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还我缘缘堂》
二月九日天阴，居萍乡暇鸭塘萧祠已经二十多天了，这里四面是田，田外是山，人迹少到，静寂如太古。加之二十多天以来，天天阴雨，房间里四壁空虚，行物萧条，与儿相对枯坐，不啻囚徒。次女林先性最爱美，关心衣饰，闲坐时举起破碎的棉衣袖来给我看，说道： “爸爸，我的棉袍破得这么样了! 我想换一件骆驼绒袍子。可是它在东战场的家里——缘缘堂楼上的朝外橱里——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去拿得来，我们真苦，每人只有身上的一套衣裳! 可恶的日本鬼子!”我被她引起很深的同情，心中一番惆怅，继之以一番愤懑。她昨夜睡在我对面的床上，梦中笑了醒来。我问她有什么欢喜。她说她梦中回缘缘堂，看见堂中一切如旧，小皮箱里的明星照片一张也不少，欢喜之余，不觉笑了醒来，今天晨间我代她作了一首感伤的小诗：
儿家住近古钱塘，也有朱栏映粉墙。
三五良宵团聚乐，春秋佳日嬉游忙。
清平未识流离苦，生小偏遭破国殃。
昨夜客窗春梦好，不知身在水萍乡。
平生不曾作过诗，而且近来心中只有愤懑而没有感伤。这首诗是偶被环境逼出来的。我嫌恶此调，但来了也听其自然。
邻家的洪恩要我写对。借了一枝破大笔来。拿着笔，我便想起我家里的一抽斗湖笔，和写对专用的桌子。写好对，我本能伸手向后面的茶几上去取大印子，岂知后面并无茶几，更无印子，但见萧家祠堂前的许多木主①，蒙着灰尘站立在神祠里，我心中又起一阵愤懑。
晚上章桂从萍乡城里拿邮信回来，递给我一张明片，严肃地说：“新房子烧掉了!”我看那明片是二月四日上海裘梦痕寄发的。信片上有一段说“一月初上海新闻报载石门湾缘缘堂已全都焚毁，不知尊处已得悉否”; 下面又说： “近来报纸上常有误载，故此消息是否确凿不得而知。”此信传到，全家十人和三个同逃难来的亲戚，齐集在一个房间里聚讼起来，有的可惜橱里的许多衣服，有的可惜堂上新置的桌凳。一个女孩子说： 大风琴和打字机最舍不得。一个男孩子说： 秋千架和新买的金鸡牌脚踏车最肉痛。我妻独挂念她房中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磁器②。她说： 早知如此，悔不预先在秋千架旁的空地上掘一个地洞埋藏了，将来还可去发掘。正在惋惜，丙潮从旁劝慰道： “信片上写着 ‘是否确凿不得而知’，那么不见得一定烧掉的。”大约他看见我默默不语，猜度我正在伤心，所以这两句照着我说。我听了却在心中苦笑。他的好意我是感谢的。但他的猜度却完全错误了。我离家后一日在途中闻知石门湾失守，早把缘缘堂置之度外，随后陆续听到这地方四得四失，便想像它已变成一片焦土，正怀念着许多亲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更无余暇去怜惜自己的房屋了。况且，沿途看报某处阵亡数千人，某处被敌虐杀数百人，像我们全家逃出战区，比较起他们来已是万幸，身外之物又何足惜! 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决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丙潮以空言相慰，我感谢之余，略觉嫌恶。
然而黄昏酒醒，灯孤人静，我躺在床上时，也不免想起石门湾的缘缘堂来。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距今尚未满六岁。形式朴素，不事雕斫而高大轩敞。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 《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饮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睛，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 (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 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付之一炬，从此与我永诀了!
我曾和我的父亲永诀，曾和我的母亲永诀，也曾和我的姐弟及亲戚朋友们永诀，如今和房子永诀，实在值不得感伤悲哀。故当晚我躺在床里所想的不是和房子永诀的悲哀，却是毁屋的火的来源。吾乡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吃敌人炸弹十二枚，当场死三十二人，毁房屋数间。我家幸未死人，我屋幸未被毁。后于11月23日失守，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以至四进四出，那么焚毁我屋的火的来源不定： 是暴敌侵略的炮火呢，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呢?现在我不得而知。但也不外乎这两个来源。
于是我的思想达到了一个结论： 缘缘堂已被毁了。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我很甘心! 堂倘有知，一定也很甘心，料想它被毁时必然毫无恐怖之色和凄惨之声，应是蓦地参天，蓦地成空，让我神圣的抗战军安然通过，向前反攻的。倘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那我很不甘心，堂倘有知，一定更不甘心。料想它被焚时，一定发出喑呜叱咤之声： “我这里是圣迹所在，麟凤所居。尔等狗彘豺狼胆敢肆行焚毁! 亵渎之罪，不容于诛! 应着尔等赶速重建，还我旧观，再来伏法!”
无论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或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东战场，西战场，北战场，无数同胞因暴敌侵略所受的损失，大家先估计一下，将来我们一起同他算帐!
1938年
【鉴赏】
“缘缘堂”是作者于1926年在上海江湾永义里给自己所租房屋的命名。当时他同弘一法师 (李叔同) 一起，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文字，揉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两次拈阄都是“缘” 字，故称“缘缘堂”。后来，他继承母亲遗愿，于1933年春在故里嘉兴石门湾建造了一座三楹高楼，亦名 “缘缘堂”，并请马一浮先生题写了堂额。缘缘堂建筑在富有诗意而得天独厚的环境中，作者对它的风格款式特别钟爱： “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适合我的胸怀，可以涵养孩子们的好真、乐善、爱美的天性”，“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拿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石季伦即石崇，西晋时富翁。作者在“缘缘堂”里安居五载，醉心于书画艺术和抚育子女。1937年秋冬，日本强盗对上海、杭州、嘉兴一带实行灭绝人性的大轰炸。11月，作者满怀悲愤，不得不携全家老幼十一口告别故土，告别 “缘缘堂” 向西仓皇流亡。1938年春，他在流亡途中闻石门湾失守，“缘缘堂”遭日寇焚毁，他愤懑之极，提笔写下《还我缘缘堂》，控诉了日寇的侵华罪行，表达他对家乡对故土沦丧的切肤之痛。
文章以家常絮语起笔，勾画了作者全家在流亡途中的凄苦以及听到 “缘缘堂”被毁的消息时，他们为之悼惜的情景： 爱女林先于睡梦中回到缘缘堂而笑醒，她身着破衣烂衫，而思恋缘缘堂家中衣物的存放处; 有的孩子怀念大风琴和打字机，有的则思念秋千架和脚踏车; 其妻“独挂念她房中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磁器”。作者此时却“无余暇去怜惜自己的房屋”，而是“念着许多亲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想着中国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遭日寇残杀，许多抗敌将士阵亡。他觉得逃出战区实是万幸。作者“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而为国土破碎、民众遭屠戮而悲叹，体现了他已置个人家财、生死于度外，并将以“破釜沉舟，断绝后路”的决心，用他那“五寸不烂之笔”去对抗暴敌，为拯救民族的生存而“一心向前，勇猛精进”。这是爱国者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怒吼! 接着，作者以沉痛的心情道出他对“缘缘堂” 的思恋。当“灯孤人静”，躺在床上时，不免又想起“缘缘堂”建造的年代、风格、布局、室内陈设来，饱含着他对 “缘缘堂”的深厚情谊，体现了他为人为艺的率真、开朗的品格。他将“缘缘堂” 的被毁与“曾和我的父亲永诀，曾和我的母亲永诀，也曾和我的姐弟及亲戚朋友们永诀”并论，心痛欲裂! 作者想得更多的是“缘缘堂”遭毁的炮火： “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我很甘心!”它“必然毫无恐怖之色和凄惨之声，应是蓦地参天，蓦地成空，让我神圣的抗战军安然通过，向前反攻”; “倘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那我很不甘心”，它“一定发出暗呜叱咤之声”。“缘缘堂”遭毁的不同英姿，充分坦露了作者爱憎鲜明的炽烈情感，对我军英勇抗战的热情赞颂，对日寇侵略暴行的愤怒斥责! 最后，作者满腔愤怒地指出： “无论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或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
全文笔调清朴自然，行文中虽无悲痛伤感之语，但字字句句都充溢着滚烫的泪。他的恨、愤、怒，缓缓地从腔内、从字里行间蹦出，极深沉地透露出他对国家，对民族的爱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