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而水声也是不断的哗啦哗啦在耳边响，微微的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和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和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和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谁还有幽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也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与的创伤，毫不动摇的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对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于是我写着，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有沙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我决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呵!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苦苦的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的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到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社会有关系，因为这社会，我更不能忘怀于一切了。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的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那时候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的住一时期之后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较适于幽美平静。延安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原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从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呵!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那边，或者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份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拘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连仇敌也在内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有的伟大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份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Q”曾被那批御用的文人歪曲的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于幸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在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更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胧的月亮浮在西边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的躺到床上。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赏析
《风雨中忆萧红》是一篇悼念文章，写于萧红在香港去世三个月之后。丁玲怀着痛惜之情追忆自己与萧红的一段短暂的交往。
丁玲与萧红相识于抗战烽火四起的1938年春天。这是两位活跃在三十年代文坛女作家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当时丁玲率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前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与前来投奔民族革命大学的萧红在临汾相遇。不久，因日军逼近临汾，原先和萧红同行的萧军随民族革命大学撤往乡宁，而萧红却与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随同丁玲的西战团去西安。后来，萧军奔赴延安，遇到回延安办事的丁玲和聂绀弩，又随丁玲他们到了西安。在西安，两萧决定分手，因萧军要去延安，于是萧红与端木蕻良结伴回武汉;两萧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在丁玲的回忆里没有具体描述她和萧红交谈的内容，也未曾提及两萧之间那段不愉快的离异，或许这些都是丁玲有意而为之。然而，字里行间流淌着的感情却是真诚的、深沉的。对于萧红的处世为人、对于她的悄然离世，丁玲无法压抑自己的万千感情：她为萧红的坦然直率而惊讶不已，“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她为能有萧红这样一位女友而感到欣慰，“因为我们实在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她为自己不能劝说萧红去延安从事个人写作而后悔不及，因为延安“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许会使她更健康些”;她又为萧红的惨死而感到无言的寂寞，因而联想到在中国有才智有气节、能够耐苦而又不依赖于别的力量从事独立写作的女性是如此寥寥……
通览全文，我们不难发现风雨中丁玲不仅仅忆的是萧红，而且更多的是在抒说自己的感慨。或者说，因萧红的不幸身死诱发了丁玲内心复杂情感;或者说，丁玲是借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风雨中忆萧红》充溢着丁玲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情绪，令人琢磨不透。解读此文，须联系其写作背景。这篇散文写于1942年4月25日，距即将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不到一个月。此前，丁玲因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自己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而受到批判，便回到文协。而国民党特务机关乘机把丁玲和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小册子，四处散发，造谣惑众。可想而知，当丁玲撰写《风雨中忆萧红》时，她的内心承受的压力是何等巨大!
《风雨中忆萧红》写得跌宕起伏、情真意切，字字句句叩击着读者的心弦。文章从四月的延安像江南一样下起细雨开始入笔，描写自己烦闷焦躁的心绪，不堪忍受细雨没完没了的折磨，而宁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作者设问自答，“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
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痛感到连寂寞的宁静都没有的阴霾，作者的心在阵阵抽泣，她的思绪沸扬，飞向死去的或正在受着难的天涯故人。
她想到雪峰是她的知友中最没有自己的人;她想到秋白“政治家——文学家”二重生活使他面对死亡不能免于申诉;她想到萧红真诚少世故却遗憾能彼此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太少。
丁玲还想起了死。但她从故人的死，醒悟到死对人对己都是莫大的损失。因为在这世界上还存着戮尸遗法。即使是未死的胡风还被人说是汉奸，更不必说已死者，它无须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鲁迅的《阿Q正传》被人歪曲，萧红的《生死场》也难逃厄运。
轰轰烈烈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去，而现在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孑身困顿在窑洞的丁玲此时此刻，是多么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地存在着。丁玲的情绪从悲哀沮丧中走出，她相信，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然而这阿底拉斯的力又来自于何方呢?丁玲惟有寄语死去的和未来的朋友们，以聊表自慰：“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中忆萧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它使我们读到了一个真实的“自我”，读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它留给读者是更多的感慨与回味：生活原来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