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已能得到结论，即我们在艺术作品面前无丝毫自一由，我们不能随一心一所一欲地进行创作。然而，鉴于它先我们而存在，还 因为它既是必须的又是隐蔽的，所以我们得去发现它，就象为发现一条自然法则那样去做。然而，艺术能够使我们做到的这个发现，实际上不正是对我们最应珍贵的东西的发现吗？这种东西在通常情况下是我们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我们真正的生活，如我们已感觉到了那样的现实，它同我们所以为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当一次巧合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回忆时，我们心里会充满如此巨大的幸福感。即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艺术的虚假使我对以上看法深信不疑，要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养成一习一惯，总一爱一给自己所感觉到东西一个如此不达意的一习一语，并且时隔不久还 把这个一习一语即当作现实本身的话，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艺术还 不会是那么谎话连篇。我感到自己大可不必拘泥于曾有一时使我心烦意乱的各种文学理论——尤其是在德雷福斯案件那段时期的评论界得到发展、战争期间卷土重来、主张“使艺术家走出象牙塔”、论述既非无意义又不多愁善感的主题的那些理论，它们要艺术家描绘宏大的工人运动，并且，在缺少人群的情况下，至少别去写那些毫无可取之处的一浪一子（布洛克说：“说实话，描写那些废物的作品引不大起我的兴趣”），而要写崇高的知识分子，或者英雄。况且，即在就这些理论的逻辑内涵进行探讨之前，我就已经觉得能在它们的拥护者身上找到说明它们低劣的证据，就象一个确实有良好教养的孩子被派去一家人家做客吃午饭，听到那家人家的人说：“我们毫不隐讳，我们心直口快”时觉得这种思想品德实在不如什么都不说才是不折不扣的德行。真正的艺术用不着那么多的声明，它在默默中完成。再者，这些理论的倡导者运用完全现成的一习一熟语，特象他们所贬斥的低能儿使用的一习一熟语。而且也许，从美学类型进行估计还 不如从言语优劣去判断智力和一精一神的成就达到了什么程度为好。可是理论家们却相反地认为大可不必为这种言语的优劣而费心①，那些赞赏理论家的人们则轻松地认为言语的优劣并不能说明作品具有重大的智力价值，为了鉴别真伪，他们需要看到这种价值被直接地表示出来，他们并不从形象的美进行归纳，撰写智力作品对作家的诱一惑力便明显地来自于此。不堪粗俗。一部写有理论条条的作品就象一件保留着标价牌的物品。每当我们没有力量强制自己使某个印象通过最终导向它的固定和表现的各个连续状态的时候，我们便进行推理，也就是思维的游弋。我现在明白了，需要表现的现实并不存在于主体的外表，而在于与这个外表关系不大的一定深度，就如那汤匙碰击在碟子上的声音、餐巾浆硬的触感所象征的，对我一精一神上的更新而言，它们比那么多次的人道主义、一爱一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交一谈还 要珍贵。当时我听到有人说：“不再要文笔，不再要文学，要生活！可以想象，自大战以来，就连诺布瓦先生反对“笛子演奏者”那样简单的论说都得以东山再起、如此兴旺发达，因为，所有缺乏艺术感，也就是不知道服从内心现实的人都可以具有对艺术没完没了地进行推理的能力。而且，只要他们稍稍沾点外一交一官或金融家的边，介入了现时的“实际”，他们便乐于认为文学是一种将逐渐趋于淘汰的一精一神游戏。有的人希望小说是事物的一种电一影式的展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再也没有比这样的电一影式的视界更会离我们所感知的现实而远去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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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研究一性一格法则也一样，用严肃的或者毫无价值的主题都能够进行，就象解剖实验室助手在低能儿的一尸一体或天才一尸一体上都能研究解剖规律、重大的一精一神区别，——作者注。
正好，由于我在走进这个书房的时候，想起龚古尔兄弟说过的，这个书房里有一些一精一美的初版图书，我想正可趁被关在这里的时候可以趁机一饱眼福。我一边继续自己的思索，一边把那些珍本一一一抽一出来，其实并不太注意它们，就在我漫不经心地打开其中一本：乔治·桑的《弃儿弗朗沙》的时候，我颇不痛快地产生仿佛受到某种与我当前的种种想法太不和谐的印象打击的感觉，直至我激动得都快泪水涟涟地意识到这个印象与那些想法何其合拍。就象在灵堂里，正当殡仪工准备搬走灵柩，曾为国效力的死者的儿子在和鱼贯而行的最后几位朋友握手，窗下突然响起铜管乐，他感到愤慨，以为这是有人在嘲弄他的哀恸；然而他尚能自制，直至弄明白自己听到的是一个一团一队的军乐，他们前来吊唁，向他父亲的遗体告别，这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刚才意识到在德·盖尔芒特亲王的书房里看到那本书的书名时所感受到的痛苦的印象和我当前的想法是那么协调一致，其过程就是这样。这个书名使我想到文学确实给予我们这个我在它身上再也找不到了的神秘世界。而这还 不是一部十分了不起的杰作，这是《弃儿弗朗沙》。可是这个名字，就象盖尔芒特家庭的姓氏，对我说来不同于我自那以来所结识的那些姓名。一妈一妈一给我念过乔治·桑的这部作品，《弃儿弗朗沙》这个书名唤醒了我回忆，使我记起这部书的主题中我当时觉得不可解释的内容（就象盖尔芒特家族这个姓氏，当我好久没见到盖尔芒特一家的时候，它对我说来会蕴含一着那么多封建主义的内容那样，《弃儿弗朗沙》这个书名蕴含一着那部小说的实质），这个回忆一时间取代了对乔治·桑的那些贝里小说的极其普通的看法。在一次晚餐中，当这种想法始终浮于表面的时候，我无疑还 能谈到《弃儿弗朗沙》和盖尔芒特家庭，尽管他们谁都不是贡布雷人。可当我一人独处，象现在这样的时候，我潜入的便是更深的地方了。当时，想到我在社一交一界结识的某某女士是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么一位神灯人物的表姊妹时我会觉得不可理解，同样，想把我读过的那些最美的图书与那部不同凡响的《弃儿弗朗沙》说成不相上下——我不说它们写得更好，尽管实际上他们是更好些——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很久很久前留下的印象，其中亲切地掺和着童年和家庭的回忆，我竟没有立即意识到。初时我还 恼怒地寻思是哪个外人跑来伤害我。那个外人正是我自己，是那部小说刚在我心中唤一起的孩童时代的我，因为在我这一生中，它只认识那个孩童的我，它当即叫唤的正是那个孩童，因为它只愿为他的目所睹，为他的心所一爱一，它只愿对他说话。所以，母亲在贡布雷几乎通宵达旦给我诵读的这部小说为我保留着那个夜晚的全部魅力。当然，乔治·桑的“笔”，用老一爱一说书是用“警人之笔”写成的布里肖的话来说，她的“笔”在我看来绝非如母亲以前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一支神笔，母亲的文学情趣后来也随我而产生了潜移默化。然而，那却是我无意中使之带上电流的笔，就象中学生闹着玩儿常做的那样，而现在，贡布雷的那些鸡一毛一蒜皮的小事儿，我很久以来已不再注意到的数不清的小事全都轻轻松松地自己跳将出来，一件件一桩桩首尾相接没完没了地连成一气，吊在磁化的笔尖上，还 带着回忆的颤栗。
某些喜一爱一神秘的人愿意相信在各种物品上保留着观望过它们的目光中的什么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纪念碑和图画无不戴着情感的帷幕，这是几个世纪中无数崇拜者用一爱一和瞻仰的目光织成的。如果他们把这个奇谈怪想搬移到各人唯一现实的范畴、自身感觉的范畴中去的话，那它就会变成真实的了。是的，在这个方面，也只有在这个方面（然而它大得多），一件我们从前观望过的东西，如果我们再次看到它，会把我们从前注视过它的目光连同当时把它装得满满的所有形象送还 我们。那是因为事物——一部红封面的书或别的任何东西——即在我们看到它们的时候就变成某种非物质的东西留在我们心中，与这一时期我们各种各样的挂虑或感觉一性一质相同，并与它们不可离析地掺杂在一起。从前在一部书里读到的某个名字，在它的音节间包藏着我们阅读这部书的时候刮过的疾风和灿灿的一陽一光，以至满足于“描写事物”、满足于只是可怜巴巴地给一些事物的线条和外表作些记录的文学，虽则自称为现实主义，却离现实最远，它最能使我们变得贫乏、可悲，因为它突兀切断现时的我与过去、未来的一切联系，而过去的事物保持有本质，未来，它们又将促使我们去重新品味这种本质。正是这种本质才是配称作艺术的艺术所应该表现的内容，而且，如果它表现失败，我们还 能从它的虚弱无能中引出教训（在现实主义的成就中却丝毫都汲取不到），须知这个本质部分地是主观的和不可言传的。
更有甚者，我们在某个时期看到的一样东西，读过的一本书并不永远只和我们周围的事物相结合，它还 同当时的那个我们忠实地相结合，只有通过感觉，通过当时的那个我们，它才可能被再度回顾；假如在书房里我重又拿起，哪怕只是想这么做，拿起《弃儿弗朗沙》，在我心里立即便会有一个孩子站出来，取代我的位置，只有他才有权读出这部书的书名：《弃儿弗朗沙》，他还 象当年那样读出这个书名，同样带着当年花园里的天气留下的影响，带着他当时对各地情况和生活的遐思梦想，带着对明天的焦虑不安。要是我见到的是另一时期的另一事物，挺身而出的又会是一名年轻人。而今天的我只剩下一片被废弃的彩石场，它以为自己蕴藏的全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单调无奇，然而，每一个回忆都象一名希腊雕塑家，从这片采石场采出无数雕塑象。我之所以说我们重又见到的每样东西，是因为书籍在此所起的作用与那些东西是一样的：书脊散开的方式，纸张的纹理与书中的语句本身一样，能保留下同样强烈的回忆，象我当时想象威尼斯和想去威尼斯的愿望一样强烈。甚至更为强烈，因为有时语句会造成约束，它们就象某人的那些照片，望着那些照片还 不如只靠思念能把他回忆得更清楚。当然，对我童年时代的许多书是如此，唉，即对贝戈特此人的某些书也是如此，有时，夜晚我感到疲倦，于是我拿起它们，然而那无非就如我去搭乘火车，借变换的景色和呼吸往日的空气求得休憩。可有时，这种难得的浮现会因为某部书阅读时间的延续反而遭受障碍。贝戈特有一部书就使我出现过这种情况（在亲王书房里的那部书上还 写有一段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题铭）。有一年，一个冬日，我没办法去看望希尔贝特，那天我读了这部书，可这次，我怎么也找不到那些我特别喜一爱一的句子。有些词看似相识，似乎就是那些句子，可那是不可能的。它们过去使我领略到的美在哪儿？我读这本书的那天覆盖着的香榭丽舍的皑皑白雪还 是那么厚厚地没有化掉，旧景依然历历在目。
正因为这个缘故，倘若我想当一个象德·盖尔芒特亲王那样的珍本收藏家的话，我一定会以特殊的方式行一事，但也不会忽略属图书簿籍本身价值的那种独立无羁的美，对业余藏书家来说，这种美来源于对书籍所经过的那些书房的了解，产生于知晓这本书是哪位君王在哪样的时机下赏赐给哪位名人的。这种可以说是书籍的历史的美对我说来也不会失落。但是，我更愿它是我自身生命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不只是作为一般的猎奇者去释出这种美。我一般不会把这种美连结在具体某个版本上，而是象这部《弃儿弗朗沙》，连结在作品上，在我第一次读得废寝忘食的作品上，在贡布雷我的小房间里，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恬适、最忧伤的夜晚，唉！（那时，我觉得神秘莫测的盖尔芒特一家实在难以接近）那晚，我第一次使我父母弃权让位，从他们的这次让位，我能标出我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我的意志力开始削弱的日期，我一日益失去完成艰巨使命的信念。今天，恰恰是在盖尔芒特家的书房，在这最晴朗和美的日子里，我重又见到这部作品，从而不仅使我以往摸索中的思想豁见光明，还 照亮了我生活的目标，也许还 是艺术的目标。况且，就这一册册书的本身而言，在目前使用的意义上，我还 是能对它们发生兴趣的。我觉得作品的第一版比其它各版珍贵，可我更愿把第一版理解为我第一次读到的版本。我会去寻觅初版本，我所指的是这部作品给我留下最原始印象的版本。在小说方面，我会去寻觅旧时的装帧，我刚开始阅读小说时的那种装帧的版本，它们多少次听到过爸爸对我说：“别歪着身一子。”就象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时她穿的裙子，它们将帮助我找回我当年的一爱一，找回美，被我在上面重叠起那么多使我愈来愈不喜欢的形象的美，以找回最初的美，我已不是当年看到它时的那个我了，如果我要召唤我当初认识的那件事物，我就应让位给当初的那个我，因为今天的这个我根本就不认识它。
我象这样为自己组建起来的书库，其价值甚至还 会更大；因为我过去在贡布雷、威尼斯阅读的书，现今得到我记忆的充实，着上代表圣希勒里教堂、代表停泊在圣乔治大教堂脚下的画舫、闪烁着蓝宝石光芒的大运河的浩淼色彩，那些书会变得堪称“影象书”、绣象经典，它们是时光之作，收藏者打开这些书绝不会是为了阅读书中的文章，而是为了再一次为有富盖那样的富翁在书里添加的色彩而欣喜，正是这些色彩构成作品的全部价值。然而，哪怕只是为了看一眼以前阅读的时候还 没有插一入的影象而打开这些书都让我感到十分危险，以至即使在这个我唯一能够理解的意义上，我都可能会失去当珍本收藏家的愿望。我太清楚了，心灵留下的那些影象那么易于被心灵抹去。新的影象取代旧的，不再具有那种起死回生的能力。如果那晚母亲从外祖母将在我过生日时送给我的那包书里一抽一出来的那本《弃儿弗朗沙》还 在，我绝不会看一看它，因为我会非常害怕，太怕书中渐渐掺入我今天的印象，望着它就此变成一件现时的物品，以致当我希望它复一活那个在贡布雷的小房间里辨读它的书名的孩子时，孩子认不出它的口音，不再答应它的呼唤，从而永远埋没在遗忘之中。
民众艺术的概念和一爱一国艺术的概念一样，即使不曾有过危害，也让我感到它滑稽可笑。如果是为了使它能为民众所接受而牺牲形式上的“适于有闲者”的一精一雕细琢，那就错了。我和上流社会的人们一交一往颇多，我知道他们才是十足的无知无识，而不是电气工人。就此而言，所谓的民众艺术在形式方面倒象是去为赛一马俱乐部的成员们服务，而不是给总工会会员们的。至于内容，老百一性一觉得通俗小说挺无聊，就象孩子们对专为他们写的书感到厌倦。人们在阅读中寻求脱离自己的处境，工人渴望了解王公贵族们怎样生活，王公贵族对工人的情况也有同样的好奇心。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巴雷斯先生就曾说过，艺术家（提香型的）首先应该为祖国的荣誉服务。可是他只有成为艺术家才能为祖国的荣誉服务，也就是说在他研究那些法则、进行那些探索和作出与科学发明同样一精一妙的发现的时候，除了在他面前的真理他绝不能想到别的事物——即使是祖国也不行。不要仿效那些革命一党一，他们出于“公民责任感”，即便不能说摧毁，也是在蔑视华托和拉都的作品，而这两位画家为法国带来的荣誉胜过所有大革命中的人物。一温一柔多情的人如果能选择的话，他大概不会选择解剖。这不是他正直的心灵之所愿，他的愿望十分博大，正是这种愿望使肖德洛·德·拉克洛写出了《危险的关系》；这也不是他对大小资产者的兴趣，使福楼拜选定《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主题的那种兴趣。有人说，一个赶得匆忙的时代，它的艺术的寿命也长不了，好象战前预言这仗打不长久的人们。因此铁路将结束静观，缅怀驿车时代也是枉然，然而汽车担负起驿车的职司，重又把游客载至被废弃的教堂。
那时，生活呈现的一幅图象实际上给我们带来多种不同的感觉。例如，在一部已经读过的书的封面上、标题字母一之间，视觉编织进了很久以前某个夏夜的皓月流光。早晨牛一奶一咖啡的味道使我们产生那种对大好天气的朦胧希望，从前，当我们用凝脂般打着邹褶的白瓷碗喝牛一奶一咖啡的时候，盈实的白昼还 完好无缺，当时这种朦胧的希望曾有那么多次在晨曦明确的不可预料中向我们绽开笑靥。一个小时并不只是一个小时，它是一只玉瓶金尊，装满芳一香、声音、各种各样的计划和雨雪一陰一晴，被我们称作现实的东西正是同时围绕着我们的那些感觉和回忆间的某种关系——一个普通的电一影式影象便能摧毁的关系，电一影影象自称不超越真实，实际上它正因此而离真实更远——作家应重新发现的唯一关系，他应用它把那两个词语永远地串连在自己的句子里。我们可以让出现在被描写地点的各个事物没完没了地相互连接在一篇描写中，只是在作家取出两个不同的东西，明确提出它们的关系，类似科学界因果法则的唯一的艺术世界里的那个关系，并把它们摄入优美的文笔所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中，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有真实的存在。它甚至象生活一样，在用两种感觉所共有的一性一质进行对照中，把这两种感觉汇合起来，用一个隐喻使它们摆脱时间的种种偶然，以引出它们共同的本质。就这个观点而言，自然并没有把我放上艺术的道路，它本身不就是艺术的开始吗？它往往要我在另一事物中才让我认识到某事物的美，在贡布雷的钟声中才让我认识它的中午，在我们的水暖设备的嗝儿声中才让我认识东锡埃尔的早晨。这种比较关系可能不那么有趣，事物可能平庸无奇，文笔可能拙劣，然而，只要没有它，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而还 不止于此。如果现实便是这种经验的残屑，对谁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就象当我们说：一种坏天气、一场战争、一个汽车站、一家灯火辉煌的餐馆、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的时候，谁都知道我们所指的是什么；如果现实就是这个，那么，无疑，有这些事物的某种电一影胶卷也就足够了，而离开了一般主题的“文笔”，“文学”也便成了人为的附加部分。但是，这真的就是现实吗？如果我在某事物给我们留下一定印象的时候力图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那天走过维福纳桥，一朵白云投在水波上的一陰一影使我高兴地跳着叫道“见它的鬼！”；又如我听着贝戈特说某句话，我印象中所见的，“实在奇妙”这句话并不与他特别适合；或如为某个恶劣行为激怒的布洛克竟说出与俗不可耐的意外事件大相径庭的言语：“让他们这么做吧，我觉得这毕竟异异异异想天开”；或如盖尔芒特家的盛情款待使我受一宠一若惊，而且他家的酒已使我喝得微带醉意，在离开他们的时候我禁不住独自低语道：“这些人真算得上礼贤下士，能同他们一起过一辈子定是很愉快的”；那么，我发现这部最重要的书，真正独一无二的书，就通常意义而言，一位大作家并不需要杜撰，既然它已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他只要把它转译出来。作家的职责和使命也就是笔译者的职责和使命。
然而倘若，当问题涉及的比如说是自尊心的不确切用语的时候，对扭曲的内心语言（它离最初的中心印象正越来越远）的矫正，直至能与应发自印象的直线混淆一气的内心语言的矫正，如果说这种矫正恰是我们的惰一性一不乐意干的令人不舒服的事情，那么，还 存在着另外一些情况，例如在一爱一情问题上同是这种矫正便成为痛苦的事情了。我们假装的种种无动于衷的表现，我们对他撒得那么自然的谎言、与我们自己撒的如出一辙的谎言所感到的全部愤慨，简言之，每当我们感到不幸或被人抛弃的时候，我们仍不断地对心一爱一的人诉说的一切，不仅对心一爱一的人，而且在见到他之前没完没了地对我们自己诉说的一切，有时还 会高声说出来，打破房里的宁静：“不，真的，这样的行为实在叫人受不了”，或者：“我曾想最后接待你一次，并且我将不否认这件事使我挺难受”，把这一切引回到所感受到的已离得那么远的真实上来，这是对我们最珍惜的一切的毁灭，这在我们同自我单独相处的时候，在写信或采取行动的疯狂计划中，造成了我们同自我的炽烈的一交一谈。
即便在人们正是为了获得艺术创作的欢乐所给予的印象而悉意追求的这种欢乐之中，我们仍然会尽可能快地设法把恰恰是这种印象本身的内容视作不可言传的东西而放过一边，并致力于能够让我们不求甚解地感受到它的乐趣和相信能用它感染别的可与之对话的有兴趣者的行为，因为我们将对他们讲一件对他们和对我们具有同样意义的东西，既然我们自身印象的为个人所有的根被砍去了。即使是在我们对自然、社会、一爱一情和艺术作最无动于衷的旁观的时候，由于任何印象都是双重的，一半包裹在客体之中，另一半延伸到我们身上，只有我们自己能够了解，我们急急忙忙地把这一半忽略了，也就是忽略了我们本来应该挖掘的唯一的东西，却只考虑另一半，我们没想到那另一半是不能予以深挖的，因为它暴露在外，用不着我们花吹灰之力，而一棵山楂树或一座教堂的景象在我们心中耕过的小小犁沟，这条犁沟我们会觉得很不容易看出来。但是我们却在重新演奏那首一交一响乐，回头重游那座教堂，直至——在这远离我们不敢正视的自身生活并美其名曰博学的逃逸中——我们依法炮制，做到与颇有造诣的音乐一爱一好者或考古一爱一好者一样内行。由此可见，从自己的印象里什么也不提取的人对此是多么重视了，他们就象艺术的单身汉在不满足中虚度年华！他们怀着童贞女和懒汉的忧愁，只有生儿育女或工作能使他们得到解脱。他们对待艺术作品比真正的艺术家还 兴奋，因为他们的兴奋不是由一场艰苦深入的耕耘引起的，它流露在外，刺激他们的一交一谈，使他们脸红脖子粗。他们以为扯直嗓门尖一叫便是在完成业绩，演完一曲他们喜一爱一的作品便听到他们大声嚷嚷：“好哇，好哇！”而如此表现之后并不一定需要他们陈明自己喜一爱一的一性一质，他们也并不清楚一性一质之所在。这种未被用上的一爱一甚至潮涌进他们最平心静气的谈话，使得他们只要一谈到艺术便指手划脚、眉飞色舞、摇头晃脑。“我去听了一场音乐会，他们演奏了一段乐曲，老实说，我不敢恭维。开始是四重奏。嗯哪，哎呀呀！它变了（此时音乐一爱一好者脸上显出惶惶不安的表情，他大概在想：“我可看到了火星，闻到了糊味儿，着火了。”）天杀的，那玩意儿真叫我听了生气，写得很糟糕，可又乖乖了不起，可不是一部随哪个都写得出来的作品。”然而，不管有多么可笑，他们毕竟还 有不容轻视的地方。他们是想要造就艺术家的自然的初次尝式，他们就象先于现有各类动物的原生动物一样没有定型、生命力不强，生来不能持久。这些有愿望没有行动、有花无果的业余一爱一好者仍当令我们感动。他们就象最初建造的飞机，离不开地面，还 不成其为尚待开发的、神秘的手段，但已包藏着飞翔的欲一望。那位业余一爱一好者挽住你的手臂补充说：“老兄，我已经第八次去听这部作品了，而且我向您发誓，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实际上，由于他们并没有吸收艺术中真有滋养的物质，且食欲过盛，肚子永远都填不饱，所以他们每时每刻都需要艺术创作的欢乐。于是，在很长一段时期他们连续不断地去为同一作品捧场，还 以为他们的到场就是完成了一种职责、一项业绩，就象人家参加一次办公会议或一场葬礼那样。接着出现别的、甚至与此相悖的作品，不管是文学上的、美术上的，或是音乐上的。因为，提出概念、体系，尤其是把它们化为己有，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总比具有真正鉴赏力的人多得多，即使在自己也搞创作的人中间也是如此。然而这种能力获得较可观发展却在文学杂志和报刊大幅度增长以后（作家和艺术家故作多情的天命说也随之增多）。因而，青年中最优秀、最聪明和最超凡脱俗的这部分从此只喜一爱一在伦理道德、社会学、甚至宗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他们以为那便是衡量作品的价值标准，从而重蹈大卫们、谢纳法们、布吕纳蒂埃们的覆辙。贝戈特笔下那些脍灸人口的句子实际需要深刻得多的反躬自省才写得出来，可人们不喜欢他的作品，却喜欢一些正因为艺术水平较低才显得比较深刻的作家，他文字上的故弄玄虚无非为了迎一合凡夫俗子们的口味，就象民一主一党一人把芸芸众生捧得天花乱坠一样。然而，一旦一爱一问个究竟的智者愿意着手评一评艺术作品的价值时，那里面一点值得肯定、经得住推敲的东西都没有了：你想怎么说它，就能怎么说它。而真正的才华却是一宗经天纬地的财富，后天获得的万能的品质，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它存在于思想和文笔的表面状态下，评论界便依据这些表面状态评定作者。它把一个并不带有新启示的作家捧为先知，因为他口气专横，并对在他之前的流派表示明显的轻蔑。评论界的这种谬误是那么顽固，致使作家大概会更愿意接受广大读者的评判（如果读者能够理解艺术家，包括后者在他们不熟悉的研究范畴作出的努力）。因为在读者公众的本能生活和一位大作家才华之间存在着更多的类似之处，作家的才华无非是一种在强加于他人头上的沉默中得以宗教式地听从的本能，一种臻于完善和得到理解的本能，加上肤浅的空话和头衔显赫的鉴赏家们多变的标准。他们连篇累牍的空话每十年更新一番（因为这架万花筒并不只是由世俗人众组成，而是由社会、政治、宗教的思想观点汇综而成的，它们由于自身在广大民众中的折射得到暂时的广度，然而，尽管如此，它们毕竟还 是受思想观点生命短促的局限，观点的新颖只能吸引一些对证据是否确凿要求不高的人）。一党一派和学派就是这样生生灭灭的，致使那些有识之士老在对它们进行攻讦，总是那么几个比较聪明的人，他们终身刻板，这是那些比较谨慎多虑、而实际上对证据的要求却很苛刻的智者所自戒的。不幸的恰恰是其他那些人均属半瓶子醋，他们需要用行动加以充实，他们比优秀的有识之士更需要这么做，把人们吸引在自己周围，不仅藉此造成名不符实的声誉和毫无根据的轻蔑，还 挑一起内战和外战，稍微有点儿保守意识的自我批评一精一神，这种事儿也就能够避免了。
至于一位大师的杰出思想能给予一名完全公正的智者、一颗真正有生命力的心灵的享受无疑是十分健康的，只是真正能够消受这种享乐的人是那么罕见（二十年间有过几个这样的人？），这种享乐毕竟要他们沦落到全盘接受另一个人的意识的地步。如果某人为了得到一个只会给他带来不幸的女人的一爱一什么都做了，可他，尽管数年如一日反复努力，连同这个女人的一次约会都没有得到，他没有寻求诉说他的痛苦和陈述他逃过了的危险，却洋洋洒洒地为她写了“百万言”，在记下自己生活中这些最感人肺腑的忆念的同时，不断反复品味拉布吕耶尔的这个见解：“男人常常想一爱一，却又总达不到目的，他们寻求自己的失败，却总遭遇不上，如果我冒昧这么说的话，他们是无可奈何地处于不受约束之中。”对于写下这句话的人来说，我们且不管他这种见解是否包含一着这方面意思（若要使它包含这个意思，最好得用“被一爱一”代掉“一爱一”，这样就更美了），可以肯定的是那位多愁善感的文人使这一见解在自己身上活学活用，他使它充满涵义，满得几乎要炸裂了，他每重说一遍便喜不自禁，他觉得这种见解千真万确和高明卓绝，然而，不管怎样，他不曾加入丝毫新的内容，那仍然只是拉布吕耶尔的见解。
笔记文学怎样才能具有某种价值呢？既然它所记录的都是琐碎小事，现实便如它所指出的蕴含在这些小事里（在远处的飞机轰鸣声中和圣勒里钟楼的线条中的伟大，在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中的往昔等等），而倘若我们不把这些现实清理出来的话，那些小事本身则并无意义。逐渐保留在记忆中的是那些不确切的词语的连接系列，我们的真实感受荡然无存，这些感受才构成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和对我们而言的现实。而正是那种谎言一味复制所谓“情节真实”的艺术，它同生活一样简单平淡、没有美，我们的眼睛所见和我们的才智所确认的东西被令人生厌和徒劳无功地一用再用，不禁让人纳闷，从事这种使用的人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欢乐和原动力的火花，使他一精一神抖擞地推进自己的工作。相反，真正的艺本，诺布瓦先生会称之为文学一爱一好者的游戏的艺术，其伟大便在于重新找到、重新把握现实，在于使我们认识这个离我们的所见所闻远远的现实，也随着我们用来取代它的世俗认识变得越来越稠厚、越来越不可渗透、而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那个现实。这个我们很可能至死都不得认识的现实其实正是我们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见天日的生活，从而是唯一真正经历的生活，这也就是文学。这种生活就某种意义而言同样地每时每刻地存在在艺术家和每个人的身上。只是人们没有察觉它而已，因为人们并不想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他们的过去就这样堆积着无数的照相底片，一直没有利用。因为才智没有把它们“冲洗”出来。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别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其实，文笔之于作家犹如颜色之于画师，不是技巧问题，而是视觉问题。它揭示出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所采用的方式中的一性一质的不同，这是用直接的和有意识的方式所做不到的，如果没有艺术，这种不同将成为各人永恒的秘密。只有借助艺术，我们才能走出自我，了解别人在这个世界，与我们不同的世界里看到些什么，否则，那个世界上的景象会象月亮上有些什么一样为我们所不知晓。幸亏有了艺术，才使我们不只看到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才使我们看到世界倍增，而且，有多少个敢于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我们就能拥有多少个世界，它们之间的区别比已进入无限的那些世界间的区别更大，不管这个发光源叫伦勃朗还 是叫弗美尔，它虽然已熄灭了多少个世纪，它们却依然在给我们发送它们特有的光芒。
艺术家的这项在物质、经验、词汇下努力挖掘某种不同事物的工作，与当我们违心地生活的时候，自尊、偏见、才智以及一习一惯每时每刻在我们身上完成的工作恰恰相反，后者在我们的真实印象上积聚起各类术语，积聚起被我们误称为生活的实用目标，以完全掩盖我们的真实印象。总之，这种复杂如斯的艺术正是唯一生气勃勃的艺术。只有它能向人表述我们的生活，也使我们看到自己的生活，即无法“观察”到的、对我们所看到的它的表象需要加以翻译和往往需要逆向阅读和极难辩识的那种生活。我们的自尊、偏见、模拟力、一抽一象的才智和一习一惯所做的那项工程正是艺术要拆除的，它将使我们逆向行进、返回隐藏着确实存在过却又为我们所不知的事物的深处。重建真正的生活、恢复印象的青春，这无疑是一大诱一惑。但它也需要有形形色一色的勇气，甚至感情上的勇气。因为那首先要否定自己最珍贵的幻觉，不再相信自己所制订的东西的客观一性一，并且，与其一百次地用这样的话哄骗自己说：“她真可一爱一”，不如真截了当地说：“我喜欢亲一吻她”。当然，在一爱一的时刻里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别人也同样感受得到。我们感受，然而我们所感受到的却象一些负片，不把它们凑近灯光看便只见一抹黑，而且它们还 得反过来看，不把它们凑近才智，就不知道上面是些什么玩意。因此只有当才智把它照亮了，使它理智化了，我们才有可能十分艰难地辨认出所感事物的面貌。
然而我还 发现，最初我因希尔贝特而领略过的那种痛苦，意识到我们的一爱一情并不属于激起一爱一情的人的痛苦，这种痛苦作为解决问题的辅助手段却不无补益（因为，虽说我们的生命如白驹过隙，却只有在痛苦的时候，我们的，可以说是颠簸在永恒不断的变化和起伏曲折之中的思想才能象在一场风暴中那样，把那整个地受法规调节的无限泛升起来，达到一定高度，让我们能看到它，这是我们停留在角度不佳的窗户前所不曾看到的，因为幸福的宁静使它平淡无奇和地势过低；这种起伏，也许只对某些伟大的天才才始终存在，对他们来说不需要痛苦的颠簸；然而，当我们欣赏他们欢快的作品的宽广而有规律的发展时，我们是不会那么肯定地倾向于根据作品的欢乐去推测生活的欢乐，恐怕相反，生活往往是痛苦的）——然而，主要原因在于，如果说我一爱一的不只是某个希尔贝特（我们因此而痛苦异常），那不是因为我们还 一爱一某个阿尔贝蒂娜，而是因为一爱一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它比我们身上那些先后泯灭的、自私地希望挽留这个一爱一的自我更加经久不衰，而且，不管这样做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痛苦（其实是有益的痛苦），它必得脱离具体的人以便从中逸出一般一性一并把这种一爱一、对这种一爱一的理解给予每一个人，给普遍的人，而不是给某个、接着又是某个我们先后作为某个、按着又是某个男人希望与之结合的女人。
出现在我周围的最细微的迹象（盖尔芒特家庭、阿尔贝蒂娜、希尔贝特、圣卢、巴尔贝克，等等），我必须把一习一惯使我忽略了的含义还 给它们。而在我们达到现实之后，为了表述现实，保住现实，我们将撇开与现实相异的东西，撇开一习一惯所获得的速度不断地给我们带来的东西。首先我将摈弃那些说来容易却并不是心灵选中的话语，摈弃那些插科打诨，如我们用在一交一谈中的那种语言，继与人长谈之后继续矫一揉一造作地对自己说下去，使我们的思想充斥谎言，那些纯属物质的、在堕一落到就是写写话的作家那里伴随着浅笑和皱眉蹙额搔首弄姿的话语，它们无时不在篡改例如圣伯夫这样的人说过的话。真正的著作不应是光天化日和夸夸其谈的产物，而是黑暗与沉默结下的果实。而由于艺术严格地重新组合生活，我们在自己身上已经达到的真实周围便会始终漂浮着诗的气氛，洋溢着某种神秘带来的恬适，那无非是我们不得不从中穿过的冥冥的残痕，象高度表一样正确标出的作品的深度指示（这个深度并不属某些主题所固有，如一些唯物主义的唯灵论小说家所以为的那样，既然他们不可能深入到表象世界的下面去。而且，就象那些不愿作些许善行的善士常作的道德文章，他们所有崇高的意向也不应妨碍我们注意到他们连摆脱产生于模仿的形式上的种种平庸之处的意志力都没有）。
至于才智——即使是最卓越的才智——所稀疏采撷的真情实话，在它面前，昭然若揭，它们的意义可能十分重大；但是它们的轮廓不大柔和，它们比较平坦，由于要达到这些真实不用逾越什么深度，由于它们并不是再创造出来的，所以，它们没有深度。有些作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后，心中不再产生那种神秘的真实，从此时起，他们往往就凭借越来越有力的才智进行写作，鉴于这个原因，他们成熟时期的作品比他们年轻时的作品更苍劲有力，然而它们失去了往日的甘美。
不过，我觉得也不能对那些由才智从现实中直接引出的真实科以全盘否定，因为它们仍能利用虽不那么纯，却依然浸透了一精一神的材料，镶嵌过去和现时的感觉所共有的要素不受时限地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印象。只是，由于这些印象比较珍贵，也十分稀少，致使艺术作品不可能全部由它们构成。既然它们能被利用于此，于是乎我感到这些与情感①、一性一格、一习一俗有关的真实纷纷涌上心头，感知它们给予我欢乐。然而我依稀记得它们中间有不止一个是我在痛苦中发现的，另有一些则发现于勉强的欢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无疑不如使我意识到艺术作品是找回似水年华的唯一手段的那个真实灿烂辉煌，我心中升起又一股光焰。我大悟，文学作品的所有这些素材，那便是我以往的生活；我大悟，它们在浮浅的欢一悦中、在慵懒中、在柔情中、在痛苦中来到，被我积存起来，未及预期它们的归宿，甚至不知道它们竟能幸存，没想到种子内储存着将促使植物成长的各种养料。我就象那种子，一旦植物发育成长，我便会死去，而且我觉得自己无意中就是为它而生存的，没有想到我的生命有一天会同我欲撰写的那些书籍发生关系，过去，当我在书案前坐下时，我竟想不出写些什么好。因此，我的生活既能又不能归结为这个命题：感召。它不能这么归结，因为文学在我的生活中并没起到过任何作用。它能这么归结则是在于这个生活、它的伤心事、它的快事的回忆构成了类似胚一乳一的储存，留在花木的胚珠中，胚珠从中汲取营养以变成种子，植物胚胎便在我们尚一无所知的这段时间里发育起来了，而这个胚胎却是发生化学反应和秘密但又十分活跃的呼吸现象的地方。我的生活就是象这样与它的成熟所导致的变化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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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每个曾使我们痛苦的人都有可能被我们奉若神明，而他们其实只是神一性一的部分反映，最高阶段；神一性一（理念），静观之就能即刻赐予我们欢乐，而不是我们承受过的痛苦。生活的全部艺术在于把造成我们痛苦的人只当成能让我们进入他们的神明外形的台阶，从而愉快地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各种神一性一。—作者注。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的对照，如果以它们为出发点，则它们是错误的，如果以它们为终止，则它们是真实的。文士墨客艳羡画师，也想去画画速写，搞搞写生，他如果这样做了，那就会一败涂地。可当他写作的时候，他笔下人物的动作、癖好、口音、无不是他的记忆授意于他的灵感的。在一个虚构人物的名字下，没有不能放上六十个他见到过的人物的名字，他们有的做出一副怪相、有的献出一只单片眼镜，某人是怒气冲冲的模样，某人又只剩下自命不凡的手势等等。此时，作家发觉，他那当画师的梦想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如愿以偿的，但是，这个夙愿却已经实现了，作家在不知不觉中也完成了他的速写本。因为，在他自身具有的本能的推动下，作家，远在他自信有朝一日能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在有规律地疏漏那么多为别人所注意的东西，致使别人责备他心不在焉，而他也以为自己既不善于听，又不善于观察，然而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授意自己的眼睛、耳朵永远地抓住那些在别人看来实属无谓的琐碎小事，某时某人讲某句话时所用的语调、脸上的神色以及耸肩动作，此人其它方面的情况他可能一无所知，如此行一事已有多年，而这是因为种种语调他早已听到过了，或者预感到他还 会再听到，觉得这是一种可更新的、能持久的东西。因为他只是在其他那些人那么愚蠢或者那么疯癫地鹦鹉学舌、重复与他们品一性一相似的人的话语，从而甚至使自己成为先知鸟、成为一条心理法则的代言人的时候，他才听取他们说的话。他只记住一般的东西。别人的生活便是以诸如此类的语调、诸如此类的表情一动作再现在他心中的，尽管那是他遥远的童年时代的所见所闻，而后来，当他写作的时候，别人的那种生活便会前来协作行动，以一个为许多人所共有的，象解剖者记入工作手册的内容一样真实的肩部动作进入他的作品，只是在这里要表达的是某个心理真实，并且在他肩上装接着另一个人的颈部动作，各人摆出自己的瞬间姿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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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并不能肯定想象力和敏一感一性一是两种不可互换的资质，并不能说后者就不能无甚重大弊端地取代前者，象胃不行的人让他们的肠道承担消化功能那样。一个生一性一敏一感却缺乏想象力的人同样能写出令人拍案称好的小说。别人给他造成的痛苦、他为防止这种痛苦而作出的努力，他与残酷的第二个人物所制造的冲突，这一切经智慧的巧妙阐述完全能成为一部作品的素材，这部作品不仅不会比它如是想象杜撰的逊色，而且如果它能听任自身的发展，同样能越出作者的梦幻和妙趣横生，同样会象想象力不可捉摸的任一性一波澜起伏，出乎自己的意外。——作者注。
最愚笨的人在他们的动作、言语和无意间流露出来的情感中表现出某些规律，这些规律他们自己并未觉察，然而它们却被艺术家抓住了。凡夫俗子认为作家的这种观察可恶，他们错怪了作家。因为在一个滑稽可笑的人身上，艺术家看到的是一种完美的概括，他并不把错误归咎于这个被观察的人，就象外科医生并不蔑视相当常见的循环紊乱病人一样。所以，他并不比谁更瞧不起那些笑话篓子。可惜，他的不幸更胜于他的可恶，当事情牵涉到他自个儿的情感时，虽说他也一样地清楚这些情感的概括一性一，要超脱它们所造成的痛苦就不那么容易了。当一个蛮横无礼的人侮辱我们，无疑，我们更愿意他称赞我们，尤其是当我们心一爱一的女人背离我们的时候，我们为求得另一种结局什么代价不愿意付出呢！然而，此时此刻受侮辱的感觉、被抛弃的痛苦会成为我们从来都不曾涉足的土壤，它的发现对别人是那么痛苦，对艺术家却变得难能可贵。恶毒和忘恩负义的人会由不得他、也由不得他们自己出现在他的作品里，抨击文章作者非本意地把他痛斥的卑劣小人和他的荣誉联系起来。在任何一部作品中我们均能辨认出艺术家最憎恶的人，呜呼，同样也有他曾热恋的女人。对艺术家而言，她们也只是在违背他的意愿、使他痛苦万分的那一刻里摆了个姿势。即在我恋着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她并不一爱一我，我曾不得不甘心领受她让我领略的唯一的东西，即什么是感觉痛苦，什么是体验一爱一，甚至，在开始的时候还 有幸福是什么。
而当我们力求从自己的忧伤中萃取概要，加以述写的时候，我也许还 会因为一条与我在这里列举的不同的理由而得到些许慰藉，那就是，一般地思考和述写对作家而言是正当的和必要的职责，克尽职责使我快乐，就象训练、汗水、沐浴之于运动员一样。说实在的，我对此还 略作抗拒。我空自以为生活的至上真谛存在于艺术之中，另一方面，虽然我已没有能力或为一爱一恋阿尔贝蒂娜或为痛哭的外祖母作出回忆所需的努力，我却还 在考虑一部他们不可能知道的艺术作品对于他们，对这两位已然作古的可怜女一性一的命运是否也能算是一种完成。我曾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在我身边弥留和咽气的外祖母啊！在我这部作品完成之后，我这已受了无可救药的创伤、众叛亲离，在死去之前但愿能经受住长期痛苦以补赎罪孽吧！再者，我甚至还 十分可怜那些不怎么亲密、甚至没什么一交一往的人，怜悯那么多人，我的思想在力求理解他们的命运时，总之曾经利用他们的痛苦的人，或者仅仅是那些滑稽可笑的人。所有这些曾为我揭示真谛的已经不在世间的人，我仿佛觉得他们只是为了给我带来利益而生存过，并且仿佛是为我而死的。想到被我看得这么重的我的一爱一情，在我的作品里将那么轻快超脱，并且被各种各样的读者实施在他们对其他女人的感受中，于我实属可悲，然而我该为这身后的不忠大发愤慨吗？我须为某人或某人可能用一些不认得的女人作为我这种情感的对象而大发愤慨吗？这种不忠，这种在好几个人之间的一爱一的瓜分是我生前、甚至是在我撰写此书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呀！我曾一个接一个地为希尔贝特、德·盖尔芒特夫人、阿尔贝蒂娜而深深地痛苦过。我又一个接一个地把她们抛置脑后，唯有我奉献给各种各样的人们的一爱一经久不败。我的那些回忆之一将遭到某些陌生读者的亵渎，其实在他们之前我就已经把这个回忆糟蹋了。我都已经快使自己感到可憎恶了，就象某个国家主义政一党一，以它的名义继续着敌对行为，为它的利益而进行一场战争，那么多高贵的受害者在这场战争中经受磨难和一尸一填沟壑，连争斗的结局都不知道（对我的外祖母来说这至少可以算是某种补偿），这个政一党一或许也会憎恶自己。而对于她不知道我终于着手创作我唯一的慰藉便在于（这就是属于死者的份额），如果说她已不能为我的进步而高兴，她却早已不再认为我无所事事，早已相信我不会虚度一生，我的无为和虚度年华曾造成她那么巨大的痛苦。当然那里不会只有我的外祖母和阿尔贝蒂娜，还 有许多我只吸收了一句话、一道目光的人，只是作为个体的人我已记不起来了。一部作品便是一片广阔的墓地，大多数墓碑上的名字已被磨去，无法再辨认。有时相反，名字倒记得很清楚，却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有什么存活在书页中。那位眼窝深陷的姑一娘一，说话慢条斯理，她在不在这里呢？倘若她确实安息在这里，那又在哪一部分呢？我已经不知道了，人在花丛底下，怎么找得到？然而，既然我们远远地离开那些个体的人而生活，既然我们最强烈的感情，诸如我对外祖母的一爱一、对阿尔贝蒂娜的一爱一经过几年后我们已不再有所感受，既然它们已经只是我们一个不理解的词，既然在我们所一爱一的一切已经死去的时候，我们还 能对世人、还 乐于到他们家去和他们讲讲那些故人，那么，如果还 有什么能使我们学会理解那些被遗忘的词的方法，这个方法我们不该把它用起来吗？需不需要为此而先把它们译写成通用的、至少将是持久的语言，能使逝去的人们在他们最真实的本质上变成所有人的永恒获得物的语言呢？甚至，那条使这些词变得不可理解的变化法则，如果我们能做到把它解释清楚的话，我们的短处不又变成一种新的力量了吗？
况且，忧伤协助我们写下的作品还 能被理解为是我们未来的痛苦的凶象和慰藉的喜兆。事实上，如果说一爱一情和忧伤曾为诗人效力，曾帮助他营造自己的作品，如果说那些连最起码的都没料到的陌生女人，或出于恶意，或为了嘲弄，每人都曾为这她们不会见到的宏伟建筑物的营造添上自己的砖石，人们却没有充分地考虑到作家的生活并不随着他作品的完成而结束，那曾使他经受了巨大的、已写入他作品中的痛苦磨难的天一性一，在他完成作品之后继续存在，使他有可能在相同境遇中一爱一上别的女子，如果时间在环境、主体本身，在他的一爱一的欲念和对痛苦的抗力上引起的种种变异并没有导致这种境遇出现些微偏差的话。从这第一个观点来看，作品应被视作一次不幸的一爱一情，它必然是其它几次一爱一情的预兆，它将使生活与作品相仿，使诗人几乎用不着再写作，在他已经写下的东西里他完全能找到未来事件的先期形象。犹如我对阿尔贝蒂娜的一爱一，区别再大也早已记入我对希尔贝特的恋情之中，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当我第一次听到她姨母说出阿尔贝蒂娜的名字和描绘她的容颜，那天，我并没有料到这微不足道的萌芽有朝一日竟会发展和延续到我整个的一生。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作品是幸福的朕兆，因为它告诉我们，在任何一次一爱一情中，即在特殊旁边存在着一般，并且通过把忧伤的起因略过不管、为深化其本质加强对忧伤的抵抗力的锻炼，完成从特殊到一般的过渡。事实上，就象我后来所体验到的那样，即使在一爱一的时刻、痛苦的时刻，如果感召终于在我们的工作中变成现实，此时，我们会十分清楚地感到心一爱一的人溶化在更加广阔的现实中，竟至使我们不时把他忘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再为一爱一情感到痛苦，似乎那只是某种纯属肉一体的疼痛，与我们心一爱一的人完全不搭界，好象是一种心脏疾患。确实这是个瞬息即逝的问题，如果工作开始得更迟一些的话，后果似乎更加是相反的。因为那些人出自他们的恶，出自他们的毫无价值，置我们的反对于不顾，破坏了我们的幻觉，自己也化为乌有，并且脱离了我们为自己铸造的一爱一的幻想，如果此时我们着手进行工作，我们的心灵，出于我们自我剖析的需要，会重新把他们抬得高高的，抬到有可能一爱一我们的地位上，在这种情况下，摆脱了一爱一的幻觉重新开始工作的文学便会给某些已不复存在的感情以某种死亡后的继续存在。当然，我们会不得不以医生在自己身上再一次注射有害针剂的勇气去重新领略那种特有的痛苦。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 必须对它进行某种一般形式下的思考，这在某种速度上能使我们逃过它的压抑，使所有的人都来分担我们的痛苦，甚至还 能给予一定的欢乐。生活在什么地方筑起围墙，智慧便在那里凿开一个出口。因为如果说不存在医治单相思的药物，人们却能从确认痛苦中逸出，哪怕只是从中引出它包含有的后果。智慧并不考虑没有出路的生活的那些封闭局面。
所以，我必须接受这样的观念，即使是最亲密的人，也只能给作家摆个姿势，就象在画室里那样，因为任何东西只有在变成一般和灵魂弃绝自我后才能够持久。
有时，当一个痛苦的片断尚处于一毛一坯状态的时候，一段新的柔情、新的苦痛已然萌生，使我们能够完成和充实那个片断。至于那些有用的深切哀伤，我们还 不能太抱怨，因为它们不会失误，也不会让我们久久等待①。只是得赶快利用，因为它们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或者会自我安慰，当它们太强大，而如果我们的心脏已不很强健，承受不了，那我们就会死去。因为只有幸福才有益于肉一体的健康，而忧伤却是培养一精一神的力量。况且，它不是每次都要给我们揭示出一条法则吗？这也是使我们一次次返回真理，拔去一习一惯、怀疑、轻率、冷漠的杂草，迫使我们认真对待事物所不可或缺的呀！确实，这条真理难以与幸福、健康兼容并存，也并不总是与生活同在。忧伤过度必至殒命。每当新的苦难过于深重，我们便会感到又有一条血管鼓了起来，顺着一侧太一陽一穴一，弯弯曲曲延伸到我们的眼睛底下。大家对老年伦勃朗、老年贝多芬不以为然，他们那憔悴不堪的可怕面容就是这样逐渐逐渐形成的。倘若没有心灵的痛楚，那眼囊和额头皱纹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是，既然一些力可以转化为另一些力，既然持续的热能会变成光、霹雳中的电可用来照相，既然我们心灵的钝痛能于自身之上建立起每出现新的忧伤便象楼台般显见的形象的永久稳定，那么，就让我们接受它赐予的肉一体的痛苦以获取它带来的心灵的认识吧！让我们的肉一体去分崩离析，既然这一回脱落下来的每一小块都灿灿放光，一清二楚，以其他天分较高的人所不需要的痛苦磨难为代价来补充作品的不足，它们被加进我们的作品，随着种种激一情碾碎我们的生命而使它更加坚实。思想是忧伤的替代物，就在一次次的忧伤变成一个个观念的同时，它们部分地丧失了对我们心灵有害的作用，刚开始的时候，转化本身甚至会聚然释出欢乐。况且，它们仅仅是时间范畴内的替代物，因为，第一要素似乎该是观念，忧伤只是某些观念首先进入我们心灵所采用的方式。然而在这观念群里又存在着好几种类别，有些类别的观念即刻便成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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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一爱一情中，我们幸运的对手，或者可以说我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恩公。他当即在一个只是激起我们微不足道的肉一欲的人身上，添加了一种极大的价值，与她不相干，却又被我们混为一谈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情敌，寻一欢作乐便不会变成一爱一情，如果我们没有，或者如果我们不相信有情敌的话。因为实际上并不一定需要他们存在。足以对我们有所裨益的是那种幻觉生活，我们对并不存在的情敌产生的猜疑和妒嫉导致的幻觉生活。——作者注。
上述种种思考使我获得对自己经常有所预感的真理的更强烈和更确切的意识，尤其是当康布尔梅夫人在寻思着我怎么能够为了阿尔贝蒂娜而去冷落埃尔斯蒂尔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时候，即便从理智的观点去看我也感到她错了，可我又不清楚低估了什么：我们就是带着种种教训开始学当文人的。艺术的客观价值于此微乎其微。需要使之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激一情，也就是每个人的感觉和激一情。一个我们需要的，使我们备受折磨的女人引起我们心中阵阵喜怒哀乐，这与我们的利害相关的上司可能引起的喜怒哀乐别样地深切、别样地生命攸关。尚需弄明白的是，按照我们生活的面，我们是否觉得，一个使我们感到痛苦的女人的离弃与这种离弃为我们揭示的真理相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这些真理对于因为给人造成痛苦而喜滋滋的女人是不大能理解的。不管怎样，这种背叛都不为少见。作家可以着手他的宏篇巨著，不必担忧。让才智开始他的作品，进行过程中自会有足够的忧伤负责把它完成。至于幸福，它几乎只有一个用途，使不幸变得可能。我们应当在幸福中铸就十分甜美、十分有力的信赖和眷恋关系，以便使这种关系的中断足以导致被称作不幸的那么珍贵的痛苦。如果你不曾有过幸福，哪怕是憧憬中的幸福，那么，不幸便谈不上残酷，从而也结不出果实。
而这对作家犹胜于对画家，为了获得容量和浓度、获得概括一性一和文学现实，就象画家需要见到过许多教堂才能画出一座那样，作家也需要接触许多人才能描述出一种感觉。因为，如果说艺术长存生命短促，那么相反我们却可以说，如果灵感短促，它应该描绘的那些感觉也不会持续多久①。当灵感重新出现，当我们又能够进行工作的时候，曾为某种感觉在我们面前摆出姿态的女子已不再使我们体会到这种感觉。要继续描绘出这种感觉就得依据另一个女子，而如果说这是对前者的背叛，那么，从文学角度来看，则正是由于我们情感间的相似一性一，使一部作品既是我们对旧一爱一的忆念，又是我们对亲欢的预期的相似一性一，这样的替代倒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妥。有的人在研究作品中总想猜度作者说的是谁，那么那便是导致这种研究徒劳无功的原因之一。因为，一部作品，即使是直言不讳的忏悔录至少也是被夹在作者好几件生活小事之间，在前的曾给作品以启迪，在后的少不得与作品相仿，后来的一爱一情是前几次一爱一情的翻版。因为我们对一爱一之至深的人并不象对自己那样地忠贞不渝，或迟或早我们会忘掉她们——既然这是我们的特点之一——好再去一爱一别人。我们一爱一得那么深的女人最多也只是为这次恋情添加一种特殊的形式，使我们即便在不忠之中依然忠实于她。对于后来的女人我们也会需要作同样的早晨漫步，或同样的夜晚陪送，或给她出百倍的金钱（这种金钱的流转实属一大怪事，我们把钱给女人，她们因此使我们不幸，也就是说使我们能够写出书来，我们竟可以说，作品就象自流井，痛苦把我们的心挖掘得越深，作品的内容就越丰富）。这些替代给作品增添了某种不偏不倚、使之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它还 是一个严肃的忠告，告诫我们应该致力的不是那些人，不是那些实际存在，因而也易于表述的人，而是观念。而且还 得加快速度，使在身边有这些模特儿可供支配的时候不致坐失良机。因为那些为我们摆出幸福姿态的人一般不会表演多次，而为我们摆出痛苦姿态的人，那痛苦也是稍纵即逝的。况且，即使她在给我们揭开痛苦的真面目的时候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写作素材，对我们的写作她仍是有促进作用的。想象、思考，其本身便可以成为绝妙的工具，但它们也可能失去活力。此时，痛苦便来启动它们。而那些为我们摆出痛苦姿态的人们则在只有这种时期我们才去的画室、我们内心的画室里为我们作出重复过那么多次的表演！这些时期仿佛是一幅图片，画着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痛苦。因为，它们也包含一着形形色一色的痛苦，并且就在我们以为事情已经平息的时候，新的痛苦又冒了出来。就各种意义而言的新痛苦：也许是因为不可逆料的处境迫使我们进入与自我的更深层的接触。一爱一情不时使我们陷入的窘境教育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我们揭示构成我们的是什么材料。所以，当弗朗索瓦丝看到阿尔贝蒂娜随时随地都能走进我家，象条狗一样到处乱跑、把什么都弄得乱糟糟的，把我毁了，还 把我弄得那么伤心的时候对我说（因为那时我已经写过几篇文章，译过一些东西）：“啊！先生要是不接待这个女人，而是用一个教养有素的小秘书，帮助先生整理整理这些文稿有多好！”我也许不该觉得她说话明哲有理。阿尔贝蒂娜使我一浪一费了时间，使我伤心，可她也许比能帮助我整理文稿的小秘书更有助于我，即使是从文学角度考虑。不过，一个人的形体再丑陋（而在常理上，这个人可能是男人），也不可能一爱一而没有痛苦，也得经受磨难才能得知真理，这种人的生活最后必会变得令人厌烦不堪。幸福的岁月即是虚度的年华，我们等待痛苦，以便进行工作。先决痛苦的概念与工作的概念联在一起，当我们想到要构思一部作品首先得备受痛楚，我们就会害怕每一部新作。而由于我们明白了痛苦是我们在生活中能遇上的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会毫不畏惧地想到死，简直就象想到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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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作品勾勒轮廓的是我们的激一情，把它们撰写出来的是两次激一情间的宁息。——作者注。
然而，如果说我对此有些反感，那么，还 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往往把生活看得过于严肃，没有为著书立说把人们利用起来，而是完全相反。唉！我的情况可不同于维特，那么崇高。我没有一分一秒相信过阿尔贝蒂娜的一爱一，却二十次地愿为她奉献生命，为她丢弃家产，为她毁了健康。当问题涉及到写作的时候，我们十分谨慎，细细观察、剔除一切非真实的东西，可一旦只涉及生活，我们便为虚妄的谎言去破产、生病和自一杀。确实，我们只能从谎言粗糙的外表中去提炼出一点儿真理（如果当诗人的年龄已过）。忧伤哀愁是卑微和被憎恶的仆佣，我们向它们作斗争，在它们的钳制下我们每况愈下。它们是凶狠残忍的仆佣，却又无法替代，它们引导我们穿过地道走向真理和死亡。在遇上死亡前先遇上真理的人是幸运儿，真理的钟声先死亡的钟声为他们敲响，那怕它们间隔的时间是那么短！
从我过去的生活我还 意识到，即使是那些鸡一毛一蒜皮的琐碎小事也都曾为给予我今天将利用的理想主义的教诲而通力协作。例如，我同夏吕斯男爵的几次邂逅，即便是在他给我这种教训的亲德行为之前，就已经使我信服材料无足轻重到何等程度，通过思维什么都能用上，那几次邂逅的作用甚至胜过我对盖尔芒特夫人或阿尔贝蒂娜的一爱一，胜过圣卢对拉谢尔的一爱一。一性一欲倒错现象如此不为理解，遭到那么多劳而无功的指责，实际情况是这种现象的扩大竟更胜于已了如指掌的一爱一情现象。一爱一情现象为我们揭示出美色在我们不再眷恋的女人身上转瞬即逝，它又去驻定在一张别人会觉得是最丑陋的脸上，这张脸本应、有朝一日也必然会使我们自己也感到讨厌。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看到她在获得一位大贵族毅然抛开美丽的公主而奉献给她全部敬意的时候，她竟然跑到一个公共汽车查票员的大盖帽底下去了。每当我在香榭丽舍、在街上、在海滨再次见到希尔贝特、盖尔芒特夫人、阿尔贝蒂娜的面孔，我的惊讶不正证明回忆只会朝着与印象不同的方向延伸吗？它先与印象相吻合，继而离它越来越远。
作家不应因为一性一欲倒错者给他笔下的女主角装上副男一性一面孔而感到气恼。这种有点畸变的特殊情况只能使一性一欲倒错者继而得以把自己的全部概括一性一给予他读到的内容。拉辛还 曾有一时把古代的费德尔塑造成冉森派教徒，以便使她充分地获得普遍意义。同样，倘若夏吕斯先生不给缪塞的《十月之夜》和《回忆》中使他伤心落泪的那个“不忠实的女人”戴上莫雷尔的面模，他既不会哭泣，也不会理解，他实在是通过这条狭窄曲折的唯一道路进入一爱一的真谛的。作家只是沿袭惯例用写序言和题献的那种言不由衷的语言说了个：“我的读者”。实际上，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全都只是自我的读者。作品只是作家为读者提供的一种光学仪器，使读者得以识别没有这部作品便可能无法认清的自身上的那些东西。读者能从书本所云中做到自身的识别证明这本书说的是真话，反之亦然，两篇文章间的不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不能归咎于作者，而应归咎于读者。再者，对于头脑简单的读者，作品还 可能太深奥、太晦涩，就象推着给他一块模糊的玻璃，读者无法用它来阅读。然而，另外有些特殊情况（例如倒错）可能造成读者需要用某种方式才能读懂：作者不应为此气恼，而是相反，给读者留有最大的回旋余地，对他说：“您自个儿瞧吧，用这块镜片是不是能看得清楚些，或者这一块，要不那一块。”
如果说我对人们在睡眠中所得的梦总是那么感兴趣，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们以强度补偿时间的短促，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某一事物，如一爱一情中属于主观的内容吗？它们通过简单的事情——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俗称“谈对象”的行为，甚至在仅仅几分钟的一场春一梦中使我们如胶似漆地一爱一上一名丑女，这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需要数年的一习一惯、数年的姘居——而且，它们好象是哪一位神医发明的针剂，可以静脉注射一爱一情，同样可以静脉注射痛苦。它们反复向我们作出的一爱一的启示又以同样的速度烟消云散，有时，不仅夜梦中的秋水伊人因为重又变成熟知的丑女不复引起我们的情愫，而且某种更可贵的东西也荡然无存，如绻缱柔情、快一感、朦胧隐掩的惋惜组成的整幅良辰美景、驶往情浓意蜜的西泰尔岛①的全部准备、还 有我们还 想记下它那美妙真实的细微色调，以备不暇之虞，而它却象一幅色泽褪失、无法修复的图画也泯灭殆尽。梦之所以曾把我慑服或许还 因为它与时间联手发出的高招。我不是常常在一个夜晚、某个夜晚的某一分钟见到已经遥远的各个年代吗？这些年代被搁置在那里，隔着万水千山，我们已辨味不出当时体验过的喜怒哀乐，此时，它们却向我们全速扑来，它们的光芒照得我们眼花缭乱，好象它们是一群大型飞机，而不是我们原来以为已经淡没的星辰，使我们重又见到它们对我们而言所蕴含的全部内容，从而给予我们激一情、冲击和近在咫尺的它们发出的光芒——一旦我们从梦中苏醒，那些年代便重又回到它们一度神奇地飞越的万水千山之外，直至使我们以为，其实是错误地以为，这些梦是复得似水年华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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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神话中的岛屿，维纳斯曾在那里有过一段恋情，如同我国的巫山。
我发现，唯有粗浅的、似是而非的感知才寄一切于客体中，其实它们此时全存在于心灵间。我真正失去我的外祖母是在她去世后好几个月，我见到过一些人，他们随着我和另一些人对他们的看法变换面貌，仅仅一个人，有多少人望着他，他就成了多少人（例如初时的斯万，对第一主席而言的卢森堡亲王夫人），即便对一个人而言，随着岁月推移也会有变化（对我而言的盖尔芒特这个姓氏，不同的斯万）。我看到过一爱一情把只有在正恋一爱一着的人身上才有的东西放到某人身上。当我把客观现实与一爱一情之间的距离延展到最大限度的时候，我对此的了解更深了（拉谢尔之对圣卢和我，阿尔贝蒂娜之对我和圣卢，莫雷尔或公共汽车司机之对夏吕斯或对其他人，尽管如此还 有夏吕斯对缪塞的诗篇的偏一爱一，等等）。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夏吕斯先生的亲德观念、圣卢看阿尔贝蒂娜的相片时的目光，即便没有助我摆脱自己对德国的敌视，却至少有过一时帮助我挣脱自己对仇德观念的纯粹客观一性一的信念束缚，使我想到，也许一爱一和恨一样都是客观的，即在此时，在法国对它认为丧尽人一性一的德国抱有极度仇恨之中，首先便存在着感情的客观化问题，就如那种使拉谢尔和阿尔贝蒂娜，前者对圣卢、后者对我而言显得如此宝贵的感情那样。实际上，那种邪恶并不完全是德国所固有的本质，所以能够这么说是因为，这与个人的情况是一样的，我曾接二连三地有过几次一爱一情，这几次一爱一情结束之后，我觉得一爱一的对象没什么价值。我在法国已经看到过接二连三的仇恨，它们导致一些法一奸一的出现，他们把法国出卖给德国人，他们比德国人坏一千倍；它们也导致产生一批象雷纳克那样的德雷福斯派，今天一爱一国者们与雷纳克通力合作，反对一个全然由撒谎者、衣冠禽一兽和笨伯蠢货组成的国家，除了那些与法国同仇敌忾的德国人，象罗马尼亚国王、比利时国王和俄国女皇这样的人。诚然，反德雷福斯派们会反驳我说：“这不是一码事。”确实，这从来就不是一码事，而且也不是同一个人：要不然，在同一现象前受它之骗的人便只有责怪自己的主观状况欠佳了，也只能认为或优或劣皆在客体之中。以此差异为基础，智者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创立一种理论（按照激进一党一人的观点修会成员反对自然天一性一的教育，犹太人种民族化的不可能一性一，德意志民族对拉丁民族的世代冤仇，地位得到恢复的黄种人）。况且这种主观方面的作用还 明显地表现在中立者的一交一谈中，例如当有人对亲德派述及德国人在比利时的暴行时，亲德派有本事停止一时的理解、甚至听觉功能（可那些暴行却千真万确：不管是在仇恨或是在观点本身中我所注意到的主观意识都不妨碍客体可能具有实在的长处或缺憾，并且丝毫都不会使现实泯灭在纯粹的相对主义之中）。而如果说，那么多岁月流逝了，那么多时间丢失了，我才感觉到这个最重要的影响，直至它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那么，在我生活的开始阶段，当我在贡布雷的花园里阅读贝戈特的那种小说的时候，对此我是否已有所揣测呢？纵然是今天，如果我浏览了那已被遗忘的几页，看到书上恶棍的一陰一谋诡计，我仍然会跳过一百页，直至在快要结尾的地方得以肯定那个恶人必然落得可悲的下场，恶贯满盈，终于明白他那些一陰一险的计谋已彻底失败，这才掩卷。因为，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些人物的遭遇，这便使他们与今天下午出现在盖尔芒特夫人家的那些人们分不清楚了，这里的客人们中间至少有好几个，他们过去的生活经历我已模糊不清，就好象是我在一部忘了一半的小说中读到的。
阿格里让特亲王最后是否娶了X小一姐？或者应该说X小一姐的兄弟是否娶了阿格里让特亲王的妹妹？或许是我把它与过去读过的一部作品或者最近做过的一场梦混淆在一起了？
梦还 是我生活中的那些事件之一，它总在给予我最强烈的震动，它最有效地使我认识到现实的纯属心态的一性一质，它的帮助是我在作品的撰写过程中不容掉以轻心的。当我稍稍不那么冷漠地为一次一爱一情而生活的时候，梦会奇特地使这次一爱一情越过似水年华构成的万水千山，使我与我的外祖母、阿尔贝蒂娜靠拢；我重又一爱一起阿尔贝蒂娜来了，因为她在我的睡梦中为我提供了关于那个洗衣女工的情事的一种解说法，而且是缓解的说法。我想，有时它们就象这样使我接近真实、接近印象，这些真实和印象单凭我的努力，或者甚至是大自然的机遇都不可能使我看到，他们会唤醒我心中的欲念，使我为某些不存在的东西抱憾，这便是工作的条件，摆脱一习一俗、摆脱具体事物的条件。我不会轻慢这第二位缪斯，这位有时取另一位而代之的黑夜的缪斯。
我看到过一些名门贵胄，当他们的灵魂象盖尔芒特公爵的那样鄙俗时，他们自己也变得庸庸碌碌（戈达尔大夫就可能会说：“您不觉得局促不安”）。我在德雷福斯案中和战时都看到过有以为某种事实就是真理的，他们认为部长们就拥有真理，只要毋需解释的一个是或不是，便能使当权者知道德雷福斯是不是有罪，知道萨拉伊有没有办法与俄国人同时进军①（不必为此派罗克去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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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然，我肯定会把自己要写的某些东西与那张脸连接起来，仍象我在海滨第一次瞥见的那副模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把她与那些东西连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因为，倘若那天没有上堤，倘若我不曾认识她，那么，这种想法便发展不起来（除非它们已凭藉另一个女人得到了发展）。我也有错，因为人们须在女人漂亮的脸蛋上找到的这种旨在生儿育女的乐趣，回过头来想一想，均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感官：实际上，我后来写下的那些篇章，可以肯定，阿尔贝蒂娜，尤其是当时的阿尔贝蒂娜是理解不了的。然而恰恰是因为这个（而这也向我们指出了不能生活在太理智的氛围中），因为她与我是那么地不同，才使她能用忧伤使我充实起来，甚至开始只是通过为想象与自己的不同之处而作的一般一性一努力。这些篇章，如果她能够理解，那么，即由此可见，写作这些篇章的灵感并非由她所得。——作者注。
总之，细细想来，我的经验的素材，也即我后来的作品的素材来自于斯万，这不仅通过有关他本人和希尔贝特的一切，而且正是他从贡布雷时代起就给了我前往巴尔贝克的欲一望，如非如此，我父母是绝不会产生要我去巴尔贝克的念头的，我也就不会结识阿尔贝蒂娜，同样还 有盖尔芒特家族，因为我外祖母没有再见到过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也不会认识圣卢和德·夏吕斯先生，从而不可能认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以及她的内侄女。因此正是斯万导致我此时此刻来到盖尔芒特亲王府，并且刚才，就在这里，突然产生我作品的设想（所以我多亏了斯万使我不仅有了题材，而且有了决心）。用以支撑我整个生命的幅度的这枝一茎一也许还 稍嫌羸弱（在这个意义上，“盖尔芒特家那边”便起源于“斯万家那边”）。然而，为我们的生活制造这种种外表的那个人往往是个比斯万低劣得多的平庸不过的凡夫俗子。只要有哪个伙计告诉我可以到巴尔贝克去赢得某位佳丽（很可能我在那里碰不上），不就足以使我到那里去了吗？事情往往如此，我们邂逅一位不尽人意的朋友，无奈与之握一握手，然而如果有一天细细回想起来，那只是他对我们说过的一句无稽之谈，一句“您真该去巴尔贝克一行”，于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和作品便脱颖而出。我们并不为此对他感恩戴德，这也并不能证明我们忘恩负义。因为言者无心，他绝不会想到这句话将对我们产生至关紧要的后果。是我们的感觉和才智因势利导，而这种势态，一旦获得第一个推动力便连绵不绝地环环相生，他绝不会预见到同阿尔贝蒂娜的同一居，以及在盖尔芒特府上的化装晚会。他的推动力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我们生活的外部形式、作品的素材本身均依他而定，没有斯万，我父母绝不会想到派我到巴尔贝克去（况且，对间接地因他而给我铸成的痛苦他并不负有责任，痛苦是由我的软弱引起的；他的软弱已经使他自己因奥黛特而回肠百转）。然而，即在如此这般确定我们的生活道路的同时，他从而也把我们本可能经历的其它生活道路统统排斥在外。如果斯万没跟我说起巴尔贝克，我就不会认得阿尔贝蒂娜，不会到那座府邸的餐厅，也不会认识盖尔芒特家的人。但是，我会到别的地方去，认识另外一未能感受的新奇，诱一惑我，令我抱憾怎不奔它而去；而阿尔贝蒂娜、巴尔贝克的海滩还 有利夫贝尔，还 有盖尔芒特家族，我不会永远无缘结识的。
嫉妒是一位尽职的招募人，当我们的画面上出现空白的时候，它便会在街上为我们寻找所需的靓女，她已没有了姣好的风姿，由于我们嫉妒她，她重又花容月貌，她将填补那个空白。一旦我们寿终正寝，这幅如此补全的图画便不再给我们欢乐。但是这种想法丝毫也不令人丧气。因为我们感到生活比我们说的更复杂一些，势态也一样。指出这种复杂一性一是迫在眉睫的需要。如此管用的嫉妒肯定不是产生于一脉秋波，或者一段故事，或者一番内心的反省，我们可能在一本年鉴中发现它正对我们剑拔弩张，这种书在巴黎叫《巴黎一览》，在乡下叫《城堡年鉴》。我们听到那位变得一爱一理不理的靓女说起过她得到敦刻尔克附近的加来海峡去几天，去看望她的姐姐，我们没有在意。我们还 漫不经心地想到，以前，那个很可能对这位靓女大献过殷勤的E先生，她同他永远也不会见面了，因为她不再到他们从前见面的那个酒吧间去了。她姐姐是干什么的？好象是当女佣的吧？出于谨慎我们没有问起过她。接着，就在我们随手翻开《城堡年鉴》的当儿，我们发现E先生的城堡便在敦刻尔克附近的加来海峡。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为了讨那位靓女的欢心，把她姐姐收为贴身女仆，如果说姑一娘一不再到酒吧间去与他会面，那是因为他让她上他家去，他一年到头都住在巴黎，然而即使只是在加来海峡住上那么几天他也少不了她。蘸满了恼怒和一爱一的画笔描绘着、描绘着。然而，如果不是那么一回事呢？如果E先生并没有再见到过那位靓女，而只是出于一片热心把她姐姐介绍给他长年住在加来海峡的兄弟呢？以至她也许同样是出于偶然在E先生不在加来的时候去那里看看姐姐，因为他们也已不再把对方放在心上。甚至，如果那位姐姐并非在城堡或其它地方当女佣，而是在加来海峡有亲戚呢？后面的那几种假设平息了嫉妒，初时的痛苦消失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隐匿在《城堡年鉴》字里行间的嫉妒来得正是时候，使画布上的那个空缺现在被填没了。而幸亏有那个我们已不再嫉妒、不再眷恋的靓女，有因她而起的嫉妒所造成的存在，才使这幅画的格局十分协调。
此时，总管来对我说，第一个节目已经演完，我可以离开书房到客厅里去了。这才使我又回想起了自己在什么地方。然而，我刚刚开始的推理丝毫也没有被一场社一交一聚会这个事实所搅乱，社一交一聚会、回归社会为我提供了我在孤独中不可能找到的走向新生活的起点。这一事实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象我过去曾以为的那样，就象它过去可能已曾对我有过的那样，就象它本来还 应该如此，如果我发展得很协调，并不曾有过那段看似终止的长久停顿的话）。因为，当偶然给予我一个现时的感觉，哪怕它有多么微不足道，我心中便会自发地重现一种类似的感觉，使那种现时的感觉延伸扩展，同时涵盖她几个时期，并充满我的心灵，由于我仅仅只找到那个美的印象，而那些特殊的感觉还 在那里留下巨大的空白，实际上，一般没有理由不许我接受诸如此类的感觉，不管是在自然界，还 是在社一交一界，既然它们系偶然所赐，而且这种偶然还 有特殊的冲动相助，在我们处于生活的激流之外的日子里，这种冲动能导致甚至是最普通的东西都重新给予我们某些感觉，·一习一·惯使我们的神经系统积存下来的感觉。恐怕恰恰只有这类感觉才会导向艺术作品，我这就继续我在书房里没有停止过的环环相扣的思绪，努力寻找它的客观理由，因为我感到现在在我身上，一精一神生活已经有力地开始了，完全能够象独自在书房里那样在客厅、宾客们中间继续进行思考。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即使有那么多人在场，我仍能保住自己的孤独。因为，就象一些重大事件并不能从外界影响我们一精一神力量的强弱，一名平庸的作家即使生活在惊心动魄的时代依然只能是一名平庸的作家，出于同样的理由，世上危险的是人们所作的社一交一安排。然而就它本身而言，它并不能使你变得平庸，就象一场可歌可泣的战争不会把一个蹩脚诗人变得超凡出众一样。总之，不管它在理论上是否有用，艺术作品便是这样构成的，而就在我完成这个问题的考察，象我马上要做的那样之前，我不能否认，就我个人而言，一些真正的美学印象都是随着这类感觉之后才在我身上产生的。在我这一辈子中，它们确实也相当罕见，然而它们却左右着我这一生，我能从往昔里重新找到那些高一峰中的某几座，我曾错误地把它们忽略了（我希望今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忽略）。而且我已经能够说，如果那是在我家里，因为它带上了独有的重要一性一，一个属我个人所有的特点的话，那么，当我发现它与某些作家身上的一些虽不那么显见、却还 能够识别的特点，实际上还 挺相似的特点互为昆仲的时候，我放心了。《墓外回忆录》中最美的部分不正是中止在一种与马德莱娜小点心相类似的感觉上的？“昨晚我正独自散步……一只栖息在桦树枝桠顶巅的斑鸫啁啾鸣叫，把我从沉思中唤醒。这富于魔力的啼声当即使我眼前重现父亲的封邑。我忘掉了不久前目击的一场场劫难，被突兀带回旧时，重又见到我听惯了斑鸫啁啾的田野。”而在这部回忆录最美的两、三句中有一句不正是：“从一小方块蚕豆花盛开的田里，散发出天芥菜甜丝丝的香味；给我们送来芳馨的不是故国的微风，而是纽芬兰狂野的风，与谪居的作物没有关系，没有令人喜悦的淡淡的回忆和快一感。在这没有经过美呼吸的、没有在美的胸臆中纯化的、没有散布在美的痕迹上的芳菲中，在这满负着晨曦、文化和人世的芳菲中，栖止着所有悔恨、离别和青春的伤感。”法国文学的杰作之一，热拉尔·德·奈伐尔的《茜尔薇》与和贡堡有关的那部《墓外回忆录》完全一样，拥有似马德莱娜小点心的味道和“斑鸫的啁啾鸣叫”一类的感觉。最后，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这种淡淡的回忆数量更多，它们显然不再那么偶发，因而，依我看来，也就具有决定一性一意义。这是诗人本身占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带着更多的怠惰，有意识地在一个女人的例如头发、一乳一房的气息中觅寻给人灵感的类比，启迪他写出“广袤而浑一圆的穹苍”和“火焰旗和樯桅济济的港埠”。我恰待竭力回忆起波德莱尔的那些诗篇，作为上述那种被搬移的感觉之基础的诗篇，以便最终把自己归入如此高贵的师承关系之中，从而获得信念，确信我不再踌躇、积极撰写的作品值得我将为之花费气力，我已从书房下楼，来到楼梯底下。一下子已身临大客厅，在一片欢庆中，我很快一感到这次聚会与我从前参加过的大不相同，它将对我带上特殊的色调，具有崭新的含义。确实，我一走进大客厅，尽管我心中一直那么毫不动摇地坚持我刚制定的计划，却出现了一次戏剧一性一的变化，对我所致力的事业提出最严重的异议。无疑我将击败这种异议，然而，就在我继续斟酌自己身上创作这部作品的条件的时候，它却以重复百遍的例子，道出最善于使我犹豫不决的考虑，不时打断我的思路。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懂自己为什么迟疑不敢认出这家的主人和宾客，我不懂为什么他们全都仿佛“化了妆”，那普遍地扑了粉的脑袋使他们的模样全变了。亲王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仍然象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所感到的那样，带着童话国王那种傻愣愣的善良样子，但是这一回，他不只要求来宾带上这种标签，自己也依法炮制，他给自己装上了一部白色的一胡一子①，双脚似乎穿着沉重的铅鞋步履缓慢，仿佛承担起了表现某个“人生时期”的任务。说实在的，我是靠着一番推理，从他在某些部位尚存的旧时模样推断本人正身，才把他认出来的。我不知道小弗桑萨克往自己脸上抹了些什么玩意，可就在别人有的把一胡一子一半染成白色，有的则只是把唇髭染成白色的时候，他却不受这些颜料的约束，居然找到法子使自己脸上堆满了皱纹，眉一毛一一根根竖一起。况且，这一切同他全然不相称，结果他的脸仿佛变得饱经沧桑，黑黝黝的，一本正经。这使他显得老气横秋，叫人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个年轻人。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即在此时，我听到有人叫一个蓄着银白色的外一交一官唇髭的小老头夏特勒罗公爵。在这个小老头身上，唯有目光中残余的那点依然如旧的神色使我得以认出我在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作客时见过一面的那个年轻人。象这样，尽力撇开乔装改扮的内容，凭藉记忆的努力补充残存的本来面目，我终于鉴别出了第一个人；对他，我的第一个想法，也许只是在不到一秒钟时间里出现过的想法是向他表示祝贺，祝贺他那么活龙活现地化装成老人，使我在认出他之前先犹豫了一下，那些大艺术家，扮演与他们本人迥然不同的角色登上舞台、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观众尽管已经从节目单上得知真情，在爆发出掌声之前，仍然会感到犹豫，惊讶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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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的上髭也是白色的，仿佛在上髭后面仍然是小拇指的故事中冰冻的森林。它似乎使变僵硬了的嘴唇不便开合，而一旦效果产生，他大概该把它摘下来。——作者注。
就这一点而言，所有那些人中最不同凡响的是我个人的对头，阿让库尔先生，这次午后演出会上货真价实的顶儿尖儿。他不仅装上了一部不同凡响的白得不象真实的一胡一子，取代了他那刚刚花白的一胡一子，而且（有许多细微而具体的变化能把一个人变得瘦小或魁伟，更能改变其外表特征、品一性一），这个人竟成了个老叫化子，再也没有丝毫令人尊敬之处，他往日的一本正经、死板生硬的样子我记忆犹新，使他那老糊涂的脚色显得那么真实的还 有，他的四肢在微微地颤一抖，平昔高傲的脸上肌肤松驰，还 不时傻乎乎地露出至福的憨笑。事情做到这种地步，化妆艺术已超出了原来的限度，成了人格的彻底改变。实际上，某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枉自向我肯定他就是阿让库尔，是他让人观赏到这滑稽可笑的画中景象，我若要找回自己熟悉的那个阿让库尔的面容，就得穿透一张脸上连续多少个变化，但他还 是只拥有他自己的那具躯体，可脸部已与他本人迥然不同！这显然已是他在不毁坏自身的情况下可能引导它到达的极限；最自负的面孔、最挺拔的身躯只剩下抖抖索索的稀巴烂布片。回想起从前在阿让库尔脸上偶尔露出的、一时冲淡他那高傲神态的笑容，我们才得以在真正的阿让库尔身上勉强找到我曾看到过那么多次的形象，我们才可能勉强弄明白这位智力衰退的老旧衣商的微笑曾存在于以前那个衣冠楚楚的绅士脸上。然而，假定阿让库尔所以微笑的意向是一致的，由于他的脸相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目光中用以表达这个意向的材料是如此地不同。结果表达出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甚至竟象是另一个人的表情。面对这副惟妙惟肖的老糊涂相，我发出一阵狂笑，他对自己友善的丑化与夏吕斯先生遭了雷劈还 彬彬有礼的悲壮方式如出一辙，使他俩都得到了软化。化身为滑稽的垂死者的阿让库尔先生仿佛是个被拉比什夸张了的勒尼亚①，同正经八百地向所有给他打招呼的不值一提的人们脱帽答礼的李尔王夏吕斯先生一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然而，我并不想对他呈现的离奇幻影说出我的赞赏。并不是积怨阻止我这么做，因为他竟变得与本人的差异那么大，使我产生了幻觉，觉得在我面前的是另一个人，他慈眉善目、忠厚老实、与人为善，而往日的阿让库尔目空一切、誓不两立、鹰视狼步。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变化之大使我一看到这难以表于言辞的怪相、滑稽可笑的白色人物，堆成返老还 童的杜拉吉纳将军模样的雪人儿，一看到这就觉得人能象某些昆虫那样进行脱胎换骨的蜕变。我仿佛正透过自然博物馆富有教益的玻璃橱窗，观看最敏捷、对自己的外形最有信心的昆虫能变成什么样子。面对着这只与其说是蠕一动，不如说在颤一动的软体蛹，我已无法唤一起我心中历来感受到的对阿让库尔先生的那种情感了。然而我缄口不语，我并不称道阿让库尔先生让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它仿佛拓宽了允许人一体转换变一态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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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让—弗朗索瓦·勒尼亚（1655—1709），法国诗人，曾把一笔丰厚的遗产用于旅行，这里普鲁斯特把他与佩里雄·德·拉比什相比。
而在后台，或在化妆舞会上，人们夸大辨认乔装改扮者的难度，甚至一口咬定认不出来，这么做不如说是出于礼貌。这儿则相反，某种本能告诉我必须尽可能地把这种感觉掩饰起来。我感到不管是艰难还 是不可能于对方均起不到任何奉承的作用，都因为形貌变化并非出于自愿。而且这种变一态最终地使我发现在走进这大客厅的时候不曾想到的东西，那便是，任何聚会，哪怕它再简单，当它是在我们很久没有涉足社一交一的情况下举行的，只要它汇集了几个我们以前认识的人，便会给我们化妆聚会的感觉，觉得它是所有聚会中最成功的一次，是使我们由衷地为别人感到“惊奇”的聚会，可是，一旦聚会散去，他们长久以来非由自主形成的那副嘴脸却不可能通过卸妆而消失。使我们感到惊奇了吗？唉，我们也在让别人感到惊奇呢！因为，我在寻求给那一张张面孔安上它们应有的名字时所遭遇的困难，仿佛也是大家看到我这副嘴脸时所感到的。他们或者就象从来不曾见到过那样对它不再留意，或者竭力想从目前的外貌中离析出一个不同的回忆。
如果说阿让库尔先生刚才表演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节目”，它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无疑将是他的诙谐所呈献的最惊人的异象的话，那么，这却象是一个演员在大幕完全降落前的一片笑声中最后一次登上舞台了。而如果说我已不再怨恨他了，那是因为在重新获得童稚纯真的他身上，已不复存在他对我可能有过的蔑视一性一质的任何回忆，他一点都不记得还 曾看到过夏吕斯先生突然松开我的手臂，这或者是因为他心里已经一点儿都没有了这类感觉，或者是因为，这种感觉要想传达到我们身上必须通过具体物质的折射，一次次折射使它们走样走得那么厉害，以至它们在传递过程中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含义，而且阿让库尔先生，由于无法具体地说明他依然那么坏，也无法抑制他永远吸引人的快活，他仿佛是个善良人。说他是个演员实在言过其实，掀一开他所有的意识和情感，他倒象是一只颤一动不止的玩具娃娃，装着一部白羊一毛一胡一子，晃晃悠悠地在客厅里溜达，好象这里是木偶戏剧场，既科学、又富有哲理的木偶戏剧场，他被用在一篇悼词中或巴黎大学的一堂课上，用以唤醒人们对一切事物的虚荣心的认识或用作博物学的范例。
这些玩具娃娃，然而，当我们面对着这些木偶般的老人，想把他们与我们从前认识的那个人联结在一体中的时候，我们还 得同时在木遇背后的的好几个平面上进行观察，这些平面给予它们以深度和迫使我们进行一番心灵的探索，因为我们在观望它们的时候，不得不同时用眼睛和记忆。浸泡在岁月非物质色彩中的玩具娃娃，是使时光显形外露的玩具娃娃。通常，不可见的时光，为了变成可见，而去寻找物体，不管在什么地方，物体只要被它碰上便会被它攫住，在它们身上打出它的幻灯。就象过去在贡布雷我房门把手上的戈洛①一样地非物质，这个新的、如此难以辨认的阿让库尔在此仿佛是他使之部分可见的时光的启示。在构成阿让库尔的脸面和他这人物的新因素中，我们能读出某个年岁数，辨认出生命的象征外貌，不是象它平常显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个面貌，即往常的面貌，而是真实的面貌，如此多变的氛围，致使夜晚，自负的老爷也把自己漫画化了，象一个旧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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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幻灯中的人物。
况且，这种变化，这种真正的异化在另一些人身上仿佛正在越出博物学的界限，当我们听到一个名字，我们感到惊讶，同一个人居然能表现出不是象阿让库尔先生那样的新的不同类型的特一性一，而是另一种品一性一的外部面貌。这便是时光从某位姑一娘一身上得出的意想不到的可能一性一，就象它对阿让库尔先生那样，但这种可能一性一虽说尽属相面术或体表上的，却似乎具有某种一精一神上的内容。如果五官在变化，以另一种方式排列，如果它们以惯常式地比较缓慢地获得布局平衡，它们便会以另一种外表带上不同的含意。以至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一女子，当初我们认识她的时候，身材干瘪，在她身上出现了变化，诸如脸变得认不出来了，长圆了，鼻子出乎意料地长出了鹰钩，这些变化令人感到惊讶，甚至惊喜，它往往就象我们听到她说出某个我们绝不会想象会出自她之口的敏一感而富有深刻含义的词，或者看到她做出我们绝不会期待她能做出来的某个勇敢而高尚的行动时所感到的那种惊喜。就在这只鼻子、这只新鼻子的周围，展现出我们都不敢抱有奢望的境域。善良、一温一柔，过去不可能的，随着这些日子的到来变成可能的了。面对着这张脸，我们会说出对从前的那张脸连想都想不到的话语。新的脸部轮廓蕴含一着另一种一性一格特征；冷酷瘦削的女儿家变成了怜老惜贫的厚道太太。这已不再是在某种动物学的意义上，象对阿让库尔先生来说的那样，而是在某种社会的、道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另一个人了。
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象我今天所在的这种下午聚会便是某种比过去的形象珍贵得多的东西，它仿佛在我面前连续不断地展现出一个个形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切形象，它们分隔现在和过去，更有意思的是离析出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关系。它便是我们过去所称作的那种视界，然而是岁月的视界，不是一时的视界，不是一个身在时间的能导致变形的透一视中的人所拥有的视界。
至于阿让库尔先生曾经眷恋的那个女人，如果考虑到似水流逝的年华，她的变化可谓不大，也就是说，她的脸还 没有完全衰萎，不象一个被抛入深渊之中随着坎坷的身世也变形走样的人，这种深渊，我们还 只能通过同样劳而无功的比较才能表示出它的方向，因为我们只能在空间世界进行这些比较，而不管我们把比较的方向定在高度、长度或深度上，它们所能给的唯一的好处是使我们感觉到这种难以想象、却又不可忽视的尺度的存在。要想给那些面孔一个名字，就必须实实在在地回溯岁月之河，继而，这种必要一性一迫使我作为反馈，给这些我不曾想到的岁月以现实的位置，使它们重新得到安定。就这方面而言，也为了免得受空间表面一致之骗，一个象阿让库尔先生这样的人的全新面貌对我是个深刻的启示，启迪我认明铸造年份的现实，它通常对我们是一抽一象的，而现在就象有些矮态树木或高大的猴面包树，它们的出现告诉我们经度将有变更。
所以，生活在我们看来竟象童话仙境，一幕一幕地让我们看到婴儿变成了少年、成一人、弯腰弓背走向坟墓。而仿佛就是通过一些永恒的变化，我们才感觉到在那些每隔相当时距一抽一取的人样之间存着那么大的差异，感到自己与他们一样，也遵循着这条法则。他们仍然是他们，但已不再象他们，因为他们的变化那么大，而正因为他们仍然是他们，才不再象我们从前看到过的他们了。
我以前认识的一位少一妇，现在白发苍苍、拱肩缩背成了个凶狠相的小老太婆，她仿佛指出，人到了一出戏最后的嬉游曲时必然会被乔装打扮得让人认不出来。可她的兄弟身板依然那么挺拔；与他原来没有什么不同，令人惊讶的是他那高雅的唇髭，在他年轻的脸上居然变成了白色。迄今全黑的一胡一子上的几片花白使这场聚会上的人物景象变得郁郁寡欢，它们就象出现在树木上的最初几片黄叶，我们还 在满打满算指望过一个长长的夏季，但还 没有开始利用，便已发现秋天降临了。而我自童年时代以来，由于接受了某种既来自我自身又来自其他人的决定一性一的影响，一直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致从所有那些人身上发生的变化上，我第一次发现时光的流逝，从对他们而言的时光流逝联想到我的似水年华，我不禁大惊失色。而他们的本身并无好恶的衰老却在告诉我老之将至，令我大为伤感。而且，老之将至还 在通过话语一次接一次地向我宣告，它们每隔几分钟对我来一番棒喝，就象终判的号角。第一个说出这话的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我刚看到她从两行好奇的人群中走过。她并没有注意到自己高贵的服饰和卓绝的美容手段正对他们那些人产生作用，在这颗棕发头颅前，在这黑色花边衣翼中显露出一点裹金缠宝的鲑肉一色躯体前，他们激动，望着那带着世代相传的起伏线条的胴一体，就象望着一条年岁久远的神圣的鱼，鱼身上堆满宝石，是盖尔芒特家族守护林的化身。这位夫人对我说：“啊！我最老的老朋友，见到您真高兴！”出于我作为贡布雷年轻人的自尊，我任何时候都没把自己算作她的朋友，真正地介入盖尔芒特府所过的神秘的生活，她的朋友，如同那些已经作古的人，象布雷奥代先生、福雷斯代尔先生、象斯万那样，我真该感到受一宠一若惊，可我首先感到的是不幸。我自忖：“最老的老朋友，她言过其实了吧。也许算得上最老的之一，可我难道真的……”这时，亲王的一位侄儿来到我面前，对我说：“您是老巴黎了。”过了一会儿，有人一交一给我一张字条。我到这里的时候曾碰到一位叫莱杜维尔的青年，我已记不清楚他与公爵夫人是什么亲戚关系了，但他有点认得我。他刚从圣西尔军校毕业，相信他将能成为我的稔友，象从前的圣卢那样，他将能给我谈谈军中情况，有什么变化，我对他说过呆会儿再找他，我们可以约个时间一起用晚餐，他为此很感谢了我一番。可我在书房里遐想，呆得太久，他留下的短简是要告诉我他不能等我了。并且给我留下了他的地址。这位我渴望得到的朋友在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顺致敬意，您的小朋友莱托维尔。”“小朋友！”我过去不就是这样给比我大三十几岁的人们写信的，例如勒格朗丹。什么！这个少尉，我把他当成圣卢那样的朋友。他却对我自称小朋友。可这毕竟不会是自那以来军旅中的做法发生了变化呀，其实我对莱托维尔先生而言已不是个朋友，而是一位老先生了。我想象自己已进入莱托维尔先生的连队，就象我自以为的那样，成了他的一个哥们，岂知我与他之间隔着无形的双脚规的间距，我没料到，它把我放在离这位年轻少尉那么远的地方。对这自称为我的“小朋友”的人而言，我真的那么遥远，真的成为一名老朽了吗？
几乎紧接着有人谈到布洛克之后，我问是小布洛克还 是他父亲（我不知道他已在战时过世了，据说是因为看到法国遭到入侵忧愤而死的）。亲王说：“我不知道他还 有孩子，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不过，很明显，我们说的当然是老布洛克。”他笑着补充说，“因为他一点儿都不象个年轻人。他可能有几个儿子，他的儿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一人了吧。”而我明白他指的是我的同学，再者，没过一会儿布洛克便走进来了。确实我已在他脸上看到重叠着那张既无能又固执的面容，那很快便找到制动卡槽的轻微的摇头动作，如果说在另一面我没能认出站在自己面前的朋友，如果说我的回忆没有能够用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赋予似乎已被剥夺了活力的他以生命的话，那我也该从中辨认出慈一爱一的老人们的那种博学的疲乏。我在刚步入生活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一直不断地看到他。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同窗，一个少年人，我是用无意识地给予自己的青春——从那时起便以为自己还 不曾过完的青春去测定他的青春的。我听说他挺显老，我惊讶地注意到他脸上那种不如说是衰老的人们才有的迹象，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他实际上已经衷老，而老翁正是生活用持续多年的青少年制成的。
就象有人听说我身一体不舒服，便问我是不是担心得了现时正流行的感冒，另一位好心人则安慰我说：“不会的，容易得感冒的大多数是年纪还 轻的人。您这种年龄的人不会再有多大的危险。”他们还 肯定说全体医务人员都把我认出来了，他们低声传说我的名字，甚至，一个妇人一胡一言道是“用他们自己的用语说的”，她听到他们说：“这就是父亲”（这个词后面接着我的姓）；然而，由于我没有孩子，她便只好求助于年龄来解释了。
“怎么，问我认不认识元帅？”公爵夫人对我说：“我认识的人一体面得多呢，加利拉公爵夫人呀，波莉娜·德·贝里戈尔呀，迪邦卢大人呀。”听她这么一说，我幼稚地抱憾没有结识被她称作老军一团一的残部。我本应想到她也只知道那个被称作老军一团一的结局。就这样，我们在地平线上隐隐瞥见的那点残余变得神秘而伟大，并且仿佛已关上大门，封闭了那个我们再也见不到的世界。然而我们也在前进，并且很快，我们自己也走到了对下面几代来说是地平线的地方。地平线在后移，那个似是结束的世界周而复始。“在我当小姑一娘一的时候，”德·盖尔芒特夫人补充说：“我甚至还 见到了狄努公爵夫人。老天爷！您知道我已经不是二十五岁了。”最后那句话让我听了恼火：“她不该说这话，这种话让个老太婆去说才是。”然而，我立刻想到她本来就已经是个老太婆了。“至于您，”她又说，“您总还 是那个样子。是的，”她对我说，“您让人惊讶，您总是显得那么年轻，”多么令人伤感的话呀，因为它只是在我们实际上，而不是表面上衰老的时候才有意义。她给我最后一击，补充说：“我一直在惋惜您为什么不结婚。话说回来，谁又知道，也许这样更幸福。本来，在您这个年龄战时就能有几个儿子了，如果他们被杀死，象那可怜的罗贝尔（我还 常常念叨着他呢），那么，象您这么多愁善感，您是不会在他们之后再活下来的。”我还 能够在那些同我一样、自以为还 年轻的老人们眼里看到我自己，那就象我有生以来未遇上的第一面真实的镜子，当我把自己作为衰老的例子举出来，希望听到他们说一声“否”的时候，在他们望着我的目光里并没有显示出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只有我看待他们的那种神色，单一的肯定。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外貌、年龄，然而我们却又象一面背对着自己的镜子，照着别人，看到别人的外貌。发现自己老了，对不少人来讲也许不会象我这么伤心。然而，首先，对待衰老犹如对待死亡，有的人对这种事淡然处之，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较差。其次，一个从童年时代起便盯住同一理想不变的人，他的怠惰本身，甚至他的健康状况在使他不断推迟理想的实现的同时，也使他每晚都要意识到自己白白地丢一了一天，这种意识那么清楚，致使疾病在加速他肉一体的衰老的同时，却延缓了他心灵的衰萎，这个人，当他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时间之中，发现自身生活很少的人也是按照日历调节的，他不可能一下子觉察到日逐一日点滴积累的全部年岁的时候，他会感到更加诧异，更加震惊。然而，造成我苦恼还 有一条更为严重的原由，那便是即在我打算把我艺术作品中超时间的现实写清楚，使它们理智化的时候，我发现了时间的这种破坏作用。
我不在的时候，在某些人身上连续不断地完成的每个细胞的更替已导致那么完整的变化和那么彻底的变一态，使我可以在一个餐馆里坐在他们对面用餐一百次，却想不到我还 曾认识过他们，就象揣测不出一位微行君主的权势或者一个陌生人的罪行。在我们听到他们的名字的情况下，这个比喻甚至有不足之处，因为，你可以相信坐在你对面的陌生人是罪犯或者国王，而他们，我认识他们，或不如说我认识叫那个名字的人，他们前后区别那么大，使我无法相信这竟是同一些人。然而，就象我想到权势或者罪恶的时候会作出的反应那样，这种想法很快便会给你的陌生人一副新的面貌，对这个人，当我们还 不知其底细的时候，我们往往愚蠢地显现出倨傲简慢或殷勤奉承的态度，而同是在这副嘴脸上，我们现在却识别出了似是高贵或可疑的神色；就是这样，在这个女人，这个完全陌生的女人脸上，我力图寻找出什么能使我相信她是萨士拉夫人的迹象，最后我确认从前见到过这张脸，然而，这种认识对于我来说，已千真万确地异化了，那完全是对另一个人的认识，失去了我所认识的人的一切属一性一，就象一个人重又变成了猿猴那样，若不是名字和身份把我送上求解的道路，解了这个实属难解的问题的话。不过，有的时候，过去的形象也相当清晰地重新出现，使我得以努力作一番对照，然后象一个与被告当堂对质的证人，我虽然见过他，却不得不说：“不……我认不出来了，”差别是那么巨大。
希尔贝特·德·圣卢对我说：“我俩单独去餐馆吃晚饭好吗？”由于我回答说：“只要您不觉得同一个年轻人一起单独用餐对您的名声有什么妨碍的话，”我听到周围那些人全都笑了，我急忙补上一句：“或者不如说跟一个老年人一起吧。”我感到，刚才引得大家发笑的那种话只有我的母亲在提到我的时候才能这么说，因为只有在我母亲那里我才永远是个孩子。而我却是站在她的角度上来判断自己的。如果我最终能够象她那样，录下我从牙牙学语以来完成的某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现在也都已十分陈旧。因此我依然呆在那个人的地位上，他曾有一时使旁人超乎事实之前说：“他现在差不多是个大小伙子了。”我仍然这么以为，但是这一次却大大地落后于事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变化。可是事实上，刚才他们哈哈大笑，他们又发现什么变化了？我没一根银丝，我的唇髭是黑色的。我真希望能够问问他们那件可怕的东西明显表现在什么地方。
无疑①，我刚才发现的那个残酷无情的东西只能在关于我作品的素材本身方面给予我帮助，既然我已决定素材不能单由真正充实的印象、与时间无关的印象构成，在我打算用来镶嵌那些印象的真实中，与时间有关的，与人们、社会、民族在其中浸沉、在其中变易的时间有关的真实将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不会只注意给人们外表上的那些变异一个位置，我每时每刻都能举出新例的变异，因为，即在考虑我的作品的同时，虽说一开始撰写便已相当明确它中途不会因短暂的分心而辍笔，我却继续在向熟人问好，同他们一交一谈。况且，衰老的表现并非人人都一样。我碰到过有人问我姓什么，人家对我说那是康布尔梅先生。这时，他为了表示已经把我认出来了，问我说：“您还 总感到气闷吗？”当我作出肯定的回答时，他又对我说：“您瞧，这并不影响长寿，”就好象我已经是百岁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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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在我才明白衰老是什么东西了——衰老，在所有的现实中，它的纯一抽一象概念也许是我们这辈子保留得最久的一个，望着日历，给信件署上日期，看到朋友们结婚，朋友的孩子们结婚，或者出于恐惧，或者出于怠惰，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直至有一天我们瞥见一个陌生的身影，象阿让库尔先生那样的身影，它告诉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了；直到有一天，我们的一位女朋友的孙子，这个我们本能地愿以志同道合相待的年轻小伙子朝我们莞尔一笑，以为我们在嘲弄他，因为我们看上去倒象他的祖父时为止；这时我才明白死亡、一爱一情、心灵的欢乐、痛苦的效益、感召等等意味着什么。因为，倘若那些姓名对我来说已丧失它们的个一性一，词语却为我们揭示出它们的全部涵义。形象的美驻留在事物的后部，观念的美则在前部。以至当我们达到形象的时候，它们的美已不可能再引起我们的赞叹，然而我们又只能在超越观念之后才能理解观念的美。——作者注。
我同他说着话，两眼紧盯着他脸上，望着那两三处特征，希望通过思维把它们归入被我称作他本人的那个记忆合成中去，这个合成其实与之迥然不同。然而有一阵子他把脸侧过去，此时我看到他脸上多了个硕一大无朋的红色囊肿，这个囊肿使他的脸变得认不出来了，它使他的嘴巴、眼睛都无法完全睁开，样子那么怪，令我目瞪口呆，不敢看那痈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让他自己先提起这个痈更为合适。然而他就象一位勇敢的患者，笑呵呵的，对此矢口不提，反使我不知所措，不问问他似乎缺乏感情，问他是怎么回事则有失分寸。他却继续大谈气闷，他问我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气闷的时候是不是少了一些？”我对他说依然如故。他又对我说：“啊！不对头，我妹妹气闷的时候比过去明显减少了，”那辩驳的口吻就象我的病情还 非得同他妹妹的一样不可，仿佛年龄也是那种药物之一，那类药物既然对戈古夫人曾有裨益，就应有助于我的健康，否则他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随着康布尔梅一勒格朗丹夫人越来越近地朝我走来，我越来越担心因为没有对我已经注意到她丈夫脸上的那玩意儿表示怜恤而显得缺乏感情，可我不敢首先提到它。她对我说：“您很高兴见到他，是吗？”我用不肯定的口吻回答说：“他身一体还 可以吗？”“老天爷，就象您看到的这个样，不算太坏吧。”她没有发现那揽住我视线的痈疾，它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时间的标志之一，是时间打在侯爵脸上的印记，它是渐渐长大的，是那么渐次累进长大的，竟使侯爵夫人丝毫没觉察到。直至康布尔梅问完我有关气闷的问题之后，才轮到我低声向旁人打听侯爵的母亲是否还 健在。实际上，在对似水年华的衡定中，也就是第一步难以迈出。首先我们会感到很难想象已经过去了那么多时间，然后又很难相信时间没有过去得更多一些。我们从不曾想来到十三世纪已是那么遥远，后来又很难相信十三世纪的教堂居然保存下来，这种教堂在法国却是数不胜数。这种在别人身上进行得比较缓慢的工程，在我身上不一会儿就完成了，他们很难理解自己认识的年轻人怎么变成了花甲老人，十五年后，当他们得知这个人还 活着，而且还 只有七十五岁，他们更不能理解了。我向康布尔梅先生问起他母亲近来可好。他对我说：“她还 是那么硬朗。”这个形容词的使用说明他与那帮子对待自己年迈的双亲冷酷无情的家伙有天壤之分，它符合这么一类家庭的情况，在这类家庭中，老人最具体的官能的使用，如听觉良好、能步行去望弥撒、能泰然承受服丧的哀恸，在儿女们看来，全都带有不同寻常的心灵美的印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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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说有些女人既搽胭脂抹粉，也不讳言自己年事已高，那么相反某些男子却因为不化一下妆而老态毕露，我从来没有特地注意男人脸上搽的脂粉，然而，自从他们不再抱有取一悦于人的奢望，因而不再使用化妆品以来，我还 是觉得他们变化甚大。勒格朗丹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嘴唇和脸颊上原有的粉一红色消褪殆尽，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种粉色系人工所施。去掉化妆后的脸变得灰黯一陰一沉，并且象石刻般地棱角分明。他不仅失去了自我粉墨的勇气，还 失去了微笑、使自己的双眸熠熠闪光和作侃侃之谈的热忱。人们看到他那么苍白、那么沮丧。少言寡语，而且那些言悟就象出自应一召而来的亡灵之口般地没有意义而感到惊讶。人们弄不懂是什么原因妨碍他生气勃勃、能言善辩和富于魅力，就象人们面对一位生前十分能干的人的毫无可取之处的“亡灵附着者”时所感到的那样困惑不解，对召魂巫师提出的那些问题他本来尽可大加发挥，作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答复。人们还 想到，苍白可悲的鬼魂取代面色红一润、思辩敏捷的勒格朗丹的原因便是衰老。
另有一些人，他们的面容完好如旧，仿佛只是走路困难。开始我们还 以为他们的双脚患有痼疾，只是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高龄给它们系上了铅铸的鞋子。高龄还 使有些人变美，例如阿格里让特亲王。在这位目光呆滞、头发似乎永远都得是那种暗一红色的细高个儿身上发生了与昆虫一般的变一态，变成了一位白发老翁①，那一头让人久看生厌的红发象用的次数太多的桌毯被换掉了。他的胸膛长得前所未有的饱满、强壮，象个武士，我所知的那个脆弱的蛹壳肯定需要经历过一次真正的爆裂。他的两眼流露出富有自我意识的庄重的神色，略带前所未有的慈和，俯视每一个人。而由于在眼前的这个身一体强健的亲王和保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之间。不管怎样总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我赞叹时间别出心裁地更新万物的力量，它竟能在完全尊重此人前后的一致一性一和生命法则的同时，象这样改变装饰和把大胆的对比引入同一个人的前后两个外表。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立即就能被辨认出来，可他们却象集中挂在陈列室里的一些画得相当蹩脚的肖象，他们自己的肖象，一位手笔不准又心怀叵测的艺术家在绘制肖象的时候，把这个人的轮廓线条画僵直了，去掉了那个女子肤色上的红一润或体态上的轻一盈，还 把目光画得一陰一郁黯淡，把这些形象与我记忆中历历在目的形象相比之下，我不喜欢的还 是最近看到的。就象我们拒绝一位朋友让我们在许多照片中挑选的那张，往往觉得那张照得差一些，对每一个人，在他把自己的形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想对他说：“不，不要这个形象，这上面的您差一些，这不是您。”但我不会冒昧地补充说：“您的鼻子笔挺，很漂亮，可它被弄成象您父亲那样的鹰钩鼻，我可从来没见到过您是这模样的。”实际上，这个新鼻子是他家祖传的。简而言之，时间这位艺术家“描绘出”所有这些模一式，以便使它们全都变得能够辨认。然而这些模一式不尽相同这并非因为它把它们画美了，而是因为它使它们衰老了。再者，这位艺术家的工作速度极慢。那张酷似奥黛特的脸就是这样形成的，我第一次见到贝戈特那天曾在希尔贝特脸上隐隐瞥见它刚刚起笔勾勒轮廓，时间象那些久久保留着某件作品、年复一年予以补全的画家，终于把它推进到完美无瑕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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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些人甚至头发都没有白。盖尔芒特的贴身老仆来向他主人禀报的时候就是这样被我认出来的。粗细不匀的须一毛一根根竖一起在他的脸颊上、头顶上，依然是红棕色的，近乎玫瑰红色的，而毋庸置疑，他不会象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样给头发染个色。但他也并不因此而显得年轻一些，我们只是觉得，就象在植物界存在有青苔，地衣及其它那么多种类草木，它们并不因冬天将至而有什么变化。在人类中也存在着这种情况。——作者注。
在好些人身上，我最终认出来的不只是他们本身，而且还 有他们从前的样子，例如茨基，其变化并不比枯萎的一朵花或干瘪的一只果更大些。他是一次未完成的试验，证明了我关于艺术的理论（他挽住我的手臂说：“这我已听过八次了，”等等）。另有一些人压根儿就不是这方面的一爱一好者，他们是社一交一界人士。但高龄也没有使他们成熟，而且，即使额头长出了第一圈皱纹，两髭开始花白，他们的脸还 是那副娃娃相，保持着十八岁时的活泼样子。他们不是老头儿，而是憔悴至极的十八岁的小伙子。稍微一点小事便足以抹去这种生活摧一残的烙印，则死亡不用费大的劲就能使那张脸恢复青春，就象洗清仅有些许积垢使之失去往日芳菲的肖象。从而，我又想到当我们听人谈起一位有名望的老人便预先信赖他的仁慈、公正和生一性一宽厚的时候，那种使我们上当受骗的幻象；因为我感觉到，早四十年他们曾是令人头痛的年轻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现在他们已经抛开虚荣、伪善、傲慢和狡诈。
然而，我还 同另一些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男人和女人一交一谈过，我很惊讶，这些人过去叫人难以容忍，现在，也许是生活辜负或者满足了他们的欲一望，从而去除了他们的自负或辛辣，已经改掉了差不多所有的缺点。与有钱人联姻使你再也没有必要去争斗或卖弄，妻子本身的影响，以及渐渐获得的不是浅薄青年专一信奉的那种价值意识，使他们得以舒松个一性一和显示优点。这些人随着衰老的到来仿佛拥有迥异的人格，就象那些树木，秋天改变它们的颜色，仿佛也改变了它们的本质。衰老的本质在他们身上真正地表现出来了，然而是作为一精一神上的事物表现出来的，在另一些人身上它更多地表现在物质方面，它使他们完全变了样（如阿巴雄夫人），使我仿佛感到又生疏又熟识。之所以生疏，是因为对于那就是她我不可能怀疑，可我又不由自主地，在答礼的时候流露出心里在活动，这种活动使我在三、四个人（阿巴雄夫人不在其中）之间犹豫不决，要知道我该向哪一位答礼，再者，我表现出十分热情，这大概也会使对方感到惊讶，因为我心中怀疑，所以害怕如果对方曾是一位知己女友，我的态度会显得过份冷淡，我用热情的握手和微笑来补偿目光中的踌躇。可是，在另一方面，她的新外表又并不使我感到陌生。在我这一生中，我常常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胖妇人身上见识过这个外表，只是当时我没有想到她们在许多年以前曾经象阿巴雄夫人这样。这个外表和我以前认识她的那个形象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区别，竟可以说她象童话国中的人物，早已被判定首先以少女的形象出现，接着是婚后发福的胖女人，很快还 无疑将变成颤颤巍巍的驼背老太婆重新显身。她仿佛就象一名笨拙的游泳者，远远地已经看到陆地，艰难地划动着正把她淹没的时间的波涛。然而，渐渐地，我仗着凝望她那神色犹豫的面容、象记不住往昔形象的不忠实的记忆那样变幻不定的面容，使出一些诸如去掉岁月加在她脸上的四方形、六角形之类的小手段，终于在这张脸上重又找到某种东西。况且混和在女人脸上的并非只有几何图形。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虽说依然那么相象、却已如牛轧糖那样拼凑而成的脸上，我认出的却是一片铜锈痕迹、一小块玫瑰色的碎贝壳，一个难以说清楚的肿块，比一只槲寄生球小，没有一颗玻璃珠子透明。
有些男人走路一瘸一拐，我们很清楚那不是由一场车祸造成的，是他们遭到衰老的初次打击，就象俗话说的，他们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坟墓。有些女人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仿佛她们的裙裾已挂住在墓一穴一石上，再也不可能从坟墓半开半合的缝隙中完全一抽一出来了，她们低垂着脑袋，佝偻着身一子，已经挺不起来，那弯成弓形的身一子在最后倒下之前仿佛还 占据着介于生死之间的位置。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御住这条带着她们离去的抛物线的运动，而一旦她们想站起身来，她们便颤一抖，她们那双手什么都抓不住。
有些人的脸在他们风帽型的白发底下已经僵硬，眼皮象快死的人那样胶合在一起，他们的嘴皮还 不住地哆哆嗦嗦，仿佛临终者在喃喃地作着祈祷。一张线条没什么变化的脸，只要白发取代了黑发、金发，便足以使它变成了另一张脸。剧一团一服装师们就知道，只要有一顶扑上粉的假发便能绰绰有余地伪装一个人，使他变得认不出来。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她表姊妹的楼下包厢里的那天，我曾在康布尔梅夫人的包厢里见到过当时还 是中尉的青年侯爵博泽让。这位爵爷的五官始终还 是端正得无懈可击，比端正还 端正，动脉硬化症的生理僵直更夸大了这位花花公子脸相上毫无表情的直线感，并且赋予这脸部轮廓以纹丝不动导致的几近怪诞的极大的明晰度，在曼坦那①或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一习一作中才有的那种明晰度。他的脸色，过去是轻佻的红一润，现在是威严的苍白。银白色的须发，微微丰一腴的身躯，督治的庄重丰彩，直至昏昏欲睡的倦容，这一切通力协作，给人以预示着将位极人臣的新的印象。原来呈矩形的金黄色一胡一子被同样大小的矩形白一胡一子所取代，使他产生了如此完美的变化，以至我在看到这位我认识的过去的少尉已经有五条杠杠的时候，首先想到要向他祝贺的不是他已晋升为上校，而是他确实有上校风度，仿佛他为了化妆成上校，从他当过高级军官的老父那里借来了军服和严肃、忧郁的神色。在另一个人身上，虽说金黄色的一胡一子也被白一胡一子所取代，由于面容依然红一润、年轻、挂着可掬的微笑，这只能使他显得更加红光满面，更加积极活泼，使两眼增添光彩，给这位童颜鹤发的社一交一界绅士以才高八斗的神态。白发和其它一些因素所完成的改造，尤其是在女一性一身上完成的改造，如果只是颜色的变化，对我的吸引力绝不会有那么大，那无非是看上去悦目罢了，令我心灵上不安的是人的变化。实际上，“认出”某人，甚至就是在没能把他认出来后对他的鉴别，这是对同一个名称下的两件矛盾的东西进行思索这是要我们承认曾经在这里的、我们记起来的那个人已不复存在，而现在在这里的是一个我们并不认识的人；这是需要我们去思索一个与死亡之谜几乎同样地令人心神不安的奥秘，而且它还 仿佛是死亡的序曲和通报人。因为这些变化，我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是什么的前奏。所以，在妇女身上，这种头发的白色和其它那么多的变化联结在一起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有人对我提到一个名字，我愣住了，因为我想到这个名字既指我以前认识的那位跳华尔兹舞的金发女郎，又指步履沉沓地从我身边走过的这位臃肿的白发妇人。除了她脸上那点儿玫瑰红色，这个名字恐怕是在这两个女人之间仅剩的共同之处了，她们（我记忆中的她和在这次盖尔芒特府的下午聚会上的她）之间的差别比一出戏中的天真少女和老太太之间的差别还 要大。生活要做到给华尔兹女郎这具粗劣的躯体，要做到象调节节拍器一样减缓她多有不便的行动，就做到靠那么一小块也许是唯一的共有领地。就靠这张肯定变得更宽大、但从年轻时代起就已长着点点红斑的脸颊，要做到用那大腹便便的老元帅取代体态轻一盈的金发女郎；生活必须完成的破坏和重建更多于用一个圆拱顶代替箭顶，因为诸如此类的工程不是实施在没有生命的物质上，而是在只能难以觉察地变化着的肌肤肉一体上，存在于现时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形象和我记忆中的那个人之间的惊人对比把记忆中的那个人推向比遥远还 遥远的过去，使他几乎成了假的一般上面。我们难以把这两个外形合而为一，也难以想象用同一个名字命名两个不同的人；就象难以想象一个死人曾经活过，或者一个曾活龙活现的人今天死了一样，这同想象一个曾年轻的女人成了老太婆几乎一样地困难，属同一类型的困难（因为青春的毁灭、一个充满活力和体态轻柔的人的摧一残已经是第一次死亡）。因为这个与少女的形象既相并列、又似拼命排斥的老太婆的形象甚至会使你觉得那就象一场梦，老太婆、少女、接着又是老太婆轮番出现在梦中，我们难以相信这一个竟曾经是那一个，而构成那一个的物质还 是她自己，她没有躲避到别的地方去，全亏时间灵巧的一操一作，那一个变成了这一个，这是同一种物质，没有离开同一具躯体。如不是有这同一个名字的标志，如非朋友们作出肯定的证明的话（而为这个证明依据的唯有一个似确有之的外表，过去狭窄地挤在金色发绺之间，现在展示在白雪覆盖下的艳如桃花的双颊），我们是不会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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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德烈·曼坦那（1431—1506），意大利画家、雕刻家。
再者，也就象白雪之对于山峰那样，头发的灰白深浅基本上就是已经历岁月的一个深度信号，那些山峰，看上去虽说似在同一条线上，却在峰巅积雪的白色深浅上反映出它们的海拔高度。不过这也并非对谁都百试百验的，尤其对妇女。例如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发绺，当它们是灰色的时候，它们闪烁着丝绸般的光泽，象银子箍着她凸出的前额，随着它们变成白色，它们变得象羊一毛一和麻脚那样地暗浊，仿佛由于这个缘故，它们成了灰色的，象被弄脏的雪，失去了它的光泽。
至于脸部轮廓已经变了的老头，他们则竭力保留被视作瞬息姿态的短暂易逝的表情，让它常驻在自己脸上，他们凭藉这类表情，或者尽量利用外表上的优势，或者竭力掩饰某个缺陷，他们看上去就象最终地变成了暂时不变的自身。
所有这些人全都用了那么多时间来完成他们的乔装改扮，致使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往往看不出他们的变化。甚至他们往往还 能获得一个特许的期限，在这相当长的期限里能依然故我不变。但期限一过，被推迟的变化会进行得比较快。总之，这种乔装打扮不可避免。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过在X夫人和她母亲之间有丝毫相象之处，我认识她母亲时老人家已属高龄，弯腰驼背看上去象个小个子土耳其人。而X夫人我早就认识了，她长得妩媚迷人、亭亭玉立，而且她一直是这么姣好，很久很久，太久太久了，因为，她好象是个不应该在夜幕降落前忘了穿上土耳其妇女服饰的人，她行动得太迟了，于是她急急忙忙，几乎是在转瞬之间变得弯腰驼背，忠实地复制出从前由她母亲拥有的土耳其婆婆的形象。
我在那里碰上的一位老同学，从前，曾有十年时间我俩几乎天天见面。有人愿意给我们重新作一番介绍。于是我朝他走去，他对我说：“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真感到高兴。”我却感到十分惊讶！我十分清楚地认出了他的嗓音，可这个声音却象是从一架改装的留声机里发出来的，因为，如果说那确是我朋友的声音，它却出自一个花白头发的胖子之口，我不认识他。因此从这时起，我便觉得那肯定是人为地通过机械手段把我老同学的声音装到了这个貌不惊人的胖老头儿身上。然而，我很清楚他就是我那老同学：给久违的我俩引见的那个人一点也不象个一爱一开玩笑的骗子。老同学说我老样子没怎么变，我明白他言下之意是他也没变。这时，我更细细地端详他。总而言之，除了他长胖了许多，在不少地方他还 是那副模样。然而我不能理解，那怎么会是他。于是我竭力回忆。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双湛蓝湛蓝的眼睛，眼神总带着笑意。永远变幻不定，仿佛是在寻找某样我不曾想到的东西，肯定是十分客观的东西，也许就是真实，还 带点儿嬉闹，带着对他家的朋友们游一移不定的尊敬，在永恒的不肯定中追求的真实。而在成为有影响、有能力、专横独断的政治家后，这双其实并没有找到它们寻觅的东西的蓝眼睛固定不动了，这便赋予它们一种尖锐的目光，眉头总是紧锁着。从而，欢快、随和、天真无邪的表情变成了一副一奸一诈圆滑的神态。我觉得，这肯定是另一个人了，恰在此时，我突然听到他因为我说到某一事物而发出一阵大笑，他从前的那种狂笑，与永远快乐的变幻不定的目光同时出现的那种笑。音乐迷们觉得，Z的乐曲经X改变成管弦乐后，味儿截然不同了。这是一般人一体察不出的细微区别，然而，在虽说有些歪斜、却削得尖尖的蓝铅笔似的天穹下，孩子克制着的狂笑比改编管弦乐的不同的涵义更多。笑声戛然而止。我真想辨认出我的朋友，然而，象在《奥德赛》里扑向他死去的母亲的于利斯，象力求获得能证明幽灵存在的答复而徒劳无功的招魂巫师，象电气展览会上的参观者，难以相信留声机里放出来的没有变质的声音还 是由某个人自发地发出来的，我不再费劲去辨认我的朋友了。
然而，我们还 应作出这种保留，对某些人来说，时间本身的节拍可以加快或者减缓。那是在四、五年以前，我曾在街上偶尔遇见圣菲亚克尔子爵夫人（盖尔芒特的朋友的儿媳）。她那美如雕象的容貌仿佛是她青春永在的保证。况且，她还 正当妙龄。可我也认不出她来了，尽管她频频含笑，一再问候，她成了个容颜破残不堪的妇人，脸部线条已无法修复。那是因为三年来她服用可卡因和麻醉品所致。她的双眸深深地陷在一圈黑影里，带着几近于惊慌不安的神色。她的嘴巴怪模怪样地绽裂着，挂着一丝强笑。有人对我说，她成年累月不离开她的一床一或躺椅，只是为了参加这次聚会才起身。就这样，时间也有快车和专列，它们迅速驰往早熟的衰老。然而，在与此平行的道上还 行驶着回头列车，开得几乎一样地快。我把古希福先生当成了他的儿子，因为他看上去很年轻（他大概已年过半百，却象个不到三十岁的人）。他遇上了一位聪明的医生，禁绝了酒和盐；他回到了三十岁，那天看上去连三十岁都不到。那是因为，即在那天早上他去理了发。
奇怪的是，衰老在它的种种表现方式中似乎还 考虑某些社会一习一俗。有些大领主，他们老穿着最普通的羊一毛一织物、戴着旧草帽，这是连小资产者都不愿穿戴的衣物，他们与生活在他们周围的园丁、农夫以同样的方式衰老。褐色的斑点爬上他们的脸颊，他们的面容泛黄，象一本书似地颜色越来越深。
我还 想到所有没来这里的人，因为他们来不了，他们的秘书意图造成他们尚且活着的假象，不时给亲王夫人，给几年来不再起一床一的苟延残喘的病人们发一封表示歉意的电报。那些垂危的人，不再移动半步，就算是处于带着旅游者的好奇或朝圣者的虔信而来的客人们无聊的陪伴下，他们依旧闭着眼睛，捏着念珠，微微掀起已经成了殓一尸一布的被单，就象死者卧象，横陈在他们的幕石上，病痛镂刻着大理石般惨白僵硬的躯体，力透膏肓。
况且，那些特一性一，我能认为它们也在消亡吗？在时间长河中的某个特定时刻，我总把我们的个人视作珊瑚骨，上面的眼睛，虽说与其它器官相协同，却又有它的独立一性一，如果吹过一粒灰尘，不用理智的指挥它就会眯起来，更有甚者，带着寄生虫隐患的肠子，它在理智不知道的情况下感染发炎，然而，在生命的持续过程中，我还 把这个人视作是一连串的我，它们并列但又各有千秋，它们一批接一批地死亡，或者互相一交一替轮换，就象在贡布雷，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一个接一个轮番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些人，然而，我也发现那些道德品一性一细胞，它们组成一个人，又比这个人更能持久。我看到盖尔芒特家族的缺点和勇气再现在圣卢身上，就象圣卢自己的怪癖和一性一格上的短处，就象斯万犹太化的特一性一。我还 能在布洛克身上看到这一点。他丧父已有数年，当时我给他去信，他一开始没有答复我，因为除了存在于一般犹太人家庭里的深重的柔情外，他还 认为他父亲远远地凌驾于旁人之上，这种想法使他的孝心带上迷信崇拜的形式。他承受不了丧父之痛，不得不住进一家疗养院，呆了将近一年。他对我的唁慰作答时，那口气既由衷地真挚，又近乎高傲，他认定我值得人们羡慕，因为我曾接近过那位高人，他真愿意把那位高人的二马力汽车献给哪家博物馆。而当年在他家的饭桌旁激起老布洛克对尼西姆·贝尔纳的愤怒，也就是现在激起小布洛克对他岳丈的愤怒。他也一样，会在吃饭的时候拂袖而起。犹如在听人议论戈达尔·布里肖和那么多其他人的时候我所曾感到的，通过文化和一习一俗在整个空间跨度中传播的只有一个波动，同样的说话、思维方式，在整个时间从头至尾的持续过程中，就象海底涌一浪一，从各种年龄的深度，穿过重叠的数代人，掀起同样的愤怒，同样的悲哀、同样的勇气、同样的怪癖，从同一组好几个人身上截取的每个剖面都显现出象同一幅图画的重复，仿佛投射在先后相连的屏幕上的影子，尽管它往往比使布洛克和他岳丈、老布洛克和尼西姆·贝尔纳和另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以同样方式争斗吵闹的图画涵义更丰富些。
有些人，我虽然知道他们与另一些人有亲缘关系，却从来没去想过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共同特点。在欣赏变成白发隐士的勒格朗丹时，我恍然大悟，可以说我怀着动物学家般满意的心情，在他扁平的脸颊上发现他年轻的外甥莱奥诺尔·德·康布尔梅的面颊结构，外甥的模样看上去其实一点都不象舅舅。在这第一个共同特点上我又增添了第二个，我在莱奥诺尔·德·康布尔梅身上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接看又是几点。它们全都不是我平日在他年轻的综合一体上看到的，就这样我很快便获得了他的一幅更为真实，更为深刻的漫画象，而且活脱地象他。现在，倒是他的舅父反而象是出于好玩装扮成老头的小康布尔梅，实际上有朝一日他真会变成这样的老头，所以他已不尽然是过去的年轻人所变来的，而且还 是今日的年轻人将要变成的模样，这一点十分有力地给予我时间的感觉。
当即使青春已逝，至少还 余留秀色的容貌从女子身上消失后，她们也曾寻求是否能用现剩的面容构成一个新人。她们移动自己脸上即便不是重心、至少也是透一视中心的位置，围绕这个中心按另一种特色组成面部轮廓，从五十岁开始她们具有另一种丰韵，好似有人到了晚年还 改行更业，或者象一块不能再生产葡萄而种上甜菜的土地。就在这新的容颜上焕发出又一次青春。唯有绝色或奇丑无比的女子不适于这种变化。前者如大理石已最终地雕琢定型，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大理石，她们会象雕塑一般碎为细片、香消玉殒。后者，脸上有些畸变的女子倒比美一女人略胜一筹。首先，只有她们才能一下子就被我们认出来，我们知道全巴黎再也找不到长成这模样的嘴巴了，就在这次我已谁都认不出来的聚会上，那张嘴巴使我认出了她们。其次，她们看上去似乎并不见老。衰老是某种属于人类所有的东西，她们是怪物，仿佛不会比鲸有更大的“变化”。
有些男子女士似乎并没有衰老，他们的身材还 是那么苗条，他们的脸相还 是那么年轻。然而，如果我们为了好同他们说话与那张皮肤光滑、轮廓细腻的脸凑得近近的，这时它就会原形毕露，就象把一片腐殖土、一滴水或一滴血放在显微镜下以后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这时，我会在我原来以为光滑洁净的皮肤上看到许许多多脂肪斑，令人恶心。脸部线条也经不起这么放大了细看。鼻梁线近看是断了的，变得成了圆形，同面颊一样受到脂肪一性一圆斑的侵蚀。两眼近看时可见它们陷进肿起的眼囊里，破坏了目前的面容和我们以为辨认出来了的从前的面容之间的相象之处。因此，对这些客人而言，他们远看年轻，他们的年龄随着脸庞的放大和使用不同距离的镜头进行观察的可能一性一而递增。它依然取决于旁观者，他需要站好观察那些脸面的位置，需要运用那种用于远看、象眼镜商为老视患者选择的镜片那样能缩小物体的目光进行观察。对这些脸面而言，衰老犹如纤一毛一虫在水滴中的存在，在观察者看来，它与其说是由年岁的累进，不如说是由刻度等级的递增带来的。
妇女们竭力希望保住与她们的魅力中最富有个一性一的东西的联系，然而，构成她们面貌的新物质却不再与之适应①。想到在一张脸的山丘起伏中完成如此彻底的革命之前流逝的那几个时期，看到沿着鼻梁出现了何等程度的侵蚀，在脸颊的边沿形成何等厚实的冲积层，用它们不透明的耐热块垒围起整个脸部，我们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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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而那些金发舞女，戴上白色的假发套以后，往往不只是把她们从前并不认识的公爵夫人的友谊据为己有。然而，由于她们以前除了跳舞什么都不干，艺术也便把她们改动成优雅的化身，并且就象十七世纪的名妇淑媛出家修道成风，她们居住的套房则挂满立体派的绘画作品，一位立体派画家只为她们作画，而她们也只是为他而生活。——作者注。
有些妇女无疑还 是很可以辨认的，相貌几乎还 是以前那个样子，她们仿佛就是为了适当地与节气协调一致才戴上了灰色头发，这是她们秋季的饰物。但是对另外一些女人，同样也是对某些男人来说，变化是那么彻头彻尾，身份已无法查明——例如在我们记忆中的一个皮肤黝一黑、生活放一荡的人和我们眼前的这个老修道士之间——以致这种不可思议的变化令人想到的东西竟至比演员的演技、仍以弗雷戈里为代表的某些绝妙的哑剧演技令人想到的还 多。当老妇人明白赋予她魅力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忧郁的淡淡一笑已不可能再辐射一到衰老敷贴在她脸上的石膏面模上的时候，她真想大哭一场。接着，她蓦然丧失取一悦于人的勇气，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还 是降心相从，她把它用作戏剧面具，以博取一笑。然而，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在努力不懈地向年龄作斗争，把她们容颜的宝鉴伸向夕一陽一般离去的娟娟风致，极想保住那最后的几抹余晖。为了做到这一点，有些妇女力求使面容平整，扩大白色的表面，放弃使用遭受威胁的动人的酒窝和已失去一半魅力的淘气的嫣然一笑。至于另有一些女人，当她们发觉花容月貌已最终地消殒，并且不得不象演员借助朗诵艺术补偿嗓音的损失那样，借用表情来抵挡一阵的时候，她们便死抱住噘嘴、憨态、迷惘的眼神、有时还 有浅浅一笑不放，这种笑由于肌肉已不再听话、不能相配合，使她们看上去却似在哭泣。
况且，即使是在只出现了轻微变化，如一胡一髭白了等等的男子的身上，我们感到，这种变化也不能肯定就是物质的，那就象在我们与他们之间隔着有色雾障，使他们的面部外表发生变化的彩绘玻璃，尤其是在玻璃里搀入了能使图象模糊不清的材料，这种玻璃说明，它使我们得以看到的“与实物一般大小的”形象实际上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这种距离，当然，不同于空间距离，但是，我们感到，他们，从另一头，仿佛从大海的彼岸，他们也很难认出我们，就象我们认不出他们一样，也许只有福什维尔夫人，身一子里仿佛注射一了某种液体或石蜡，既使她的皮肤鼓了起来，又使她变化不得，看上去就象以前的一只鸡婆，被永久地“制成了标本”。
我们从人们还 会是老样子没变的概念出发会觉得他们老了。然而，一旦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概念是他们老了，当我们重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他们的情况如此不妙了。对奥黛特来说，事情还 不止于此；人们一旦知道她的年龄便会预期这是个老婆子了，可她的外貌却象是对时间法则的一个挑战，比镭的贮存对自然法则的挑战更显得神奇，如果说一开始我没有认出她来，那倒不是她变了，而是因为她没有变化。一个小时以来，我了解到时间会在人们身上添加什么新的东西，以及如果想按我从前认识的那个样子认出他们，应该从他们身上去掉些什么东西。现在，我就在急急进行着这种计算。我在原来的奥黛特身上添加流逝的岁月数，我得到的结果不可能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这恰恰是因为眼前的这个与从前的那个十分相象，脂粉和染料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她看上去就象是一八七八年博览会（她肯定曾是当时那个博览会上最不可思议的奇观，尤其是如果当时她已有了今天这么大的年龄的话），机动胖娃娃有点蓬松的发髻下一张永远惊讶的玩具娃娃脸，平直的金发上压一顶也是扁平的草帽，她是到一场年终歌舞汇演上来演播她的一八七八年博览会的歌曲，然而是由一位不老的徐一娘一为代表的一八七八年的博览会。
在我们身旁还 过去一位布朗热时代之前的部长，现在他又重新从政。他一边走一边远远地向妇女们投去抖抖一颤颤的微笑。然而，就象被禁锢在无数过去的锁链之中，就象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动的小小的幽灵，他的个头矮了，内涵发生了变化，看上去象是用浮石雕琢的他本人的缩小象。这位在圣日耳曼区得到善遇的原议长曾是刑事诉究的对象，为上流社会和平民所不齿。然而，幸亏组成上流社会和平民的个人有所更新，以及在继续存在的个人心中，好恶、甚至记忆也都有所更新，他这件事已经没人知道，他得到了赞誉。可见，并不存在多大的、我们不能轻松地熬过去的屈辱，因为我们知道，几年以后，我们被埋葬的错误将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尘埃，尘埃上将有笑容可掬的和平在微笑，开满大自然的鲜花。暂时沾上污点的个人，通过时间的平衡作用，被固定在两个新的社会阶层之间，这两个阶层的人们对他将只有尊重和钦佩，他尽可懒洋洋地躺在他们上头。只是这项工作须由时间来完成。而在他遇到麻烦的时候，什么也不能给予他安慰，当初他走上囚车的时候，对面的那位年轻的送一奶一女就听到朝他挥舞拳头的人群骂他“贪一官污吏”，她不会从时间的角度看待事物，不知道晨报顶礼膜拜的人们还 曾有过被贬得一文不值的时候，她不知道此时快进大牢的那个人也许由于想到了她才不会说那些能低三下四、赢取同情的话语。有一天，这个人将得到新闻界的颂扬。被公爵夫人们奉为上宾。时间同样也使家庭争执变成遥远的事情。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那里人们看到一对伉俪，这夫妻俩有两位叔伯辈亲人现在已经过世，生前闹得互相打嘴巴还 嫌不过瘾，这一个为了进一步羞辱那一个，把自己的看门人和膳食总管作为决斗证人派到对方那里去，认为请上流社会的人出面太抬举了他。然而这些罗嗦事沉睡在三十年前的报纸里，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了。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客厅就象这样鲜花满堂、灯火辉煌、健忘得象一座平静的坟墓。时间不仅在那里化解旧时人物，使干戈有可能化为玉帛，还 在那里建立起了新的组合。
我们回头再来看看那个政界要人，尽管他的体质与他在民众中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一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句话，尽管他自出任议长之后已过去了那么多年，他还 是又当上了新内阁的成员，内阁总理给了他一个部长的官职。这有点儿象那些剧院经理，总还 是相信他们从前的女朋友，让她出来担任角色，尽管她退隐已久，他们仍然认为她比年轻姑一娘一们更能细腻地扮演好这个角色，况且他们知道她眼下经济状况欠佳。而她，都快八十岁的人了，却能向观众展现出她几乎完好无损的才气，以及生命在继续，嗣后令人感到惊诧，竟能看到生命在死亡前几天的这种继续。
德·福什维尔夫人的情况则相反，那是何等样的奇迹，甚至用越活越年轻这句话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而应说她带着胭脂红，带着雀斑二度开花。她甚至于可被看作一八七八年博览会的化身，即使放在今天的花木展览上，她也堪称珍品和尤物。此外，对我而言，她并不象在说：“我是一八七八年博览会，”倒象是说：“我是一八九二年的槐树路。”仿佛她仍然走在那条路上。况且，恰恰因为她没什么变化，竟至她不大象在生活着。她看起来象一朵只开花不结籽的玫瑰。我向她问好，她在我脸上寻找了一阵子我的名字，好象学生想在考官脸上寻找他本该更容易地在自己脑子里找到的答案。我自报家门，当即，似乎就因为这具有咒语魔力的姓氏，我失去了无疑是年龄赋予的野草莓树或袋鼠的外表。她认出了我，开始用她那十分特别的嗓门对我说话，那些曾在小剧院为她鼓掌捧场的人，当他们收到梦寐以求的邀请，与她“去城里”共进午餐的时候，在整个谈话中，他们因为她的每句话里重又听到这个嗓音而神魂颠倒了。这嗓音还 是那么娓娓动听，无谓地热情洋溢，还 带点英国腔。然而，和她那双似是从遥远的海岸边望着我的眼睛一样，她的声音还 显得凄凉、几近哀怨，象《奥德赛》里死者的呼唤。奥黛特真可以再登台演出。我恭维她年轻。她对我说：“您真好，mydear①，谢谢，”而由于她哪怕是一番真情实意，都难免带着为她所以为的优雅风度而忧郁的神情，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多谢，多谢。”而我，过去就为了能看上她一眼，从那么远的地方赶去森林公园，第一次在她家听到她吐出口的词句乐得如闻天籁，我现在竟觉得在她身边度过的每一分钟都没完没了地难熬，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我一边离去，一边想到希尔贝特说的“您把我当成我的母亲了”，这句话不仅千真万确，而且，它只会使当女儿的感到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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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语：我亲一爱一的。
况且，并不只是在这个女儿身上才出现至今在她脸上还 看不出来的遗传外貌，就象藏匿在一粒种子内的那些部分，我们还 难以揣测它们有朝一日破壳而出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就这样，母亲的鹰钩鼻要到这个或那个女儿年近半百时才在她脸上表现出来，改变迄今尚笔挺的完美的鼻子形状。在另一个、银行家的女儿身上，那女花匠般红扑扑的脸色变成红棕色、铜色、带上她父亲摆一弄很多的黄金的色泽。有些人甚至到最后变得象他们居住的地段，在他们身上带有如拱廊街、林园大道、香榭丽舍大街的映象类的东西。然而，他们首先再现的还 是他们父母的外貌轮廓。
唉，她不会总是这副样子的。不到三年以后，我在希尔贝特主持的一次晚会上又见到了她，她还 没成个老糊涂，只是有些衰弱，变得已经不会用固定不动的面具掩饰自己的思想（说思想已言过其实）、自己的感受，她晃着脑袋，闭着嘴唇，每感觉到些什么便摇动肩膀，象个醉汉、孩子，或者象有些一旦灵感上来便在人群中构思起来，他一边挽着一位感到诧异的夫人走向餐桌，一边皱眉蹙额，噘一起嘴巴。福什维尔夫人的那些感觉——除了其中之一正是使她身临这次聚会的对她一爱一女的慈母一之心，为女儿能组织起这么一次热闹的晚会所感到的自豪，对自己已不能有所作为的哀怨也冲不掉的当母亲的自豪——她的那些感觉并不愉快，它们只是在指挥一场防守，孩子般胆小怕事的防守，经久不懈地抵御人们横加到她头上的凌一辱。人们就听到这样的话：“不知道福什维尔夫人还 能不能认出我来，也许我还 得请人帮我介绍一下。”“啊！这您倒是大可不必的，”答话的人扯直嗓门嚷嚷，并不考虑（或者并不担心）希尔贝特的母亲听得一清二楚：“认出来也没什么意思。还 想她能给您带来什么乐趣！让她靠边儿呆着吧。再说她也有点儿老糊涂了。”福什维尔夫人用她那双美丽不减当年的眼睛朝那二位出言不逊的客人瞟去，接着马上又收回这道目光，唯恐有失礼之处，然而，这种无礼冒犯毕竟使她心烦意乱，她压抑下微弱无力的怒火，只见她摇着头，胸脯一起一伏，她朝另一个同样也不大礼貌的来客投去一瞥，并不感到大惊小怪。其实，几天以来她一直感到自己的身一体很不舒服，她曾隐晦地暗示她女儿希望推迟举行这次聚会，可她女儿反对。福什维尔夫人并不因此就不喜欢这次聚会，每进来一位公爵夫人，对新府邸的众口赞誉之词，都使她的心洋溢着欢乐，而当德·萨布朗侯爵夫人到来的时候，这位当时最高社会阶层都那么难以请到的贵妇能亲临使福什维尔夫人感到自己是个有远见卓识的好母亲，感到自己当母亲的责任已经尽到。又有一些喜欢挖苦的客人引得她往那儿瞧和自言自语，如果说借手势表达的无声语言也算是在说话的话，她依然那么美，还 变得极其怜恤他人，这是她从来都不曾有过的，这个曾负过斯万和众人的女子，现在是天下人负她了；而她则变得那么软弱，甚至都已不敢抵御众人的攻讦，各人的角色颠倒了。不久，她还 将抵御不住死亡的袭击。不过，这是后话，让我们且回到三年前，也就是上面述及的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的这次下午聚会上去吧。
我好不容易才认出我的老同学布洛克，况且，他现在不仅用了化名，而且用上了雅克·迪·罗西埃这个名字，还 真得拥有我外祖父的嗅觉才能辨认出其中希布伦“缓缓的谷地”和被我这位朋友最终地砍断了的“以色列的山脉”。潇洒的英国风度确实完全彻底地改变了他的面容，铲平了能被去掉的一切。过去卷曲的头发被梳得直直的，中间开一条头路，油光可鉴。他的鼻子仍然那么又红又大，倒象是长期患感冒形成的肿胀，足以说明他慢条斯理地说出那些的发音相适应的嗓门，从前的齆鼻声说话时带着傲视天下的调门儿，与他红得发亮的鼻翼相得益彰。幸亏有这种发型，幸亏剃去了唇髭，还 有这典型的优雅风度和毅力，那只犹太鼻子消失不见了，就象一个驼子经妥善打扮身一子后仿佛都挺一直了。然而，布洛克一出现，他面部表情的涵义首先因为那硕一大无朋的单片眼镜发生了变化。单片眼镜给他的面容带来的那部分机械组合免去了它一张人的脸皮不得不承受的全部艰难职责，让人觉得美，向人表示才智、与人为善和尽心尽力的职责。仅仅是这架单片眼镜在布洛克脸上的存在先就免去了对它漂不漂亮的考虑，就象在商店里，面对着被售货员说成“这是新潮”英国货的时候你再也不敢怀疑它是不是称你的心意一样。另一方面，他稳稳地举着那单片眼镜，摆出一副高傲、冷漠和舒坦的架势，好象那镜片是豪华型汽车的车窗玻璃，为了使他的面容与那平直的头发、单片眼镜协调一致，他的五官永远也不会再作出任何表情了。
布洛克要我把他介绍给德·盖尔芒特亲王，我觉得这毫无难处，不象第一次在他家参加晚会时我还 碰了壁，虽说当时碰壁也挺自然，现在我却觉得这易如反掌，不就是给他介绍一位客人吗。即使我出乎意外地给他带去、给他介绍一位未经他邀请的客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是不是因为即从那遥远的年代起，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位“常客”，虽说有相当一段时期我被这个当时我还 是个新人的上流社会所“遗忘”呢？或者相反，正因为我不是真正的上流社会人士，一旦抛去胆怯，使他们难以办到的一切对我已不复存在了呢？是不是因为那些人渐渐地在我面前抛弃他们矫一揉一造作的第一外表（常常还 有他们的第二外表、第三外表）之后，我感觉到了在亲王盛气凌人的高傲掩盖下，那种想结一交一朋友、甚至结一交一他表面装出不屑一顾的人的富有人情味的深切渴望呢？是不是还 因为亲王变了？就象所有那些在青年和中年时期曾蛮横无礼的人，老年给他们带来了谦和（更何况那些他们陌生的思想、他们不愿就此服输的初出茅庐之辈，他们早已见过，也知道该如何在身边接待他们），尤其是倘使还 有某种美德或缺陷做他们暮年的添加剂，使他们希望扩大一交一往，或希望导致政治观点改变的革命，如使亲王转变为德雷福斯派的那种革命。
布洛克找我询问一些情况，就象当年我初进社一交一界时那样。我现在还 常常打听某些人的信息，他们是我当时在这里认识的，现在已变得遥隔千里、与世无涉，例如在贡布雷的那些人，我常常希望毫发不爽地“确定其所处境遇”的那些人。然而，对我来说，贡布雷具有与众不同的形式，不可能与众相混淆的形式，象一种拼板游戏，使我永远都无法把它拼入法国版图。布洛克问我：“那么，德·盖尔芒特亲王是不可能对我讲点儿有关斯万或夏吕斯先生的情况的了？”我曾有很长一段时期模仿他的讲话方式，而现在他又常常模仿我的讲话方式。“毫无可能。”“可他们间的区别又在于什么地方呢？”“真该让您同他们谈一谈才好，但这已经不可能了，斯万已经作古，夏吕斯先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不同之处是很大的。”当布洛克因为想到那些卓越人物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而目光炯炯的时候，我却在想我夸大了与他们在一起给我的乐趣，欢乐的感觉从来就只有在我孤身一人的时候才会油然而生，真正不同的印象也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布洛克觉察到这一点了吗？他对我说：“你也许把它给我描述得太好了一些，就象这地方的女主人，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我知道她已不年轻了，可你，反正在还 不那么久以前，你还 对我说过她天香国色、绝代无双。当然，我承认她雍容大方，那双眼睛也确如你所说顾盼迷人，可说到底，我觉得她并不美得象你所说的那样除却巫山不是云了。显然她出身名门，可毕竟……”我不得不告诉他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人。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实际已经亡故，因为德国的失败而破了产的亲王另娶了前维尔迪兰夫人续弦。“你弄错了，我在今年的《哥达》上查过，”布洛克天真地向我供认，“我查到了住在我们目前所在的这座府邸的德·盖尔芒特亲王的有关介绍，说他以当今最隆重的仪式，你等一等，让我想想，在西多尼亚与出身博家的德·杜拉斯公爵夫人结秦晋之好。”实际上，维尔迪兰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不久就改嫁破了产的杜拉斯老公爵，这样她便成了德·0盖尔芒特亲王的表亲，老公爵在婚后两年就死了。这对维尔迪兰夫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渡，而现在，她又通过第三次婚姻成了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从而在圣日耳曼区地位显赫，使贡布雷的那些人一大吃一惊。近年来，在维尔迪兰夫人当上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之前，鸟街的名妇，古比尔夫人的女儿和萨士拉夫人的干女儿冷嘲热讽地称她为“德·杜拉斯公爵夫人”，好象这是维尔迪兰夫人在舞台上扮演的一个角色。社会等级原则甚至愿她作为维尔迪兰夫人死去，这个封诰，大家认为不可能给予她任何具有上流社会新权益的封诰，不如说正造成恶劣效果。“引起对她的非议”，这种说法在各个阶层都被用在一个偷一情女子的身上，在圣日耳曼区还 可以用来指那些发表著作的妇女，在贡布雷的有产阶级中则指“不相称”地琵琶别抱的女人，从各种意义上解释的“不相称”。当她嫁给德·盖尔芒特亲王后，有人一大概以为那是个假盖尔芒特，是个骗子。至于我，明知封诰和姓氏都不假，它造成了又一位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存在，这位夫人与曾使我神魂颠倒、现已不在的那位亲王夫人毫无干系，她已经是毫无自卫能力、任人偷窃的死人，想到此，我感到某种痛苦，就象看到属赫德维奇亲王夫人所有的东西，如她的城堡，如所有曾为她所拥有的东西现在却在被另一个女人所享用。姓氏的继承其它各种继承，象各种产业的侵占一样令人伤感。这个姓氏绵延不绝地往下衍续，仿佛有一大群新的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或者不如说就是一个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她不知道死亡，对改变和伤害我们情感的一切全然无动于衷，千年来由各种不同的女子一代又一代地取代她的职位，而在这些不时消失的女子身上，这个姓氏一再封闭它自远古以来始终如一的平静。
当然，即使是在我认得的面容上出现的这种变化，也只是日复一日实现的某种内部变化的反映。也许这些人还 继续完成了同样的事物，但是他们对这些事物，对经常一交一往的人们所形成的概念，开始时有些偏离正道，几年后，虽说称呼依旧，他们所一爱一的却已是另一些事物和另一些人了，既然他们已经成了另一种人，他们的脸不显得陌生那才是令人可奇怪的呢。
然而，还 有一些人，我认不出他们是因为我本来就不认识他们，因为，就象对人们那样，在这个客厅里，时间使社一交一界也出现了神秘的变化①。这个中心，以为它招来全欧所有王公显贵的某些姻亲关系所限定的特一性一和疏远一切非贵族因素的排斥力，使我觉得它就象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的一个具体的庇护所，为这个姓氏提供它最后的实在一性一，这个中心，在它本身我曾以为是稳定的内涵成分上，遭受到深刻的蚀变。有些我曾在一些截然不同的社一交一界见到过的人，他们的在场已然使我感到惊讶，他们被直呼其名、受到亲密无间的接待更令我大惑不解。从前，一整套贵族的偏见和冒充高雅的浅薄之见自然而然地把盖尔芒特这个姓氏和与之不相谐调的一切分隔天壤，现在，它们已不再发挥作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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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到场的客人中有一位值得注意的人，他刚为一场著名官司出庭作证，证词唯一的价值在于它高度的道义一性一，使全体法官和律师一致为之折服，从而得以给两个人定罪。因而，在他进来的时候，全场出现了一阵子好奇和尊敬的一騷一动。他便是莫雷尔。我也许是唯一知道他曾靠圣卢和圣卢的一位朋友供养的人。尽管有这些往事，他虽说不无保留，还 是愉快地向我问了好。他回忆起我们在巴尔贝克相遇的时代。而这些往事的回忆对他说来富有诗意和青年时期的伤感。——作者注。
②当初我刚踏进社一交一界的时候，有的人一大摆盛宴，但是他们只接待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帕尔马公主，而在这些命妇家里他们也被待为上宾，他们被视作是当时社一交一界地位最稳固的人，或者能够被这么看，这些人消失了，没留下任何痕迹。他们是负有外一交一使命的异国人已返回故国？也许是什么丑闻、自一杀、劫持使他们不得再出现在社一交一界，或者他们是德国人。然而他们的姓氏之所以灼灼放光，纯粹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地位。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姓这些姓了，甚至，如果我提起他们，人家会不知所云，我要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出这些姓氏，人家会以为那是些来路不明的外国阔佬。——作者注。
拒绝入境的机械因为弹簧或松或断已不再运行，许许多多陌生的躯体在往里挤，褫尽它清一色的同质一性一，它的风采和色调。圣日耳曼区象一名痴愚的老寡一妇，对闯进她的沙龙，啜饮她的桔汁还 向她介绍自己的情一妇的粗俗无礼的仆佣们，她只会报之以胆怯的微笑。然而，这个结构紧密的整体（从前的盖尔芒特沙龙便是）的崩溃所给予我的对时光流逝和我的一小部分过去的消失的感觉并不比由无数理由和多种色调的毁灭本身所引起的这种感觉更强烈，其结果是认为某个现在还 出现在这里的人天生适合在这里，并且得体，另一个在那里擦肩而过的人则显得诡谲地新奇。这不仅是对上流社会的无知，而且是对政治、对一切的无知。因为，在个人身上记忆持续的时间短于生命，再者，这些个人从来没去记年龄很小很小时的事情，这部分记忆消失在旁人身上，现在构成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合情合理的部分，即从贵族方面来说，既然开端被遗忘或已不清楚了，他们攫住正处于上升或坠一落之际的人们，还 以为事情本来如此，以为斯万夫人、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和布洛克的地位历来都这么显赫，而克雷孟梭和维维安尼历来就是保守一党一，就象有些事实持续的时间较长，德雷福斯案可憎可恼的回忆会因为曾听他们的父亲说起过而模模糊糊地留存在他们心间，如果我们告诉他们克雷孟梭曾是德雷福斯派的，他们会说：“不可能，您搞混了，他恰恰是另一边的。”有些贪一官污史被当成了廉洁奉公的楷模，还 硬要给从前的婊一子树立贞洁牌坊。有人问一位望族出身的年轻人，关于希尔贝特的母亲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情况，这位少爷回答说，其实，她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曾经嫁给一个名字叫斯万的冒险家，不过，后来她又嫁给了社一交一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福什维尔伯爵。在这个沙龙里，也许还 会有人，如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会对这种说法付之一笑（如此否定斯万的风雅使我觉得太骇人听闻了，就我本人所知，从前在贡布雷的时候，我和姑祖母都认为，斯万堪与“公主们”来往），除德·盖尔芒特夫人外还 有一些女人也会这样做，她们本来应能在这里，只是现在很少出门，如蒙莫朗西、穆西、萨冈三位公爵夫人，她们曾是斯万的知己好友，在她们尚出入社一交一界的时代，她们从来没见到过那个福什维尔，此人使我大为愕然的是按原先的社一交一惯例不该在这里出现的人们居然能把令人仰慕的贵人引为知己密友，他们之所以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这里来自寻烦恼也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新朋友的缘故。因为，最能说明这个社一交一界的特点是它惊人的失去社会地位的才干。
当时在社一交一界是得不到接待的。然而，恰恰是当时的这个社一交一界，除了在数目日渐减少的人们头脑里，已不复存在，犹如今日已改的朱颜，被银丝取代了的金发。布洛克在战争时期曾“足不出户”，他停止出入过去的那些老社一交一圈子，本来他在那些地方并不露脸。相反，他却在不停地发表著作，那些我今天为了不受其诡辩之阻而在竭力摧毁其荒诞不经的诡辩术的著作，作品并没什么独到见地，却给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和许多妇女造成才高八斗、不同凡响的印象，一种天才的印象。所以那是在他新旧社一交一活动完全决裂之后，他才以伟人的形象出现在一个重新建立的社一交一圈子里，开始他一生中辉煌灿烂、受人尊敬的新阶段的。年轻人当然不知道他到这种年龄才在社一交一界有起色，更因为他在同圣卢的一交一往中记住的寥寥几个姓氏使他得以给自己当前的威望以某种模糊的鉴赏距离。总之，他俨然成了上流社会里那种任何时代都红得发紫的才子之一，殊不知他竟从没在别的地方出过风头。
我刚同盖尔芒特亲王说完话，布洛克便一把抓住我，把我介绍给一位少一妇。这位少一妇听盖尔芒特夫人谈了许多关于我的情况①，她是那天最漂亮的女人之一。然而她的姓氏对我却完全陌生，而她对盖尔芒特家族各不同支系的姓氏肯定也不是很熟悉，因为她在问一位美国女人，圣卢夫人凭什么身份与在场诸位最杰出的上流社会人士的关系显得那么密切。由于这位美国女人已嫁法西伯爵，法西与福什维尔家又远远地有点沾亲带故，对法西而言，福什维尔是当今社会最高贵的姓氏，所以，她非常自然地便问答道：“那还 不是因为她出身于福什维尔家族。这是再高贵不过的了。”法西夫人在天真地以为福什维尔这个姓氏高于圣卢的同时，至少也该知道圣卢意味着什么吧。然而，布洛克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这位俏一丽迷人的朋友却绝对地无知，此女相当轻信，所以，当一位少女问她圣卢夫人与这家主人德·盖尔芒特亲王如何成为亲戚的时候，她便真诚地回答说：“通过福什维尔家族的关系吧。”姑一娘一就把这个情况通给了她的一位女友，说得就象她本来就知道的一样，这位女友脾气暴躁，很容易冲动，所以当一位先生第一次对她说希尔贝特与盖尔芒特家族的亲缘关系并不是靠福什维尔家的时候，她恼得脸红脖子粗，象个公鸡，以致那位先生还 以为是自己弄错了，接受了谬误，并且很快便把这情况传布出去。社一交一聚会和晚餐对那位美国女人是一次学一习一的机会。她听到那些姓氏，在了解它们的价值和确切的涵义之前重复这些姓氏。有人问起希尔贝特的当松维尔是不是从她父亲德·福什维尔那里得来的，有人解释说当松维尔根本就不是从她父亲那里得来的，这本是她夫家的一块土地，它就在德·盖尔芒特邻近，差不多是作为抵押归属德·马桑特夫人所有，希尔贝特把它赎了回来，当作她的嫁妆。最后，有一位帝国时期的老兵提到了萨冈家和莫西家的朋友斯万，当布洛克的那位美国女友问起我是怎么认识斯万的时候，那位老兵硬说我是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里认识他的，没料到我们是乡邻，在我心目中他是我外祖父的忘年一交一。在整个保守派社会中被视作特别严肃和最了不起的人物也难免犯诸如此类的错误。圣西门为了说明路易十四“几番使他当众出丑陷于最明显的荒谬之中”的无知，只举了有关这个无知的两个例子，那就是国王竟不知道勒内尔是克莱蒙—加勒朗德家族的，也不知道圣代朗是蒙莫兰家族的，把他们全当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在圣代朗问题上，我们至少可以自一慰的是知道国王并没有死于谬误之中，因为，“很久以后”，德·拉罗什富科先生指出了他的错误。圣西门用带点怜悯的口吻补充说：“而且还 得给他讲解有哪些世家是从它们的姓氏上看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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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说晚辈后生们觉得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并不怎么样，她无非就是认得几位女演员云云，这个家族中如今已成了老媪的命妇们却始终把她看作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们确切地知道她的出身、她的纹章的至上地位、她与被福什维尔夫人称作“王族世胄”的人们的亲密关系，而且还 因为她不屑光临她们家中，到她们那里会感到厌倦，她们知道对她从不能作这种奢望。她与戏剧界和政界的关系其实大家也并不清楚，这种关系只是使她更不同寻常，从而更提高了她的声望。然而，在政界和艺术界，人们却又把她视作捉摸不定的女人，象是从圣日耳曼区谪降的仙子，同次长们、明星们相一交一往。以至，即在这个圣日耳曼区，倘使有人要举办一次隆重的晚会，人们会说：“究竟有没有必要邀请一下奥丽阿娜，她不会来的，反正做个样子吧，可不能作什么指望。”而如果，到十点半钟左右，奥丽阿娜穿戴着鲜艳的服饰出现了，在进门的时候还 带着威严而轻蔑的神态停一停，用冷峻的目光俯视与她沾亲带故的夫人们，如果她能呆上一小时，这对于举办这次晚会的老诰命真是盛大的节日了，更胜过从前萨拉·贝尔纳之于剧场经理，他含糊地答应给予合作，人们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但他来了，并且纯粹出于无限的好意，不只朗诵了他允诺的篇章，另外还 朗诵了二十篇。这位奥丽阿娜，部长办公室主任们同她说话态度傲慢，而她却并不因此不继续结识更多的主任（才智引导社一交一），她刚才的到场把老诰命组织的这次晚会——本来就尽是衣着极其奢华的妇女们参加的晚会提到新的高度，超乎同一时期（福什维尔夫人又会把它说成同一“季节”）其他命妇举办的、奥丽阿娜却没有移动大驾光临的那些晚会之外和之上。——作者注。
这种不可救药的遗忘，那么迅捷便涵盖了最近发生的事情的遗忘，这种强夺人意的无知，相反地，却使一门小小的学问，因为传播甚少越益显得珍贵。这门学问用于了解人们的家系和真正的地位，了解他们是出于一爱一情、金钱或其它什么理由与某个家族联姻，或屈尊俯就。它在由保守一精一神左右的任何社一交一团一体中均能赢得赏识，在关于贡布雷和巴黎有产阶级方面，我外祖父所拥有的这门学问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圣西门对这门学问十分重视，即在他称赞德·孔蒂亲王多才多艺的时候，他都把这门学问放在其他科学之前，或者不如说他把这门学问说成是科学中的第一门。他赞誉德·孔蒂亲王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卓见远识、守正不挠、毫厘不爽、学贯古今、博览群书，他博闻强记、熟知家系，它们的奢望和现实，善以不同礼节对待级别不等，贤愚不等的人，归还 王族应该归还 而不再归还 的一切。他甚至对此，对所以会发生的他们的僭越作了解释。书籍和谈话中的历史为他提供对出身、职位等等作出尽可能不开罪于人的安排的依据。”我外祖父没有这么杰出，但凡是与贡布雷和巴黎有产阶级有关的情况，他知道得同样一清二楚，品味起来也一样地兴致勃勃。这样的美食家，这样的有心人，知道希尔贝特不出身于福什维尔，德·康布尔梅夫人不出身于梅塞格里斯家族，而那位最年轻的也不是瓦朗蒂努瓦家的女儿，这样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不仅为数不多，而且其新成员甚至都非出身于贵族的最高等级（笃信宗教的人，或者天主教徒并不一定就是最熟知《圣徒传》或十三世纪教堂彩绘大玻璃窗的人），而往往来自二等贵族，他们对自己所难得接近者兴致更高，由于来往较少也就更有闲功夫研究。他们高高兴兴地相逢，互相认识，举办丰盛的行会晚餐，如珍本收藏家协会或兰斯朋友会，晚餐上，他们品味家系家谱。这种聚餐会女人是不得参加的，但她们的丈夫回家后会对她们说：“我今晚出席了一次挺有意思的晚餐会。有位拉拉斯伯利埃先生真把我们给吸引住了，他给我们讲清楚了为什么那位有个漂亮千金的圣卢夫人压根儿就不是福什维尔家出身的，真可谓闻所未闻。”
布洛克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朋友不仅风姿如玉、花容迷人，而且秀外慧中，同她一交一谈实是一大乐事，可我又觉得谈话难以进行下去，这不仅因为我这位一交一谈对象的姓氏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因为她对我提及的许多姓氏对我也是新的，而今正是他们组成了社一交一界的基本队伍。另一方面，确实，虽说她愿意听我说古道今，我向她提到的许多姓氏对她也绝对地毫无价值，它们早已被忘记得一干二净，至少那些当时只因个人的功业而熠熠闪光的姓氏，不是某个名门贵胄家族共有的永恒的姓氏（少一妇给她在一次晚餐上听颠倒的某个姓一胡一乱按上个错误的出身，她很少知道这种名门贵胄确切的爵位），大多数姓氏是她从来都不曾听说过的（不只因为她还 年轻，还 因为她不久前才来到法国定居，而且还 不是马上就得到接纳），她在我退隐数年后才步入社一交一界，不知怎么，我脱口说出勒鲁瓦夫人的姓名，而我的一交一谈对象幸亏有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位老朋友向她献殷勤才听到说起过她。然而知道得不尽确切，我从这位故作高雅的少一妇答话时那不屑一顾的神态中看出了这一点。她说：“知道，我知道勒鲁瓦夫人何许人也，贝戈特的一位老朋友嘛”，那口气就象是说“这是个我绝不愿意让她到家来的人”。我很清楚，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那位老朋友作为完美无缺的上流社会人士，满脑子都是盖尔芒特一精一神，其特色之一是不要流露出挺重视贵族一交一往的样子，他一定是觉得说“勒鲁瓦夫人与所有的公主殿下、所有的公爵夫人都有一交一往”显得太愚昧、太违背了盖尔芒特一精一神，他宁肯说：“她挺滑稽。有一天她这么回答贝戈特的话。”只是，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从一交一谈中获得的这种情况却相当于平头百姓从报上看来的新闻，他们以自己订阅的报纸为准绳，一会儿认为卢贝先生和雷纳克先生是盗贼，一会儿又把他们捧成伟大的公民。对于我的一交一谈者来说，勒鲁瓦夫人是前一种类型维尔迪兰夫人式的人物，名气不那么响，她那小圈子的范围也只限于贝戈特一个人。况且，这位少一妇还 是出于纯粹的偶然一性一听到勒鲁瓦夫人这个名字的最后一批女人之一。今天已经没有谁知道勒鲁瓦夫人是什么人了，这再说也是十分合理的。勒鲁瓦夫人曾引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那么巨大的关注，然而，她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后者的《身后回忆录》的附录里。其实，侯爵夫人之所以没有提及勒鲁瓦夫人，并非只因为这一位生前对她颇不客气，更因为在她死后，谁都无法对她产生兴趣，而这种只字不提的做法虽有出于女人社一交一上的积怨之处，更多却出于作家文学创作的取材所需。同布洛克的这位佳丽朋友一交一谈令我陶醉，因为这位少一妇聪颖过人，可是，存在于我俩的用语之间的这种差异却使谈话变得不易理解和富有教益。我们明明知道岁月流逝，衰老取代了青春，最牢靠的巨产和宝座在分崩离析，名望是过眼烟云，我们认识这个由时间导引的活动世界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摄取的相片却相反地把它给固定死了。结果，我们以前认识的年轻人总是被我们看成是年轻人，而我们以前认识的老年人也总被我们想成是过去的那种样子，说得他具有老年人的种种美德。我们从推理而得知要毫无保留地相信一位大富豪的信誉，相信一位君王的支持，却不相信实际上他们明天可能丧失权一柄一而成为逃亡者。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纯属社一交一的范围里，如同在一个比较简单、然而能把人们引向解决虽说比较复杂、却属同一系列的困难的道路上去的问题里一样，在我和那位少一妇的一交一谈中，由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上流社会间隔二十五年所形成的这种互不理解使我颇有感慨，它有可能加强我的历史意识。
再者，必须指出，这种对真实境况的无知每隔十年便导致一批中选者以他们现时的表象出现，仿佛过去的那些事情并不存在。这种无知使初来乍到的美国女人意识不到夏吕斯先生曾是巴黎地位最显赫的人，当时的布洛克还 是无名小卒，而为邦当先生出了那么大力气的斯万曾是大家最喜欢的人，这种无知不仅新来者有之，那些一贯出入邻近几个社一交一中心的人身上也有之，而这种或那种人的无知也是时间作用的结果（但这次作用是实施在个人而不是在那个社会阶层上）。无疑，我们变换环境、变换生活方式也是徒劳无益，我们的记忆，既抓住了我们同一本一性一这条线，便会给这同一的本一性一，给先后各个时期维系上对我们所经历的社一交一生活的回忆，哪怕已是四十年前的事情。即在盖尔芒特亲王府，布洛克仍然十分清楚地知道他十八岁时生活过的那个低贱的犹太人中心。而斯万，当他不再一爱一斯万夫人而到斯万夫人曾一度以为象去王家街喝茶一样光彩的科伦宾茶室去，恋上了那里的上茶侍女的时候，他也十分清楚自己在上流社会的价值，他记得忒维肯哈姆，对自己宁肯去科伦宾而不去德·布洛伊公爵夫人那里的原由明白无疑，也完全知道自己去科伦宾茶室或里茨饭店只会一千倍地更不“光彩”，而不会增加一丝一毫，因为只要付钱，那种地方谁都可以去。布洛克或斯万的朋友们无疑也记得那个地位低下的犹太社一交一中心或在忒维肯哈姆的约请，所以，象斯万和布洛克的这些不那么高贵的“我”一样的朋友们，在他们的记忆中并不把今日衣冠楚楚的布洛克和当初捉襟见肘的布洛克视作二人，并不把在最后那些日子里光顾科伦宾茶室的斯万和出入白金汉宫的斯万视作二人。然而，这些朋友在生活中可以说是斯万的邻里，他们的生活就展开在附近的一条线上，致使他的形象几乎满满地充斥着他们的记忆，但在另外一些与斯万较生疏、同他不仅在社会关系上、而且在密切程度上都存在着较大距离的人身上，这种距离造成当初的认识比较肤浅、相见的时候又比较少，为数不那么多的往事的回忆使概念漂浮不定。而在这一类陌生人心里，历经三十年后，已再也记不起能在往昔中延伸发展和在现时中改变此人价值的东西了。在斯万生前最后的那几年里，我曾听到过有些甚至是社一交一界人士，当别人同他们谈起斯万的时候，他们竟说：“您是指科伦宾茶室的那个斯万吗？”好象这便是斯万的名号。现在我又听到有些应是了解情况的人在提到布洛克的时候说：“布洛克—盖尔芒特吗？盖尔芒特家的老熟人吗？”这些把一个人的生活分割成块的错误，在孤立现时中把我们谈到的这个人变成另一个人，一个被改头换面的人、昨天的创造物和只是他现有一习一惯的凝聚的人（实际上身上却带着把他与过去相连结的生命的继续），这种错误当然他也依存于时间，但它们不属于社会现象，而是一种记忆现象。即在眼下，我便有一个例子，关于对我们变动别人外貌的那种遗忘的例子，它虽说属于一种颇不相同的类型，却因此给人以更强烈的印象。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侄儿，维尔芒杜瓦小侯爵从前对我是顽固不化地蛮横无礼，致使我对他也采取了不近人情的态度，以示投桃报李，结果我俩心照不宣地成了仇敌。正当我在思考时间在这场德·盖尔芒特亲王府举办的聚会上的反映时，他请人为他引荐，说他相信我已经从他亲戚那里认识了他。说他曾拜读过我的几篇大作，并希望同我认识或重新认识。说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许多人一样，他也变得正儿八经地无礼，但已不再象从前那样的狂妄自大，另一方面，在他常去的那个社一交一中心却又有人因为那几篇拙作提到过我。然而，这些使他热情、使他主动接近的理由全都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或至少是能够让人接受的原因是他的记忆力比我还 差，或者他早已不把我从前对他的攻讦所作的回击放在心上，因为那时候，我对于他不象他对于我，只是个小人物，他把我们之间的敌意忘了个一干二净。我的姓氏最多使他想起，他在哪个姑姑姨母那儿大概还 曾见到过我，或者见到过我的某位亲属。由于吃不准是该作自我介绍，还 是重新作自我介绍，我急急忙忙地便把话题转到他那位姑母身上，他认定就是在他那位姑母家碰到我的，因为他记得大家在那边常常议论我，而不是议论我俩的争吵。一个姓，这往往就是别人给我们留下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在他死后，只能在他生前。而这个人在我们心中的概念是那么模糊，或是那么怪诞，同我们在他心中的概念甚不相符，我们早已把自己差一点找他决斗的事抛置脑后，却记着他小时候在香榭丽舍套着黄色护腿的奇特模样，相反，他却压根儿不记得曾同我们一起嬉戏，尽管我们对他肯定说确有此事。
布洛克象条鬣狗般跳将进来。我在想：“他来到了一些沙龙，这些沙龙二十年前他是进不了门的。”然而他的年龄也增长了二十岁。他离死亡更近了。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在一张神态暧一昧的脸上，远看或者在光线较差的情况下，我看到的只是欢乐的青春（或者那张脸上继续存在青春，或者是我把它召唤回来了），近看，这张脸总显得惶惶不安，那么吓人，象后台的老夏洛克，化妆已毕，等候上场，口里已喃喃地念着第一句台词。十年后，他当上了“大师”，拄着拐杖走进那些因为不景气而不得不劳他大驾光临的沙龙，他会觉得被迫去拉特雷默伊耶府实在是一桩苦差使。这对他会有什么好处呢？
正因为这些变化发生在社一交一界，使我更能从中提炼出重要的、堪以充实我一部分作品的真理，这些变化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象我刚开始的时候恨不信其为是的那样。即在我刚成为新贵，比今天的布洛克更新的新贵，走进盖尔芒特家族的社一交一圈时，我就是俨然以这个社一交一圈成员的身份审视一些不久前被接纳的成员的，他们在老成员看来显得格外地新，与老成员截然不同，而我却区分不出新老，而那些老成员与一向是圣日耳曼区的成员、当时的公爵们相比之下又都显得是生手，他们或他们的父辈、或他们的祖父辈则又曾当过那里的新贵。所以，使这个社一交一圈光彩夺目的并不是上流社会人士的贵胄身份，而是上流社会人士多多少少地被这个社一交一圈完全同化的事实，它使这些人过五十年后全都大同而小异。为了充分说明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的高贵，我不妨把它往后推移，即在路易十四时期，这个盖尔芒特家族的地位就同王室几乎不相上下了，它比今天的地位更显赫，然而，即在那个时候，同是我眼下注意到的现象就已产生。例如，我们不是知道当时他们与柯尔柏家联姻一事吗？今天我们确实觉得这个家族是很高贵的，也为娶科尔柏家的千金为妻的德·拉罗什富科家的公子带来很大的好处。然而，盖尔芒特家与柯尔柏家结为秦晋并不因为后者是贵族，当时的柯尔柏家族还 是平民有产者，正是因为盖尔芒特家族与他们联姻才使他们跃身贵族。如果说奥松维尔这个姓随着当前这个支派的代表一起泯灭，它却或许将能以自己是斯达尔夫人的后裔为荣。而在大革命前，王国一等贵胄之一的奥松维尔先生却曾对布洛伊先生自夸，理由是自己不认识斯达尔夫人的父亲，同布洛伊先生本人一样不可能为他引见，始料不及有一天，自己的两个儿子竟会一个娶《柯林娜》的作者之女为妻，另一个娶这位作者的孙女为妇。按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说法，我知道自己尽可以在这个上流社会当一名没有爵位的风雅之士，可我们总一爱一想入非非，企求加入贵族的行列，象从前斯万做过的那样，象比斯万更早的勒布伦先生、安培先生和德·布洛伊公爵夫人所有的那些朋友们，连同公爵夫人本人那样，刚开始的时候地位也都挺寒微。我头几次在盖尔芒特公爵府用晚餐的时候肯定曾使博泽弗耶先生这样的人感到多么地不痛快，这不只因为我的在场，更因为我发表的那些意见，它们恰证明我对构成他的过去和使他用他的方式想象社一交一界的那些回忆一无所知！有朝一日，布洛克也会变得老态龙钟，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盖尔芒特沙龙会在他心里留下相当陈旧的记忆，那时，面对着某种僭越、某种无知，他也会感到同样的惊奇，产生同样的恶劣情绪。而另一方面，他也许同样会变得审慎而知分寸，这种我认为象诺布瓦先生这样的人才特有的品质，并且影响他周围的人，这种品质在看似与之水火不相容的人身上成形和体现出来。况且，我觉得，出现在我面前的得力盖尔芒特社一交一圈所接纳的机遇实在是件出格的事情。然而，如果撇开我个人和与我直接相关的圈子再来看这一社会现象，我发现它并不象我开始时以为的那么独特，它就象在我出生之地贡布雷的盆地里数量颇大的喷泉，它们与我成对称地从地下喷一涌而出，为它们提供水源的是同一水一团一。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特殊内容和个人特点，当勒格朗丹进入这个社一交一圈子的时候，他的方式（通过他侄儿的奇特的婚事）完全不同于奥黛特嫁女，不同于斯万本人以及最后还 有我的进入这个社一交一圈。对我这个曾杜门不出、从里向外观察生活的人来说，我仿佛觉得勒格朗丹的生活与我毫无关系，它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就象深谷里的小河，看不见另一条分岔的小河，然而，尽管河道间存在着距离，它们却注入同一条大一江一。然而，直截了当地，象把导致死亡的感情原因或可以避免的过失略过一边、只统计每年的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家那样，我们发现，有好几个从本故事开始时描述过的那个社一交一圈离去的人进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一交一圈，而很可能，即从有教养和富裕的有产者们全然不同的社一交一圈里也会产生一批比例几乎相等的人，如斯万，如勒格朗丹，如我和布洛克，人们发现我们正投身于“上流社会”的海洋，好象巴黎每年都要举行一定数量的婚礼那样。况且，他们互相之间也认了出来。因为，如果说青年伯爵康布尔梅以他高贵、优雅的气质和朴实无华的风度赢得众口一致的赞誉的话，我却在他的气质、他的风度，同时还 在他的炯炯的眼神和强烈的发迹欲一望中，认出早先构成他姨父勒格朗丹主要特点的内容，勒格朗丹是我父母亲的老朋友，他外表尽管象个贵族，却市侩气十足。
一般人成熟后，他当初比布洛克还 尖酸刻薄的本一性一都会因善良而变一温一和，善良的表现与正义感一样，这种正义感使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诉讼正当有理，何须害怕法官不是朋友或抱有偏见。布洛克的孙儿辈几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将是善良和审慎的。布洛克也许还 没能达到这个程度。但我发现，过去他装出认为自己不得不坐两小时火车去拜访某人的样子，此人却并不那么盼着他的光临；现在，他不仅收到那么多午餐晚宴的邀请，而且还 有请他去这儿住上半个月、那儿住上两星期的，他还 谢绝了那么多邀请却对此只字不提，从没听到他吹嘘接受了谁的、拒绝了谁的。审慎，行动上和语言上的审慎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年龄的增长来到他身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随着某种阅历年龄的增长来到他身上。无疑，布洛克过去嘴巴不紧，也没能力做到与人为善和给人忠告。然而，有些优缺点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与其说属此人或那人所有，不如说与人生的某个阶段相关联。这些优缺点在个人身上几乎只是外表的东西，它们预先已普遍存在，到一定时候，就象到了某个节气，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自己的表现阶段。想要了解某种药物会减少或增加胃酸、加快或减少胃酸分一泌的医生获得不同的结果，他们并不是根据提取少量胃液的胃进行判断，而是根据摄入药物后或多或少间隔一段时间后从这个胃里取得的胃液情况。
被视作为它所接纳的和在它周围的姓氏之总和的盖尔芒特这个姓，就这样每时每刻都在吐故纳新，就象在花园里，含苞欲放的随时都准备取代已经枯萎的花草，它们混迹在看来差不多的花丛中，只有那些并不经常看到新来者的人们，记忆中还 确切保留着杳然黄鹤的形象的人们才能看出其中的差异。
由这次聚会聚集起来的，或藉这次聚会轮番呈现在我眼前的外表，乘机从中脱颖而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些先后不同的、相悖的情势唤一起我记忆中的人们，他们中不止一个烘托出我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视角的差别，犹如地面的起伏，山丘或城堡，有时出现在右，有时出现在左，初时凌驾于森林之上，继而突出于峡谷之外，以此提醒旅行者前进路上的方向变化和地势高低。我进而往上追溯，最终找到同一个人被很长很长的时间间隔开的几个形象，由几个颇是不同的“我”保留下来的形象，各个形象就其本身的涵义之间又存着巨大的差别，致使我在以为对自己过去与这些形象之间的关系的演变过程一览无余的时候，总是把它们给忽略了，我甚至不再想到它们就是我从前所认识的，使我必须通过偶然的刹那间的注意，才能象寻找到某个词的词源那样，把它们与它们对我而言的那个原义重新联结起来。斯万小一姐隔着刺玫瑰篱向我送来秋波，我早该想到其真实涵义是欲念。贡布雷传闻中斯万夫人的那位情一人也曾在那堵篱笆后面冷眼睃睨过我，其涵义也不是我当时所思及的，况且，此后他的变化那么大，以至后来在巴尔贝克，我一点都没从那个站在娱乐场边读海报的先生身上认出他来，而且，每隔十年，当我想到他那时的情景，我总要对自己说：“那就是德·夏吕斯先生呀，已经变成这副模样了，真怪！”贝斯比埃大夫婚礼上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在我叔祖父家穿一身玫瑰红服装的斯万夫人，勒格朗丹的妹妹德·康布尔梅夫人。她那么漂亮，使勒格朗丹提心吊胆地怕我们求他把我们介绍给她，还 有那么多与斯万、圣卢等等有关的人物，他们犹如一幅幅人物图象，有时，当它们在我脑海里泛现的时候，我闹着玩儿把它们象书籍扉页的绣象放在我与各种人物的关系的起步上，然而，它们在我看来确确实实地也只剩下一幅图象了，而且这幅图象还 不是由其本人放在我心上的，与他再也没有任何关联。事情还 不仅仅在于有的人记忆力强，有的人记忆力差（还 不至于差得象土耳其大使夫人们和某些人那样，在不断的遗忘中过日子，这便使他们的脑子里总是留有位置接纳别人告诉他们的相反的信息，因为前一条才一个星期便销声匿迹，或者后一条具有排斥前一条的能力）。即便记忆力旗鼓相当，两个人所记得的也不是同一些事情。甲对某事耿耿于怀，乙却并不把这件事很放在心上，相反却把前者一句几乎是未经思考脱口说出的话揪住不放，把它当成表示好感的特别信号。当别人发出假信号的时候，正确理解有利于缩短对这个信号的缅怀时间和能迅速得以肯定对方其实没有这种意思。最后，更为深刻、更加公正的意义还 在于记忆的多样化，它使诗人把大家对他提起的那些事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却记住了瞬息间的印象。这一切导致我们在二十年没有露面后遇到的不是料想中的积怨，而是不由自主的、无意识的原宥，不是莫名其妙的深仇大恨（因为我们忘了自己也给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而是理智。即使是事关我们最熟悉的人们，我们也会忘了事情发生的日期。由于德·盖尔芒特夫人每一次见到布洛克的时间至少是在二十年前，她会赌咒发誓地一口咬定他出生在她这个上流社会，说他二岁的时候，德·夏特勒公爵夫人还 曾把他抱在膝盖上轻轻摇晃。
这些人一生中有多少次来到我面前，他们或顺或逆的处境展现的仿佛仍是同一些人，只是形式有变、结局不同罢了！在我这一生中，与那些人的生命线相一交一的那些点差异甚多，结果，那些貌似最远的线纠缠在一起，就象生活拥有的线条有限，只能用这几条线绘制差距极大的图画，例如在我过去的各个不同阶段中，我对外叔祖父阿道夫的一次次拜访，元帅的表亲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侄儿，勒格朗丹和他的妹妹，弗朗索瓦丝的做背心裁缝出身、现在法庭工作的朋友，还 有比他们的变化更大的吗？而今天，所有这些不同的线条全都集中到了一起，一交一织成网线版，这儿是圣卢夫妇的，那边属于小康布尔梅夫妇，且不说莫雷尔和其他许多曾以他们的连结协助形成某种情势的人们，我觉得情势才是完整的统一体，人物仅仅是构成成份。我有足够的阅历，尽可在我回忆中相反的区域里找到另一个人来补充生活为我提供的不止一人的不足。甚至对我眼前的这位埃尔斯蒂尔，他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他荣誉的标记，我也能给他加上最早的维尔迪兰夫妇的回忆，加上戈达尔夫妇和在里夫贝尔餐馆里的一交一谈，加上我结识阿尔贝蒂娜的那场聚会，以及其他那么多人。就象一位艺术一爱一好者，别人给他看一块祭台侧板，他便能回忆起在哪座教堂、哪个陈列馆、哪位私人的收藏品中也有这么一块，余下的均已散失（他还 可以查一查商品一览表或者多跑几家古董店，最后找到与他拥有的一模一样的物品，与它配成一双）；他能够在头脑里恢复祭台装饰屏下部图案的原状，想象出整个祭台的模样。就象一只顺绞车升起的桶，几次三番碰到绞索，而在相反的方向上既没有人，连曾在我生活中占有一定位置、轮番起过不同作用的物都没有。一个简单的社一交一关系，甚至就是具体的某件物品，倘若几年后我仍能把它记起来的话，我会发现，生活已经在它周围没完没了地缠上各种各样的线，终于用年岁这种绝妙无比的毡绒包裹严实，就象在那些古老的公园里用绿宝石鞘包裹普通水管子的人。
这些人之所以令我觉得象在梦幻之中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对他们而言，青年时代和恋一爱一中的生活就已是浑浑噩噩，这种生活越来越变得象是一场春一梦。他们把什么都忘了，直至积怨和仇恨，为了肯定他们与眼前的这个人确实有十年不说话了，他们还 得查一查心灵的记录，然而这份记录也已模糊得象一场梦，梦中受人侮辱，却再也记不得侮辱他的是谁。所有这些幻梦构成政治生活的互为矛盾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曾互相控告对方谋杀或通敌的人们在同一个部里。而在有些老人身上，这种幻梦在他们做了一爱一以后的那几天里变得象死亡一样地浓重，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是不可能向总统提出任何请求的，他把什么都忘了。过后，如果让他休息几天，他会重新记起公务，偶然得象记起一场梦。
有时，这个人不只以一种形象显现，他同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人差别那么大。曾有几年时间，我觉得贝戈特是一位非凡的慈祥的老人，我看到斯万的灰色帽子，看到他妻子的紫色大衣，面对着他那追随着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世系姓氏的神秘感，就会象看到幽灵显现般地感到浑身发软，甚至在一个沙龙里。几近传奇的发端，继而却变得索然无味的一交一往的迷人的神话，它们在往昔中延伸的时候却象广阔天宇彗星喷一射一出来的彗尾，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即使并非始于神秘，例如我与苏夫雷夫人的一交一往，今天显得如此枯燥乏味、纯属社一交一应酬，当初却保留着它原始的微笑，更加恬适、更加一温一柔、无比甜蜜地镌刻在海滨丰富多彩的下午和巴黎春日盈盈的傍晚，车马随从喧喧嚷嚷，尘土飞扬，一陽一光象流水般晃动的巴黎的黄昏，也许，如果我们把苏夫雷夫人从这个背景中分离出来的话，她便没有什么价值了，就象那些纪念一性一的雕塑象，如威尼斯的保健女神象，它们本身并不很美，只是在那个地方恰到好处。苏夫雷夫人已经构成我认为具有某种“平均”价值的回忆部分，我并不考虑她这个人在这里出现确切的价值是多少。
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比他们所经受的肉一体的和社会的变异更使我感到震惊，那便是与人们互相之间所持的不同看法相关联的变化。勒格朗丹瞧不起布洛克，从来不跟他说话。他变得对他非常客气。这绝不是因为布洛克的地位提高了，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话，那就不值一提，因为，社会的变化必然地导致经受这种变化的人们之间相应的身份变化。不。那是因为人们——也就是对我们而言所意味的那样的人们，在我们的记忆中并不具有的一幅图画的均一一性一。他们随着遗忘而演变。有时，我们甚至会把他们与另一些人相混淆：“布洛克，就是以前常到贡布雷来的那个人”，他嘴巴上说的是布洛克，心里所指的却是我。相反，萨士拉夫人则一口咬定关于菲利浦二世的那篇史论是我写的（实际上是布洛克的大作）。且不说这些张冠李戴的事儿，我们总一爱一忘记某人对你使过的卑劣伎俩，忘了他的不足之处，忘了他上一次没有握手道别便扬长而去，相反却记得早些时候一度情投意合。勒格朗丹与布洛克投桃报李友善相待，他的姿态正是对从前的那一时所作，这或许是因为他失去了对某一段往事的记忆，或许认为应该这么做，其中兼有原谅、遗忘与何足道哉的成份，而这仍然属于时间的效应。何况，我们互相之间记得关于对方的事情也不一样，即使是在恋情之中。我曾发现阿尔贝蒂娜把我们最初的几次见面时我对她说过的话记得清清楚楚，而我却已把这些话忘得净光。对于另一件象石块一样永远深深地沉入我脑海之中的事情她却记不得了。我们平行发展的生活恰似那些小径，每隔一定的距离便对称地放置着一盆盆鲜花，它们对称却并不正面相对。更何况是对某些我们不甚了解的人，只记得他们是谁，或者只记得他们别的事情，甚至是最初的别的事情，以及人们从前对他们的看法，某种受旁人暗示形成的东西（我们在这些人中间与他们重逢，这些人认识他们不久，这时的他们身份高贵，占有他们过去所没有的、却一下子为健忘者所接受的位置），对于他们而言，这更是可以理解了。
生活在把这些人几次三番地放在我命途上的时候，往往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把他们介绍给我们的，这种环境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围得严严实实，从而缩小了我们观察他的视角，使我无法认清他们的本质。即使是盖尔芒特夫妇，他们曾是我梦寐以求的认识对象，当我最初接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呈现在我面前的表象，一个是我外祖母的老朋友，另一个是曾在中午时分的娱乐场花园里，以令人不快的目光望着我的先生（因为在我们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偶然事件的纽带，就象我在贡布雷阅读某些书籍时所领会的，有一条感知的带子，它阻止现实与灵魂进入完全的接触）。以至，总要到事后，因为某个姓氏而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对他们的认识才变成了我对盖尔芒特家族的认识。然而，也许正是因为想到那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一个尖尖的鹰钩鼻的难以接近的世系，那金色的、玫瑰色的神秘世系，出于种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境遇，那么经常地、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面前，任我一交一往，甚至成为知己密友，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我觉得生活富有诗意，竟至当我想认识斯代马里亚小一姐或者给阿尔贝蒂娜去做几条连衣裙的时候，我找盖尔芒特家的人帮忙，就象找最乐于为我效力的哥们。的确，我讨厌上他们家去，那就象我不愿意到后来结识的其他上流社会人士家里去是一回事。甚至，对贝戈特家的青年贵族是如此，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是如此，我只有在与她相隔一段距离的时候才能感知她的魅力。一旦来到她身边，这种魅力便烟消云散，因为它存在于我的记忆和想象之中。然而，不管怎么样，盖尔芒特家族，就象希尔贝特一样，毕竟因为扎根于我较早的往昔生活之中，当时我的幻梦更多，更相信个别人，所以他们不同于上流社会的其他人，此时，在同这个或那个的一交一谈中使我感到烦恼的是自己至少还 保留有童年时代想象中的她们，我曾认为是最美的和最难以接近的她们，并且象个理不清一笔糊涂帐的商人，把拥有她们的价值和自己想开的价格搅混一气，以此自一慰。
然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我以往同他们的关系充满了在绝望中形成的更为热切的梦幻，那里，丰富多彩地绽开我当时的生活，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们的生活，我真弄不明白，他们的如愿以偿竟是那条又窄又薄、黯淡无光的饰带，无足轻重、不屑一顾的亲密关系的饰带，从中我已不可能再找到任何曾构成他们的神秘、狂一热和甜蜜的东西了。
“德·阿巴雄侯爵夫人近来怎么样了？”德·康布尔梅夫人问道。“她已经去世了呀，”布洛克答道。“您把她同德·阿巴雄伯爵夫人搞混了，伯爵夫人是去年作古的。”德·阿格里让特亲王夫人介入他们的对话。这位年轻的孀妇从她的老头前夫继承了巨万家资和名门大姓，向她求婚的不乏人在，使她变得自信不疑。“德·阿巴雄侯爵夫人也死了有将近一年了。”“啊！一年，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儿，”德·康布尔梅夫人答道，“不到一年以前我还 曾在她家参加了一次音乐晚会呢。”争论中，布洛克并不比社一交一界的那些“面首”更能说出些有份量的话，因为那些逝去的高龄人与他们之间距离太大，这或者是由于年岁上的巨大差别，或者是由于他们（如布洛克）新近才走完迂回曲折的道路、靠拢和步入这个不同的社一交一圈，正值衰败、处于夕照余晖中的社一交一圈的，他们并不熟悉它的历史，往事回忆也不可能给予他们启迪。死亡对于同一阶层的同龄人已经失去了它怪诞的含义。况且，每天都听到有那么多人行将就木的消息，有人霍然康复，有人溘然长逝，我们也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更有幸拜识的某公，是摆脱了他胸口的肿疼还 是已经仙逝。死亡人数倍增，而且在高龄区更变得捉摸不定。在这两代人和两个社一交一圈的一交一叉点上，鉴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能力识别死亡的两个社一交一圈几乎在混淆死与生，死被世俗化，变成了一次小事故，它虽说或多或少确定某人的一性一质，从谈起这桩事故时所用的口气来看似乎它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一切便随之完结了。人们说：“可您忘了，某人已经去世”的时候，就象是说：“他获得了勋章”，“他现在是院士”，或者说：“他到南方过冬去了”，“医生嘱咐他到山里去生活一段时期”，而说到底这全是一码事。因为，反正他是不可能来参加庆贺活动了。对某些名人而言，他们死去时留下的东西尚能帮助我们意识到他们的生命已经终止。可是对一般已属耄耋之年的社一交一人物，我们就弄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死了还 是没有死。这不仅仅因为我们不大认识他们，或者忘了他们的过去，而且还 因为他们不管在哪个方面，与未来都毫无干系。而分清社一交一界的老人是病、是不在、是退隐乡居还 是寿终正寝的困难使大家象接受优柔寡断者的无动于衷一样认可死者的无足轻重。
“要是她真的还 活着，那怎么就再也见不到她的人影儿，也见不到她丈夫了呢？”一个喜欢卖弄小聪明的老姑一娘一问道。
“这我不妨告诉你，”她母亲说，“那是因为他们老了，人到了这种年龄就不再出门了。”这位当母亲的虽说已年过半百，却从来都不错过每一次欢乐聚会。照她这么说，老年人在进坟墓之前还 该有整整的一个与世隔绝的阶段，在淡淡的雾霭中伴着长明的孤灯。德·圣德费尔特夫人结束这场争论说，德·阿巴雄伯爵夫人因久病不愈，于一年前去世了。可是没过多久，德·阿巴雄侯爵夫人也一命呜呼了，“死得毫无道理”（因此而显得与所有那些人的生相仿的死亡，藉此而说明它不为人所注意的理由的死亡），这样的死，为那些分不清张三李四的人作了辩白。听说德·阿巴雄夫人真的已过世，那位老姑一娘一神情紧张地朝她母亲瞄了一眼，因为她怕她母亲得知“同时代人”去世的消息后会“感到震动”。她仿佛已经听到别人是怎样议论她母亲的死和用怎样的理由加以说明的：“德·阿巴雄夫人去世曾经使她感到十分地震动”。然而这位老姑一娘一的母亲却相反，每当有一位同龄人“逝世”的时候，她便觉得自己在又一场角逐中获得了胜利。而且对手全都是名将。他们的死是使她尚能愉快地意识到自己的生的唯一手段。老姑一娘一发觉她母亲在提到德·阿巴雄夫人已退隐山林、隐居在疲备不堪的老人很少能从那里出来的地方时，并没有露出不愉快的神色，而当她所说侯爵夫人已进入下一个人们只能到那里去不能从那里回的居处时，更看不出她有什么不悦的表示。看到她母亲对此事淡然处之满不在乎，老姑一娘一尖刻的心理乐了。为了逗她的女友们一笑，她编了一个，她自以为是轻松愉快地编了个令人喷饭的故事，结果使她的母亲一搓一着双手说出了：“老天爷，那可怜的德·阿巴雄夫人居然真的死了。”即使对那些并不需要她的死来庆幸自己活着的人，这个死同样使他们感到欣慰。因为任何人的死都能给旁人的生活带来某种简化，省去了需表示感恩戴德的顾忌和拜谒的义务。
埃尔斯蒂尔却不是这样对待维尔迪兰先生之死的。
一位贵妇人要走了，她还 要出席别的下午聚会，还 要与两位王后一起用茶点。她便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位高个子一交一际花，德·纳索亲王夫人，若不是她的身形变瘦小了（由于她的个头比以前矮多了，她的模样看上去就象人们平常说的“一只脚已进了坟墓”），我们简直都不能说她显老了。她依然活脱一个玛丽－安托瓦内特，奥地利的鼻子，富有情趣的目光，无数化妆用品十分协调的配合使她的容颜不老，象丁香花，香气袭人。在她脸上泛浮着那种羞涩和一温一柔的神情，仿佛在说她不得不离去，她一定会再来，希望能不引人注意地悄悄溜走，与大量等待着她光临的一精一英聚会相关联的神情。她几乎就会出生在王位的台阶上，结过三次婚，长期地由一些大银行家奢华地供养着，且不说还 需要满足她那么多突发的奇想，她穿着与她那双顾盼生情的杏眼和化了妆的脸一样淡紫色的连衣裙，连衣裙下还 有那数不胜数的往事留下的有点说不清、理不清的纪念物。就在她从我面前走过，打算溜之大吉的时候，我向她行了个礼。她认出了我，她握了握我的手，那双淡紫色的明眸盯着我，仿佛在说：“我们有那么久没见面了！下一次我们定要叙叙别情。”她使劲握住我的手，已经记不清楚，是不是哪天晚上，她把我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带出来的时候，在车上，我俩还 曾有过一段转瞬即逝的风一流韵事。她试着暗示这件并不曾有过的事情，这是一种对她来说并不感到为难的事情，既然她能对着一只草莓塔做出一温一情脉脉的样子，而如果说她不得不在乐曲结束前动身离去的话，她看上去却象在忍痛割一爱一，而这种割舍却不会是最终的。况且，由于她吃不准自己与我是不是有过那段艳一事，她与我匆匆握别的时间并不延续，而且一个字都没向我说。她只是象我说过的那样凝望我，那意思是“那么久了啊！”在这个“久”字里包含一着她的三位丈夫、曾供养她的男人们、两场战争，而那双星眸，象修凿在一乳一白石上的天文钟，依次标出在已经那么遥远的往昔中的每一个庄严肃穆的时刻，每当她想对你道一声从来可以用作托辞的问候时都能再现的往昔。接着，同我分手后，她朝门口小跑而去，免得再打搅别人，也为了向我表明，她没有同我一谈是因为她时间紧迫，她要追回因为与我握手而失去的那一分钟，以便准时到达西班牙王后那里，她将与王后单独在一起用点心。我甚至相信她到门口后还 会奔跑起来。实际上，她在奔向她的坟墓。
一位胖妇人向我问好，就在这声好的短促瞬间，具有云泥之别的各种想法涌上我的心头。我先是犹豫了一下，不敢答礼，生怕她由于比我更不善于认人，错把我当成了另一个人，接着，她那坚定的神态又反过来使我由于怀疑这一位可能与我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夸大我可掬的笑容，与此同时，我的目光继续在她的外貌上搜索，搜寻我还 没有想起来的姓氏。就象参加业士会考的中学生，目光盯在考官的脸上枉费心机地希望在那上面找到他还 不如到自己的记忆中去搜索的答案，就这样，我朝这位胖妇人微笑着，凝望着她的脸。我觉得这张脸象斯万夫人，所以我的微笑中也略略带上些尊敬的色调。我正待结束迟疑不决，才过一秒钟，我听到那位胖妇人对我说：“您把我当成一妈一妈一了，确实，我开始变得同她挺象的。”就这样，我认出了希尔贝特。
我们谈了许多有关罗贝的情况，希尔贝特用尊敬的口气讲着他，好象那是一位上层人士，她执意要向我表示自己对他的钦佩和理解。我们互相提醒，回忆起他从前阐述的那些关于战争艺术的思想观点（因为他后来在当松维尔时常同她谈起他在东锡埃尔对我叙述过的那些主题），它们往往，总之，在许多方面得到最近这场战争的证实。
“我很难向您说清楚他在东锡埃尔对我讲过的那些细微末节现在和在战时给过我何等强烈的感受。当我们分手的时候（自那以后我们也没有晤面），我从他那儿听到的最后几句话是说，他预料，兴登堡这位拿破仑式的将军将进行一场拿破仑式的战役，其目标是隔开他的两个对手，他补充说，这两个对手很可能就是我们和英国人了。而罗贝去世才一年，一位他挺赏识的，在军事观念上显然曾深刻地受到过他的影响的评论家昂利·比杜先生说，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兴登堡攻势是一个集中兵力的敌人向两个拉开战线的对手展开的分隔战役，是一七九六年，皇帝在亚平宁白脉完成过，一八一五年在比利时失误过的军事行动。在这之前不久，罗贝曾把那些战役和某些剧本给我作了比较，我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地从那些剧本里看出作者的意图，即使他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也会改变计划。而对一九一八年的这次德国攻势，罗贝作出这种解释的同时，无疑是不会同意比杜的观点的。然而，另外一些评论家则认为，正是兴登堡在亚眠方向上取得的成功和接下来又被迫停止前进，他在佛兰德取得的成功和后来的又是停顿，导致，总之是出乎预料地导致从亚眠，然后从布洛涅出现一些他事先没有确定的目标。就象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改写剧本那样，有人从这场攻势看到向巴黎闪电式进军的征兆，另一些人则认为会有一些错落不齐的猛烈攻击以摧毁英国军队。而即使元首下达的命令与某种设想背道而驰，评论家们也有充裕的时间发表高论，就象当戈克兰肯定地对穆内－絮利说《厌世者》并不是他想要演的那种悲剧、正剧（因为，根据同时代人的见证，莫里哀也曾用喜剧手法演出这个剧本，演得令人发笑）的时候，穆内一絮利说：‘那么，是莫里哀搞错了。’
“至于飞机，您记得他那时说的话吗？他用的语句是那么美：每一支军队都必须是一个‘百日’阿耳戈斯①，唉！可惜他没能看到自己的话得到了证实。”我回答说：“不，他看到了，在索姆战役中，他清楚地知道，双方都从挖掉敌人的眼睛，即摧毁飞机和系留气球使敌人失去判断能力开始的。”
“哦！是，真的。”自从她一心钻研高深的学术，她的言谈举止都带上了点儿书呆子气：“他还 硬说人们重又在使用以前的战术，您知道吗？在这场战争中，那几次远征美索不达米亚②（当时，她肯定是在布里肖的文章里读到有这么一回事）令人随时、千篇一律地想起色诺芬的撤退③，而为了从底格里斯河前进到幼发拉底河，英国统帅部用上了独木舟，一种又窄又长的小船，当地的平底轻舟，远古时期的迦勒底人就曾经使用过的。”这些话使我清楚地感到往事的那种停滞，它借助某种特有的重量无限期地停止在某些地方，致使人们重新见到它们的时候，它们还 是原来那个样子。然而，坦白地说，由于我在巴尔贝克离罗贝不远的地方读到过的那些文章，我的印象更深刻，就象在法国农村找到塞维尼夫人笔下的林间小径，就象在东方，在关于库特阿玛拉的位置问题（贡布雷的本堂神甫如果把他对词源研究的嗜好扩大到东方语言的话，还 会说，库特阿马拉，库特酋长，“就象我们说峡谷子爵和百洛主教。”）上，看到与《一千零一一夜》关系那么密切的巴士拉这个名字重又回到巴格达的旁边，远在汤森德将军和戈林格将军之前的哈里发时代，水手辛巴德每次离开巴格达以后或回到巴格达之前，上船或下船前后都要经过的巴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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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的亚哥斯王子，长有一百只眼睛，其中总有五十只睁着，被杀后，女神赫拉把他的眼睛撒在孔雀尾巴上。
②美索不达米亚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区，北到巴格达，南到巴比伦尼亚，有五千年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印度远征军于1914年12月占领巴士拉，1917年英国又占领巴格达，1918年取得摩苏尔。这里所指即此。
③色诺芬（公元前431—公元前350以前），希腊历史学家，曾出任希腊万人军司令官，率军在陌生的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冲杀，公元前400年初撤回希腊，并以此为素材著《远征记》。
我对她说：“战争有一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是他开始意识到了的，那就是它有人情味，看上去就象一种一爱一，或者一种恨，尽可以把它叙述得象一部小说，因此，如果有人唠唠叨叨说战略是一门科学，这对他理解战争毫无裨益，因为战争不是战略的，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计划，就象我们不知道自己喜一爱一的女人所追逐的目标是什么一样，而且，也许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计划。在一九一八年的三月攻势中，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夺取亚眠的吗？我们一无所知，也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变化，是他们在西部朝亚眠方向的推进最后定下了他们的方案。假若战争是符合科学规律的，那也得从另一面，象埃尔斯蒂尔画海那样去描绘它，并且象陀思妥也夫斯基叙述一个人的遭遇那样，以逐渐得到纠正的幻觉、信仰为出发点。况且，战争绝不是战略的，这一点太肯定的，倒不如说它是医学的，包含一着种种意料不到的偶然事故，临一床一医生可以谋求避免的事故，如俄国革命。”
在这场谈话的全部过程中，希尔贝特一直谦卑恭谨地对我讲述罗贝，那口气更似议论我的故友，而不是她的亡夫。她仿佛在对我说：“我知道您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请您相信，我是善于理解这位才智超群的人的。”然而，她肯定已不再感到对他的回忆的一爱一可能依然是远远地在影响她现时生活的特色的原因。所以，安德烈现在是希尔贝特形影不离的女友。虽说安德烈首先借助于她丈夫的才华和她自己的聪颖，已经开始进入虽说还 不是盖尔芒特社一交一圈，却也比她从前一交一往的人们风雅得多的阶层，圣卢侯爵夫人屈尊成为她最要好的密友仍然令人惊讶。这件事仿佛是一种朕兆，说明希尔贝特对她所认为的艺术家的生活方式的一爱一好，说明她对社会地位真正下降的倾向。这也许是真实不假的原由。但我心中又想到了另一种解释方法，我总是那么深深地相信，我们所看到的集中于某地的形象虽然一般地与第二组的对称形象、却相距极远，它只是颇不相同的第一组形象的反映，或是它在一般情况下的效果。我在想，如果说人们每天晚上都注意到安德烈、她丈夫和希尔贝特在一起，那也许是因为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已经看到过安德烈的这位未来的丈夫同拉谢尔在一起生活，后来他离开拉谢尔，找上了安德烈。当时的希尔贝特很可能由于生活的层次相距太远、地位太高，对此一无所知。但她后来应该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后来，当安德烈的地位上升，而她的地位则下降到她们能够互相瞥见的时候，此时，曾使那个男人离开拉谢尔的这个女人肯定对她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那个男人一大概对她也有一定的魅力，使她对他的倾慕更胜于对罗贝的一爱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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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听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用她那一口假牙造成的支离破碎的嗓音激昂慷慨地一再说道：“是的，正是如此，我们将建立宗派！我们将建立宗派！啊！您是多么了不起的音学（乐）家啊！”她把她那大单片眼镜竖一起在圆睁的眼睛前，目光中流露出既被逗乐，又有表示歉意的神色，为她不能把这种欣喜维持得更长久一些而抱歉，但她已下定决心“积极参与建立宗派”，直至最后。——作者注。
因此，看到安德烈也许还 能使希尔贝特想起她青年时代的罗曼史，想她对罗贝的恋情，不由得希尔贝特不对安德烈肃然起敬，希尔贝特觉得，圣卢一爱一拉谢尔更胜于一爱一她本人，而拉谢尔深深钟情的那个男人竟一头拜倒在安德烈的石榴裙下。也许相反，在希尔贝特对这对艺术家伉丽的偏一爱一中，这些回忆并不曾起到过任何作用，在这一事实中应该看到的，象许多人所做的那样，仅仅就是通常的社一交一界妇女所固有的对学一习一的兴味和求堕一落的情致。希尔贝特也许早已把罗贝抛置脑后，就象我忘掉了阿尔贝蒂娜一样，就算她知道艺术家是为了安德烈而离开拉谢尔的，在见到他俩的时候她也绝没有想到这个事实，这个并不曾在她对他俩的偏一爱一中起过任何作用的事实。我们只有靠有关人士的见证，才有可能判定我的第一种解释不只可以成立，而且真实不假，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唯一尚存的手段。只要有关人士能够带点洞察力和真诚对待自己的隐私，虽然，在对待自己的隐私时，洞察力已属罕见，真诚是绝对没有的。不管怎样，见到今天已经成为名角儿的拉谢尔，对希尔贝特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因此，当有人宣布她将在这次下午聚会上朗诵诗歌，朗诵缪塞的《回忆》①和拉封丹的寓言诗，我心里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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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著于1841年，是他与乔治·桑恋情的总结。
“可您怎么能出席那么多次聚会？”希尔贝特问我，“您这是遭人谋财害命哇，我可没有想到您会是这样的。当然，我不只希望在我舅母的阔绰排行中见到您，而且在其它地方都能见到您，”她狡黠地加了一句，“因为这里有我舅母。”她成为圣卢夫人的时间比维尔迪兰夫人进入这个家族的时间还 早一些，所以，她从来就以盖尔芒特家族的一员自居，并且认为她的舅舅使她受到了损害，因为他有失一身份娶维尔迪兰夫人为妻，确实，她在家里也真的曾千百次听到大家当着她的面嘲笑这桩婚事，当然，大家也议论过圣卢降低身份同她结婚，只是她不在场的时候。她还 因此越加做出瞧不起这位出身寒微的舅母的样子，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则出于类似使聪明人避开一习一俗时髦的逆反心理和老人对回忆的需要，为了尽可能给自己高贵的新貌一个往昔，在提到希尔贝特的时候她总一爱一说：“我告诉你们，我跟她的关系可是源远流长，我十分了解这孩子的母亲，喏，她母亲是我表姊妹马桑特的好朋友。她就是在我家里认识希尔贝特的父亲的，至于可怜的圣卢，我先就认识了他那一家子，他的亲叔叔，从前在拉斯普利埃，是我的至一交一。”听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这么一介绍，有人便对我说；“您瞧见了，维尔迪兰家族可绝不会是波希米亚流一浪一部落，他们与圣卢夫人那家子是世一交一。”我也许是唯一从我外祖父那里得知维尔迪兰家族不是波希米亚流一浪一部落的人，然而那恰恰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奥黛特，可见人们随一心一所一欲处理不再有人了解的过去的故事，就象讲述在谁都没有到过的地方所作的旅行。“总之，”希尔贝特下结论说，“既然您有时也从象牙塔里出来一下，那么，不妨到我家去，我邀上几位可畅叙衷曲的才智之士举行个别知己密友的小型聚会，这对您不更加合适吗？象这里的这种庞杂玩竟儿可不会对您的脾胃的。我看到您同敝舅母奥丽阿娜谈话，她要怎么好有怎么好，可要说她并不属于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却也并不冤屈了她。”
我不可能把我一个小时以来的想法告诉希尔贝特，但我相信要是纯然从消遣考虑，她将能帮助我得到乐趣，这种乐趣，我觉得，也就是谈谈文学，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谈未必就能比同德·圣卢夫人谈得多一些。当然，从明天起，我希望重新开始过与世隔绝的生活，虽说这一回带着目标。即使在我家，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不会让人进来看我，完成作品的职责比讲究礼貌、或者甚至让人满意都更重要。很久没有见到我的人们也许会坚持要进来，他们已经见到我，肯定我的身一体已经复元，当辛勤工作或艰苦生活的一天结束或中断的时候，他们需要我，就象当初我需要圣卢那样。还 因为，象我在贡布雷的时候就发现的那样，我刚瞒着父母二老作出其实是很值得称道的决定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另一只标出的却是工作时间，当罪犯的刻度盘上标着早已悔过和立意修善的时刻，另一只却才敲响法官惩处罪孽的钟声。不过，我会鼓起勇气告诉前来看望我或让人来找找我的人说，我需要尽快地了解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与自己有一次十分重要的紧急约会。然而，尽管我们真正的自我和另一个我之间关系不大，由于异义而同形，也由于它们共有一个肉一体，使你牺牲比较容易完成的职责、甚至牺牲自己的乐趣的克己行为会被旁人视作利己主义。
更何况我还 不正是因为忙于完成与那些抱怨见不到我的人们有关的事情才远离他们、过着索然的生活？我还 不是为了能更深入一步关心他们？这种事与他们在一起是做不成的，我正力求使他们了解自己的情况，力求清楚地认识他们。就为了淡而无味的社一交一接触的乐趣，排斥任何渗透的泛泛接触的乐趣，把一个个夜晚付诸东流，悄悄然用我同样空洞无物的话语声与他们轻一喘弱息般的话语声相呼应，这样的生活再过上几年又有何益处？他们做的那些动作、他们说的那些话、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气质，我努力描绘出它们发展的曲线并从中演绎出法则，这样做不是更有意义吗？不幸的是我还 得同那些设身处地为他人一想的一习一惯作斗争，如果说那种一习一惯有益于作品的构思，它却会推迟作品形诸笔墨。因为它通过繁文缛礼不仅迫使我们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欢乐，而且还 得牺牲自己的职责，当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时候，这种职责，不管是怎么样的职责，哪怕是对一个在前线起不到任何作用而留在他尚能派上用场的后方的人来说，这种职责也会似是而非地显得仿佛是我们的欢乐。
我远不象那些伟人有时候所以为的那样，因为这种没有朋友、无人可与一交一谈的生活而认为自己不幸，我发现，消耗在友谊中的激奋的力量是一种悬伸物，它以一种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背离现实的特殊一交一情为目标，这种力量本来应能把我们导向这个真实的。然而，说实在的，当休息和社一交一活动的间隙变成我不可或缺的东西时，我感到，与其进行社一交一界人士所以为的对作家有利的学术一交一谈，不如同如花似玉的少女两情缱绻，这种轻松愉快的恋情将是我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允许我那象只能饲之以玫瑰花朵的骐骥般的想象可以选择的粮秣。我在突然间重又萌生的希望，正是当初在巴尔贝克，当我看到阿尔贝蒂娜、安德烈和她们的女友们从海滨走过的时候所曾有过的梦幻，当时我还 不认识她们。可是，唉？我却已经不可能再寻求找回此时此刻恰恰是我十分强烈地希望见到的她们了，使我今天见到的所有的人，也包括希尔贝特在内的所有的人改头换面的时间的作用果没有夭亡也定然如此。我因为不得不伤及过去的她们而感到痛苦，因为，使人们发生变化的时间并不改变他们保存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当我们领悟了那么新鲜地贮藏在我们记忆中的东西在生活中已不可能再拥有的时候，当我们发觉在我们的内心中显得那么美好的东西再也不可能在外界接近它，再也不可能接近激起我们的欲一望、某种完全属于个人的欲一望，希望在一个同龄人，也就是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和再见到这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再也没有比存在于人的衰变和回忆的不变之间的那种对比更令人痛苦的了。正如我常常已能有所揣测的那样，那是由于被我们认为只有在我们想要的人身上才有的东西其实并不属于这个人。然而，在这一点上，似水年华为我提供了更完整的证明，因为，二十年后，我本能地想要寻找的并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那些姑一娘一，而是现在拥有当时属她们所有的青春活力的姑一娘一（其实，这不尽然是由于忽略已逝的时光而与现实大相径庭的肉一欲的复苏。有时，我还 会希望出现奇迹，使我的外祖母、阿尔贝蒂娜与我所以为的相反，依然活在人间，来到我的身旁。我以为看到了她们，我的心向她们扑去。我只是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她们真的还 活着，那么，阿尔贝蒂娜现在的模样该同当初我曾在巴尔贝克见到过的戈达尔夫人的样子差不多了。而我的外祖母，过了九十五岁高龄，我也绝不可能再看到她平静慈祥的笑颜，我现在想象中的笑颜，我想象中的武断就象在给天主上帝装上一部一胡一子，或者象十七世纪，人们在表演荷马笔下的英雄时给他们穿上贵族的奇异服饰，全然不管他们是古代人物）。
我望着希尔贝特，心里却并不想：“我真希望再见到她”，然而我却对她说，倘使她能在邀请我的同时，还 邀上一些年轻姑一娘一，我是很乐意的，可能的话，最好是家境贫寒的姑一娘一，让我用一些小小的礼品就能使她们高兴，其实我对她们也一无所求，只愿她们能唤一起我心中的幻想，使往日的哀愁死而复生，也许，不大可能地会有一天，得到一个纯洁无邪的亲一吻。希尔贝特莞尔一笑，接着显出认真思索的神态。
就象埃尔斯蒂尔喜欢看到妻子在自己面前成为他在作品中经常描绘的威尼斯美色的具体体现那样，我给自己寻找的借口是，我受到了某种美学的自私心理所吸引，把我引向能造成我痛苦的姣好女一性一。而且，对我可能还 会见到的未来的希尔贝特们、未来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们和未来的阿尔贝蒂娜们，我怀有一种类似偶象祟拜的感情，就象漫步在美不胜收的古代大理石雕塑群中的雕塑家，我觉得，她们将会给予我灵感。然而，我还 应该想到，在接触到她们每一个人之前，先应有我对包围着她们的那种神秘的感知，因此，与其请希尔贝特帮我介绍几位少女，还 不如我自己到那些在我与她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连结的地方去，使我们感到在我们与她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逾越的东西，或者在海滨，去游泳的路上，到我们感到她们虽然近在咫尺，却似远隔天涯的地方去。我的神秘感就是这样被先后援用在希尔贝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阿尔贝蒂娜和许多别的女人身上的。无疑，不认识的和几乎是不可认识的变成了认识的、熟悉的、无关痛痒的或者痛苦的，然而却从其往昔保留下了某种魅力的。说真的，就象在邮差为了讨些年赏而给我们送来的那些日历里，没有哪一年能在它的封面或某一天的插页中见到我希望在那里见到的女子的图象。图象上的女子，例如，普特布斯夫人的贴身女仆、奥士维尔小一姐或者某个我在报上的社一交一报道中看到过的姓氏，属于那种“大批可一爱一的华尔兹舞伴”的少女，由于有时是我从来都没见到过的女子，使图象往往更显出它的任意一性一。我推测她是天生丽质，钟情于她，并为她拼凑起一具理想的胴一体，亭亭玉立在她家地产所在省份的景物中，这是我从《城堡年鉴》上看来的。至于对我认识的女子而言，这种背景至少是双重的。她们各各不同地矗一立在我生命进程的不同点上，矗一立在那里象当地的祐护女神。她们所处的背景首先是梦幻的，景物并行的线条把我的生活划成方格，我便在那里潜心于她的想象。其次是从回忆的角度所看到的，她被包围在我以前认识她的时候所处的景物中，她现在使我回想起来，她依然被固定在那些地方，因为，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漂泊不定，我们的记忆却深居简出，我们不停的冲一刺也徒劳无益，我们的回忆被牢牢地铆住在我们早已离开的那些地方，并且继续在那里组合它们与世无涉的生活，就象旅行者到了一座城市，在那里一交一上一些临时的朋友，在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不得不抛下他们，因为他们走不了，他们得留在那里，在教堂前、港口边、庭院里的树木下结束他们的长昼、他们的生命，就象他仍然在那里一样。所以，希尔贝特的影子不仅投射在法兰西岛的某一座教堂前，这是我想象中的她，而且还 投射在梅寨格利丝那边一座公园的花径上，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身影则投在一条潮一湿的路上，那里爬满一串串纺锤状姹紫嫣红的花果，或者在巴黎街头金色的朝霞中。而这第二个身影，不是产生于欲念，而是来自于回忆的身影对她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她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在各个不同时刻多次认识的，在这种时刻，她们对于我已是另一个女人，而我自己也已不是原来的我，正沉浸在另一种颜色的梦里。现在在当初每年的梦周围集结起了对我认识的某个女子的回忆，而支配这些梦的法则是：所有与某人，如我童年时代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有关的，借助某种吸引力集中在贡布雷周围，而与即将邀我共进午餐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有关的一切则集中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动辄生气的人周围。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有好几个，就象从一身玫瑰红服饰的妇人算起有好几个斯万夫人一样，岁月惨淡无色的太空间把她们一个个分隔开，我已不可能从一个跳跃到另一个，除非我有本事离开一个星球去到中间隔着太空的另一个星球。这个星球不仅被隔开，而且还 不同，装点着我在区别极大的时期做过的各种梦，就象一个特殊的植物区，里面的奇花异葩在另一个星球上是见不到的。以至在我打算既不到德·福什维尔夫人家去，也不到德·盖尔芒特夫人那里去吃午饭，因为这会把我带到一个何其不同的世界，即作了这样的打算以后，我仍然不能对自己说，她俩一个是热纳维埃夫·德·布拉邦特的后裔、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是同一个人，另一个也就是那个一身玫瑰红服饰的妇人，因为我心中一位有教养的人在这么肯定，其权威一性一就象一位学者对我说星云银河是由同一颗星星分裂形成的那么可靠。例如希尔贝特，我不加考虑地便请求她让我拥有一些象过去的她那样的朋友，因为她对我已经只是德·圣卢夫人了，在见到她的时候，我不再想到她在我过去的一爱一情中曾担任的角色，她也把这个角色忘了。贝戈特对我而言重又变成了仅仅是他那些书的作者，我对他的赞赏并没有使我想起（只是在罕见的、完全隔断的回忆中才有过）自己当初被介绍给这个人时的兴奋，以及在穿着白裘皮服装的人们中间，在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托架和蜗脚桌上那么早就送来了，那么多灯的客厅里，在堆满紫罗兰的客厅里，与他一交一谈使我感到失望和惊诧。所有构成第一个斯万小一姐的回忆实际上已经从目前的这个希尔贝特身上切割下来，由另一个天地的引力把它们吸引得远远的，吸引到贝戈特说过的一句话的周围，同这句话结合成一体，沉浸在英国山楂的芳馨之中。
今天的这个希尔贝特的残余面带笑容听完了我的请求。接着她露出严肃的神色思考起这个请求来。我为此感到心情轻松，因为这样她便不会注意到另一群人，她看到了一定会感到不痛快的那群人①。我发现，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正同一个十分丑陋的老婆子高谈阔论，我望着她，压根儿就猜不出她是谁：我对她绝对地一无所知，实际上，此时在与希尔贝特的舅母、德·盖尔芒特夫人讲话的是拉谢尔，也就是那位红得发紫的女伶，在这次聚会上她将朗诵维克多·雨果和拉封丹的诗篇。公爵夫人由于意识到自己在巴黎历来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她并不知道这种地位只存在于相信有这么一回事的人们的头脑中，许多新人物，倘使他们哪儿都没见到过她，倘使他们从没在哪场高雅聚庆的报告中看到过她的姓名，还 会以为她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在尽可能少、间隔时间尽可能长的访问中才打着呵欠到她说的、让她厌烦得要命的圣日耳曼区来露个脸儿。相反，他却会突发异想地同她认为有意思的这个或那个女伶共进午餐。她经常出入一些新建的社一交一中心，在那里，她比自己所以为的更加我行我素，她仍然认为容易厌倦是智力优势的表现，然而她是用某种粗一暴的态度，使她的嗓音变得有些沙哑的粗一暴来显示这种优势的，当我同她谈到布里肖的时候，她说：“他让我整整厌烦了二十年”，而当康布尔梅夫人说：“请重读叔本华关于音乐的论述”的时候，她态度粗一暴地说：“重读这话真算得上是金科玉律了！啊！不行，我们恰恰就是不该这么做，”从而提醒我们注意这句话。老阿尔邦笑了，他认出了盖尔芒特一精一神的表现形式之一。希尔贝特比较现代派，她保持不动声色。她尽管是斯万的女儿，却象母鸡孵出来的鸭子，比较超脱，她说：“我觉得这还 是有它动人之处。它具有一种令人可喜的敏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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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我碰到过夏吕斯先生。她觉得他实际上变得更“衰退”了。社一交一界的人们在区分智力高低的时候，不仅对智力相差无几的不同人士作这种区分，对同一个人一生中的各个时期也区别对待。接着她补充说：“他生来活脱活现地象我婆婆，而现在更惊人地酷肖她了。”这种相象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之处。我们知道，有些女人几乎可以说是以最大的一精一确一性一将自己的形貌投射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唯一的谬误在于一性一别不同。这是一种不能被称作felixculpa（拉丁语，幸运的差错）的一陰一错一陽一差，因为一性一别反过来又影响一个人的个一性一，男子身上被女一性一化了的东西便成了矫一揉一造作、敏一感的矜持，等等。尽管脸上一胡一子拉碴，颊髯遮去了通红的面颊，那里总有一些能与母亲的外貌相叠合的线条。夏吕斯家的人难得有老而不衰的，而在他的衰老中，人们总能惊异地辨认出臃肿的脂肪和搽脸香粉下一位永远年轻的佳丽的残片。就在此时，莫雷尔走了进来。公爵夫人对他热络得令我有点张惶失措。“啊！我不介入家庭纠纷，”她说，“您不觉得家庭纠纷令人讨厌吗？”——作者注。
因为，如果说在这二十年间的那几个阶段中，小集一团一群按新星的引力大小而解体改组，而且新星本身也必然地会远去，然后又重现，那么在人们的头脑里则进行了凝聚，然后是分裂，然后又是凝聚。如果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而言曾是好几个人，那么，对德·盖尔芒特夫人、或者对斯万夫人等等而言，某人也可以是几个人合成的，他在德雷福斯案之前的某个阶段可以是一个红人，从发生德雷福斯案起则成了盲信者，或者傻瓜蛋，对他们而言，此案改变了人的价值并另行分派，而自此以后，派别还 在分化改组。其中起到强有力的作用和添加它对纯然智力亲合的影响的则是已逝的时间，它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反感，蔑视，甚至导致反感、蔑视的原由。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小康布尔梅夫人的优雅风姿，我们就会发现她是我们商行的买卖人絮比安的女儿，而使一个买卖人的女儿能引人嘱目的原因是她父亲为夏吕斯先生弄到一些人手。然而，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只产生了些许明明灭灭的效果，那些已经遥远的起因，不仅不为许多人所知，就连那些知道的人也已把它们遗忘了，他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目前的光辉，而不是往日的耻辱，因为人们总是以目前的含义去理解某个姓氏的。这些沙龙的变化，其意义也便在于它们是已逝去年华的一个效果和记忆的一种奇观。
公爵夫人还 在犹豫，她怕德·盖尔芒特先生当着她欣赏的巴尔蒂和米斯丹盖的面与她闹上一场，但她肯定有拉谢尔当她的朋友。晚辈后生们便因此断定她徒有虚名，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一大概是那种有点象河狸式的人物，从来就没有整个儿地属于上流社会过。确实也有两位贵妇与她争夺某些君主的青睐，她还 得费一番力才能把他们请来吃饭。然而，一方面因为他们很少来，他们还 认识一些毫无可取之处的人，另一方面出于盖尔芒特家族对老式社一交一礼仪的迷信（她既讨厌那些颇有教养的人，又坚持要良好的教育），公爵夫人让人写上：“陛下曾谕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曾垂顾……”新阶层的人们对这类用语一无所知，于是更断定德·盖尔芒特夫人地位低下。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看来，同拉谢尔的这种亲密关系正可以说明，我们认为她斥责风雅是故作姿态、假话骗人，其实错怪了她，我们认为她拒绝去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家的行为不是顾及才智，而是为了冒充高雅，其实又错怪了她，她觉得侯爵夫人愚蠢，只是因为侯爵夫人还 没有达到目的便让人看出她在冒充高雅。然而同拉谢尔的这种亲密关系还 能说明，公爵夫人本身实在是才智平庸的人，至迟暮之年，当她厌倦了社一交一生活的时候，由于对真正实在的才智一无所知和出于那种随一心一所一欲的一点妄想，她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希望获得新的成就。这种随一心一所一欲会使有些十分体面的妇人认为以实在令人头疼的方式结束夜晚“是多么地有趣”，她们闹恶作剧，半夜三更去叫醒某人，披着晚大衣到那个人一床一边呆上一段时间，最后都找不出话说了，这才发现时间实在太晚了，才去睡觉。
还 应该补充说一说的是，最近以来，朝秦暮楚的公爵夫人对希尔贝特的反感使她得以从接待拉谢尔中获得某种欢乐，而且使她得以发扬光大盖尔芒特家族的一条格言，那便是站在某些人一边（几乎是死心塌地地）帮助争吵的大有人在，人们不得不对夏吕斯先生采取的策略加强了“我用不着做”的独立一性一。如果你追随夏吕斯先生，他会使你同大家闹得不亦乐乎。
至于拉谢尔，如果说她为了结一交一上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确实煞费苦心（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没能从伪装的矜持和刻意的冷淡下辨别出这番苦心，她的矜持和冷淡反激公爵夫人，使她高度评价女伶的不落俗套），那么，一般地说来这大概也因为从某个时期起，上流社会人物对不肯回头的一浪一子的吸引力，同时还 有那些过惯自一由放纵生活的一浪一子对上流社会人物的吸引力，双重回流，与政治范畴中相互间的好奇心和打过仗的民族间缔结同盟的愿望是差不多的东西。然而，拉谢尔产生这种欲一望恐怕还 有其比较特殊的理由。过去，正是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正是这位德·盖尔芒特夫人使她当众蒙受奇耻大辱。拉谢尔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也没有原谅她，然而，公爵夫人因此而获得的在她心目中的威望永远都不会消失。我正想把希尔贝特的注意力从公爵夫人与拉谢尔的谈话上转移开去，她们的谈话被打断了，因为女主人在寻找拉谢尔，该由她朗诵了，她与公爵夫人分手后很快出现在台上。
然而，就在此时，在巴黎的另一头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我已经说过，拉贝玛也邀请了一些人去喝茶，为她的儿子、媳妇庆贺。她的客人们却迟迟不来赴会。当她得知拉谢尔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那里朗诵诗歌的时候（这使拉贝玛这位大演员十分恼火，对她说来拉谢尔仍是个无名小辈，大家让她在由她拉贝玛领衔主演的戏里露个脸儿，是因为圣卢给她买了登台演出的服饰，更使她恼怒的是，巴黎流传着一条新闻说，这次邀请虽说是以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名义发出的，实际上在亲王府接待来客的却是拉谢尔），拉贝玛硬是给一些忠实可靠的朋友写了信，邀请他们务必光临共进茶点，因为她知道他们也是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朋友，亲王夫人还 是维尔迪兰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然而，时间过了，还 谁都没到拉贝玛家。有人曾经问布洛克想不想去，他毫不隐讳地问答说：“我不去，我更想去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那里。”唉！实际上，这正是大家所决定的。拉贝玛得了绝症，她因此而不得不很少出入社一交一界，她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日渐恶化，但是为了满足她女儿奢侈生活的需要，她那既有病又懒惰的女婿无法给予满足的需要，她重又登台演出了。她知道这样做会缩短自己的有生之日，但她给女儿女婿带回丰厚的酬金，她要让女儿高高兴兴，她讨厌她女婿，可又在拍他的马屁，因为她知道女儿十分一爱一他，她怕要是自己得罪了他，他会恶劣地让她再也见不着自己的女儿。拉贝玛的女儿暗中为给她丈夫治病的医生所一爱一，她自欺欺人地认为那一次次《菲德尔》的演出对母亲的生命无碍大事。她几乎可以说强一逼一着医生对她这么说，从医生给她的答复和她全然不顾的那些病历报告中，她也只记住了这一点。实际上，医生是说过他觉得演出对拉贝玛并没有很大的不妥。他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这么做可以讨他心一爱一的少一妇的欢心，也许还 出于愚昧无知，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当结果会缩短病人的受苦时间的事情对我们本人有利的时候，我们也便心甘情愿地听任它去缩短了，也许还 愚蠢地以为这还 使拉贝玛高兴，从而对她也有益，这种愚蠢的想法就在他从拉贝玛的孩子们那里得到一个包厢，并且为了看戏丢下他所有的病人的时候，他仿佛觉得还 得到了证实是对的，他觉得她在舞台上生气勃勃与她在城市生活中的奄奄一息一样地异乎寻常。确实，我们的一习一惯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完成乍看上去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甚至使我们的机体适应这种生活。谁曾看到过一位患有心脏一病的马术大师表演各种绝技？真叫我们不敢相信他的心脏居然经受住了这绝技表演的一分钟。拉贝玛也是一位久经舞台生涯的老将了，她的机体器官已完全适应舞台要求，她能在卖力中偷巧，做到令观众看不出破绽，令人以为她身一体很好，只是有些纯属神经一性一的和臆想的疼痛。在向希波吕托斯表白心迹的那场戏以后，拉贝玛徒自感到自己将熬过这令人恐惧的夜晚，她的戏迷们拚命为她鼓掌，宣称她空前地美丽。她在极度疼痛中回家，心里却很高兴，因为能给她女儿带回那些蓝色的钞票，出于老年人代代相传的顽皮童心，她惯于把钞票紧紧地塞在长统袜里，然后得意洋洋地把它们一抽一出来，希望博得一笑，换来一个亲一吻，不幸的是这些钱只够女婿女儿给他们的府邸增加一些新的装饰品，他们的府邸就在他们母亲所住公馆的隔壁，里面不断传出敲敲打打的声音，扰乱了著名悲剧坤伶何其需要的睡眠。他们按照时尚的变化和适应他们希望能接待的X或Y先生的需要改装他们的每个房间。而拉贝玛感到唯一能平息疼痛的睡意已逃之夭夭，她只好不睡，心中却不免蔑视那些加快她死亡的到来和使她剩下的最后这些日子变得十分难受的漂亮玩意儿。无疑，或多或少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鄙视它们，这是对伤害我们，而我们却又无力阻止的东西合情合理的报复。然而，这还 因为，她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才华，从年纪很轻的时候起她就知道所有这些时尚的抉择的微不足道，所以她本人始终忠于她素来尊重的传统，她是这个传统的化身，这个传统使她仍如三十前那样判断人事，例如，并不把拉谢尔看成今日事实上已名噪一时的坤伶，而仍是她当年所识的小粉一头。其实，拉贝玛并不比她女儿好，正是从她身上，通过遗传和出于十分自然的钦佩而变得更为有效的榜样的感染，她女儿摄取了她的自私、冷酷无情的嘲弄和自己意识不到的残忍。只是，拉贝玛把这一切传给她女儿后，她自己得到了解脱。况且，拉贝玛的女儿即使并不经常地有工人在家里敲敲打打，她照样会一騷一扰她的母亲，因为年轻人残酷、轻率的吸引力总使老人、病人感到体力不支，使他们为了跟上步伐而疲于奔命。他们每天都换上一批人来用午餐，而拉贝玛如果不露面，人家就会觉得她自私自利，扫她女儿的兴，人家指望靠这位著名的母亲在场勉为其难地吸引住某些新近建立的不肯轻易光顾的关系。他们还 对这些关系“许下诺言”，举办一次有她参加的户外活动，表示庆礼。这位可怜的母亲本来为了对付盘踞在她膏肓间的死亡已忙得不可开一交一，现在还 不得不一大早就起一床一，就出门去。更有甚者，由于当时，才艺出众、红得发紫的雷雅那在国外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女婿觉得拉贝玛不该就此销声匿迹，他希望这个家也能捞上那么多荣誉，于是强迫拉贝玛轮回演出，拉贝玛不得不注射吗啡，这可能导致她因肾脏衰竭而死亡。同是这种风雅、社会声誉和生的诱一惑，在节庆之日的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那里起了吸一入泵的作用，以一抽一气机的强力，把拉贝玛家最忠实的常客全都吸到那里去了，而在拉贝玛家的情况则相反，也因此故，只剩下绝对的空白和死。有个年轻人，由于吃不准拉贝玛家的喜庆是不是也一样热闹，跑来了。当拉贝玛看到时间已过，知道大家已把她抛弃了的时候，她让人上点心，他们围着桌子坐下，然而那气氛却象是吃丧葬饭。有一年四旬斋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四（狂欢日）夜晚，拉贝玛照片上的形象曾使我心猿意马，而现在的这张脸上能使我想起当年风韵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就象老百姓说的，拉贝玛脸上已挂着死亡。这一回她看上去才真象雅典阿克罗波利斯的埃雷克泰永神庙中的大理石雕象了。她硬化的动脉快变成了化石，看上去象绕着面颊刻出的长长的绦带，没有生命的僵硬，那双神采全无的眼睛与那尫羸得可怕的面孔相比之下还 算活着，闪烁着微弱的光象酣睡石块间的蛇。那位出于礼貌留下用茶的年轻人不断地看着钟点，心里牵挂着赶快去盖尔芒特府参加热一热闹闹的欢庆活动。拉贝玛没说一句责备弃她而去的朋友们的话，那些朋友们还 在天真地希望她不知道他们去了盖尔芒特府。她只是嗫嚅地说：“让一个象拉谢尔这样的人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府举办庆祝会，只有在巴黎才碰得上这码事儿。”她默默地、庄严缓慢地吃着禁止她吃的糕点，活脱一付按丧葬规矩办事的样子。使“茶点”的气氛更加抑郁的是姑爷大发雷霆，因为与他们伉俪如此熟稔的拉谢尔居然没有邀请他们。更使她伤心的是那位应邀而来的年轻人对他说，他与拉谢尔相当熟悉，如果他现在就到盖尔芒特府去的话，他也许还 来得及让她邀请这对轻佻的夫妇。然而，拉贝玛的女儿太了解拉谢尔在母亲心中的地位是何等低微，请求从前的粉一头赏脸邀请无疑是用绝望杀了她母亲。因而，她对那位年轻人和她丈夫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在这次用茶点过程中，她脸上不时露出想去乐一乐的神色，耍小一性一儿，以示对剥夺他们这一乐趣的老不死的母亲的报复，老太太只装没看到女儿噘一起的嘴巴，不时对年轻人有气无力地说句把客套话，这是唯一应邀而来的贵宾，然而，把什么都一古脑卷往盖尔芒特府，连我自己也被吸引到那儿去的那台一抽一气机力大无比，贵宾起身走了，留下费德尔或女一尸一，人们已不怎么清楚她是这两个中的哪一个，留下她，还 有她的女儿、女婿，去吃完这顿丧葬饭。
女演员刚刚扬起的嗓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运用的手法挺巧妙，这种手法是把演员正在朗诵的诗假设为开口朗诵前就已存在的整体，我们听到的只是这个整体中的某个片段，好象艺术家正走在一条路上，有一时她走到我们能听到她朗诵的地方。
要朗诵的那几首诗差不多全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宣布便把大家逗乐了。可是当大家看到女演员在开始前先用迷惘的目光四下搜寻，带着哀求的神情举起双手，呻一吟般地吐出每个词的时候，每个人都为这种情感的卖弄感到不自在，甚至产生反感。谁也没料到诗歌朗诵竟能是这样的玩意儿，渐渐地大家一习一惯了，也就是说大家忘了最初的不舒服，品出了其中的韵味儿，心下比较着几种朗诵方法，最后对自己说：这样比较好，这里处理得差一些。然而，第一次，谁都不敢瞄旁人一眼，就象在一场普通诉讼中看到律师举起垂着宽大袍袖的手臂，朝前走去，用咄咄一逼一人的口气开始辩护时那样，因为，大家觉得这样朗诵挺怪，也许应该说是极妙，等待着心里有个肯定的看法。
然而，看到这个女人还 没有发出一声，先自屈膝，展开双臂，仿佛摇晃着一个看不见的人，然后变成膝盖外翻，突然用哀怨的语调就为了读几句为人熟知的诗，听众无不愕然。人们我看你，你看我，不知是该哭还 是该笑。有些缺乏教养的年轻人克制住没有放声大笑。各人向自己的邻座偷偷瞅上一眼，就象在高雅的宴席上，面前放着一件新餐具，螯虾叉、砂糖锉之类的，我们不知道它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于是望着一位较有权威的客人时采用的那种目光，盼着他先使用这种餐具，让大家有可能仿效。当有人引用一句我们不知道，却又要佯装知道的诗时，我们也这么做，好象在一道门前退后一步，把说出这句诗何人所作的乐趣，特别照顾般地让给一位文化修养较高的人。就这样，大家一边聆听着女演员的朗诵，一边低垂着脑瓜，用审视的目光瞄着，等待别人率先发出笑声或批评或哭泣或鼓掌。德·福什维尔夫人正巧从盖尔芒特回来，公爵夫人几乎是让人从那块领地上逐出来的，她带上一副专心致志的紧张样子，几乎让人不折不扣地感到不痛快，这或者是为了表示她是行家里手，不同于芸芸众生，或者是出于对不大一精一通文学之道、有可能对她谈谈其它事情的人的敌意，或许她正聚一精一会神，以便弄清楚自己是“喜欢”，还 是不喜欢，或许是因为她既觉得这“挺有意思”，却又并不“喜欢”，至少不“喜欢”用这种方法朗诵某些诗。这种态度本来仿佛该由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来采取才是。可由于这是在她家里，而且她越是有钱就变得越小气，她打定主意只给拉谢尔五朵玫瑰花，所以她只捧场了事。她不时发出声声兴奋的叫喊，施加影响、刺激一情绪。只是在此时，她恢复了维尔迪兰的面目，因为她看上去是为自己的乐趣听诗，那样子就象要人家为她一个人朗诵，不期然还 有五百个人，她的朋友，他们是她允许来的，仿佛是让他们偷偷地来看她高兴。
与此同时，我发现女演员在朝我送秋波，我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自尊心上的满足，因为她又老又丑，况且那神情也带着一定的保留。在整个朗诵过程中，她让双眸闪烁着一种既克制又给人强烈感受的微笑，仿佛是她极欲从我得到某种允诺的诱饵。然而，有几位不大惯于听诗朗诵的老妇人在对她们身旁的人说：“您看到了吗？”暗指女演员庄严、悲剧一性一的手势，她们不知道是该褒还 是该贬。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感到这种微弱的浮动，诗刚朗诵到一半，便大喊一声作了成功的判决：“妙哇！”她大概以为已经朗诵完了。此时，不止一位客人偏要以赞许的目光和颔首来为这一声断喝助威。也许，与其说是为了表示他们对朗诵者的理解，不如说是为了显示他们与公爵夫人的关系。诗念完以后，由于我们就在女演员的一边，我听到她谢过德·盖尔芒特夫人，旋即利用我就在公爵夫人身旁的机会，她朝我转过身来，和蔼可亲地向我问了个好。这时我才明白这是一位我应该认识的人，我才明白，与我把福古贝先生之子的热忱目光当成一人家认错人的问候相反，女伶被我当成欲一望的目光只是一种克制的怂恿，希望我认出她来，向她致敬。我含笑答礼。“我肯定他认不出我了，”朗诵者对公爵夫人说。“不，”，我信心十足地说：“我完全认得出您来。“那好，我是谁呢？”我对此绝然一无所知，我的处境变得很微妙。幸亏，如果说这个女人在十分自信地朗诵拉封丹那些美妙绝伦的诗句时，心中出于善意、愚昧或者不安只是在想难以同我打招呼的话，即在她朗诵这些美好的诗句时，布洛克出于错误的责任观或一出风头的欲一望，却在一心一意地作着准备，等到诗一念完，他便象被围困的人试图突围那样一跃而起，即便不是从邻座身上，也是从他们脚上踩过去，去祝贺朗诵者。他在我耳边说：“在这儿见到拉谢尔，真奇怪！”这个神奇的名字立即破除了使圣卢的情一妇变成这个污浊不堪的陌生老婆子的魔法，即在人家告诉我她是谁的同时，我也完全认出她来了。布洛克对拉谢尔说：“朗诵得真好，”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说完，他就心满意足地走了，再一次费了那么大的劲，再一次弄出那么大的声音回到他的座位上去，而拉谢尔则还 要等五分多钟朗诵第二首诗。当她把那首《两只鸽子》又朗诵完了的时候，德·莫里安瓦尔夫人走近德·圣卢夫人，她知道德·圣卢夫人文学造诣颇高，却有点忘了她还 象她父亲那样才思敏锐，好挖苦人。她问德·圣卢夫人道：“这就是拉封丹的寓言诗，是吗？”她以为自己听出了这首诗是谁的，却又不能完全肯定，她对拉封丹的寓言诗知道得很少，再者，她认为那是些儿童读物，不登大雅之堂。善良的女人在想，女艺人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大概是因为她模仿了拉封丹寓言的风格吧。希尔贝特无意间又加深了她的这种看法，因为她不喜欢拉谢尔，她原想说象这样的朗诵法使寓言诗的味儿一点都没有了，她十分巧妙地表达出这种想法，用的正是她父亲的方式。使天真的人们吃不准究竟是什么意思：“四分之一是表演者自己的创造，四分之一是疯狂，四分之一毫无意义，剩下的四分之一才是拉封丹的”，这便使德·莫里安瓦尔夫人得以肯定刚才听到的不是拉封丹的《两只鸽子》，而是一篇改编处理过的东西，其中最多只有四分之一是拉封丹的，这种看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讶。因为听众也是异乎寻常地无知。
然而，布洛克的一位朋友来迟了，反而使布洛克能够洋洋得意地问他可曾听到过拉谢尔的朗诵，把她的朗诵不同凡响地描绘一番，他夸大其实，并在向别人叙述、揭示这现代主义的朗诵中突然获得他在听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感受过的奇特的乐趣。接着，布洛克带着夸张的热情细声细气地祝贺拉谢尔，并给她介绍他的朋友，这位朋友声称，他对谁都还 没有象对她这么赞扬过。至于拉谢尔，她现在已经认得了一些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并且不自觉地在模仿她们，她答道：“啊！您太过誉了！实在不敢当。”布洛克的朋友问起她对拉贝玛的看法。“可怜的女人，她好象不幸至极。她以前倒可谓不是没有才华，因为说穿了，那也不能是真正的才华，她尽一爱一些可怕的东西，不过，当然罗，她毕竟还 起了点作用。她演得比别人都一逼一真，而且此人正直宽厚，她为别人破了产。而由于她很久以来已经赚不到一个铜子儿了，因为公众早就一点儿都不喜欢她演的东西了，所以……”她笑着补充说，“再者，我该对您说，当时我还 太年轻，不可能有所体会，很自然，我的年龄使我不能完全理解她，直至最近一段时间。”“她以前不大善于朗诵诗吧？”布洛克的朋友为了吹捧拉谢尔，试探着说。拉谢尔答道：“啊！她从来就没有好好朗诵过一首诗，那是散文、莫名其妙的玩意儿、大杂烩，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诗。”
然而，我却发现逝去的时间并不一定带来艺术上的进步。就象十七世纪的一位作家，虽然他没有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不知道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没有遭遇世界大战，却可能比今天的某一位作家高明，法贡就可能是一位与布尔邦一样伟大的医生（这里天份之高抵销了学识的不足），同样，象大家所说的，拉贝玛就比拉谢尔高明一百倍，而时间在使她与埃尔斯蒂尔一起当上明星的同时，过高地评价了一个庸才和树立了一位天才。
圣卢的旧情一妇诽谤拉贝玛，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她年轻的时候就可能这么做过。即使当时她没有诽谤，现在她也会这么做的。一名最聪颖、最善良的社一交一界妇女当上了演员，在这种对她说来崭新的职业中施展天赋资质，一帆风顺地获得成功，时隔很久以后如果遇上她，我们会惊讶地听到她讲的不是她自己的语言！而是女伶们的语言，她们特有的恶毒攻击同行姐妹的语言，这便是他们有了“三十年舞台经历”后在人身上新增的东西。拉谢尔已有三十年舞台生涯了，她也不能与众不同。
“我们有什么说什么，这令人赞叹，”公爵夫人说：“它有线条，有特色，处理得很巧妙，从来还 没有谁象这样朗诵诗歌的。”她担心希尔贝特进行攻讦。希尔贝特为了避免与她舅母发生冲突，朝另一群人走去。德·盖尔芒特夫人虽已到了暮年，却感到自己在萌生新的好奇心。社一交一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她学的了。她在社一交一界占有第一把一交一椅的观念象蓝天比大地高一样清楚。她认为已经用不着巩固一个她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地位。相反，越是读书、上剧院、越使她希望延长这种阅读和看戏的时间。就象从前，在狭窄的小花园里，人们啜饮着桔汁，上流社会最一精一美的一切，在阵阵馥郁的晚风和花粉雾中，不拘形式地前来维持桔汁中上流社会的味道，现在另一种欲一望在驱使她希图了解某些文学论战的原因，认识作者，见一见女演员，她疲惫的灵魂需要有新的养分。为了认识作者和演员，她接近某些妇女，过去，她甚至连与她们一交一换名片都不愿意，她们炫耀自己与某杂志主编的密切关系，以赢得公爵夫人的垂青。第一个得到邀请的女伶以为自己是唯一来到这个不同寻常之处的演员，第二位看到比她先来的那位也在那里，便感到这种地方并没有什么了下起。公爵夫人还 以为自己的地位并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有时晚上她还 接待几位君主。实际上，她是唯一血液里没掺杂其它成份的贵胄后裔，由于出生于盖尔芒特家族，当她不签署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时候，她可以签署盖尔芒特·德盖尔芒特，她甚至仿佛比她的妯娌们更为高贵，就象尼罗河里逃生的摩西，亡命埃及的基督，跑出圣殿禁锢的路易十七，这位纯之又纯的贵胄后裔，现在无疑在迁就曾造成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社会地位下落的那种遗传的对一精一神食粮的需要中，变成了又一个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爱一面子的女人怕在她家遇上某个男人或女人，年轻人看到既成事实，却不了解在这之前发生的事情，他们以为她是出身较低微的盖尔芒特后裔，不是好年景的盖尔芒特，而是失势落魄的盖尔芒特。
可是，既然最优秀的作家到了老年、或写下太多的作品后往往会才气罄尽，那么，上流社会的妇女到一定时期不再那么才智横溢便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冷酷无情的灵魂里斯万无法再找到年轻的洛姆亲王夫人的“融合”。暮年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稍作一些努力便感到疲乏，她说尽了傻话。当然，她随时，即在这次下午聚会的整个过程中就有好几次重又变成我从前认识的那个女人，风趣地谈说社一交一界发生的事情。但是，除此以外，那种在美一目顾盼下发表的远见卓识，那么多年以来一直使巴黎俊彦拜服在她智慧的权杖下的那种远见卓识，虽说有时还 在闪闪发光，却可以说是徒有外表了。到该插话的时候，她还 象从前那样，停上几秒钟，仿佛在斟酌、在创造，然而她随之说出口来的话却空洞无物。不过，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一点了！方法上的连贯一性一使人们以为智慧继续存在，就象有时那些迷信糕点牌子的人，他们让同一厂家继续给他们送花色糕点，却并不注意糕点的质量已变得糟透了。即在战时，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身上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衰退的征兆。如果有人说了文化这个词，她便打断他的话，嫣然一笑燃起美一目中的光焰，并且说：“文文文文化”，把朋友们逗笑了，他们以为于此重又看到了盖尔芒特家族的风趣。确实，这也正是当年使贝戈特感到不胜喜欢的那种模一式，那种语调、那种微笑，再说，它依然保持着它那种断句的方法、它的感叹词、它的省略号、它的修饰语，然而却毫无内容。不过，它使新来者感到惊讶，觉得自己是不是来得正巧，碰上她这一天滑稽，并且“身心健康”，有时，他们会说：“她真是愚昧！”
其实，公爵夫人总设法把她的堕一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不让它影响到自己家族中给予她贵族荣誉的那些人们。如果，在剧场里她为了起到艺术保护人的作用而邀请上一位部长或画家，而这位部长或画家天真地问她，她的小姑或丈夫是不是在这个大厅里，行一事小心的公爵夫人会端起大胆傲慢的架子咄咄一逼一人地回答他说：“我对此一无所知，一旦我出了家门，就再也不知道家里在干些什么了。对所有的政治家、艺术家来说，我是个寡一妇。”这样，她便使过分热心的新贵免得去碰德·马桑特夫人和德·巴赞的钉子，也避免了为自己招惹斥责。
“见到您我说不出有多高兴。老天爷，上次我是在什么时候见到您来着？……”“在德·阿格里让特夫人家作客的时候，我在那里常见到您。”“当然，我以前经常上她那儿去，我可怜的孩子，那时巴赞是多么地一爱一她。大家在他这位情一人家里见到我的时候最多，因为他曾吩咐我说：‘别忘了去看看她。’说实在的，我还 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他每去吃过一次饭就让我去进行的这种‘感谢赏饭的礼节一性一访问’。不过没多久，我对此也一习一以为常了，而最讨厌的是在他断绝了那些一交一往后我却不得不把某些关系仍然保留下来，这使我老想起维克多·雨果的那句诗：
你带走幸福却给我留下烦恼。
“就象在同一首诗里所说的那样，我还 是面带笑容走了进去，可这确确实实是不公正的，他本来也应该给我留下对他的情一妇们见异思迁的权利，因为，把他那一个个不想要的人累积起来，我最后再也没有哪个下午归自己所有了。其实，我觉得那段时期与现时相比之下还 是愉快的。老天爷，我还 愿意他再来欺骗我，这只能使我感到得意，因为这使我变年轻了。不过我更喜欢他从前的方式。怎么不！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欺骗我了，他再也不记得施展骗术的方式！啊，可我们在一起还 是不错的，我们讲讲话，甚至我们还 挺相一爱一的呢。”公爵夫人怕我没听懂他们已完全分手，就象提到某个已病入膏肓的人那样对我说：“可他说话还 挺清楚，今天早上，我给他念了一小时书。”她又加了一句说：“我去告诉他您在这儿，他会希望见见您的。”说着，她走到公爵身旁，公爵坐在一张长沙发上，正同一位贵妇人谈话。我赞叹他几乎还 是老样子；还 是那么威严，那么有风度，只是头发更白了一些，然而，看到他妻子走来想同他说话，他显出怒气冲冲的神态，使她只好一抽一身退下。“他正忙着呢，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您呆会儿瞅着办吧，”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她以为最好还 是让我自己设法解决问题了。布洛克来到我们面前，代他那位美国女人打听那边那位年轻的公爵夫人是谁。我回答他说那是布雷奥代先生的侄女，布洛克对这个姓氏的情况一无所知，他请求对此再作些说明。“啊！布雷奥代吗？”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嚷嚷说：“这您该记得的呀，这个姓氏那么古老、那么久远！而且，他是个赶时髦的人。他们住在我婆婆家附近。布洛克先生，您不会对此感到兴趣的。可这小家伙却感到这挺有趣儿的。”德·盖尔芒特夫人指着我补充说：“这些事情是他和我在从前同一时期一起了解到的。”她千方百计地借这些话语向我说明，似水年华已流逝很多很多了。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友情，观点发生了那么多次的更新，以至当她追溯以往的时候，把她的风度翩翩的拔拔尔当成一个赶时髦的人了。另一方面，他不只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后退了，而且，这是我初涉社一交一界时不了解的事儿，他还 是我当时认定的巴黎最重要的名士之一。这位名士将永远地与他的社一交一史拴在一起，就象科尔伯离不开路易十四朝的历史一样，他也有他外省的印记，他是老公爵夫人在乡下的邻居，洛姆亲王夫人就象那样与他结下了友谊。这位被追魂夺魄的布雷奥代被搁置在由他标定的那么遥远的年代（这便证明此后的他已完全为公爵夫人所遗忘）和盖尔芒特附近了。然而，第一次夜晚，在喜歌剧院，我绝然想不到这位被我视若幽居海上洞府的海神竟是联系我和公爵夫人的纽带，因为她想起了我认得他，所以我也就成了她的朋友，虽说我并非出生于她那个阶层，与她出入同一社一交一界的时间却比在场许多人早得多。她记起来了，但却颇多缺憾，甚至已忘掉了某些在我看来属相当要紧的细节。她忘了，那时，我只是贡布雷的一个小有产者，我不到盖尔芒特去，就在她显身喜歌剧院的翌年，她去望贝斯比埃小一姐的婚礼弥撒的时候，她还 不顾圣卢一次次的请求，不愿邀我。这件事我觉得对我说来十分重要，因为恰恰就在那段时期，我把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生活看成是我实难进身的天堂。然而对她而言，那无非就是她日常过惯的平淡乏味的生活，而且，既然从某个时期开始我经常上她家用晚餐，况且，即在此之前我就已经是她姑母和外甥的朋友，她也便有埋由再也说不清楚我们的亲近究竟始于何年何月了，而且她对自己由于把这一一交一情开始的时间往前移了几年而铸下的重大年代错误奥名其妙。因为它使我认识了那位不可认识的盖尔芒特姓氏的德·盖尔芒特夫人，使我得以借这金光闪闪的字母拼成的姓氏受到圣日耳曼区的接纳。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到一位夫人家去用了晚餐，一位对我说来早已与别的夫人没什么两样的夫人，她有时邀请我，不是请我深入涅瑞伊得斯们①的海底王国，而是到她表姊妹的正厅包厢里去观看夜场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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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的海仙女。
“您要是想知道布雷奥代的详细情况，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必要，”她对布洛克补充说，“您可以问问这孩子（他倒是一百倍地更值得您了解的）：他俩到我家吃饭总不下五十来次了。您不就是在我家认识他的吗？不管怎么说，您是在我家认识斯万的呀。”我感到奇怪的是她居然会以为我有可能在别的地方认识布雷奥代先生，而不是在她家里，所以也便在认识她之前就已经进了她那个社一交一圈，我同样还 感到奇怪的是她竟认为我是在她家认识斯万的。希尔贝特在说到布雷奥代时吹牛说：“他是乡下的一位老邻居，我挺愿意同他谈谈当松维尔，”而从前，在当松维尔，他却并不与她们常来常往，她的牛皮可谓大矣，照她这样，我竟可以说，斯万“是乡里乡亲，他晚上常常来看我们，”实际上，斯万令我回想起来的事情与盖尔芒特家族风马牛不相及。“这我可同您说不清楚了。他是个一讲到殿下便一倾为快的人。他能讲一大堆相当有趣的故事，是关于盖尔芒特家族的人们，关于我婆婆，关于去德·帕尔马公主身边以前的德·法朗邦夫人的故事，可今天谁还 知道德·法朗邦夫人何许人也？可这孩子，那些事儿他全知道，是的，那些事儿全都一了百了了，连那些人的姓名都已不再存在，而那些人也既不值得留芳，又不值得遗臭。”我还 发现，尽管有象社一交一界这么一种事物，尽管在社一交一界里各种社会关系确确实实达到了最高度的集中，一切在那里一交一流一交一际，由于那里还 保留着一些外省的风气，或至少时间造成了这些东西，它们改换了名称，变得对外形发生变化后才到来的人已不可理解。“那是一位善良的夫人，她说过一些闻所未闻的蠢话，”公爵夫人接着又说。由于她对作为时间效应的不理解所含的那种诗意漠然没有感觉，什么事情到她那里便都只剩下了那滑稽的因素，梅拉克型的文学、盖尔芒特家族的一精一神能够吸收的成分。“有一段时期，她不时吞服糖锭上了瘾，那时，这种糖锭是用来止咳的，它叫谢罗代尔片，”说着，她自己也因为用了一个这么专门的名词笑了，这个曾是妇孺皆知的名词，今天对听她讲述的这些人是如此陌生：“我婆婆对她说：‘德·法朗邦夫人，您这么时不时吃谢罗代尔片会闹肚子的。’德法朗邦夫人回答说：‘公爵夫人，这个药是进到气管里去的，它怎么会吃坏肚子呢？’”接着是她说的：“公爵夫人有一头很漂亮的一奶一牛，漂亮得老被人当成种公马。”德·盖尔芒特夫人真愿意继续讲讲德·法朗邦夫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我们知道的有好几百个，可是，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在布洛克一穷二白的记忆中，这个姓氏唤不起有血有肉的东西，而对我们，只要一提到德·法朗邦夫人，德·布雷奥代先生，德·阿格里让特亲王，这种形象便会油然而生，而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姓氏也许还 会在他心中激起某种幻觉，我知道被夸大了的、但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幻觉，这并非因为我本人也有过这种感受，我们自己的舛误，我们自己闹的笑话，即使是在我们已清楚地意识到了以后，仍很少会导致我们对别人的差错和笑料宽宏大量的后果。
属于那个遥远年代的现实，再说也是毫无意义的现实已丢失殆尽，以至当有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问起，希尔贝特在当松维尔的那块地产是不是她父亲德·福什维尔先生传给她的时候，有人回答说：“不是！那是她婆家给的。这一切全都是盖尔芒特家那边的事。当松维尔就在盖尔芒特附近。它原来归德·马桑特夫人、德·圣卢侯爵的母亲所有。只是它久已被抵押出去，所以它是赠予未婚新郎的财产，由德·福什维尔小一姐把它赎了回来。”又有一次，为了向某人说明那个时代的才子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他提起斯万，他却对我说：“噢！对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我说起过几句关于他的话，他是您在公爵夫人家里认识的一位老先生，是不是？”
往事在公爵夫人头脑里产生了偌大的变化（或者存在于我心里的那些界线在她头脑里始终是那么似有若无，我所认为的大事她却视若罔闻），竟然会使她以为我在她家里认识斯万，在别的地方认识德·布雷奥代先生，如此这般给我炮制出一个被她甚至推延到过于久远的年代的社一交一界人士的过去。因为，我刚才获得的那个关于似水年华的概念，公爵夫人同样也是有的。甚至由于某种与我曾有过的把这段时间看得较短的概念相悖的幻觉，她把它看得太长，把它上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尤其是对那条分隔两个不同时期的无穷尽的界线毫不在乎，需知前一时期她对我来说只知其名不识其人，继尔又成了我所一爱一的对象，后一时期她对我说来无非是社一交一界一名普通女子。而我也就是在这后一时期才上她家去的，她对我来说已是另一个人了。然而，这些差异却从她自己的眼皮底下溜掉，由于她不知道自己已是另一个人，改换了门庭，不象我那样强烈地感到她这个人出现过间断，我到她家去的时间就这样被提前了两年，她居然没有感到奇怪。
我对她说：“这使我想起第一次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去那晚的情景，那天，我以为自己没有接到邀请，他们会把我赶出大门。您那天穿着一条大红连衣裙和一双红鞋。”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老天爷，这都是哪个朝代的事儿了！”就这样，她给我加强了似水年华的印象。她神色忧郁地凝望远方，然而却特别强调了她那条红色的连衣裙。我请求她给我说一说那条裙子的式样，这也正是她津津乐道的。“现在根本就没人再穿这种衣服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穿的连衣裙。”我对她说：“难道它不漂亮吗？”她总怕说漏了嘴，怕说出贬低自己的话来，使对她不利的方面占了优势。“不是的，我可觉得它挺漂亮。现在不穿是因为这种式样已不再流行。可它会被重新穿起来的，任何式样都有重新流行的时候，连衣裙、音乐、绘画全都如此。”他斩钉截铁地补充说，因为她认为这条哲理有其独到之处。然而，衰老的悲哀又使她露出倦容，她微微一笑试图加以掩饰：“您能够肯定我穿的是红皮鞋吗？我以为仿佛是一双金色的皮鞋。”我肯定地说这一切犹历历在目，并没提起使我能如此肯定的情和景。“您真好，您还 记得这些，”她脉脉含情地对我说。女人把记得她们姣美的人当作好人，犹如艺术家把欣赏他们作品的人引为知己一样。况且，对一位象公爵夫人那么有头脑的女人，过去了的事情再遥远，还 是有可能没有被忘却的。为了答谢我记得她的连衣裙和鞋子，她对我说：“您记不记得我和巴赞送您回家的事儿吗？午夜后有一位姑一娘一要去看您。巴赞想到竟有人在这种时刻拜访您打心眼儿里笑了。”确实，那晚，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晚会之后，阿尔贝蒂娜来看过我，我和公爵夫人记得一样清楚。现在即使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知道了那位使我因此而没能进他们家去的姑一娘一就是阿尔贝蒂娜，那末这个阿尔贝蒂娜对她和对我一样都已是无关痛痒的了。这是因为那些可怜的亡人从我们心中消失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尘埃随遇而安，继续用作掺杂成分，搀合在往日的情景中。有时，在提到一个房间、一条花径或大道的时候，尽管我们已不再一爱一他们，由于他们于某个时刻曾经在那个地方，为了充实那个曾为他们所占有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暗暗带到他们，即便并不悼念他们，甚至提都不提他们的名字，也不让人家加以考证（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就不去考证那晚要来的姑一娘一是哪一位，她一直不知道她是谁，并且也只是由于时间和情况的奇特才提到她）。这便是遗留痕迹之最后的和令人不敢想象的形式。
如果说公爵夫人给拉谢尔下的评语其本身并不高明，它们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它们在刻度盘上也标着一个新的时刻，同拉谢尔一样，公爵夫人也没有完全忘记拉谢尔在她家度过的第一个晚会，而且，这段回忆丝毫也没有经受变动。她对我说：“我告诉您，正因为是我把她给挖掘出来，赏识她。为她捧场吹嘘，迫使一个没人了解她、没人瞧得起她的时代接受她，我才更愿意看她的演出和听大家对她的喝采声。是的，孩子，您会为此感到惊讶，可她第一次公开演出确实是在我家里呀！是的，就在所有象我这位新嫂子那样的人，”她嘲弄地指着对她奥丽阿娜来说依然是维尔迪兰夫人的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说：“就在所有象她那样自诩为先锋派的人们不屑一听她的朗诵、任凭她饿死街头的时候，我觉得她值得关注，我让人给她个演出机会，让她来我家，当着我们作为上流社会尽可能做到的一切表演，说句不该说的自负话，是我大力推荐了她，因为说到底天才不需要他人的帮助。当然，她也不需要我的帮助。”我匆匆做了个表示不同意的手势，我发现，德·盖尔芒特夫人正一心一意等待着接受与她相悖的观点：“不是吗？您认为一个天才还 要三个帮？说实话您也许在理。真怪，您说的正是以前仲马跟我说的话。真要这样，那我就太得意了，当然不是在天才方面，而是在这样的一位艺术家的成名道路上，我还 算起到了一点作用，哪怕是一丁点儿。”德·盖尔芒特夫人情愿放弃她那天才能自个儿脱颖而出，象脓疱自个儿会戳破的高见，因为后面的说法更令她喜欢，但是还 因为一段时期以来，她接待新来的人们，感到疲倦，她询问别人，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形成她自己的观点，她变得虚怀若谷。“用不着我对您说，”她继续道，“这个被称作上流社会的聪明的公众对什么都一窍不通。他们拒不承认，他们嘻嘻哈哈。我白费口舌对他们说：‘这挺怪，挺有意思，从来还 没有谁做出过这样的东西。’他们不相信我，好象从来都没谁相信过我什么似的。这就象她当时表演的内容，那是梅特林克的作品，现在他的作品蜚声文坛，但在那个时代谁都不买他的帐，而我却觉得它们美不胜收。有时候我想到这些事甚至会感到诧异，一个象我这样的农家妇女，只受过外省姑一娘一受的教育，居然一眼就看上了这种东西。自然，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喜欢它们，那使我感动。喏，巴赞，他绝不是个容易动情的人，他就曾经因为那些东西对我产生的影响而感到震动。他对我说过：‘我希望您别再听那些荒诞不经的玩意儿了，那东西使您不正常。’他说的是真话，因为，人们把我看成是个冷若冰霜的女人，实际上，我却极易冲动。”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一名跟班跑来对拉谢尔说，拉贝玛的女儿和女婿要求同她谈谈。我们已经知道拉贝玛的女儿抵制了她丈夫想求人找拉谢尔邀请他们一次的欲一望。可是，当那位应邀而来的年轻人走后，留在母亲身边的小夫妻俩那个烦恼劲儿越来越大，想到别人正在玩乐的念头折磨着他们，且简而言之，就在拉贝玛吐了几口血回房去之后，他们抓住时机急急穿上最华丽的服装，让人叫了辆车，未得到邀请就跑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府来了。拉谢尔大略料到是怎么一回事，暗地里感到得意。她用盛气凌人的口气对跟班说她正忙着呢，不能分身，让他们留个条儿，说明自己这不寻常的行动目的何在。跟班拿着张名片回来，拉贝玛的女儿在名片上草草写道，她和她丈夫抵御不住想聆听拉谢尔朗诵的愿望，请她放他们进来。拉谢尔露出了微笑，笑他们笨拙的借口和她自己的胜利。她让人去回答说，她很不安，她已经朗诵完毕。小夫妇俩在前厅伫候的时间已拖得够长了，跟班们开始对这两位吃了闭门羹的央求者公然加以嘲弄。当众受辱的羞愧感，拉谢尔在她母亲面前只是无名小辈的记忆促使拉贝玛的女儿下决心把一个本来只是受乐一乐的需要所驱使而贸然采取的行动进行到底。她让人去请求拉谢尔，即使聆听不到她的朗诵，就算请她帮个忙吧，允许自己握一握她的手。拉谢尔正在同一位意大利亲王谈话，这位亲王据说被她的万贯家财吸引住了，上流社会的某些关系对这份家产的来历总有些遮遮掩掩。她权衡形势的逆转，现在正是这逆转的形势使盛名显赫的拉贝玛的儿女拜倒在她的脚下。她轻松愉快地向大家陈述了这个变故，然后让人去叫那小夫妇俩进来，小夫妇俩求之不得，一蹴之间他们便摧垮了拉贝玛的社会地位，就象他们已经毁了她的健康那样。拉谢尔理解他们，而她那副屈尊俯就的友好态度将为她带来比她拒不接见更好的名声，人们会更加觉得她善良，更加觉得小夫妇俩的卑微。所以她张开双臂热情地接待他们，摆出名望显赫而又能平易近人的保护人的姿态：“可我深信不疑，这是件乐事。亲王夫人一定会很高兴的。”在这个剧场里，大家认为邀不邀请什么人是由她决定的，拉谢尔不知道人家怎么认为，她也许怕拒不让拉贝玛的孩子们进来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倒不是怀疑她的心地善良，善不善良对他们是一码事，而是怀疑她的影响力。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本能地走开了，因为，一个人随着他越来越暴露出对上流社会的追逐，他在公爵夫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便越来越低落。此时此刻在她心中只剩下她对拉谢尔的善良的尊敬，而如果有谁前来给她介绍拉贝玛的孩子，她会扭身不理睬他们。此时的拉谢尔却已经在动脑筋组织妙语佳句，明天，在后台，她要用这话镇一镇拉贝玛：“我心里难受和不安，让您女儿在前厅等候接见。我要是早弄懂她的来意就好了！她一叠叠给我送名片。”能象这样给拉贝玛一次打击，他得意极了。可如果她知道这一击会要了拉贝玛的命，也许她会作些让步。人们喜欢害人但也不可致受害者于死地，免得使自己反而陷入错误的的泥淖。其实，错又在哪儿呢？几天后，她会笑着说：“这确是有些过份了，我原是想对她的儿女好一些，比她从前一贯对我的态度好一些，就差那么一点儿别人便会责备是我杀害了她。我请公爵夫人为我作证。”演员们的卑劣情感和舞台生涯的矫一揉一造作似乎全都传到了他们儿女的身上，顽强地进行的工作都不能象对他们的母亲那样给他们造成偏移；著名悲剧坤伶们往往丧生于周围勾结一气的家庭一陰一谋，成为萧墙之祸的牺牲品，就象在她们参演的戏剧中经历过如许次的结局那样。
其实，公爵夫人的生活仍不失为十分不幸，其中有一条理由，而这条理由的后果是，它从另一方面同时也在降低德·盖尔芒特公爵经常出入的那个社一交一圈的等级。早已过了耄耋之年而太平下来的德·盖尔芒特先生，尽管身一子骨还 健壮，已不再欺骗德·盖尔芒特夫人，却钟情于德·福什维尔夫人，这层关系是怎么开的头，谁也不知道①。然而这种关系的发展却使老头儿在这最后一次恋情中模仿他前几次一爱一恋的方式，把他的情一妇软禁起来，竟至，如果说我对阿尔贝蒂娜的一爱一曾带着巨大的变异重复了斯万对奥黛特的一爱一的话，那么，盖尔芒特先生的恋情则令人联想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恋情。她得同他一起用午餐、用晚餐，他老呆在她家。她以此而在朋友们面前自炫，没有她，他们永远也休想与德·盖尔芒特公爵来往，他们上这里来就是盼着结识公爵，这有点象人们到一个轻佻女人家去，就是为了认识她的情一人、某位君王那样。当然，德·福什维尔夫人早就是上流社会妇女了。然而，迟暮之年重又得到一位如此不可一世的老情一人、在她家毕竟算得上一位要人的供养后，她自贬自弃，一心只追求能讨他喜欢的晨衣，给他弄他一爱一吃的菜肴，奉承她的朋友们，说她对公爵提到过他们，就象她对我外叔祖父说她向大公提到过他，大公给他送来了卷烟。一句话，她不顾自己在上流社会已获得的地位，希望借助新境遇的力量，恢复我童年时代看到过的一身玫瑰红服饰夫人的面貌。当然我外叔祖父阿道夫多年前就已作古。但是，在我们周围，新人取代故人能阻止我们重新开始同样的生活吗？这种新境遇，她之所以能够容受，恐怕是出于贪婪，还 因为当她还 有一个女儿待在闺中的时候，她曾深受上流社会的欢迎，一旦希尔贝特嫁给了圣卢，人们便把她给冷落了，她感到，愿为她赴汤蹈火的德·盖尔芒特公爵也许能给她吸引来一批公爵夫人，她们会乐于作弄作弄她们的朋友奥丽阿娜。最后或许还 出于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不满，赌气要与之比个高低，女一性一情敌的感觉使她因为占了上风而高兴②。圣卢至死不渝，带着妻子上她家去。他们俩不同时都是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奥黛特的继承人吗？况且，希尔贝特还 是公爵的主要继承人。其实，连十分疙瘩的侄辈古弗瓦西埃们，德·马桑塔夫人，德·特拉尼亚公主也都抱着继承遗产的希望上那儿去，也不顾这样做可能给德·盖尔芒特夫人带来痛苦，使奥黛特出于蔑视而说他们的坏话。老盖尔芒特公爵不再出门，因为他白天黑夜都同她厮守在一起。然而，今天，为了看看拉谢尔，他来了一会儿，虽说他讨厌遇上他妻子。我没有见到他，要不是别人明确地把他指给我看，我恐怕都认不出他来了。他形容枯槁，只剩一把老骨头，甚至比枯骨还 枯，这一浪一漫美好的事，竟似屹立在暴风雨中的一堵峭壁悬岩。他那张石崖般风化破碎的脸经受着从四面八方向它扑来的痛苦、忍受痛苦的愤怒和死神前哨一浪一涛的拍打，却依然保存着我素来欣赏的风格和棱角，它遭受侵蚀；象古代的雕塑头象破损不堪，但有它装饰我们的工作室那就太幸福了。它仿佛只属于一个比过去还 古老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表现方式显得生硬和十分疲劳，不如从前引人瞩目。而且由于疾病，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表情，向死亡搏击、抗争、艰于生存的表情取代了往日细腻、活泼的神采。完全失去弹一性一的血管使从前容光焕发的脸庞变得棱角分明地冷峻。公爵还 没有觉察到，他暴露在外的颈背、面颊、额头的样子，在惨烈的狂风中摇摇欲坠的生命仿佛不得不下死劲拚命抓住每分每秒，已经不再浓密漂亮的头发落下几绺卷曲的银丝，用它们白色的末梢拂打着他脸部消蚀的骨突。而且，我发现，就象那唯有风暴欲来、一切都将沉没时才反射在迄至此时一直是另一种颜色的岩石上的奇特和无与伦比的光泽那样，呆板、憔悴的脸颊上的铅灰色，如白沫般卷起的发绺的灰白色，残存在混浊不清的眼睛里的微弱光芒，这些色泽不是不现实，相反却是太现实了，只是它们离奇古怪，是取自人生晚途的调色板和死亡临界的回光的色泽，无法模拟地带着一片片具有预言一性一的可怕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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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德·福什维尔夫人现时的年龄来考虑，这种关系仿佛是异乎寻常的。然而，也许她从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交一际花生活。再说，有的女人每隔十年换一副新面貌出现，拥有新的恋情，别人有时还 以为她早已人老珠黄，致令一位因为她而被丈夫抛奔的少一妇感到望尘莫及。——作者注。
②与德·福什维尔夫人的这种关系虽说无非是他以往各次关系的翻版，却使德·盖尔芒特公爵最近第二次失去荣升赛一马俱乐部主席的机会和美术学院自一由院士的席位，就象德·夏吕斯先生，他与絮比安在生活上公开结合使他错过了出任联合会和老巴黎之友协会主席的机会，喜好不同的哥俩就这样因为同样的怠惰，同样的缺乏意志力，最终失去人望。这种缺乏意志力在乃祖、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德·盖尔芒特公爵身上也显而易见，但讨人喜欢，而在两个孙儿身上却使一种合情合理的喜好和另一种被视作不合情理的喜好成了把他们撇出社一交一界的理由。——作者注。
公爵只呆了一会儿，但已足以使我明白，一心与比较年轻的求一爱一者们周旋的奥黛特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然而，奇怪的是，过去当他摆出戏文中国王的架子时，那模样儿几乎滑稽可笑，而现在他真的变得十分威严，有点象他的兄弟，迟暮之年在使他摆脱开种种俗务的同时也使他们变得相象了。并且，过去，尽管是以另一种方式，象他兄弟一样目无下尘的他，现在也一样变得几乎是低声下气，尽管还 是以另一种方式。由于他没有遭受到象他兄弟那样的失势，他只好象一个健忘的病人那样礼多不怪地向他以往厌恶的人们躬身致敬。但他已衰老透了，当他想走出房门下楼梯出去的时候，这种人类最可悲状的衰老，把人们象希腊悲剧中的国王那样从他们的顶峰抛将下去的衰老迫使他在这条耶稣受难路上，象遭到危险威胁的残废人的生活那样在艰难的命途上停下，拭擦汗涔一涔的前额探索着、用目光搜寻着脚下时隐时现的踏步，这时，由于步履恍惚、目光迷糊，他真需要有个支撑，这种需要使他不自觉地、怯生生地露出柔意恳求旁人扶他一把的神色，衰老使他变得更有求于人，哀怜多于威严。
德·盖尔芒特公爵少不了奥黛特，他在她家里时总坐在同一张软靠椅上，衰老和痛风使他起身艰难。公爵听由她接待朋友，朋友们很高兴能够被介绍给公爵，请他讲话，听他讲从前的社一交一界，讲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讲德·夏特勒公爵。
就这样，在圣日耳曼区，德·盖尔芒特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德·夏吕斯男爵貌似攻不破的地位早已失去了它们的不可侵犯一性一，就象在这个世界上，由于我们没有想到的某种内涵原因的作用万物都在变化一样，这种内涵原因在德·夏吕斯先生身上是使他甘受维尔迪兰家驱使的对德·夏尔丽的一爱一情，继而是衰弱；在德·盖尔芒特夫人身上是她对新鲜事物和艺术的偏好；在德·盖尔芒特先生身上是一次排他的恋情，象他在这一辈子中已经经历过的那几次一样，只是由于年龄的劣势他变得更加专横，公爵夫人风格严谨的沙龙对他的风一流韵事已不再讳言，也不再进行社一交一上的赎救，公爵已不大在那里露面，那个沙龙的活动也已不多。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便如此改头换面。权势的中心、产业的记载册以及社会地位的宪章，所有仿佛已成定论的东西也都在如此不间断地更动，只有用过来人的目光才能静观这即在他以为最不可能的地方发生的最为彻底的变化。
有时，面对着斯万收集起来的那些古画，在用这位如此“王政复辟式”的公爵和那位这般“第二帝国味”的一交一际花的肖象，把这一景观陈旧过时的特点表现得淋一漓尽致的以“收藏家”的方式布置安排的古画下，玫瑰夫人穿着公爵喜一爱一的晨衣叽哩喳啦打断他的讲话，他会倏然顿住，用恶狠狠的目光盯住她。也许，他发现她与公爵夫人一样，有时也会放一通厥词。或者，老年人的幻觉使他误以为这是这德·盖尔芒特夫人一句不合时宜的俏皮话打断了他，以为自己是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府，就象那些用链子锁住的猛兽，一时间想象自己还 自一由自在地生活在非洲沙漠。并且还 突然昂起脑袋，从一双又小又圆的昏黄的眼里射一出那种猛兽眼里的一精一光，他用这种目光盯着她，有时在德·盖尔芒特夫人那里，当公爵夫人话说多了的时候，我就看到过这种使我不寒而栗的目光。就这样，公爵凝视片刻放肆的玫瑰夫人。然而这一位也不甘示弱，目光与他对峙着。过了对旁观者来说仿佛已有很久的一会儿，被驯服的老狮子记起了自己不是在公爵府邸，不是自一由自在地在那个大门口平台铺有擦鞋垫的撒哈拉大沙漠，而是在德·福什维尔夫人家，在植物园的樊笼里。他缩起脑袋，那一头垂落的鬣一毛一还 很浓密，但很难看出它们是金色还 是银色，然后继续他的叙述。他似乎没有听懂德·福什维尔夫人想说什么，况且她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他允许她请几位朋友与他共进晚餐。但出于从过去几次一爱一情留下的某种怪癖，他要求那些客人早早告辞回家，好让他最后一个向奥黛特作别。奥黛特并不因这种怪癖感到惊讶。她早就一习一以为常，斯万也是这么做的，然而这种怪癖却触一动了我的心弦，它使我想起了与阿尔贝蒂娜在一起的日子。公爵一走，她便又和另一些人聚在一起，这就不消说的了。可公爵没有料到，或者宁肯做出对此毫无察觉的样子，老人们视力减退，耳朵也失聪了，洞察力越来越差，疲劳就会使他们丧失警惕。朱庇特上了年纪都不可避免地会变成莫里哀笔下的人物，甚至不是作为阿尔克墨涅的奥林匹斯山的情一人，而是滑稽可笑的谢龙特。况且奥黛特欺骗德·盖尔芒特先生，她也照料他，既不妩媚，也不高贵。她扮演什么角色都不过尔尔。倒不是因为生活难得分派给她美好的角色，而是因为她不会演。
实际上，每次当我想见见她的时候，结果总是见不到她，因为德·盖尔芒特先生竭力把养生之道必须做到的和他出于嫉妒产生的苛求混为一谈，只让她参加白天举行的欢庆聚会，而且还 不得是舞会。她曾向我承认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遁世匿迹，所以这么坦率，理由不一而足。最主要的是她把我看成著名作家，尽管我只写了几篇文章，发表了一些论著。她甚至还 由此回忆起当初我为了一睹她的芳姿而到槐树路去等候她路过、后来又登门求见的往事，天真地说道：“啊！我要是早料到这人有朝一日将成为大作家该多好！”由于她听说作家喜欢找女人收集素材，喜欢听她们讲述恋一爱一故事，为了逗起我的兴趣，她现在和我在一起的时候重又变成了普通的一交一际花。她对我讲述着：“喏，有一次，有个男人迷上了我，我也疯狂地一爱一着他。我们过着妙不可言的生活。他要到美洲去作一次旅行，我得跟着一块儿去。动身的前一天，我觉得一场不可能永远保持这么炽烈的一爱一最好也不要任它减一温一。我们一起度过最后的夜晚，他还 确信我会跟他走。那是个消魂的夜晚，我在他身边得到无限的欢乐，也因为感到我不会再见到他了而绝望。那天早上，我还 去把我的票给一位不认识的旅客。他希望至少也应是从我手里把这张票买下来。我回答他说：‘不，您把票拿去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不想要票钱。’”接着是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我在香榭丽舍，德·布雷奥代先生愣愣地盯着我看，在这以前我只见到过他一次。我站住，责问他怎么敢这样瞅我。他回答我说：‘我瞅您，因为您戴了顶可笑的帽子。’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是顶有蝴蝶花的小帽子，那个年代流行的式样难看得要死，可我还 是勃然大怒，我对他说：‘我不许您象这样跟我说话。’天下起雨来了。我对他说：‘我绝不原谅您，除非您有车。’‘嗳，我正好有辆车呢，我送您回府上吧！’‘不，您的车我要了，您我可不要。’我上了车，他就在雨中行走。可是晚上他到我家里来了。我们有过两年疯狂的一爱一情生活。您哪天上我那儿去喝茶，我给您讲讲认识德·福什维尔先生的经过，”她神色抑郁地说：“我这一辈子过着幽居隐修的生活，因为我深一爱一的那些男人全都对我疑虑重重。我这不是说德·福什维尔先生，这个人说穿了挺平庸，我真正心一爱一的从来就只能是些饱学之士。可您知道，斯万先生就同这位可怜的公爵一样多疑多忌。为了这一位，我把什么都丢开了，因为我知道他在自己家里不幸福。我也这样为斯万先生做了，那是因为我对他一片痴情，我觉得，为一个一爱一我们的人，为了使他高兴，或者仅仅是为了免除他的忧虑，我们完全可以牺牲跳舞、社一交一界和其它的一切。可怜的夏尔，他那么聪明，那么迷人，正是我喜一爱一的那类人。”这也许是真的。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斯万挺讨她的喜欢，然而恰恰也是在这段时期，她却不是斯万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说实在的，即使在后来她也一直不是“他的类型”。但在那时，他却曾那么深沉、那么痛识到在男子的生活中，“不是他们的类型”的那种女人给造成的痛苦所占的比重是何等地大。这是由好些原由造成的。首先，因为她们不属“您的类型”，您先是听任人一爱一而自己并不一爱一，从而您也听任人家按您的生活方式养成某种一习一惯，这在一个属于“我们的类型”的女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后面这种女人感到自己为人所欲得时，让人去求去争，只应允寥寥几次的约会，她不会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每时每刻中安营扎寨，到后来，如果产生了一爱一情，而她却因为一次不和、一次旅行而杳无音讯，她会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思念，她扯断的联系不是一种，而是千种。其次，那种一习一惯是感情上的，因为在它的基础部分并没有强烈的肉一体欲求，而倘若产生了一爱一情，则大脑的工作要多得多，因为它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种需要。我们并不警惕不属于“我们的类型”的女人，我们随她们去一爱一着我们，但如果后来我们一爱一上了她们，我们会比别人多一百倍地去一爱一她们，既使在她们身上得不到欲一望满足后的称心如意。基于这些和其它种种理由，与不是“我们的类型”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十分抑郁，这种情况并不起因于命运的那番嘲弄，即以我们最不情愿的方式给予我们的幸福以客观的实在一性一。一个属于“我们的类型”的女人很少带有危险一性一，由于她不想要我们，一旦使我们满意，旋即离我们而去，并不在我们的生活中伫留。一爱一情中危险的和繁衍痛苦的不是女人本身，而是她每日不断的到场，她每时每刻都要表现出来的好奇。她不是女人，她是一习一惯。
我不该怯懦地说她为人厚道、品格高尚，其实我十分清楚这是假话，知道在她的直率中夹带着谎言。随着她给我讲述一桩桩的艳一史奇遇，我惴惴不安地想象着斯万不知道的这一切，这些事会使他痛苦到什么程度，因为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都系在这个女人身上了，还 因为他仅仅只是依据她看一个讨她喜欢的陌生男人或女人的目光便断定可以对她放心。其实，她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向我提供她以为的小说题材。她弄错了，倒不是因为她没有为我的想象随时提供大量的储备源，而是因为她不是以一种不自觉得多的方式，通过来自我本身的行为，不为她所知地从中引出她的生活法则的行为，来为我提供素材的。
德·盖尔芒特先生把他的雷霆之火统统保留下来，用来对付公爵夫人，德·福什维尔夫人也不错过时机，把德·盖尔芒特先生愤怒的矛头引到公爵夫人的随意来往上去。所以，公爵夫人挺背时。有一次，我同德·夏吕斯先生谈到过这种看法。其实，德·夏吕斯先生断言说，开始的时候错并不在他兄弟方面，公爵夫人纯洁无瑕的说法实际上是由巧妙的人来说，德·盖尔芒特夫人完全是另外一种女人，她在大家心目中是无可指摘的。在这两种看法中，我无法确定哪一种更切合实际，切合那种往往为四分之三的人所不了解的实际。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贡布雷教堂中殿；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某种左右顾盼的蓝色的目光，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两种看法中有哪一种是错的，两种看法全都能给它以不同的和说得过去的含义。幼稚的我还 曾有一时想入非非，以为那是向我投来的一爱一的目光。从那以后我懂了，一位郡主就象教堂的彩画玻璃，看她臣仆时用的目光只能是宽厚仁慈的。那么，是否就该认为我的前一种看法是对的呢？是不是就该认为，后来，如果说公爵夫人从来不同我谈论一爱一情问题，那是因为她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因为我不只是她在贡布雷的圣希勒里邂逅相遇的陌生孩子，更是她姨母和外甥的朋友呢？
公爵夫人可能有一时感到高兴，因为自己的往昔有我参与而变得更加厚实可靠。然而当我向她提出几个关系到德·布雷奥代先生的土财主味的问题时，她重又捡起她社一交一妇女的观点，即傲视世俗的观点，那时候，我还 不大能把德·布雷奥代先生与德·萨冈先生或德·盖尔芒特先生区别开来。公爵夫人一边和我讲话，一边陪我参观府邸。我们在几间较小的客厅里见到三五成群的知己密友，他们宁肯离群独处、听听音乐。在一间拿破仑时代式样的小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坐着几位难得见到的穿黑礼服的来宾，成直线还 摆着一张长椅，椅子内曲象只摇篮，上面躺着一位少一妇，长椅旁一面活动穿衣镜，由密涅瓦托着。这位少一妇连公爵夫人进去都没能让她改变一下慵懒的身姿，她那拿破仑时代式样的珠光缎长裙鲜艳之极，使一品红吊钟海棠都黯然失色，服色的鲜艳与身姿的慵懒恰成对照。珠光缎上一些徽号和花纹的痕迹印得深深的，它们压在衣服上的时间似乎已有很久。她朝公爵夫人略微点了点那一头棕发的娟秀的脸，算是打了招呼。她为了能更加聚一精一会神地听音乐，尽管是在大白天，却让人拉上落地窗帘，人们只好点起三脚架上的油灯，免得走路扭伤了脚，油灯散发出微弱的红光。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回答我的询问说她是德·圣德费尔特夫人。于是我又想知道她与我认识的老德·圣德费尔特夫人是什么关系。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少一妇是老夫人的侄孙的妻子，她想到这位侄孙媳出身于拉罗什富科家显得心里不痛快，但她否认自己认识圣德费尔特一家。我提到她这位洛姆亲王夫人与斯万重逢那晚的情况（说实在，我也只是道听途说来的）。德·盖尔芒特夫人肯定说她绝对没有参加那次晚会，公爵夫人历来一爱一撒点谎，现在更变本加厉。对她说来，德·圣德费尔特夫人是她希望否认的一个沙龙，况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沙龙的地位下降颇多。我并不坚持。“不，您可能已经在我家见到过他了，因为他有才气，她是您说的那个女人的丈夫，我跟他并没有联系。”
“可她并没有丈夫呀。“您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们分居了，不过他比她可一爱一多了。”我终于弄清楚了有个身材魁悟、极其高大、极其强壮、满头白发的老人，一个我到处都见到，却一直不知道他姓甚名谁的老人，他就是德·圣德费尔特夫人的丈夫。他去年已经作古。至于这位侄孙媳，我不知道她是否由于有胃病、神经系统疾病、静脉炎，不久将要生产、最近刚坐的褥还 是流了产的原因，使她躺着听音乐，见谁都不挪动一下娇一躯。最有可能的是，她为自己这一身漂亮的红色绸缎感到骄傲，希望在长椅上造成雷加米埃①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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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又译作勒甘美夫人，传有她的肖象，法兰哥斯·车拿所作。她是斯达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的好友，于王政复辟时期主持过这一著名沙龙。
她并不意识到，她给了我重新评说圣德费尔特这个姓氏的开端，经过了如此长远的间隔，她标志出时间的距离和连续一性一。在她轻轻摇动的这只吊篮里的是时间，里面绽放着圣德费尔特这个姓氏和以红色吊钟海棠体现的拿破仑时代的风格。德·盖尔芒特夫人声称她对这种拿破仑时代的风格素来感到腻味。也就是说，她现在仍然嫌恶它，这倒是真的，因为，或迟或早，她总在赶时髦。在谈到大卫①的时候，她知道得不多，问题没有复杂化，她还 很年轻的时候曾认为安格尔先生②是搞公式化创作中最令人讨厌的，接着他一下子又成为最有情趣的新艺术大师了，直到使她憎恶起德拉克洛瓦③来。从崇拜到斥责，中间经过哪些阶段并不重要，既然这里有艺术评论家在上层妇女们的谈话前十年就已反映出来的审美兴味的细微区别。批评过第一帝国时代的风格后，她表示抱歉，对我讲象圣德费尔特家族那样微不足道的人物和象布雷奥代的乡土气那样无聊的玩意，她也远没想到我为什么对此感兴趣，就象德·圣德费尔特——拉罗什富科夫人想使她的胃舒服些或想追求安格尔效果的时候，远没臆测到她的姓氏，她夫家的姓氏，不是她一娘一家那个更有名望的姓氏使我心醉神迷，而且在这充满象征的房间里，我把她的职司看成为抚一慰时光。
“可我怎么能对您说这种蠢话呢？这怎么可能引起您的兴趣呢？”公爵夫人囔囔道。她压低嗓门说出这句话，谁也不可能听清她说些什么。然而，有个年轻人（他后来因为他的姓氏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个我以往比对圣德费尔特还 要熟悉的姓氏）怒容满面地站起身来，走到远一些的地方去，以便能集中注意力听音乐。因为此时正在演奏《致克鲁采奏鸣曲》④，只是他搞错了节目，以为那是拉威尔⑤的作品，听人说美得象巴勒斯特里纳⑥的东西，但却十分难懂。在改变位置的紧急行动中，由于光线太暗，他撞在一张迭迭橱式写字台上，这自然又引得许多人转过脸来，这个如此简单的回眸动作稍稍中断了对他们说来是“虔诚恭谨地”聆听《致克鲁采奏鸣曲》的折磨。而我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则是这场小动乱的罪魁，我们急忙改换门庭。“是的，这些无赖怎么可能引起您这样的贤士的兴趣呢？就象刚才，我看到您与希尔贝特·德·圣卢一交一谈。这与您的身份不相称。对我说来那女人就是个无一耻之徒，连女人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再没见到过比她更虚情假意、更俗不可耐的了（因为即使在她捍卫理智的时候，公爵夫人也都搀杂着贵族的偏见）。况且，您该不该到这里这样的家庭里来呢？今天我还 能理解，因为有拉谢尔的朗诵，您可能对这个感兴趣。可是朗诵得再好也不能朗诵给这群人听。我将单独请您来和她共进午餐。让您看清她是怎样一个人。她可胜过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倍。午餐过后，她将给您朗诵魏尔仑⑦的诗作，然后您告诉我您对她的看法⑧。可在这里，这样的大场面里……不，您到这种地方来叫我心里不好受。除非您带有研究的目的……”她露出怀疑的神色猜测说。她不敢作过多的冒险，因为她并不很确切地知道自己暗示的这种不大可能的行动有些什么样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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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卫（1748——1825），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领袖，曾获罗马奖。从1785年至去世主持法国画坛，作品有《马拉之死》和大量肖象画等。
②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大卫的学生，后成为古典画派的领袖，作有不少肖象画。
③德拉克洛瓦（1798——1863），法国画家，一浪一漫主义画派领袖，以善于运用色彩著称。
④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写给法国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克鲁采（1766——1831）的。
⑤拉威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
⑥巴勒斯特里纳（1525——1594），意大利作曲家，复调音乐大师之一。
⑦魏尔仑（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作品有强烈的音乐感。
⑧她特别向我吹嘘了一番午餐后的活动，每天都有某某和某某参加。因为，最终她也形成了从前被她嗤之以鼻的“沙龙”妇女们的观念（尽管她今天否认这一点），认为巨大的优势、胜者的标志便是“所有的男子”全都在她们家，我如果告诉她说某一位“沙龙”贵妇在世的时候没说德·霍朗德夫人一句好话，公爵夫人会对我的天真无知哈哈大笑说：“那当然，所有的男人全都到那一位家里去了，她竭力设法要把他们吸引过来呢。”——作者注。
“您不认为，”我对公爵夫人说，“圣卢夫人象刚才那样听她丈夫的旧情一人表演味道不好受吗？”我看到德·盖尔芒特夫人脸上泛起一道斜杠，它借助推理联结起她刚才听到的话和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想法。没有表达出来的推理，是的，可也并不是所有我们说出来的疑难问题都能得到口头或文字上的答复的。只有笨伯才一连十来次劳而无功地请求给予他们不该写的、不合时宜的信一个答复。因为对诸如此类的信函从来就只能用行动回答，您认为没有准时给您回信的女士在碰到您的时候，她不是直呼您的名字，而是称您先生。我影射圣卢和拉谢尔的暧一昧关系的问题还 没严重到这个程度，它只能使德·盖尔芒特夫人感到刹那间的不快，提醒她我曾经是罗贝的朋友，在公爵夫人家的晚会给拉谢尔带来失望一事上，我也许还 算得上是他的密友。然而公爵夫人没有继续往下想，脸上那一抹乌云消散了，她回答我关于圣卢夫人的问题说：“我告诉您，我认为，正是由于希尔贝特从来没一爱一过她丈夫，所以她对此并不在乎。这一劣迹不值得大惊小怪。她一爱一地位，想要那个姓氏，愿意当我的外甥媳妇，脱离她的泥淖，此后，她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到她来的地方去了。我跟您说，就为了可怜的罗贝尔，这事儿曾使我挺不好受，因为他白白地为此丢一了远大前程，对此，对许多事他看得很清楚。我不该说这事，因为她不管怎样毕竟是我外甥媳妇，我也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她欺骗了他，可不愉快的事情确有一大堆。我跟您说，一点不假，我知道这件事，罗贝尔曾想找梅塞格利丝的一名军官决斗。罗贝正是为了这一切才应募入伍的，战争对他说来就象是摆脱家庭痛苦的手段。您如果想了解我的看法，那就是他不是被杀的，她是自己去找死的。她一点也没露出伤心的样子，甚至，使我惊讶的是她那罕见的厚颜无一耻，她装出满不在乎的模样，真叫我难受，因为我很一爱一可怜的罗贝。您因此也许会感到惊奇，因为大家不了解我，可我有时确实还 想到他，我谁都没忘记。他从来就啥都不告诉我，可他心里知道我全都料到了。可不是，她哪怕还 稍微有一点儿一爱一她男人的心，能这么若无其事地同他疯狂地一爱一过那么多年的女人呆在同一个沙龙里吗？何止多年，竟可以说是至死不渝，因为我敢肯定他一直没有中止过他的一爱一，即使在战火中。她该扑上去扼住她的脖子才是！”公爵夫人嚷嚷道，她忘了正是自己让人家请来了拉谢尔，给了她认为如果希尔贝特曾经一爱一过罗贝的话，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的场面以可能一性一，她的行为正可能是残酷的。“不，”她下结论说，“您瞧见了，这是头猪！”这种话居然出自德·盖尔芒特夫人之口是因为她已经从与人为善的盖尔芒特家族这个阶层滑落到女伶社会，还 因为她把这看作她认为还 充满生命力的十八世纪的风度，最后还 因为她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不过这句话是在她对希尔贝特的憎恨驱使下说出来的，出于鞭笞她的需要，打不到她本人，打在她的模拟象上。同时，公爵夫人还 想藉此解释她在社一交一界、在家族中对希尔贝特，或不如说反对希尔贝特的行为，甚至她对利益和对罗贝尔继承的态度。
然而，犹如我们所作的判断有时会因为不了解和不可能料及而得到表面上的证明，希尔贝特，她无疑有些象她母亲直系尊亲属（当我请求她帮我介绍几位小姑一娘一的时候，我不知不觉中所指望的正是这种品一性一上的随和），经过一番思考，大概是为了不至让肥水流一出家门，为我所作的请求找到比我能设想到的都要大胆的解决办法，她对我说：“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去把我女儿给您找来，把她介绍给您。她就在那儿，正和小莫特一马尔和一些没啥意思的小家伙们聊天。我敢肯定她会成为您的可一爱一的朋友。”我问她，罗贝尔对自己有了女儿是不是高兴。“啊！他可为这个女儿感到得意呢。不过当然，”希尔贝特天真地说，“我还 是认为，要按他的心思，他更愿有个男孩。”这位姑一娘一，她的门第和财产使她母亲能够指望她嫁给一位王太子，为斯万夫妇双方的家族荣宗耀祖，可她后来却选择了一位默默无闻的文人做她的夫君，因为她丝毫没有好出风头之心，从而使她出身的这个家族降落到更低的地位上，这时再想让一代代的新人相信这对默默无闻的夫妇俩的父母曾地位显赫就更难于上青天了。斯万和奥黛特·德·克雷西的姓哪怕奇迹般地复苏也只能使人家告诉你说你弄错了，说他们作为家族并没有什么超凡出众之处。
即在圣卢夫人朝另一间客厅走去的时候，她那些话使我感到的惊讶和欢乐很快便为那似水年华的观念所取代，就连尚未见过面的德·圣卢小组都在以她的方式给予我这个观念。况且，她不也象大多数人那样，仿佛是森林中一交一叉路口的“星星”？好几条道路汇合到这些一交一叉路口，就象对我们的生活而言的某些差别迥然的一交一点。通过德·圣卢小一姐并以她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道路对我来说为数甚多。而通向她的首先便是那两个庞大的“那边”，我曾作过多少次漫步、多少个梦的“那边”——经由她父亲罗贝·德·圣卢所在的盖尔芒特家族那边和经由她母亲希尔贝特所在的梅塞格里斯那边，即在“斯万家那边”。一条道路经过少女的母亲和香谢丽舍，引导我直至斯万，直至我在贡布雷度过的那一个个夜晚，直至梅塞格里斯那边；另一条路经过她的父亲通往我在巴尔贝克度过的下午，在那里，在我一再见到他的一陽一光灿烂的海边。在这两条通衢大道之间已建起横向叉路。例如那个巴尔贝克，我在那里结识了圣卢，它之所以现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斯万对我讲到了教堂，尤其是那座波斯教堂，才使我那么想上那儿去，而另一方面，通过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外甥罗贝·德·圣卢，我又在贡布雷与盖尔芒特家族那边相逢。然而，圣卢小一姐还 通向我人生道路上的许多一交一点，通向我在叔祖父家见到过的她的外祖母，那位穿一身玫瑰色服装的夫人。这里是一条新的横向叉道，因为，这位叔祖父的贴身男仆，那天把我引进去，后来又通过照片的赠予使我得以确认穿玫瑰色服装的夫人是谁的那个男仆正是这位年轻人的父亲，不仅德·夏吕斯先生喜欢这个年轻人，连德·圣卢小一姐的父亲也喜欢过这个年轻人，就为了这个年轻人他曾使自己的母亲很不幸。而且不正是德·圣卢小一姐的外祖父斯万，象希尔贝特第一个对我谈到阿尔贝蒂娜那样，第一个对我提到凡德伊的音乐的吗？而正是在对阿尔贝蒂娜谈到凡德伊的音乐时我发现她们是老朋友，并且从此与她开始那把她引向死亡和给我万般痛苦的生活。再者，还 是德·圣卢小一姐的父亲动身去寻找阿尔贝蒂娜，竭力要让她回来。甚至我全部的社一交一生活，不管在巴黎，在斯万家的沙龙还 是在盖尔芒特家的沙龙里，或者反之在维尔迪兰家也都如此，把贡布雷和香榭丽舍连结在拉斯普利埃华丽的露天座两侧，连成一条线。况且，我们认识的人们，在谈到他们与我们的友谊的时候，谁又不是在强迫我们，接二连三地把我们放在生活道路中那些迥然不同的位置上呢？我所描绘的圣卢的某种生活将在各种各样的背景里展开，影响到我全部的生活，甚至在这生活中与他完全无关的那几部分，如我的外祖母，如阿尔贝蒂娜。再说，维尔迪兰夫妇不管有多么地背道而驰，他们总因奥黛特的过去与奥黛特相连，总通过夏尔里与罗贝尔·德·圣卢相连；而在他们家，凡德伊的音乐什么样的作用没有起到过！最后，斯万曾一爱一过勒格朗丹的妹妹，勒格朗丹认识德·夏吕斯先生，小康布尔梅则娶了由他监护的姑一娘一。当然，凡事如果只涉及我们的感情，那么，诗人说被生活粉碎的“神秘的线”便不无道理。然而更为真实的是生活在人与人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不断地用这种线进行编织，穿梭一交一叉，重重叠叠，把它编得越来越厚，致使在我们过去的任何一个一交一点与其它一交一点之间形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回忆网，只需要我们作出联络上的选择。
如果我努力去做的不是无意识地使用，而是回忆这网状结构的本来面目，那么，我们可以说眼下能为我们所用的那些事物中没有一件不曾是充满活力的东西，并且为我们富有个一性一地存在着，继尔又应我们之需求变成简单的智力素材。把我介绍给德·圣卢小一姐一事将在维尔迪兰夫人家中进行：我重又想到与阿尔贝蒂娜一起作的那一次次旅行，心里美滋滋的，我将请求德·圣卢小一姐当那个阿尔贝蒂娜的替身。我这样想着，在驰往多维尔的小有轨电车里，去维尔迪兰夫人家的路上，正是这位维尔迪兰夫人，在我对阿尔贝蒂娜萌生一爱一情之前就已曾联结继而打破德·圣卢小一姐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一爱一情。在我们周围挂着曾把我介绍给阿尔贝蒂娜的那位埃尔斯蒂尔的绘画作品。为了使我所有的往事变得更加融汇贯通，维尔迪兰夫人象希尔贝特一样嫁给了盖尔芒特家的后裔。
不把我们生活道路上那些差距极大的景地联成一气。我们是不可能叙述自己与一个甚至都不甚了解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因此，每个个人——而我也是这些个人之一——均以他们不仅在自己周围，而且在他人周围完成的回旋，尤其是他们对我而言先后占有的方位确定时值。而自刚才在这场欢庆活动中我重又抓住时间以来，这个时间一方面使我想到在一部准备用来叙述一个人的生活的作品中，与通常使用的平面上的心理分析相反，应当充分使用某种空间中的心理分析，另一方面，它还 根据所有那些不同的平面安排我的生活。只要我继续在书房里独自冥想，这些不同的平面无疑为我的记忆施行的那一次次起死回生增添新的美色，因为记忆在把过去不加变动地、象当初它尚且在进行的时候那样把它引入现在的时候，它所抹掉的恰恰正是那个时间的巨大维数，就是生命据此得以发展的巨大维数。
我看到希尔贝特朝前走来。我惊讶地发现她身边走着一位妙龄少女，因为，我仿佛觉得圣卢的婚姻就是昨天的事情，当年盘踞在我心头的思绪今天早晨依然在我心头没有什么变化，姑一娘一高挑的身材标出了这段我一直视而不见的间隔。无色无嗅、不可攫住的时间，可以说是为了使我能够看到它、触一摸一到它，物质化在她的身上，把她塑造成美的杰作，与此同时在我身上，唉！却只是完成它的例行公事。此时，德·圣卢小一姐已来到我的面前。她两眼深凹、熠熠有神，那娇秀的鼻梁呈鹰钩状微微一隆一起，这只鼻子，虽说一点也不象斯万的鼻子，却很象圣卢①。这位盖尔芒特的灵魂已然泯灭，可他那颗长有一双飞禽般炯炯眸子的秀美头颅却降落在德·圣卢小一姐的肩上，致使曾认识她父亲的人们浮想联翩。我觉得她很美，因为她还 充满希望、来日方长、喜气洋洋，即由我失去的那些年头造就的她仿佛就是我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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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很惊讶，她那似是仿照她母亲和她外祖母的样子制作的鼻子恰好终止在她鼻下那条完全水平的线上，尽管略略见大，却属十分一精一巧。一个如此独特的特征足以让人把一尊雕象从一千尊中辨认出来，只要认准了这个特征。我赞叹大自然这位独具匠心的雕塑大师象给母亲、外祖母做过的那样，不失时机地又给这外孙女刻下这强劲有力的决定一性一的一刀。——作者注。
最后，这种时间的观念对我来说还 有一种重要的价值，它是一根刺棒，它告诉我，如果我想达到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有时，在短促的瞬间，在盖尔芒特家那边，在我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坐车出去散步的时候产生过的、使我认为这日子还 值得一过的感受的话，那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现在我觉得这种生活值得一过，因为我觉得有可能阐明它，阐明这种我们在黑暗中看到的、不断遭到歪曲的生活，还 它真实的本来面目，总之，实现在一部作品中！我想，但愿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人能得到幸福，他要做的工作是多么艰巨啊！这里且略示一斑，他必须做到使他的作品能与最高雅、最不同的艺术相媲美，况且，这位作家还 将使每个特点都显现出它各个相反的方面，以说明他的兼容并蓄，他必须条分缕析地酝酿他的作品，无休止地翻复集结力量，仿佛展开一场攻坚战，象忍受疲劳那样忍受之，接受戒律那样接受之，建造教堂那样建造之，遵守规章那样遵守之，克服障碍那样克服之，赢取友情那样赢取之，喂养幼儿那样给予充分的营养，创造一个世界那样创造它，绝不把那些可能只有在别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解释的奥秘、我们预感在生活中、艺术中最能令人感动的奥秘放过一边。而在这些鸿篇巨制里，有些部分还 只来得及拟出提纲，因为由于建筑师计划之宏大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完工，有多少大教堂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啊！我们给这部作品以养料，加强它的薄弱部分，保护它，然而接下去的却应是它自己成长，它指定我们的坟墓，保护它免遭物议，有时也使它免被后人遗忘。不过回过头来说我自己，我对自己的作品实不敢抱任何奢望，要说考虑到将阅读我这部作品的人们、我的读者那更是言过其实。因为，我觉得，他们不是我的读者，而是他们自己的读者，我的书无非是象那种放大镜一类的东西，贡布雷的眼镜商递给顾客的那种玻璃镜片；因为有了我的书，我才能为读者提供阅读自我的方法。所以，我不要求他们给我赞誉或对我诋毁，只请他们告诉我事情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他们在自己身上所读到的是不是就是我写下的那些话（再说，在这一方面可能出现的分歧也并不一定纯然是由我的差错而引起的，有时还 可能是由于读者的眼睛还 不适应于用我的书观察自我）。为了更有效、更具体地想象我将投身其中的工作，我每时每刻不断地变换比较的角度，我想，我在我那张白木大方桌边工作，弗朗索瓦丝在我身旁望着我，她就象那些默默无语的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不卑不亢的人们，一定程度地直觉到我们的使命（我把阿尔贝蒂娜忘记得差不多了，以至我会原谅弗朗索瓦丝可能做出的反对她的事情），我在她身边工作，几乎也象她那样地工作（至少象她过去那样，因为她现在已经老得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因为，在这里别 增补，我将粗一粗地勾出我这部书的概貌，我不敢狂妄地说它象一座主教座堂，只求它象一条连衣长裙。当我手头没有我所有的那些被弗朗索瓦丝称作烂纸片儿的东西，当我缺少的正是我需要的东西时，弗朗索瓦丝能理解我的冲动，她总是说，如果没有她需要的那号纱线和扣子，她是缝不成衣服的。还 因为她按我的生活起居，她对文学工作已经形成了一种本能的理解，比许多聪明人还 正确的理解，更不用说那些笨人了。例如当初我给《费加罗报》写我那篇文章时，老膳食总管真心实意地同情作家们说：“这种事情真是难上加难，”他们总有点儿夸大一项自己并不进行、甚至连想都没想到的工作的艰难之处，表示诸如此类的怜悯，甚至夸大一种人家并没有的一习一惯，就象有的人对你说：“象这样打喷嚏会把您累成什么样儿了。”此时的弗朗索瓦丝却完全相反，她揣度着我的幸福感并且尊重我的工作。只是，她对我把自己的文章给布洛克讲述一遍时发发脾气，怕他赶到我前面去了，说：“您对这些人总少个防人之心，他们全都是抄袭大师。”而布洛克呢，每当我给他大致叙述一篇他觉得不错的文字后，他确实也在给自己留着后路，他对我说：“嘿！挺怪的，我也写了一篇差不多的东西，我以后也得给您念一念。”（后来他还 是没有能念给我听，但那天晚上他却就去写这篇大作了）。
由于我那些被弗朗索瓦丝称作烂纸片儿的稿笺是一张张贴起来的，它们不是这里撕了就是那里破了。即使需要，弗朗索瓦丝也无法帮我修补，这不象她给自己的连衣裙磨损的地方加补丁，也不是厨房窗户，哪块玻璃碎了，在玻璃匠（好比我是印刷者）到来之前，她可以在破碎的地方糊上张报纸的，她帮得了我的忙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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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朗索瓦丝会指着我那象长了虫子的木头般遭到损蚀的本本说：“这全叫虫蛀了，瞧，真糟糕，这一页都成花边了。”她象个裁缝似地打量着这页纸：“我怕没法子让它还 原呢，这可丢一了。真遗憾，那也许是您最美好的见解。就象贡布雷那边的人说的，最一精一明的皮货商也没蛀虫内行。它们总钻在最好的料子里。”——作者注。
况且，由于个一性一（人类的或不是人类的）在一部作品里是用大量的印象塑造起来的，它们取自许多少女、许多教堂、许多奏鸣曲，用于构成一位少女、一座教堂、一首奏鸣曲，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能象弗朗索瓦丝做那盘得到诺布瓦先生高度评价的一胡一萝卜焖牛肉那样，加上那么多一精一选的肉块就可以使肉冻内容丰富了呢？我终将实现当初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夙愿了，当初认为不可能就象认为我绝不可能一习一惯于没有吻过母亲就上一床一睡觉那样，或者后来认为我不可能一习一惯阿尔贝蒂娜喜欢女人的想法那样，那种想法最后竟使我生活在对她的存在视而不见之中。因为我们最大的恐惧和我们最大的希望一样，再大也不会超出我们的力量，我们最后总能战胜恐惧和实现希望。
是的，我刚刚形成的这个关于时间的观念告诉我说该是着手撰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了。应该赶紧动手。然而现在才动手还 来得及吗？还 有，我有力量胜任吗？这正证明了刚才，我走进客厅，那一张张沟壑纵横的面孔给予我年华如逝水的概念的时候，我心里感到惶恐不安是有道理的。心灵有它自己的景物，然而让它静观这些景物的时间却有一定限度。我以前的日子过得象一名画师，他顺着一条突出在湖面上的道路往上行走，陡壁悬崖和树木组成屏障遮住了他的视线。他先从一道缺口瞥见了湖水，接着湖泊整个儿地呈现在他眼前，他举起画笔。可此时夜色已经降落，他再也画不成了，而且白天也不会回来。首先，既然什么都还 没有开始，我便可能焦躁不安，虽说我相信自己年岁还 不算大，还 有几年好活，我最后的时刻毕竟也有可能即在眼前。实际上，看问题得从我拥有一具肉一体出发，也就是说我始终不断地受到双重危险的威胁，外部的和内部的。而且我这么说还 只是出于言语表达的方便。因为，内部的危险，例如脑溢血，同时又是外部的危险，因为那是肉一体的危险。而拥有一具肉一体对一精一神、对能思维的人类生命是巨大的威胁，我们无疑应当尽量地不要把能思维的人类生命说成是物质的动物生命的神奇改善，还 不如说它是一精一神生活构成中的一种不完善，而且还 是象珊瑚骨形成的原生动物的共同生存那样，象鲸的身一体等等那样的退化的不完善。肉一体把一精一神禁锢在一座要塞里，要塞很快便被一团一团一包围，水泄不通，最后一精一神只好一交一械投降。
然而，我姑且如此区别威胁一精一神的两类不同危险，就从外部的危险说起，我记得，在我这一生中已有很多次遇上这样的情况，当时我处于一精一神亢一奋之中，某种境遇使我暂时停止一切肉一体活动。例如，当我带着醉意坐车离开里夫贝尔餐厅，前往附近的某个娱乐场，此时，我十分清楚地感到心中有我的思维的现时对象，并且知道它只是由一次偶然引起的，知道这个对象非但还 没有进入我心中，而且还 会同我的肉一体一起化为乌有。我当时对此并不很在意。我的喜悦使我处事马虎、无忧无虑。就算这种喜悦顷刻间便告结束、烟消云散，我也满不在乎。现在却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因为我所感受到的幸福并不来自于把我们与往昔隔开的纯粹主观的神经紧张状态，而是相反，来自于我一精一神的舒展，即在这种舒展上，往昔重新成形，化为现实，并且给予我（只可惜是短暂地！）一个永恒的价值。我真愿把我永恒的价值遗赠那些有可能用我的财宝富足起来的人们。当然，我在书房里所感到和力求加以保护的情感仍然是快悦，但已不是个人主义的快悦，或者至少这种个人主义可为他人所用（因为，自然三界中所有能结出累累硕果的利他主义均按某种个人主义的模一式发展。人类的不是个人主义的利他主义结不出果实，这便是作家的利他主义，使他放下创作去接待一位不幸的朋友、接受一项公职，写几篇宣传文章）。我已经再也没有从里夫贝尔回来时感到的那种不在乎了，我感到自己由于身怀着这部巨著而变得崇高（仿佛这是件易碎的珍贵物品，别人把它托付给了我，我真希望能完好无损地把它一交一到收件人手中，而不是留在我这里）。现在，由于感觉到自己是一部作品的负有者，可能导致死亡的意外事故对我说来变得更加可怕，甚至荒谬（只要我觉得这部作品是必要的和能够经久不衰的），它与我的愿望相矛盾，带着我思维的冲动，它的可能一性一却并不因为我不愿意而小一些，因为事故产生于物质原因，完全可能发生在它们一无所知地加以摧毁的差异甚大的使它们变得可憎的时候。我很清楚，我的大脑是蕴含丰富的矿一床一，那里有大面积品种繁多的珍贵矿脉。然而，我还 走得及把它们开发出来吗？我是唯一能够开发这些矿藏人。理由有二：随着我的死亡，不仅能够开采这些矿藏的唯一的工人不复存在。连那矿脉本身也将不复存在。而呆一会儿，在回家的路上，只要我乘坐的汽车碰撞上另外一辆便足以导致我肉一体的摧毁，而我的一精一神，自生命从肉一体退出后，会被迫永远地放弃那些新的想法，那些它此时此刻由于来不及把它们比较保险地放进一部著作而惴惴不安地用它战栗的、虽能起保护作用却又是十分脆弱的一精一髓紧紧包裹一着的新思想。这种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对危险的恐惧感在我心中产生，然而出于奇怪的巧合，即在前不久，我还 曾对死亡的概念变得满不在乎。对于我不再是我的恐惧，以前也曾使我厌恶，厌恶我每次感受到的新的一爱一情（我对希尔贝特的一爱一，对阿尔贝蒂娜的一爱一），因为想到一爱一她们的人有朝一日将不复存在我就受不了，这将好似一种死亡。然而，这种恐惧感随着它自身不断地更新，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自信的平静。
甚至连脑系的偶发症状都可以不要。我通过大脑里出现的一个空白和对一些事物的遗忘感到了它的症兆，我已经只能借助于偶然记起那些事物了，就象在整理东西的时候会找到一件已被忘记的、甚至要找而没有找到的东西，那些症兆使我变得象一个一爱一攒钱的人，他那破裂的银箱渐渐地让财富全流失了。曾有一时存在过一个为那些财富的流失怨天尤地的我，但我很快便感到，随着记忆的衰退这个我也被带走了。
如果说在那段时间里，死亡的念头如人们所感到的那样使我的一爱一情黯然失色，那么，已有很久以来，对一爱一情的缅怀却又帮助我克服对死亡的惧怕。因为我懂了死亡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恰恰相反，从我童年以来我已经死过好几回了。以最近这段时期来说，我不是曾把阿尔贝蒂娜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吗？那时，我能想象自己在失去了对她的一爱一情后还 苟且贪生吗？可我不再一爱一她了，我不再是那个一爱一她的人了，我变成了另一个不一爱一她的人，变成了另一个人后我中止了对她的一爱一。而且我也没有因为自己变成了这另一个人而感到痛苦，没有因为不再一爱一阿尔贝蒂娜而痛苦。当然，有朝一日我不再有自己这副皮囊，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比从前有一天我不再一爱一阿尔贝蒂娜更痛苦的事情。可是现在，不再一爱一她对我已是那样地无关痛痒！那一次又一次本该摧毁我的死亡曾使那个我感到如此地惧怕，然而一旦死亡完成，当那个惧怕它们的我不再在感觉到它们的那个地方。它们又是那么地无足轻重，那么地柔和，一段时间以来，它们已使我觉悟到害怕死亡会是多么地不明智。然而，不久前刚变得对死亡满不在乎的我现在重又开始惧怕起它来了，是的，是以另一种方式，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的著作，在那么多危险威胁之下的这条命对于它的诞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不可或缺的。维克多·雨果说：
青草应该生长，孩子们必须死去。
我就说过严酷的艺术法则是生灵死亡，我们自己也在吃尽千辛万苦中死去，以便让青草生长，茂密的青草般的多产作品不是产生于遗忘，而是产生于永恒的生命，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踏着青草，毫不顾忌长眠于青草下的人们，欢快地前来用他们的“草地上的午餐”。
我说了来自外部的危险。来自内部的危险也一样。如果我对来自外界的意外防护得好好的，谁又能料到我是不是会因为一次突然出现在我内部的意外，因为某种内部的灾祸，即在为撰写这部作品所需的好几个月过去之前使我不得不放弃利用这个恩惠呢？
过一会儿，当我经过香榭丽舍，走在回家的路上，谁又能对我保证说我不会遭受有一天下午落到我外祖母头上的那种灾难呢？那天下午，也是在香榭丽舍，她带我出来散步，没想到那竟是她最后的一次散步，在这种一无所知中，我们的一无所知中，时针指到了她不知道的这个点上，当即，脱钩的发条就敲响了丧钟。也许当第一记钟声已在酝酿之中的时候，对于这记钟声敲响前那一分钟已快走完的恐惧，也许对将在我大脑里启动的这一击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对即将发生之事模模糊糊的感知），就象动脉血管抵御不住前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意识中的大脑的一种反应，有些受伤者，尽管医生和生存的欲一望都在竭力欺瞒他们，仍然有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死亡的降临，接受死亡，说：“我要死了，我已经作好了准备，”
并且写下给他们的妻子的诀别。
而这确实也是件怪事儿，它以一种我绝对想不到的形式，发生在我开始撰写我这部著作之前。有一天晚上我出门去，人们觉得我脸色比从前还 好，因为看到我居然还 完美地保留着我那一头黑发而感到惊讶。然而在下楼时，我有三次差点儿摔倒在地。那次出门总共不过二小时，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不再有记忆、思维、力量，已失去任何存在。人们就算来看我，奉我为王或者抓住我、逮捕我，我都会一声不吭地听之任之，眼睛也不睁开，就象坐船横渡里海、晕船晕得昏天黑地的人，你就是对他们说要把他们抛进大海，他们也不会稍稍表示一下反抗。严格地说我并没有病，可我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就象有些老年人会碰上的，前一天动作还 挺灵活，自从大一腿骨折或拉了次肚子后还 能在一床一上过一段时期，可是这段时期或长或短已经只能是从此势如破竹的死亡的准备阶段了。以前，我曾去参加那种被称作野蛮人宴会的城里的午餐，在这些宴会上男子们穿一身白，女士们则半一裸一着身一子，戴着羽饰，对他们而言种种价值全都被推翻了，如果有人答应而没来吃饭，或者直至上烤肉的时候才姗姗来到，那他就象是犯了科作了案。罪孽比大家吃饭时轻声谈到的例如新近作古者的伤风败俗之举还 严重。唯一可以不来的理由是死亡或沉疴不起，但要及时通知说人已奄奄一息，以便邀请第十四位来宾，这个我还 在我身上保留着他的重重顾忌，但已失去了他的记忆。相反，另一个我，那个构思了他的作品的我却在回忆着。我曾接到莫莱夫人的一份邀请并得知萨士拉夫人的儿子死了。我决定从这段时间中一抽一出一个小时向莫莱夫人表示歉意和向萨士拉夫人表示慰唁。过了这段时间我会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舌头僵硬得象我临终时的老外婆，牛一奶一都吞不下去。可是才过了片刻，我便忘了我自己该做什么。忘得好，因为我著作的记忆正警戒着，它将利用转归于我的残存时间奠定我刚着手的基础。不幸的是，我刚拿起稿本准备写作的时候，莫莱夫人的请柬掉出来，落在我面前。当即，那个健忘的、然而对这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我，象参加城里午餐的所有那些谨小慎微的野蛮人都会做的那样，推开稿本，给莫莱夫人写信（再者，如果莫莱夫人得知我把答复她的邀请看得重于我创造者的工作，她还 会十分器重我的）。我复函中有一个词使我蓦然记起萨士拉夫人失去了她的儿子，我给她也写了封信，就这样，为了显得礼貌周全和顾重情义这种矫作的义务而牺牲了现实的职责之后，我一精一疲力尽地倒下了，我阖上双眼，只好浑浑噩噩地再过它一个星期。如果说我的这种劳而无功的义务——我准备为此牺牲真正职责的那些义务才几分钟就统统从我的脑海里冒将出来的话，我有所建树的想法却一刻也没离开过我的心头。我不知道那会不会成为一座教堂，让信徒们能在教堂里渐渐地学一习一真谛和发现和谐、大全景，或者那会是永远不可能进出的地方，象建造在海岛顶巅的德落伊教①祭司的纪念碑。然而我已决定为此奉献出那些仿佛在依依不舍地离我而去的力量，依依不舍仿佛就为了让我有时间在修完周围的通道后关上“墓门”。不用多久我就能拿出几幅草图来了。这些草图谁看了都莫名其妙。即便是那些对我的真理感知、对我希望过后能镌刻在神庙里的真理感知抱有好感的人都看不懂，他们祝贺我用“显微镜”发现了那些真理，其实恰恰相反，我用了一台天文望远镜才隐隐瞥见一些实在很小的东西，之所以小是因为它们距此遥远，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世界。就是在我求索伟大法则的地方人们称我是细枝末叶的搜集者。况且，我做这种事情何苦来着？我有这份才干，年轻的时候，贝戈特就曾觉得我那几篇中学生的作文“无懈可击”。可我没有好好干，而是生活在懒散之中，沉溺在寻一欢作乐里，在疾病，治疗和怪癖间熬日子，到死之将至才着手我的工作，对自己的职业还 一点都不会干。我感到自己已经无力应付我该那些人的义务，也没有一精一力克尽对我的思想和我的作品应尽的职责。更没有一精一力既照顾到这个又不放过那个了。对前面的那种义务而言，忘了该写的信云云稍微简省了我的事务。可是，联想在过了一个月后的今天倏然间唤一起了我内疚的记忆，我因自己的无能感到心情沉重。我惊讶的是自己对此居然还 能象若无其事似的，然而，正是从我在下楼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两条腿直打战的那天起，我变得对什么都能泰然处之了，我一心想要休息，等待着总将到来的安息。那不是因为我把我以为人们对我的作品应有的赞誉推迟到我生后，不是因为我对大家推举当代一精一英无动无衷。在我死后出现的杰出人物可以认为我对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并不考虑得多一些。倘使说我想到了自己的著作，却把该答复的信函忘得一干二净的话，这已不再是象我懒懒散散的时期，继尔在我工作时期，直到我不得不抓着扶手下楼的那天那样，由于我把这两件事情一件看得很重要，另一件看得无所谓的缘故了。我的记忆力和挂虑是按我的著作的需要组织的，或许是因为，就在我当即忘掉收到的那些信件的同时，我的著作的念头都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始终是那个念头没变，正转化成永恒。可是这个念头也开始令我讨厌了。对我说来它就象个不孝之子，即在濒临死亡的母亲拔去针头和按上吸杯之间的空隙中还 得不辞辛劳地照料他。也许她仍然一爱一着这个儿子，但她已经只会通过尽使她疲惫不堪的照料他的职责来一爱一他了。在我身上，作家的一精一力已难以满足作品自私的苛求。自我下楼的那天以来，世上已经没有哪种东西、哪种幸福，不管是来自朋友的情谊，还 是由于著作的进展或荣誉的希望，在照到我身上的时候不象个苍白之极的大太一陽一了，它已经没有力量使我感到一温一暖、让我生存和给予我些微欲一望。然而，不管它多么苍白，对于我这双情愿合上的眼睛它还 是太亮了，于是我把脸转向墙壁。当一位夫人给我写信道：“我感到十分奇怪，居然没有收到您的回信，”我只是感到自己的嘴唇牵动了一下便以为大概是我下垂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然而这却使我记起了她的来信，于是我便给她写回信。为了别让人家有可能认为我这个人薄情，我要尽力做到使自己目前显出的情意能同别人曾向我表示的盛情旗鼓相当。给我奄奄一息的生命强加上超乎常人忍受力的困顿使我不堪重负。在一次次地裁减我的社会义务中，记忆的丧失助了我一臂之力，我的著作取代了这些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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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代凯特尔人的宗教一团一体。
这种死亡的概念象一爱一情之所为。最终地在我心中安顿下来，这并非因为我喜一爱一死亡，而是因为我憎恶它。然而，无疑是由于我们不时地象想到一个我们还 没有一爱一上的女人那样想到它，致使眼下，它的概念紧紧地附着在我大脑的最深处，那么完全地附着在上面，以致任何事情不首先穿透死亡的概念便不可能得到我的关注，哪怕我什么都不管，处于彻底的休息之中，死亡的概念仍然象自我的概念那样一刻不停地陪伴着我。我并不认为，我变得半死不活的那一天应该发生能说明它的一性一质的意外事故，例如不可能下楼梯了，一个姓名记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等等，这些变成不可能的事情通过甚至是无意识的推理而引起死亡概念：即我已经是个快死的人了，倒不如说那是一起降临的，那面心灵的宝鉴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个新的现实。然而我不明白，人们怎么无声无息地便从我这样的病痛进而成为完全的死亡。但是此时我想到其他人，我们也并不觉得介于他们的疾病和死亡之间的中断有什么异乎寻常的。我甚至认为，只是由于我从内部观察到这些病痛（而且被希望所蒙蔽），所以我觉得有些不适孤立起来看并不是致命的，虽说我相信自己快死了，就象那些对自己的死期已然降临深信不疑的人们那样，我们也很容易便相信，如果说有些词说不出来了，那与疾病的发作，与失语症等等毫不相干，而是由于舌头累了，或者处于类似引起口吃的那种神经紧张状态，或者是拉肚子后的一精一力衰竭造成的。
自我是我要写的另一样东西，其内容更丰富，而且是对不止一人而言的自我。写来话长。白天我最多也只能做到尽量睡个觉。我要干活那也是在晚上。而我需要许许多多个晚上，也许成百，也许上千。我将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早晨，当我搁笔中断我的叙述时，我不知道我命运的主宰、比谢里阿苏丹更严酷的主宰是否乐意延缓我的死亡判决，允许我在下一个夜晚继续写下去。这倒不是因为我希图写出《一千零一一夜》那样的书，或者写出也是用夜晚写成的圣西门的《回忆录》，或者我在童年时代喜一爱一的那种书，象那几次一爱一情一样使我迷恋得神魂颠倒的那种书，虽说我不能没有反感地想象它将是一部与它们都不同的作品。然而，犹如埃尔斯蒂尔·夏尔丹所说，只有抛开我们所一爱一的东西，才能把它重新做出来①。这也许将是一部与《一千零一一夜》一样长的书，但内容全然不同。当我们一爱一一部书一爱一得手不释卷时，我们无疑会希望写出些完全一样的东西来，然而我们必须牺牲当前的这种一爱一，不考虑我们的兴味所在，而去揣摩用不着我们的偏好并禁止我们考虑这些偏好的某个真实。我们只有遵循这个真实，才有机会遭遇被我们所抛开的东西，在忘掉它们的同时写下另一时代的《阿拉伯故事》或圣西门的《回忆录》。只是，我还 来得及吗？会不会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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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象我的肉一身一样，我的著作最终有一天会死去。然而，对待死亡唯有逆来顺受。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想法，我们自己十年后与世长辞，我们的作品百年后寿终正寝。万寿无疆对人和对作品都是不可能的。——作者注。
我不仅想到了“还 来得及吗？”还 想到了“我还 行不行”？疾病象一位严厉的神师，使社一交一界的我死去的同时给我帮了个忙（“因为，要是麦种被播下后没有死去，那它将只是一个，如果死了，它将结出累累硕果”），也许，继懒散帮助我免得流于肤浅之后，疾病将防止我堕入懒散，疾病耗尽了我的一精一力，而且如我长久以来，尤其是从我不再一爱一阿尔贝蒂娜以来所发现的那样，它耗尽了我记忆的力量。而借助继尔需要深化、阐明、转换成才智的相当物的印象记忆进行的再创造，不正是我刚才在书房里构思的艺术作品的创作条件之一，甚至竟是它的基本要素吗？啊！我要是还 拥有刚才看到《弃儿弗朗沙》时所想到的那晚那么充沛的一精一力该有多好啊！正是从我母亲放弃那一吻的那晚开始，随着我外祖母缓缓的死去，我的意志和健康走上了下坡路。要我等到第二天才能把我的唇吻贴在母亲脸上我受不了，一切便于此时明朗化，我下决心，起一床一，穿着睡衣跑去伫立在月光下的窗前，直至听到斯万先生动身离去。我父母亲送他出来，我听到花园大门打开、响铃、重又关上的声音。
此时，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还 有一精一力完成这部作品，这次下午聚会——如同过去在贡布雷曾对我产生过影响的某些日子——即在今天，同时赋予我作品的构思和完成不了作品的忧虑的这次下午聚会肯定将在这部作品中首先标出我当初在贡布雷教堂里有所预感的形式，通常不为我们所见的时间的形式。
当然，我们的感官还 有很多别的谬误，这些谬误扭曲了这个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真实面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篇叙述文字中有不少片段为我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必要的时候，在我尽量做到比较确切的描摹中，我还 可以不改变声音的位置，克制自己，不把它们与它们的起因分开，与这个起因相比，智力是事后确定这些声音的位置的，虽然说让我们在房间里听淅淅沥沥的雨声和让它在院子里滂沱，药茶的沸腾，总之不会象画家们经常做的事更令人因惑不解（画家们在离我们很近或很远的地方作画，按照透一视法则、颜色强度和目光的第一错觉使物体显现的情况，绘出继尔被推理作了有时是极大的距离移动的一张风帆或一道山峰）。我还 能象人们所做的那样，尽管谬误会更加严重，继续在一位过路女人的面容上勾画线条，只是在该画鼻子、脸颊和下巴的地方应当留着空白，好让我们欲一望的反映在这片空白上一显身手。即使我没有时间为同一张脸准备一百个适合它戴的面具（做这件重要得多的事情），哪怕只是依据这双看到这张脸的眼睛，依据它们看到这副面容时的感觉，以及，对这双眼睛而言，哪怕只是依据三十年间掩盖着年龄变化的或希望、或恐惧、或相反的一爱一情和一习一惯来做这一百个面具；甚至（这是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便足以为我说明了的，没有它则一切都是假的和骗人的），即使我不着手进行，不是从我们的外表而是从我们的内心、从某些人的一举一动便能掀起致我们于死地的轩然大一波的地方去描绘她们，并且也不去根据我们不同的感觉压力，或者当普普通通的一丝险情扰乱了我们平静的信念，把一个在宁静中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东西数倍数倍地扩大的时候改变一精一神天国的光线；如果说在描摹一个需要完全重绘的世界中我不可能道尽这些和其它许多变化的话（其必要一性一，倘使我们想要描绘现实的话，在这篇叙述文字里说得算是够清楚了），那么，至少我不会错过描写人，不是写他的个子高矮，而是写他的年岁长短，描写他在移动位置时不得不随身拖曳着的年岁，它仿佛是越来越沉重的担子，最终将把他压垮。
况且，我们在时间中占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位置，这是大家普遍感觉到的，这种普遍一性一也只能使我庆幸不已，因为这是每个人都怀疑的真实，也正是我将努力阐明的真实。大家不仅都感觉到我们在时间中占有一个位置，而且，这个位置，连头脑最简单的人也能大概测出它的大小，就象人能测出我们在空间中占有的位置大小一样；缺乏特别的洞察力的人在看到两个他们素不相识的人的时候，即使这两个人都长着黑一胡一子或一胡一子剃得光光的，他们也能说出这个二十岁，那个四十岁。人们在估计年龄大小的时候也许会常常搞错，可是，既然我们认为能够估计，则说明我们已经把年龄视作某种能够测定的东西了。多二十年时间确确实实地被加到第二个留黑一胡一子的人身上。
如果说这就是那个突然烟消云散的时间的概念，那么，没有从我们身上剥离的年华，我现在想使它突出到这种程度的年华，它就是此时此刻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府里响起的我父母送斯万先生出去的脚步声，宣布斯万先生终于走了、一妈一妈一很快就能上楼来了的小铃铛尖厉、清脆、丁丁冬冬连绵不绝的金铁声，这些声音依然萦绕在我耳畔，它们虽然在过去那么遥远的位置上，我却听到了它们。所有那些事件，它们的位置肯定全都在我当初听到那些声音的那一刻和今天盖尔芒特府的下午聚会之间，想到那一桩桩一件件，我惊恐不安地发现正是这只铃铛依然在我心中丁冬作响，由于我已记不清楚它是怎么消失的，致使我丝毫改变不了那尖厉的铃声，为了重现这铃声，为了清楚地倾听这铃声，我还 得尽量不把我周围面具们的一交一谈声听进去。为了尽量把这铃声听清楚，我不得不深入反省。真的就是那串丁冬声在那里绵绵不绝，还 有在它与现时之间无定限地展开的全部往昔——我不知道自己驮着这个往昔。当那只铃儿发出丁冬响声的时候，我已经存在，而自那以来，为了能永远听到这铃声便不许有中断的时候，而我没有一刻停止过生存、思维和自我意识，既然这过去的一刻依然连接在我身上，既然，只要我较深入地自我反省，我就仍能一直返回到它。而那是因为它们就象这样蕴含一着过去的时刻，人的肉一体能给一爱一它们的人带来那么多的痛苦，因为它们蕴含一着那么多已为他们而抹去的欢乐和欲念的回忆，然而对于按时间的次序注视和延续渴望得到的心一爱一肉一体的人，它们又是那么地残酷，他渴望得直至企盼它的毁灭。因为一旦死去，时间也便退出这具肉一体，而对已经作古的她的回忆，那么淡漠，那么黯然无光的回忆也消失了，并将很快变成对它们仍在折磨的他的回忆，然而在他身上，当对一具有生命的肉一体的欲念不再供养它们的时候，它们也将以扑灭告终。
当我意识到有整整这么长一段时间已经被我没有间歇地活过来了、想过来了、分一泌一出来了，这便是我的生活，这便是我自己，不仅如此，而且还 意识到我每时每刻都得保持它与我相联，让它支撑着我，而我刚栖息在它令人头晕目眩的顶巅，不搬动它我自己就无法移动一下，想到此我感到困乏和恐惧。贡布雷花园的铃声，那么遥远然而又在我的心里，我谛听这铃声的日子在我并不知晓为我所有的那个广阔领地里是一个基准点。看到在我脚下，其实即在我身上有那么多年年岁岁，我感到天旋地转，好象我是在成千上万米的高空中。
坐在椅子上的德·盖尔芒特公爵，我望着他，钦羡过他，尽管他的年龄比我大那么多，却并不见他老多少，我刚弄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了。一旦他站起身来，想要站住的时候，他便颤颤巍巍，两一腿直打哆嗦，象那些老迈年高的大主教的腿脚，年轻力壮的修院修士向他们大献殷勤时，在他们身上只有那个金属十字架仍是牢固的。当他要往前走，走在八十四岁崎岖难行的峰巅上，他非颤一抖得象一片树叶不可，就象踩着不断增高的活高跷，有时高过钟楼，最终使他们的步履艰难而多险，并且一下子从那么高摔落下来①。我想我脚下的高跷恐怕也已经有那么高了，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力气把拉得那么远的过去继续久久地连结在自己身上。如果这份力气还 让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完成我的作品，那么，至少我误不了在作品中首先要描绘那些人（哪怕把他们写得象怪物），写出他们占有那么巨大的地盘，相比之下在空间中为他们保留的位置是那么狭隘，相反，他们却占有一个无限度延续的位置，因为他们象潜入似水年华的巨人，同时触及间隔甚远的几个时代，而在时代与时代之间被安置上了那么多的日子——那就是在·时·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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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是不是就因为这些上了一定年纪的人踩在那么高的高跷上，才使他们的脸在一无所知者的眼里与一个年轻人的脸截然地不可能相混淆，而且这张脸只有穿透云障雾隔般的严肃才能显露出来呢？）——作者注。