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抗战周年随笔》
去年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不到半个月，中央当局就有明白严正的表示。但是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中央当局还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不免使人有“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之感。其时我怅惘得很，按《鹧鸪天》调子写了一首词。
不定阴晴落叶飞，小红花自媚疏篱。颇惊宿鸟依枝久，亦讶行云出岫迟。吟止酒，写新词，寻消问息费然疑。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
“宿鸟”指飞机。集款购机，近几年来是一件大事，北方已经打得这么厉害，而飞机还不出动，不免惊诧那些 “鸟” “宿”在枝上睡得那么沉酣。“行云”指对付敌寇的具体计划，从报纸上看，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今天硬一点儿，明天又软一点儿，为什么那“行云” 还不 “出岫” 呢? 直到八月十三日的下午，买到地方报纸的号外，说上海我军已经和寇军开战了。第二天又听到我空军初次出动，大获胜利的消息。我的怅惘这才完全消散，我不再“惊”“讶”了，我们的“鸟”原来是“一飞冲天”的大鹏，我们的“行云”原来是“天地为之变色”的势力。
九月三日的夜间，吴大琨君来访。他在上海做救护难民的工作，这一次回苏州就为护送难民回籍。他告诉我关于伤兵的故事，又告诉我难民的一般情况。我把他的话写了两首词，调子是《卜算子》。
“莫致慰劳辞，谁耐闲消遣! 快与咱家去弹丸，心急回前线!” “留臂创难治，去臂魂先断，岂似新丰折臂翁，独臂争重战?”
齐视死和生，哪问恩和怨? 荡析伤夷任惨凄，独颂今回战。紧紧咬牙根，炯炯睁双眼。身份无分共一舟，民质从今变。
第一首记的是两个伤兵的话。 噜噜的慰劳话， 听起来有点儿讨厌，爽直的伤兵就说： “不用慰劳吧! 快给我去掉中在身上的子弹，我还要回前线去呢!”第二个伤兵可真惨，他不单是身上受了伤，连精神也受了伤了。要把那条臂留着，创口难以医治，如果去掉那条臂，单剩一条臂，怎么能再上前线呢?这种精神上的创伤比身体上的创伤更为难受。“新丰折臂翁”是我加进去的，伤兵当然不会知道白乐天有过这么一首乐府，写一个厌战而损伤自己肢体的懦夫。我用这个典故，不过表明 “我岂是个怕打仗的懦夫” 的意思罢了。第二首里的“独颂今回战”和“民质从今变”两句，现在想来，可以说是对一年来我们同胞的总题语。一年来我跑了几千里路，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中间有的叹息事业的衰败，有的痛哭亲属的死伤，有的离开了故乡，身无立锥之地，有的倒空了钱袋，更无买饭的钱，但是没有一个怨恨这回抗战的，没有，绝对没有，大家只是更炽热地燃烧着对于敌寇的仇恨，更固执地抱持着抗战到底的意志。这是个最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所谓“民质从今变”。
九月二十一日，我全家离开苏州。我在苏州住的是新造的四间小屋，讲究虽然说不上，但是还清爽，屋前种着十几棵树木，四时不断地有花叶可玩。
那天走出家屋，几时再回来是未可预料的，也许回来时屋已被炸被烧了，可是当时我自己省察，并没有什么依恋爱惜之感。我以为抗战要本钱，本钱就是各个人的牺牲。具有积极意义的牺牲就是所谓“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仅有消极意义的牺牲就是不惜放弃所有，甘愿与全国同胞共同忍受当前的艰苦。积极意义的牺牲，价值当然极大，但是消极意义的牺牲也并非无关紧要。一个人当情势危迫，不得不放弃所有的时候，假如想不通，看不破，硬是不肯放弃所有，那么汉奸心理就像病菌似的侵入他的灵魂了。所以能够作消极的牺牲，也算在抗战这一桩大事业上出了一份本钱，是心安理得的事。两个月前，丰子恺先生抄给我看他写的一首诗①，那诗是答复友人作了诗来吊他的已毁的缘缘堂的②。
寇至予当去，非从屈贾趋③。欲行焦土策④，岂惜故园
芜?白骨齐山岳，朱殷染版图⑤。老夫家亦毁，惭赧庶几无。
丰先生所说的 “惭赧庶几无”，大概正是我所说的作了消极意义的牺牲的意思。不过我在苏州的家屋至今没有毁。我并不因为它没有毁而感到欣喜。我希望它被我们的游击队的枪弹打得七穿八洞，我希望它被我们正规军队的大炮轰得尸骨无存，我甚至希望它被逃命无从的寇军烧得干干净净。
去年 “八一三” 以后，苏州地方也闹过某人某人是汉奸的风说。当时我也暗自揣想，万一上海方面我军失利，寇军到了崑山，某某等人会冒用全体苏州人的名义，到崑山去欢迎他们，希望他们不要糟蹋苏州吧。后来苏州失陷了，从报上看到所谓维持会中人物的姓名，居然有两三个是我预料到的。这批人大都有田，有钱，有玩好，有享用，临到危难，不肯放弃所有，就傀儡登场当汉奸了。顾颉刚先生曾经写信给我⑥，说到苏州的汉奸道： “维持会中，某姓甚多，亦见故家大族之鲜克由礼也。”故家大族为什么会这样不争气?就在乎他们有“所有”，把“所有” 看得太重了，“所有” 之外的一切当然都丢在脑后了。这批汉奸有一件事，使人听了非常难受，觉得啼笑皆非。他们为了逢迎寇军，在张贴的通告上写上 “昭和”⑦的年号，寇军却假仁假义说： “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事，照旧用中华民国好了。”他们听了哪敢照旧用，结果有一个聪明的汉奸想出了改用西历纪元的办法，据说一直用到如今了。就在这件简单的事上，汉奸心理充分表现出来了。这批人若不消灭净尽，我真耻为苏州人。去冬从宜昌来重庆，在江轮上写一首诗道：
故乡且付梦魂间，不扫妖氛誓不还。
偶与同舟作豪语，全家来看蜀中山。
我爱故乡，我切盼回到扫尽了“妖氛”的故乡。
刊《抗战文艺》31卷12期(1938年7月9日)，1981年10月27日修改。
【鉴赏】
这是作者为纪念抗战周年而作的。作者记叙了一年来亲身经历的四件事，虽然是日常琐事，从中却能窥见作者的思想与品格。
第一件是对所作《鹧鸪天》词的说明。北平天津失陷后，久不见中央当局的行动，这叫作者“怅惘得很”，故提笔作了 《鹧鸪天》。这首词既指责了中央当局，又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绪，还表达了作者的抗战意志： “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
第二件是伤兵的故事及《卜算子》词。这里以两名伤兵的话来反映了当时的民心。正如作者所说，他一年来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有的叹息事业的衰败，有的痛哭亲属的死伤，有的离乡背井身无立锥之地，有的倒空钱袋无买饭钱，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怨恨这回的抗战，而是更炽热地燃烧着对于敌寇的仇恨，更固执地抱持着抗战到底的意志。这就说明，大敌当前，国家民族面临危急之时，国人的是非是清楚的，凝聚力是强的，这是十分可贵的，是抗战必胜的保证。
第三件是作者的出走故乡和丰子恺先生的五律诗。作者认为，抗战要本钱，本钱就是各个人的牺牲。牺牲有积极与消极两种。不能积极牺牲，至少也应能消极牺牲，即 “不惜放弃所有，甘愿与全国同胞共同忍受当前的艰苦”，不然，汉奸心理就会像病菌一样侵入你的灵魂去。所以，“能够作消极的牺牲，也算在抗战这一桩大事业上出了一份本钱，是心安理得的事”。作者引证丰子恺先生的五律，来说明丰子恺先生对于他的 “家”被“毁”而“惭赧庶几无”，正是这种消极牺牲的表现。作者不顾苏州的 “新家” 而走，也是在为抗战作牺牲。
第四件是苏州的汉奸和作者的七绝。作者说，连消极牺牲都不愿的人，必然当汉奸。因为他们 “大都有田，有钱，有玩好，有享用，临到危难，不肯放弃所有，就傀儡登场当汉奸了”。汉奸是抗战的大敌，作者说： “这批人若不消灭净尽，我真耻为苏州人。”他因此作诗说，他虽然热爱苏州故乡，但他“不扫妖氛誓不还”，这就表明，他与汉奸是不共戴天的。因为汉奸的存在是有害抗战的，是危害国家民族的。
从上可见，作者一年来亲身经历的四件事，都是与抗战密切相关的，作者通过这些事的记叙，既热情赞扬了有血性的中国人敢于牺牲的抗战精神，也愤怒地谴责了卖国汉奸的苟安偷生的无耻，充分表现了作者作为一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面临危难之时所应有的高贵品格。
从艺术表达方面来看，这篇随笔至少有三点值得称道： 第一，诗与文有机结合，增强了文章的情趣。作者在此文中所记叙的四件事，每件事都有诗有文，或以诗领文，或以文说诗，诗与文相互配合，不仅提高了文章的表现力，还使文章格外生色。第二，正反对衬，相得益彰。作者在文中所记的前三件事，都是赞颂抗战的，是正; 最后记叙的一件事，是指斥汉奸的，是反。“正” 与“反”形成对衬，既突出了爱国同胞的抗战精神，又谴责了卖国汉奸的无耻行径，收到了良好的效应。第三，语言朴实而富有表现力。作者行文好像拉家常似的娓娓道来，不追求语言的华彩，不堆砌辞藻，语言平平实实，生动而亲切，既有文采，又十分自然、朴实、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