革”以来如何苦熬日子，又怎样想念儿子……这一切在一般的小说中都会细致地刻画出来，此处却都被作者省略了。但这一来作品会不会无法打动读者?不会，因为读者尽可进行“再创造”——根据主人公袒露的心迹设想他二十多年来复杂坎坷的经历及其父亲的不幸遭遇。下面岳之峰在“闷罐子车”里的种种感受和联想都不难照此类推，进行分析。总之，不管岳之峰怎样神驰魂飞，让想象“放射”开去，最后还是回到这辆实实在在的“闷罐子车”这个“支点”。这样，读者不但不会游离于人物之外，反而会不断深化对主人公的印象，进而通过自己的想象把作者没有正面写到的人物的经历和生活补充和丰满起来。
《春之声》最主要的创造是调动主人公的视觉和听觉，有时甚至还包括嗅觉和味觉，捕捉大量的五光十色的瞬间印象。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受到“左”的路线的干扰，不少作家热衷于编写人物的豪言壮语，而害怕触及人物的内心世界，更不要说表现复杂和零星的意识、模糊的印象和潜意识了。其实，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界的唯一通道是“感觉”，忽略了感觉的捕捉和描写就极大地削弱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而王蒙正是在利用各种“感觉”挖掘人物内心世界方面起了示范作用。《春之声》以自由联想串联起来的主人公的感觉、知觉、回忆、印象、独白等等成为作品的主体，虽然没有情节的大起大落、众多人物的公开亮相，但由于让读者窥见了隐藏在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秘密，所以能够拉近和主人公的距离，进而感到其人可亲可信。请看小说写到岳之峰倾听火车声音时的一连串感觉的变化：先是仿佛觉得天上下起了冰雹，又感到像是铁锤砸在铁砧上，忽而又想到一支流行歌曲《泉水叮咚响》，要是火车也叮咚叮咚响起来该有多好!从歌曲又想到广州人的凉棚被清风吹过，发出愉悦的“叮叮咚咚”的声音……当然，主人公明确意识到列车前进时发出的是噪音，并不清脆悦耳，但是，他又反问自己：“所有的噪音都是令人不快的吗?”人们爱听的京剧锣鼓不也有噪音吗?于是很快又得出了答案：“反正火车开动以后的铁轮声给人以鼓舞和希望。”接着一股暖流涌过岳之峰的心脏，在火车停下来的地方，“你所寻找的生活就在那里，母亲或者孩子，友人或者妻子，温热的澡盆或者丰盛的饮食正在那里等待着你。都是回家过年的，过春节，我们的古老的民族的最美好的节日”。有了这番浓郁的抒情还不够，作品又通过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运用杂文笔法，对以往不堪回首的历史作了犀利的反思：“谢天谢地，现在全国人民都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年了。再不会用‘革命化’的名义取消春节了。”请读者们注意：主人公其时的联想真可谓天马行空，变化多端，读者读后会不会因此而不得要领呢?不会，因为究其实，所有这许多联想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并非平白无故，自生自灭，它们都源于人物的听觉、视觉等，有着实实在在的依据和凭借，令人读后感到明白可信;二是它们都经历了一个从不清晰到逐渐清晰、从复杂到集中的微妙过程，拿上面所举的各种“听觉”的变化来说，结果就是让读者越来越感到主人公返乡的渴望正在喷薄欲出。
小说的自由联想还大量表现为生动强烈的对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对比，又闷又黑的“闷罐子车”和三个小时以前才乘过的宽敞、舒适的三叉戟飞机的对比，火车站广场上堆满的土特产和极“左”路线下严重缺乏日用品的对比，车中无“立锥之地”的拥挤、劳累和旅客“温暖的闲言碎语”的对比……这许多对比看似随心所欲，杂乱无章，其实它们既保留了生活的原汁原味，显得具体逼真，又曲折地展示了作者直面现实的胸襟和个性。作者很早参加革命，历经挫折和磨难，深知改革开放得来不易，现实生活中既不是漆黑一团，也并非光明无边，而总是新旧杂陈，优劣互见。小说结尾处写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响起来了，“闷罐子车正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轻地摇摆着，熏熏地陶醉着，袅袅地前行着”。是啊，“写了冬的痕迹，更写了春的声息”(《关于〈春之声〉的通信》，《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这就是这篇小说发人深省的主旨所在。
王蒙在“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前后他迎来了复出以后的第一个创作高峰，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作了全新的探索，他说自己“不仅对外国文学有所借鉴，而且对李商隐和李贺的诗，对侯宝林和马季的相声有所借鉴”(《我在寻找什么?》，《文艺报》1980年第10期)，这说明作者力求中西兼备，雅俗共取，学习和借鉴的路子很宽。《春之声》在这方面也有着明显的表现，如作者在描述岳之峰对家乡童年的回忆，对青年时期参加学生运动和到北海滑冰的追思，笔墨明快流畅，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气息。车厢中那个抱着孩子、听着录音机的妇女与众多乘客不同，为小说增添了不少亮色，小说用轻灵的笔调多次重复了那些动听的歌声，富于诗的韵味。作者对“象征”和“幽默”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象征”是多义的含蓄的，可以启发读者作多方面的联想，不像“比喻”是“为了说明一个意思而举一个例证”(《关于〈春之声〉的通信》，《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小说结尾写到岳之峰不仅看到了“闷罐子车的破烂寒碜的外表”，还深情地注意到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这里运用的正是意味深长的象征手法。顺便再说一句，上面提到那位听录音的妇女，所以动人不也离不开象征手法吗?王蒙的不少小说还具有鲜明的幽默风格，他说自己“尖酸刻薄后面我有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我在寻找什么?》)为了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王蒙常用的手法就是幽默，《春之声》在这方面虽不典型，但一有表现，即涉笔成趣，令人忍俊不禁，如小说写道：“靠得很近的蜡灯把黑白分明的光辉和阴影印制在女列车员的脸上。女列车员像是一尊全身的神像。”女列车员向旅客发表谈话，“她说得挺带劲，每吐出一个字就像拧紧了一个螺母。她有一种信心十足、指挥若定的气概，以小小的年纪，靠一支蜡烛的光亮，领导着一车的乌合之众”。把女列车员说成“神像”，可谓神圣之至，但这里并无崇拜之意，而是用幽默的笔法夸大了女列车员的责任感，别具一番风趣。“乌合之众”当然是贬义，也包括岳之峰自己在内，可是让车中的乘客去读这篇小说，谁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哪里会自轻自贱呢!又如小说写到岳之峰问别人车票为何打折，“没有人回答他。等待上车的人大多是一些忙碌得可以原谅的利己主义者”。这里“可以原谅”四字用得极妙，既表现了岳之峰无可奈何，也说明他宽容谅解的心态——谁叫他赶热闹乘坐这么拥挤不堪的火车呢!
毋须讳言，作为一篇带有探索性的小说，《春之声》也多少有些不足之处，如果作者在尽情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同时，能在适当的地方捎带描写一下人物的外貌、衣着、说话、行动等外在特点，岂非能收神形兼备之效，留给人们更深刻、更完备的印象?笔者提出这一点，谨供广大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