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节选)
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②，天命所钟也③，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④，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 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⑤，三代之所无也⑥; 二圣北狩之痛⑦，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⑧。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⑨，忠臣义士斥死南方⑩，而天下之气惰矣! 三十年之余(11)，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於东南(12)，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13)，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变(14)，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15)。独陛下奋不自顾，志於殄灭(16)，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17)。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18)，则人道遂为禽兽(19)，皇皇奔走(20)，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无所遇(21)，而发其志於 《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22)。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23)，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於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24)，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民心无常，惟惠之怀(25)”。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於小邦，而举兵以临齐、晋，如履无人之地，遂伯诸侯(26)。黄池之会(27)，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28)，不可以一举而遂灭; 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29)，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毬射雕者(30)，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 介胄鲜明(31)，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 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32)、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33)，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 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於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是固不知势者之论也(34)。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35)?
晋、楚之战於邲也(36)，栾书以为(37)： “楚自克庸以来(38)，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39)： ‘于! 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 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40)： ‘于! 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41)。’” 晋楚之弭兵於宋也(42)，子罕以为(43)： “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44)，圣人以兴(45)，乱人以废(46)。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47)。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48)。”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49)，犹有所谓 “四征不庭”(50)，“张皇六师”者(51)，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52)。况南北角立之时(53)，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雠，而置中国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 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
贬损乘舆(54)，却御正殿(55)，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56)，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 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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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57); 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於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 陛下愤王业之屈於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 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58)，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59)。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涖事; 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60); 胥吏坐行条令(61)，而百司逃责(62)，人才日以阘茸(63)。臣恐程文之士(64)，资格之官(65)，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於陛下也! 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於复故物乎(66)! 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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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杰之士而与之论今日之大计(67)。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68)，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69)。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70)，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71)，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 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 笃於仁爱，足以结民心; 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 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72)，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於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鉴赏】
陈亮一生是奔走呼号、力主抗金的一生。姜书阁《陈亮龙川词笺注序》称他“一生心心念念者，舍国家外无他事也”。陈亮也自谓“复仇自是平生志”，并且“男儿到死心如铁”，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与祖国的统一相联系，虽屡遭投降派打击陷害，几至于死，但浩浩正气、铮铮铁骨，志不可改，气不可夺，死而方休，死而不休! 发而为诗词文章，“上关国计，下系民生，以祖宗之业为不可弃置，子孙之守为不可偏安，其崇论宏议，备见于全集” (《陈亮集·附录三·姬肇燕序》)。梁启超也谓 “这类文学，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语句和生命是进合为一”。难怪著名爱国将领和爱国词人辛弃疾将陈亮引为知己，盛赞他乃一生为匡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卧龙诸葛”; 陈亮也自诩为 “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宋孝宗淳熙五年 (1178)，三十六岁仍一介布衣的陈亮向皇帝连上三书，反对和议苟安，力主抗金救国，真是胸口一喷、义薄云天，朝野为之“震动”，孝宗为之“赫然”，投降派“恶其直言无讳” (见《宋史·陈亮传》)。此为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宋史》全文收录，足见当时反响之巨。
前三自然段，陈亮从天地正气不可郁遏偏方，天命人心不可安坐久系的角度，总谓南宋政权偏安一隅，不念君父之仇，不愤故国之耻; 秦桧之流卖国通和，忠臣义士斥死南方; 孝宗即位，虽志在复国，无奈天下安然，群臣非议，隐忍苟安，以玩岁月。真是语语中的，针针见血，披肝沥胆，义正辞严。
四至八自然段，广引博证，以古鉴今，以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孔子“义不能以一朝安”，作《春秋》 “以惧乱臣贼子”，以及三代圣人“皆知天命人心为甚可畏”为例，鉴照南宋“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苟且偷安的政治时局。以春秋之末，吴、越称霸中原，“中国无人，孔子甚痛”为例，反鉴南宋通和以成上下苟安，徒使爱国之士弃之而报国无门，妄庸之人用之而祸国殃民。以东晋百年间，“南北未通和而人才多可用”为例，反鉴南宋执政者通和之论为“不知金人今昔之变”，畏敌如鼠，贻误复国之机，怠惰英雄之心。以战国时楚王 “戒惧”不怠，勤于治军; 子罕反对“弭兵”，力主抗战; 周成王“四征不庭”、周康王 “张皇六师” 为例，论证人心不可惰，兵威不可废，并反鉴南宋置中原于度外，与辽和亲，是“失策亦甚”，劝孝宗皇帝“明大义”而“与金绝”。在上述以古鉴今的基础上，陈亮进而直谏孝宗息 “狂妄之辞”，退 “懦庸之夫”，用“度外之士”，振天下之士气，动中原之民心，痛自克责，誓必复仇。
接下来陈国家立国之根本，开今日大有为之谋略，分析宋开国之初至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以及南渡以来的国策大计，直陈利弊、权衡得失，其中分析北宋重文轻武、高度集权的弊端及变法勤政、诛杀秦桧的主张，颇为直切中肯。虽然作者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颇有微词，但作者拳拳报国之心，富国强兵之愿，实足感人至深。
最后论天下形势之消长，决今日大有为之机，分析吴、蜀虽繁盛之地，然吏治人心习安脆弱，不足以北向以争中原。荆、襄虽荒落之邦，然地势形便，却可以争衡于天下，建议迁都建业，励精图治，抓住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其中颇见韬略方计。虽然谓吴、蜀秉天地偏气，且发泄无余，谓荆、襄秉偏气，然集五六百年而不泄，谓天道六十年一变，国事也六十年一变，属于唯心之论，但于当时，也可警醒国魂，鼓舞民心。段尾总结全书，再次自明志向方略，斥责庸人小儒，歌颂孝宗英明，望孝宗上对天命，下结民心，富国强兵，励志复仇。真是耿耿忠心，天人可鉴。
全文规模宏大，脉络贯通，引证博洽，议论古今，疏直激切，洋洋洒洒，难怪《宋史·陈亮传》谓其“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作者将议论、叙事、抒情结成一片，足以警示人心，震撼国魂，难怪“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 (《宋史·陈亮传》)。叶适所谓“学士争诵惟恐后”(《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宣其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