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当我们看到年逾半百的男子，衣着简朴，谈吐自如，神情自若，也许我们会不由自主感到钦佩，称上一句成熟。
成熟是什么？
余秋雨将之比喻为一种光辉、一种高度，比起“成熟”本身，它所涵盖的意味更广，已经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也有很多人将其与年龄挂钩，认为年长即是成熟。
是，岁月的磨砺给人带来的改变诸多。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年龄并不代表成熟——甚至人际关系上的成功，也不能代表。
若将年龄冠于国家，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泱泱中华是否成熟？
居于高位，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可谓之成熟？
朝贡贸易，天朝大国，万国皆夷，可谓之成熟？
当年固步自封的“天朝上国”和被炮火叩开的国门，一纸纸条约，那段被写入中学课本的屈辱历史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摆脱不去的沉重碑铭——那算是成熟吗？
成熟是一个过程，是一种回首过去时使用的相对概念，而非可以定义于结尾或者阶段的词语。
看看现时，想起六年前的那场大地震，那之后所有的抗震救灾的行动，都让机械冰冷的钢筋水泥映出了无所不在的人情温暖，也让我们忽然发现，这种热血和温暖也许始终铭刻在我们的骨血之中，由本源而来的联系一直都在，只是隐没在了碌碌的日常之中。
是什么将祖国从劫难中带往山河富庶？又是什么引着她一步步走向成熟？
有位哲学家曾说，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与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这便是原始的花岗石，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那是一个底层，让以后的时代把新的岩层铺上去。
而这个国家的灵魂和花岗石——并非成熟。没有谁生来便是成熟，贞观开元不是成熟，康乾盛世也不是成熟，真正的“成熟”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之危那日才刚刚开始。
当国土寸寸沦陷，四万万同胞即将沦落为奴，再无人记得伍子胥“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的毒誓，无人记得陶渊明“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清高。震耳炮声之下，就如同从天上迷梦忽然一瞬回到现实人间，却看到满目疮痍，仙草兰佩、隐世不问，也不再是文人所期冀的境地。
国难当前，那些在硝烟中颠沛流离的爱国志士，那些用鲜血描出前路的先驱者，那些握着一笔一纸企图打开国人心门的读书人，那些炮声枪声依旧无法遮盖的铮铮铁骨的呐喊声。一次次跌倒便一次次站起，每一次失败都推动了一小步的前行。倘若一挫即败，倘若至死不醒，今日的中国就不会存在，这便是这五千年民族的花岗石，引领大国愈见成熟的前提条件——炎黄子孙这个名号下所承载的经久不衰的中华气节，和在看到之前，永远无法想象出的、一个民族的韧性。
成熟可以是被逼至绝路浴火之后的痛苦蜕变，而在那之前，隐而不发，这其实也是一种成熟。只可惜现在看来，若要以此来形容明清盛世，更像是幼稚的借口。
也许是成熟得太晚——五千年，成而未熟。
成熟也并非一定需要绝地重生的激烈，和从长眠中惊醒、从溃败中挺起腰腹的悲壮，它也可以是一种不张扬的温润。从个人而言，既已有“心远地自偏”的淡然之说，就不能否认一个人同样也可以通过提升自我修养而变得“成熟”。
这是国家。
我始终以为，一个国家，或是群体，何以保持长久的态势——显然是个体。若浮躁成为时代的主流，那种瞬间涌现的力量也许只能沦为昙花一现。
在当下也不乏自以为成熟的人，他们声声控诉“是时代的错”，“是体制的问题”，这样的东西可能确有它存在的意义，但单纯的抱怨改变不了什么——不能用分数来评定学生，不能用GDP来衡量国家水平，年复一年的老调重弹，却只是坐在太阳底下无所事事地望着天空，念念有词，口耳都被自己磨出茧来；又或者痛心疾首，斥责过去的幼稚，跪在地上乞求再来一次的机会，却没有勇气去展望未来。这是成熟吗，看到了这样那般的弊端，自诩鹤立鸡群，这是成熟吗？——不是。
为人如何恰到好处，对于逆境如何直面而上，独处时内心充实，哄闹时心静如水。也许会由时间将人的棱角冲刷圆润，而在流水之后，他们所沉淀下来的经验和真性情就变成了宝贵的东西，那也许就是成熟的格调，它就在那里，却始终不断成长，随着日月推移，随着它外部的挤压和内在的改变而愈加温润动人。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颜色，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在当下喧闹的人流中，不妨去做一株低头的稻穗，体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心境。而这样的人生境界，或许也就正如同余秋雨先生所说的“成熟”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